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定了劫持汽車、船支罪，但沒有規定劫持火車罪。劫持火車在事理上比劫持汽車、船支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可以把劫持火車定為劫持汽車、船支罪嗎？

盜竊屍體罪侵犯的法益是屍體的利益，還是遺屬的尊嚴？當然是後者。

那麼，問題來了，真警察搶劫屬不屬於冒充軍警人員搶劫？

攜帶火柴進入電影院，能不能解釋為攜帶易燃性物品進入公共場所？

更為經典的案例是南京的李某組織賣淫案，這一度讓法官非常糾結。2003年1月至8月，被告人李某以營利為目的，夥同他人，採取張貼廣告、登報的方式招聘「公關先生」，在其經營的酒吧內將「公關先生」介紹給同性嫖客，由同性嫖客帶至酒店從事同性賣淫活動。后李某以組織賣淫罪被提起公訴。

侮辱屍體罪，是指以暴露、猥褻、毀損、塗划、踐踏等方式損害屍體的尊嚴或者傷害有關人員感情的行為。

1997年立法者在規定「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時候，可能做夢都想不到有一天會出現智能手機。1997年大家普遍使用的是BP機、大哥大，而且當時人們使用大哥大還需要辦證，當時的計算機特指電腦。

還有一種當然解釋是舉重以明輕，當重的不構成犯罪，那輕的更不構成犯罪。這是有關出罪的解釋，標準就沒有必要像入罪那麼嚴格。只要在實質上符合舉重以明輕的要求就可以出罪，並不必須同時符合形式上的要求。即便認為這種解釋屬於突破了語言的形式界限，但這種類推對行為人有利，可以限縮刑罰權，也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

從形式上來說，她無疑構成了侮辱屍體的構成要件。但要成立犯罪，還需要證明她實質上侵犯了法益。

刑法的解釋必須遵循嚴格解釋的方法，只能去探究刑法條文規則的內涵，而不能創造新的規則。解釋是司法活動，而非立法行為。因此，形式解釋論是首要的，它劃定了刑罰權的範圍。如果突破刑法條文形式上的限制，僅從社會生活需要對刑法進行實質解釋，就會破壞刑法的穩定性和明確性，侵害公民的合理預期。但是，在形式解釋的基礎上，需要考慮實質解釋論的要求，否則法律就會太過僵化。

第二種有關解釋的理論之爭就是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

與割頭上訪案類似，有一個水葬母親案。28歲的農民工王某，其母猝死於出租房。拮据不堪的他，無力負擔上千元的火化費，含淚將遺體裝在麻袋，沉屍「水葬」。王某后以涉嫌侮辱屍體被刑拘。

某省有一個驚悚案件，一位女士上訪，手段極端。她的兒子被人殺害，到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不立案，結果她把兒子的人頭剁了下來，提著人頭進京上訪，你想一想，把人頭往信訪工作人員面前一擺，多麼可怕。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危險駕駛罪，刑法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構成危險駕駛罪。那吸毒后駕駛是否也構成危險駕駛罪呢？表面上看，毒駕比醉駕社會危害性更大，但是毒駕顯然不能被醉駕這個概念所包容，因此不構成危險駕駛罪。

這個案件提醒我們在進行刑法解釋時，一定要朝著刑法的目的去進行，法益作為入罪的基礎，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一個表面上符合法條https://read.99csw.com的行為不再理所當然被認為是犯罪，除非它侵犯了法益；一個侵犯法益的行為也不是想當然地被視為犯罪，除非它違反了倫理道德，如果一種行為是倫理道德所鼓勵的，那它絕對不是犯罪。

主觀解釋論認為解釋法律一定要探究立法者的原意；客觀解釋論則認為，立法者的原意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假設，時過境遷，立法者的原意也無法還原，因此沒有必要拘泥於立法原意，完全可以根據客觀生活的實際需要去進行解釋。

縮小解釋是在語言的核心含義之內再進行縮小，就像故意殺人罪，如果認為自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那麼就是把法條上的「人」縮小到本人以外的他人。

