同年，戶科給事中王啟祚提出了堅壁清野的建議。他說：

我國海上對外貿易在明代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明末崇禎年間由於「通番獲利十倍，人舍死趨之」，出現了「窮洋竟同鬧市」的興旺局面。清初實行禁海特別是遷海政策以後，不僅私人海上貿易被阻塞，連封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貿易也一度完全停頓。杜臻在奉派巡視廣東、福建兩省展界事宜時說過：「是役也，有當行之事四焉」，其中之一是「故事：直隸天津衛、山東登州府、江南雲台山、浙江寧波府、福建漳州府、廣東澳門各通市舶，行賈外洋，以禁海暫阻，應酌其可行與否」。他在巡視途中經過澳門，又談到「禁海時番舶暫阻，澳人貧困。康熙二十年貢一獅子，求通商，以濟遠旅。許之。由是番舶復通」。由澳門進口的貨物允許經陸路運到香山，朝廷派官員董其事。可見，在遷海政策的直接影響下，從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國大陸的海上對外貿易中斷了二十年。清初慕天顏（曾在福建任知府，後任江寧巡撫、漕運總督等職）說：「本朝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見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絕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復界之後，禁海政策仍然延續了下來，至多不過是在一段時間里放寬一點出海的限制。這種作繭自縛式的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了我國社會的發展。

界外土地全部拋荒，自然無法從這些地方徵收賦稅，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因而減少。康熙十二年福建總督范承謨的奏疏中寫道：「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余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余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國用不足。」康熙十九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又說：「照得邊海地方播遷，百姓拋產棄業，流離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正供以徙界缺額者四百余萬兩。」根據復界時工部尚書杜臻的報告，福建省由於遷海廢棄的田地為二萬五千九百余頃，同范承謨所說「民田廢棄二萬余頃」相合，可知虧減正課二十余萬兩是福建省一年的數字，缺額四百余萬兩是福建一省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間的累計數字。廣東由於遷界損失的賦稅還要更多些，據康熙七年廣東巡撫王來任的遺疏說，該省「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余萬兩」。如果考慮到鹽課、漁課、商稅等方面的減額，再加上浙江、江南、山東各省的數字，清政府在賦稅方面的損失肯定是相當大的。

從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巡視廣東、福建兩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書杜臻報告的情況來看，即使在同一個縣內各處遷界的里數也不一致。例如，廣東的欽州邊，「邊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為織籬圍村、魚洪村；三十里者為黃屋屯、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雞窩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舊關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長山村、埠頭村、那畔村、料連村；及近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嶺腳村等，皆移並，三年續遷，共豁田地四百七十一頃有奇」。又如福建的福清邊，「邊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萬安所，七十里牛頭寨，五十里澤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鎮東衛，附海五裏海口橋、上逕鎮，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頃有奇」。可見，那種認為各地遷界是一律后遷若干里的說法不夠準確。

三，清政府賦稅收入的減少和百姓的攤賠。

我國是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人民群眾世世代代為開發瀕海地區進行了艱辛的勞動。這裡有良田沃土，有可資富國的漁業和鹽業，有同海外貿易交往的口岸。遷海一聲令下，瀕海地區遭到清政府官兵的盡情破壞和蹂躪，轉瞬之間化成了一片廢墟。康熙八年一度展界之後，有人看到界外的情況是：