比如《刑法》對故意殺人罪的規定是「故意殺人的」。從文理上來看，故意殺人的對象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己，自殺至少在文理上構成故意殺人罪。康德也認為自殺是違法的，因為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純粹的手段，自殺者是把自己當成了純粹的手段。與故意殺人罪的法條表述不同，《刑法》對故意傷害罪的規定是「故意傷害他人的」，因此自傷就不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

首先從邏輯上，當你認為一個事情不正義的時候，一定在邏輯上有一個反對面叫正義。如果沒有正義，那麼你所說的不正義毫無意義。在邏輯上，相對主義所謂的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對的錯，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的主張本身就是絕對的。

第二派，色拉敘馬霍斯認為正義只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對的錯，強權即真理。

這就要提到刑法中的當然解釋了。從現有法條中自然而然推導出來的解釋叫做當然解釋，雖然刑法條文沒有明確規定，但它其實已經包含於法條的意思之中。

這個母親把兒子人頭給剁下來，是出於對兒子的仇恨還是出於對兒子的愛？是愛，雖然這是一種極端的愛，但這種愛並沒有踐踏遺屬的尊嚴，所以這種行為是法律應當寬赦的，不構成犯罪。

如果把被害人解釋為男性，張三主觀上想強|奸女性，但客觀上被害人是男性，那張三就只構成強|奸罪的未遂。如何去解釋法律，是採取生物學說還是第二性徵說？

小美想買一部新手機，在學校看到有收購「卵子」廣告，於是賣了一顆卵子，獲款２萬元，收購者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嗎？

其次是經驗論，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一些不正義的事情，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是不是渴望正義概念的存在？大家注意到，人的所有感覺一定有所投射的客觀對象，我渴了，所以一定有水的存在；我餓了，所以也有食物的存在；甚至包括我有性|欲也一定有慾望所指向的對象。那麼人類為什麼有對正義的感覺，因為一定存在一個正義所指向的對象，否則這種感覺從何而起？

在其他部門法中，類推是一種經常使用的司法手段，它可以彌補立法的不足。但是在刑法中，類推是被禁止的。因為刑罰權恣意擴張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如果允許類推，司法機關就可創造新的規則，也就擁有事實上的立法權。這是司法對立法的僭越，明顯違背三權分立的基本理念。故此，罪刑法定最重要的派生原則就是禁止司法類推。

法律永遠是一種平衡的藝術，刑法解釋既要考慮主觀解釋論，又要採納客觀解釋論。首先，解釋法律必須尊重立法者所規定的語言，不能突破語言的極限，因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其次，在語言的範圍之內，當然也要根據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進行解釋。

最後是類比論，九九藏書如果我們將正義類比為完美的圓。圓這個概念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是客觀的。雖然人所畫的所有圓都並非完美的圓，用任何儀器也畫不出一個完美的圓。但是「圓」這個概念是客觀存在的。我們雖然看不到正義，但不代表「正義」這個概念不存在，它依然是我們前進的方向。法律要追求公平和正義，公平和正義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斷挑動著法律人的心弦，讓我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就叫做正義。

縮小解釋一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嗎？

因此，舉輕以明重的當然解釋，必須要同時具備兩個條件才符合罪刑法定。一個是形式上的當然，一個是實質上的當然。實質上的當然很簡單，就是舉輕以明重的意思，當輕的構成犯罪，重的更應該構成犯罪，就像駱駝通行比牛馬通行危害性更大，故更應被禁止。但關鍵是形式上的當然，只有當輕的行為在邏輯上可以包容重的行為，才符合罪刑法定。駱駝顯然超越了牛馬這個詞語的極限，所以把駱駝解釋為牛馬就是一種類推適用了。

有人認為正義是主觀的，只是人類的一種設計。如果你持這種觀點，或許你就根本性地取消了正義這個概念。

唐武則天長安四年（704）二月，宰相蘇味道因父親去世，回到家鄉趙州欒城安葬父親。武則天下令讓地方供給他喪事所需的東西。但蘇味道太過張狂，侵毀鄉人的墓田為父親修建陵墓，而且超過標準使用民力。后被監察御史蕭至忠彈劾。當時的法律規定：凡盜耕他人墓田者，杖一百。法律並未規定蘇味道的行為如何定性。但當時的法官認為，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此類行為如何處理，但依勢侵毀他人墓田而營建其父的陵墓，性質等同盜耕他人墓田。蘇味道的行為據此定罪，按律可處杖刑。