二，遷民的顛沛流離。

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遷海政策只是給沿海居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給清政府自身帶來了重重困難，對鄭成功父子領導的義師並沒有起到多大的威脅作用。康熙二十三年台灣的回歸大陸是當時的大勢所趨，無論在直接意義上還是在間接意義上都不是遷海政策的結果。如果清廷抱住遷海政策不放的話，台灣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分離的局面還將繼續拖延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張進取台灣的人（如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福建總督姚啟聖）都是遷海政策的反對者。清朝統治者對於自己的文治武功歷來是不厭其繁地張揚備至。惟獨對於沿海遷界這個涉及東南各省，持續時間長達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卻很少記敘，連清實錄當中也只是寥寥數語，一筆帶過。這種現象多少可以說明清廷事後終於明白自己的失策。依賴當時承辦官員的文書、地方志和私家記載才多少保存了事情的真相，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清初推行的政策是怎樣阻礙了我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當時，清朝廷因為連年用兵，財政入不敷出。順治十二年工科給事中王命岳在疏中就說過：「今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國用所以不足，皆由養兵。」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採取了責令界內居民攤賠的辦法來彌補部分缺額。「其（界外）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至有所償過於其土著者。……自江南達東粵數千里，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賠之」。「惟以浙、閩、山東等處因遷而缺之課額均攤于蘇、松不遷之地，曰攤派，而鹽課之額極重矣」。九-九-藏-書

遷民們既然被視若螻蟻、泥沙，任人踐踏，軟弱者成了犧牲品，強悍者則鋌而走險。一部分遷民參加了鄭氏義師，或在當地揭竿而起，由清朝子民逼成了反清戰士。還有一部分遷民在內地無法謀生又不甘心坐以待斃，就砍人樹木，伐人墳墓，掠人|妻女，無所不為。甚至「夜間什伍為群，剜壁抉門，善入強出，人不敢攖。……又或百十為群，各執槍刀，強劫鄉間富室」。內地居民因之皇皇不安，政府官員也窮於應付。

沿海遷界政策的推行，不僅使大批濱海居民在違旨「透越」的罪名下慘死於清政府屠刀之下，對於我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是個嚴重的阻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居民被驅趕入界以後，有敢出界者殺無赦。先看福建省的情況：在福寧州，「州地以大路為界，南路以州前嶺為界，松山、後港、赤岸、石壩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柵，牛馬不許出入。每處懸一牌，曰：敢出界者斬！」「越界數步，即行梟首。」在莆田縣，「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里內居住，二十裡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時斬首」。這個縣的黃石千總張安「每出界巡哨只帶刀，逢人必殺。……截界十余年，殺人以千計」。上引洪若皋疏中說：「閩以邊路為界，路下近海者為界外，路上近山者為界內。當日遷移時，凡路下之民居盡毀，而路上不毀。既遷之後，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即為越禁。……孰不知以路為界，民之住于路上而近路邊者，檐溜之前即為界外。夫細民勢不能不畜雞豚，雞豚勢不能識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從而追之，塘兵遠了，即加以越界之罪。況道路不無歧口旁徑之分，行旅之人未諳路徑，跬步失足，防兵群繫纍之，以越界論，致於有司，即或得辨釋放，而行橐衣資巳罄掠矣。」福建沿邊居民當時處於怎樣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境地，也就可以想見了。

遷海政策加重了我國社會的閉塞性，人民的活動領域和地區都受到限制。以海南島為例，清代在這裏設瓊州府，下轄三州十縣。由於島的內陸五指山區是黎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州縣反環其外，惟定安居中，余皆濱海，勢不可遷」。但是，清政府仍然在全島「邊周環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來如故，自余魚鹽小徑俱禁斷不行」。可以想象，在這種禁令下海南人民的活動範圍是多麼狹窄，給他們帶來的困苦又是多麼嚴重了。