懷疑主義當然有理性的成分，任何理論都要接受質疑，但是徹底的懷疑主義則是理性時代的詛咒，我們大多數人沒去過南極洲，但自然認為南極洲客觀存在。你也無法回到秦朝，但你會認為秦朝是存在的。如果你堅持一種徹底的懷疑主義立場，你所有的認識論都是不穩固的。理性不是唯一的認識論依據，我們人類所有的思考其實都是建立在相信的基礎上。人類所有的知識都來源於對權威的相信，我們相信存在正義，而正義一定是客觀存在的。看見的不用相信，看不見的才用去相信。

所謂文理解釋，就是對法律條文的字義，包括詞語、概念、標點符號等從文理上所做的解釋。在解釋法律的時候，首先要尊重立法者的語言表達，所以文理解釋是首選的解釋方法。

一條路因為修整，禁止牛馬通過。張三牽了一頭駱駝，是不是也不能通過？從實質上來看，駱駝通過比牛馬通過性質更惡劣，但在形式上駱駝能夠為牛馬這個詞語所包容嗎？

擴張解釋是將刑法規範可能蘊含的最大含義揭示出來，是在一定限度內的解釋極限化。從形式上來看，擴張解釋是在語言的核心含義之外，語言的最大射程之內所做的一種解釋。從實質上來看，擴張解釋是為了正確適用法律，它並不產生新的規則，沒有超越公民的合理預期。

問題在於，她構成侮辱屍體罪嗎？

類推又稱比附援引，它是在出現法律漏洞的時候，比照最相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作為一種技術手段，比附援引在中國古代很常見。類推在本質上不是解釋，而是造法，它將刑法規範本身沒有包含的內容解釋進去，是解釋的過限化，產生了新的規則，也就超越了公民的合理預期。

如果完全九九藏書按照主觀解釋論，智能手機就不能算作計算機。但今天的智能手機跟計算機在功能上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所以，到底什麼叫計算機？你可能會發現，每一個法律概念都有模糊的地方，乍看來很清晰，仔細一看又迷霧重重。從人們對計算機的通常理解，計算機是做文字處理、上網的機器，如今的智能手機早就可以實現這些功能了。所以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是可以把智能手機解釋為計算機的。當然，這其實既符合主觀解釋論又符合客觀解釋論。一方面，智能手機沒有超越計算機這個詞語的極限，這是對立法語言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沒有拘束于立法者當時的想法，按照當前對計算機的理解，把智能手機解釋為計算機也並不離譜。

所謂形式解釋就是探究語言的形式界限進行解釋，而實質解釋則是探究條文背後的法律精神來解釋。當前，主流的立場依然是折中說，在形式基礎上追求實質：一方面我們的解釋不能突破語言的形式界限，否則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拘泥於法律的形式表達，而要去探究它背後的精神。

在刑法中，有兩種基本的解釋方法，一是文理解釋，二是論理解釋。

第一派，柏拉圖假蘇格拉底之口認為正義是客觀存在的。

英國法學家梅因說，法律一經制定，就已經滯后。因此，理解法律，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解釋法律。

那麼，李某的行為構成組織賣淫罪嗎？從語言的核心含義來看，賣淫是女性為了獲得財物而向不特定男子出賣肉體的行為，但是從「賣淫」這個詞語的最大範圍來看，將男性之間的性|交易解釋為「賣淫」並未超越語言的最大射程。另外，從實質上看，「賣淫」是指性與金錢的交易，同性間的賣淫與異性間的賣淫雖然存在主體性別上的差異，但對法益的侵害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其實，現行《刑法》規定的組織賣淫罪，所使用的語言是「組織他人賣淫」，而非「組織婦女賣淫」。可見，將男性性|交易解釋為「賣淫」並未突破法律規定，沒有創造新的法律規則。