就在清政府雷厲風行地強迫驅趕沿海百姓遷往內地的時候，鄭成功親統大軍渡海作戰，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復了我國神聖疆土台灣。鄭成功對清廷的決策遷海深為不滿，同部下將領談及此事時嘆息道：「吾欲留此數莖發，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數千里膏腴魚鹽之地、百萬億眾生靈，一旦委而棄之，將以為得計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決志東征，苟徇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吾英雄為其束縛？今當馳令各處，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草萊，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釁隙，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為晚也。」鄭經還接受忠振伯洪旭的建議派遣屯兵入山伐木，修造船舶戰艦，「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台灣，興造洋艘鳥船，裝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台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由於布帛等物來源阻隔，價值昂貴，鄭經又從參軍陳永華之請，派江勝駐紮廈門，「斬茅為市，禁止擄掠，平價交易。凡沿海內地窮民乘夜竊負貨物入界，雖兒童無欺。……其達濠貨物聚而流通台灣，因此而物價平，洋販愈興」。鄭氏父子「課耕積穀，務生聚，招徠遠人」，憑藉著軍民的勤奮勞動和優越的自然條件，終於把台灣經營成了「田廬辟，畝澮治，樹畜饒」，「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的寶島。到康熙二十三年清軍收取台灣時，統軍大將施琅所見到的情況是：「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杜臻也說：鄭成功入台之後，「規度便近地，給兵屯種，而收賦于諸社以自給，又多種桐樹及枲麻為治船之需。」這就表明，清廷的遷海政策不僅沒有達到從經濟上困死鄭成功義師的目的，相反，迫使他們走自力更生之路，在開發台灣的宏偉事業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九_九_藏_書

在全面遷界以前，少數地方已經採取了把海濱居民趕入內地的措施。例如，順治十七年福建總督李率泰以海氛未靖為理由，建議「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內地」。九月，得旨允行。

清廷頒布遷海令，原來的目的是斷絕鄭成功義師的物資供應，以收不攻自破之效。這樣的目的達到了沒有呢？清政府作為政策的制定者自然是聲稱效果顯著，說什麼此策既行，「賊勢果絀，降者接踵」。就康熙二十三年台灣回歸大陸，實現了全國統一來看，似乎證明遷海政策不無效果。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發布《嚴禁通海敕諭》，其中說：「鄭成功盤踞海徼有年，以波濤為巢穴，無田土物力可以資生，一切需用糧米、鐵、木、物料皆系陸地所產，若無奸民交通商販，潛為資助，則逆賊坐困可待。」下文說：「今濱海居民已經內遷，防禦稽察亦屬甚易」，自康熙元年起如仍有「通賊興販者，即行擒拿照通賊叛逆律從重治罪」。這裏說的從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賊興販者」，實際上掩蓋了越界一律處斬的真相。

1659年（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率領舟師展開的長江戰役雖然在南京城下遭到了重大挫折，但這個戰役的政治影響卻不可低估。顯示了鄭成功、張煌言為首的東南沿海義師還擁有雄厚實力，特別是大江兩岸縉紳百姓的群起響應，使清朝統治者不寒而慄，他們感到當務之急是不惜代價切斷義師同各地居民的聯繫。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廷斷然決定實行大規模的強制遷徙瀕海居民的政策，史稱「遷海」。

關於沿邊設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稱之為寨、墩，廣東稱之為台、墩。大致情況是：「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於是就沿邊扼塞建寨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戶征銀，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於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寨周闊百六十丈，墩周闊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福建的情況也並不好一些：

沿海遷界令發布以後，清廷於1661年（順治十八年）八月派出官員前往各省巡視「立界移民」。從這年九月起就隨著欽差大臣的來到，各地雷厲風行地把瀕海居民驅趕進內地。遷界的範圍原則上包括了沿海各省。福建總督姚啟聖在一份奏疏中說：「在當日原因福建海賊猖獗而議遷界，又因賊勢蔓延止遷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賊，故並遷及廣東、浙江、江南、山東、北直五省之界，是遷五省之界者其禍實始於福建之鄭賊也。」按照這個記載，當時奉詔遷海的共有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六省（按現在的分省還包括了廣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區）。不過，由於鄭成功義師的主要據點在福建，對清政府威脅最大因而遷界令執行得也最嚴格的是福建和同福建相鄰的廣東、浙江三省。自江蘇以北，遷海政策相對而言執行得稍寬一些。清初上海人葉夢珠談到遷海情況時說：「於是盡徙山東、閩、浙以及江北、江南濱海之地，嚴禁不許人跡至海澨，片板不容入海洋。……吾鄉獨從南匯所守備劉效忠議，以為松屬沙灘，素號鐵板，船不得近，不在遷棄之列。」山東距離福建和台灣較遠，遷界的規模和時間都比較有限。1663年（康熙二年），山東總督祖澤溥疏言：「寧海州之黃島等二十島及蓬萊縣之海洋島，皆遠居海中，游氛未靖，姦宄可虞，請暫移其民于內地」，得到清廷的批准。到三年六月祖澤溥的疏中又說：「登、青、萊三府屬海島居民已歸內地，其島內地糧應豁免」，看來山東省所遷的只是海島居民。四年三月，清廷諭兵部：「山東青、登、萊等處沿海居民，向賴捕魚為生，因禁海多有失業。前山東巡撫周有德亦曾將民人無以資生具奏。今應照該撫所請，令其捕魚，以資生民。」所以，當時人認為清政府推行遷海政策「江浙稍寬，閩為嚴，粵尤甚」。九_九_藏_書

康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福建遷海之後的第一年，禮科給事中胡悉寧上言：「據福建撫臣許世昌疏報，海上新遷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餘人。」胡悉寧還說，此外「未經冊報者又不知凡幾」。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遺疏中也說：「臣先在粵，民尚有資生，近因遷移漸死，十不存八九。」可見徙民受難的深重。

查考遷海令的策動者究竟是誰，目的在於探討清初統治集團中不同力量的動向。清廷中佔主導地位的是滿洲貴族，他們統率的八旗子弟弓馬嫻熟，是陸戰的好手，海上交鋒卻固非所習，決策遷海可謂是揚長避短。依附清廷的漢族官員或是由於傳統觀念，或是由於本身利害攸關，大抵都不贊成遷海。遷海詔書發布不久，湖廣道御史李芝芳就「冒死條陳」八不可，其中說：「未聞堂堂天朝，遷民避賊者也。……今詔欲徙五省沿海邊民，何以垂訓後世？」後來，廣東巡撫王來任病危，不用再耽心「功令之所甚嚴，諸臣之所忌講」了，直言不諱地反對遷界：「臣思設兵以衛封疆而資戰守，今避海寇侵掠，慮百姓之齎盜糧，不見安攘上策，乃縮地遷民，棄其門戶而守堂奧，臣未之前聞也。」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也奏稱：「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漁鹽最為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為比……」前引漕運總督蔡士英（蔡祖籍為江蘇宿遷）的私下非議也透露了箇中消息。從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遷海政策時派往東南沿海各省的巡視大員卻毫無例外地全是滿洲貴胄。兩相對照，多少可以觸及這一重大決策的內幕：滿洲貴族們怯於海戰，決心犧牲一部分漢人的利益。作為滿洲家奴的房星煥正是摸准了主子的心理，一言即合，得到越級提拔。

四，對外貿易停頓。

清政府總是把遷海說成是一項關心民瘼的德政。開始遷海時，清廷在順治十八年閏七月上諭中說：「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瀕海地方，逼近賊巢，海逆不時侵犯，以致生民不獲寧宇，故盡令遷移內地，實為保全民生。」康熙二十三年全面展界，經辦大臣在刊示曉諭百姓時又說：「先因海寇陸梁，游䑸出沒，不時抄掠爾等。皇上為爾等身家計，權移內地以避賊鋒。」這完全是一派謊言。遷海自始至終都是以極其野蠻的方式摧殘沿海居民的一場駭人聽聞的暴行。清政府畫地為牢確定所謂的「邊界」以後，就以極其蠻橫的手段驅趕界外的居民進入內地。遷徙的時間規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過期派官兵驅趕。為了斷絕遷民後顧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毀一空。當時人留下的記載說：