當然，擴張解釋和類推適用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有時很難區分。比如，1997年《刑法》曾有一項盜竊、侮辱屍體罪。將屍塊解釋為屍體你應該不會覺得有問題，但如果把骨灰解釋為屍體，可能就有點過界了，這是一種典型的類推適用。但是，你覺得屍骨能否解釋為屍體呢？這就見仁見智了。但是，其實無論是盜竊屍體、屍骨還是骨灰，社會危害性都是相同的，所以2015年在刑法修正的時候，立法者乾脆把原來的盜竊、侮辱屍體罪修改為盜竊、侮辱屍體、屍骨、骨灰罪，徹底彌補了這個漏洞。也許，英國大法官丹寧勛爵說的一句話可以給予啟發：「如果當衣服上出現皺褶，司法機關可以用熨斗把它熨平，而如果當衣服上出現一個大洞，這個織補工作是立法機關的事。」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以非常嚴謹的邏輯，徹底地駁斥了相對主義。我認為正義一定是客觀存在的，至少從邏輯上，從經驗上，從類比上。

相似的一個案例是出租充氣娃娃「賣淫」案。據報道，某地繁華地段出現一種新的情|色行業，店老闆提供各種充氣娃娃，有的娃娃仿造當紅女明星的體貌特徵，並提供房間為顧客服務。此類行為能夠構成組織賣淫罪嗎？如果將出租充氣娃娃解釋為「組織賣淫」，就比較離譜了，明顯超越了「賣淫」這個詞語的極限，無論如何，賣淫都是「人」出賣身體。這種解釋就創造了新的規定，是hｔtpｓ://ｒｅａd.９９cｓｗ.ｃoｍ罪刑法定所禁止的類推適用。

第三派持懷疑論，不知道有沒有正義，也許有，也許沒有，一直處於懷疑之中。

關於刑法的解釋原理，存在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

那我想邀請你來思考一個問題，大家的認識論來源於理性還是來源於相信？

如何在刑法意義上理解性別，這顯然也是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對法律人提出的問題，為了方便大家思考，先看一個相似的案件。張三強|奸了李四，後來發現李四是個變性人，他雖然生而為男，但覺得投錯了胎，於是做了變性手術，成為一名女性，染色體依然是XY。那這位變性人在法律上屬於男性還是女性呢？我想大家應該有了答案，雖然在生物學上他是男性，但在解釋的時候，完全可以把她看成為女性。這種解釋就是在形式上考慮實質的需要，根據被害人的第二性徵和社會屬性進行解釋，同時也沒有超越女性這個詞語的極限。

還有一個更為奇怪的例子，登載於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某女遭遇張三性侵，事後女方報警，公安機關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女方是雙性人，有兩套生殖系統，但染色體是XY，也就是在生物學上是男性。那張三還構不構成強|奸罪的既遂呢？

比如從文理上來說，婚內強|奸都可以被認定為強|奸，畢竟《刑法》關於強|奸罪的規定是「強|奸婦女的」，並未特指強|奸妻子以外的其他婦女。但是從社會生活的角度，把婚內強|奸一律認定為強|奸並不合理。比如丈夫和熟睡的妻子發|生|關|系，這種行為都歸為強|奸就不太合適。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對強|奸罪採取了限制解釋，認為婚內強|奸不能一律構成強|奸罪。判例認為只有當婚姻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婚內強|奸才是強|奸。比如說夫妻正在離婚訴訟期間，丈夫強行和妻子發|生|關|系就可以認定為強|奸。

當然解釋表現為入罪和出罪兩個方面：入罪時舉輕以明重，當輕的行為構成犯罪，那重的行為更應是犯罪；出罪時舉重以明輕，當重的行為不構成犯罪，那輕的行為就自然不是犯罪。

對於懷疑主義，有一個問題值得反思：你用以懷疑的懷疑本身是否也值得懷疑呢？

比如搶劫罪，基本刑是3至10年有期徒刑，如果有8種加重情節則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其中有款加重情節叫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某地曾發生這樣一個案件，某女深夜被搶，次日到警局去報案，結果嚇了一跳，因為接待她的民警居然就是昨晚搶劫之人。