看了上面列舉的事實，不難明白清廷所謂遷海是為了「保全民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時人盧若騰在《虜遷沿海居民詩》中說：「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去去將安適？掩面道旁啼。胡騎嚴驅遣，剋日不容稽。務使瀕海土，鞠為茂草萋。富者忽焉貧，貧者誰提撕？欲漁無深淵，欲畊無廣畦。內地憂人滿，婦姑應勃谿。聚眾易生亂，矧為飢所擠。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旄倪。既喪樂生心，潰決誰能堤。」

這委實是一種滑稽的場面。在距廈門不遠的一些地方，清方守邊將士為求得安靜寧謐，也私下放寬禁令。「雖汛地謹防，而透越不時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趕者，明是護送；即巡哨屢行，有耀武揚威才出者，明使迴避。故台灣貨物船料，不乏于用」。一位當時的福建鄉紳在詩中不無諷刺地說：「閩海昔遷徙，流離我黔首。高棟灰咸陽，寒煙昏白晝。四郡美田園，割棄資逋寇。拒門撤藩籬，階除議戰守。群盜方揶揄，佃漁恣奔走。流亡死內地，窮蹙遑相救？」沿海居民不顧禁令，冒著生命危險給鄭氏義師提供糧食，在清政府官方文書中也有反映。康熙十七年福建總督姚啟聖曾發布文告說：「近聞界內不法居民每每鳩輸米穀于賊，公然齎為盜糧。……其中必有為首之人，代賊科斂。」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持同樣說法，只是方星華寫作房星燁，方星煥寫作房星曜。「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燁者，為索國舅門館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補通判房星曜上言，以為海兵皆從海邊取餉，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版不許下海，則彼無食，而兵自散矣。升房星曜為道員，病死無嗣。至是，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康熙《漳州府志》的記載也大抵相同。又，該書卷十《秩官志》記知府有「房星燁，正黃旗人，貢生，（順治）九年任，十一年郡城破，降賊，既而逃歸」。另據康熙《山東通志》記載本省任職官員名單中按察副使項下有「房星煥，北直永平人，廩生，康熙四年任分巡武德道」。

問題還不僅是耕地，沿海地區歷來是捕魚和煮鹽的重要場所。厲行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和遷界之後，「萬頃滄波舟楫絕，何人更有羡魚心？」漁業幾乎完全陷入絕境。「漁者靠采捕為生，前此禁網嚴密，有于界邊拾一蛤一蟹者殺無赦。咫尺之地網阱恢張，漁者賣妻鬻子，究竟無處求食，自身難免，餓死者不知其幾」。海鹽的生產也差不多完全停頓。廣東的鹽場原有二十九個，康熙「元年遷界，諸場多在界外」。「閩中鹽場有七，在福州者曰海口場、曰牛田場，在泉州者曰惠安場、曰潯美場、曰州場、曰浯州場，在興化者曰上里場，初遷多在界外」。浙江省溫州府屬的樂清縣長林鹽場、瑞安縣雙穗鹽場也在順治十八年遷海時棄之界外。台州府屬「漁鹽之利較他郡為勝，但只臨海、黃岩、寧海三縣有場」。然而，臨海縣的杜瀆場、黃岩縣的黃岩場、寧海縣的長亭場這三個主要產鹽地都成了遷海政策的犧牲品，直到康熙九年局部展界以後才逐漸地恢復起來。正是由於鹽場多在界外，使關係民生甚大的食鹽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福建的老百姓往往「淡食」。廣西南寧、太平、思恩三府原來食用廣東廉州產鹽，郁林州等處食用高州產鹽，「路近價賤，有便於民」；遷海之後，高、廉二府的「鹽田盡遷」，不得不改銷價高的梧州引鹽。

一，界外棄為灌莽。

清政府為了防微杜漸，對入海的河流一律發兵把斷，河中釘立木樁，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銅鏡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頭河、曰云霄河、日開溪河，皆斷而守之」。蘇北興化縣白駒場原來建造了閘口四座，按照旱澇情況調節淮揚一帶的河水入海。儘管「白駒場離海甚遠，並非沿邊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無所出，淹沒田畝」，使水利變成了水害。