對於入罪，標準應當儘可能地嚴格，但出罪，標準沒有必要過於嚴苛。

比如自首的法律定義是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那在犯罪過程中和警察對峙，經警察勸說，放棄犯罪，繳械投降，這屬於自首嗎？從形式上看，犯罪中肯定不屬於犯罪后，但是從舉重以明輕的法律，連犯罪后投案都可以成立自首，那麼較之性質更輕的犯罪中投案，也可認為是自首。

從實質來看，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真警察搶劫，是不是更應該處10年以上呢？但從形式上看，「冒充軍警人員」這個語言無法包含真警察搶劫，如果把真警察解釋為冒充警察，司法機關就不是在適用規則，而是在創造規則。所以真警察搶劫，不屬於冒充軍警人員搶劫，只屬於普通型搶劫，只能認定在3到10年有期徒刑中量刑。

論理解釋是按照法律精神去探究法條的內涵，它有兩種效果，一是縮小解釋，二是擴張解釋。

拋開邏輯論、經驗論、類比論，還有很多立場說明正義的客觀存在，比如認識論，很多人陷入了一種懷九-九-藏-書疑主義，認為這個世界上可能沒有正義。

所以，權威判例認為，張三案構成強|奸罪的既遂。

此案爭議的焦點就是同性之間的性|交易是否構成賣淫。在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針鋒相對。辯護人從罪刑法定出發，認為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同性之間的性|交易是否構成賣淫無明文規定，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公訴人同樣依據罪刑法定，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犯罪。

但把自殺解釋為故意殺人我們都會隱約覺得不太合理。當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就必須進行論理解釋。論理解釋就是按照立法精神來闡明刑法條文的真實含義。

那什麼情況下的舉輕以明重才符合罪刑法定呢，「人肉搜索」是否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刑法規定，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客觀行為方式之一。只要向提供個人信息就可能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通過信息網路的人肉搜索方式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是一種更為嚴重的提供行為，自然構成此罪。

如果你是司法人員，忍心這麼定罪嗎？法律不是機器，判決要符合法律，更要符合天理人情。法律跟道德的衝突其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嚴重，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合理的刑法解釋，來彌補法律跟道德良知的矛盾。法律一定要追求公平和正義，所以解釋要朝著良善去解釋，而不是朝著邪惡去解釋。

「人類社會有沒有正義」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爭論，早在古希臘柏拉圖的年代就探討過，在《理想國》一書中有三派鮮明的立場。

然而，擴張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允許的。任何語言都有一個核心含義，但同時還有一個發散範圍。擴張解釋就是在語言的核心含義之外，發散範圍之內所做的解釋。比如，《刑法》規定的破壞交通工具罪：「破壞火車、汽車、電車、船隻、航空器，足以使火車、汽車、電車、船隻、航空器發生傾覆、毀壞危險」的行為。如果破壞農用手扶拖拉機導致車毀人亡，死傷慘重，能否構成破壞交通工具罪呢？這就涉及能否將拖拉機解釋為汽車的問題。從字面來看，汽車與拖拉機不同，但是考慮到「汽車」的這個用語的發散範圍，將拖拉機解釋為汽車的一種，也不算太離譜。按照《辭海》的說法：「汽車是一種能自行驅動，主要供運輸用的無軌車輛。原稱『自動車』，因多裝用汽油機，故簡稱汽車。」可見，這種解釋並沒有超越語言的極限，它可以看成一種擴張解釋。

在解釋刑法時，應當在形式解釋的基礎上，考慮實質解釋的需要，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首先要考慮刑法條文字面可能具有的含義，然後再去探究法律的精神進行實質解釋。

最容易和擴張解釋相混淆的概念是類推，兩者的區別是不容迴避的，因為罪刑法定原則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但允許擴張解釋。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刑法和民法的解釋方法是不同的。民法是私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係和人身關係。因為當事人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當雙方出現民事糾紛必須通過法律定紛止爭。所以，民法的解釋是可以根據法律的精神比照最相類似的條款進行解釋。在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也應該尋求民法以外的法理、習慣等作為裁判的依據。但是，作為公法的刑法則不一樣，因為刑法是最嚴厲的法律，輕則剝奪人的財產，重則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所以，刑法的解釋必須遵循嚴格解釋的方法。

有一個基本性的問題：這個世界上存在正義嗎？正義是人的發明還是人的發現？正義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