在立界的距離上，史籍中有說瀕海三十里的，有說四十里、五十里以至二三百里的。康熙三年（1664）四月洪若皋《遵諭陳言疏》中有，「順治十八年奉旨沿海遷移三十里」，又說，「遷界原奉旨三十里」。洪若皋當時任職福建福寧道，他在疏中自稱「沿海七百余里，悉臣管轄」，由此可以斷定清廷發布的遷海詔書中規定了以距海三十里為界。實際上由於地勢不同和奉行官員的任意專斷，各地所立的邊界距海里數並不一樣。洪若皋的疏中就說到，「閩以路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遠過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下面這段記敘多少反映了當時劃界的情況：

有的地方所立邊界屢經后移，離海越來越遠。例如，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又如福建省長樂縣在順治十八年十月「命沿海居民遷內地，北從雁山抵金峰，南至大嶼轉壺井，直至三溪為界，絡繹設八寨」。次年，「復命八寨居民內遷，北至鶴嶺，南至六都井門為界」。

以荒廢的耕地而言，據康熙二十三年奉命巡視粵閩開界事宜的工部尚書杜臻列舉的數字，廣東一省「廣州、惠州、潮州、肇慶、高州、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屬二十七州縣、二十衛所沿邊遷界並海島港洲田地共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二頃」；福建一省「福州、興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寧一州，所屬十九州縣，原遷界外田地共二萬五千九百四頃零」。兩省合計摺合畝數為五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余畝。又如浙江省溫州府屬原額田、園、地二萬四千六百一十三頃零，經過康熙八年展界部分復業之後實存田地數也只有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九頃零。其中平陽一縣七千七百五十一頃零田地園在順治十八年遷界時竟全部「棄置」，康熙九年以後部分展界，招民復業，直到康熙二十年編審時各則田地園還只有三千二百六十三頃零。台州府屬的臨海縣順治「十八年奉文遷界，棄田一十九萬九千二百九十三畝」零；寧海縣也棄去民田一千一百五十頃六十六畝零，另有民塗田二百一十二頃三十三畝零，也在「順治十八年全遷」。可見，由於遷海而荒蕪的田地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大規模遷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有不同說法。其一是說出自黃梧的建議：

各省所設立的界限也不一致。浙江「當遷遣時，即將拆毀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余，至海口要路復加一層二層，縝密如城隍。防兵于木城內或三里，或五里搭蓋茅廠看守」。福建和廣東的情況差不多，開初以插旗、木柵、籬笆為界。後來就越來越嚴格，或是「浚以深溝」，或是「築土牆為界」；再後來乾脆徵發民夫大興土木，把土牆改築為界牆，並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設官兵扼守。

其次，清政府沿著人為的標界挖溝立牆，設兵戍守，固然增加了瀕海居民同鄭成功義師聯絡的困難，但並沒有能夠割斷他們之間的來往。清初一位福建人士依據耳聞目睹寫了下面一段話：

另一種說法是清廷採納了旗下漢人房星煥的獻策。清初王沄寫道：

受遷海之害最深的自然是被遷的所謂界外居民。他們好比生機勃勃的草木突然被拔離故土，忍受烈日的炙烤。廣東的情況是：

參考各種記載，可以大致確定：先後提出過類似建議的並不限於一個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視導致發布全面遷海令的卻是房星燁、房星煥兄弟。

再看廣東省的情況，「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向所謂界者，掘地為溝，廣不盈丈，插竹引繩以表之，或遇山則繞山址為溝，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許為界者。民間畏同陷阱，側足不前。而愚懵無知，往往誤入其中。是時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書請者，皆貧嫠村豎往拾蚌蛤之屬，為吏所掩獲者」。

遷海令經過了一個醞釀過程。1655年（順治十二年）六月，清廷就曾下令「嚴禁沿海省分，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但是，這一禁令收效並不大。順治十六年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蔡行馨在《敬陳管見三事》一文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