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伯伯照片下面的釘子上，掛著猶太民族基金會的募捐箱，上面畫著一個醒目的大衛之星。我父親顯得輕鬆隨意，對自己感到滿意，但是像個僧侶一樣嚴肅而堅定：他左手正拿著一本打開的書，而右手放在了他已經讀過的頁碼上，從中可以推斷出他正在讀一本希伯來文書，從右到左閱讀。從袖口處可看見自手肘到指關節覆蓋著濃密的黑毛。

有朝一日，他自己也會成為守望山上的一位教授，他會幫助擴展智慧與知識，排除人們心目中的流亡沼澤。如同加利利和山谷里的拓荒者使沙漠綻開花|蕾一樣，他也會全力以赴地勞作，帶著熱情與獻身精神，耕出民族精神的犁溝，讓希伯來文化開花。這一切都在照片之中。

相機拍到了氣派汽車旁邊的亞歷山大·克勞斯納，總代理人，他喜氣洋洋，身著一套米白色的熱帶西裝，打著領帶，頭戴一頂巴拿馬草帽，樣子像某部關於歐洲飛行員在赤道非洲或是緬甸的電影中的埃羅爾·弗萊因。在他身邊，站著比他強壯高大、威風凜凜、舉止文雅的一個人物，那是施羅密特，他的夫人、表姐和女主人，一位貴婦人，像戰艦一樣壯觀，身穿短袖夏季連衣裙，佩戴著項鏈和一頂豪華的淺頂軟呢涼帽，平紋細布面紗恰到好處地放在她那無懈可擊的髮式上，手裡緊緊攥著一把陽傘。他們的兒子羅尼亞，利歐尼赫卡，站在他們身邊，猶如婚禮上神情緊張的新郎官。他的樣子有點喜劇色彩，嘴微微張開，圓眼鏡順著鼻子滑落下來，幾乎像風乾的木乃伊一樣囚禁在一套緊身西裝里，一頂硬挺的黑帽似乎像被硬扣在了他的頭上，帽子遮住了半個額頭，像把蒸布丁的盆倒扣過來，好像只是他那雙碩大無比的耳朵才阻止帽子滑到下巴上將整個面頰吞噬。

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芬家老宅依次被地方軍、邊境巡邏隊、民防組織和准軍事青年運動使用，後來成為名叫貝特布拉哈的猶太女子宗教學校。我偶爾漫步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地區，從蓋烏拉大街，后被重新命名為瑪爾凱以色列大街，拐進馬拉哈伊大街，然後再左拐進入澤弗奈亞大街，在阿摩司大街上上下下幾次，接著走到俄巴底亞大街的盡頭，在芬領事家門前站立幾分鐘，凝視著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老宅已經縮小，彷彿遭到巨斧襲擊后把頭擠進了肩膀。它已經被猶太化了。樹和灌木已經被挖掘出來，整個花園地區塗上了一層瀝青。皮諾曹和義大利人已經消失，准軍事青年運動也無影無蹤。去年住棚節遺留下來的破碎棚舍的舊框架立在前院。有時，幾個頭戴發套身穿黑衣的女人站在門口，見我看著她們便不再說話。她們沒有再看我一眼。我走遠后，她們又開始了交談。九_九_藏_書

1920年在凱里姆亞伯拉罕邊上，「亞伯拉罕的葡萄園」在芬家的農場腳下落成，其擁擠的小房子蓋在了植物園和農場果園當中，一點點向內侵蝕。領事的房子在他的遺孀伊麗莎白·安妮·芬去世後轉了幾次手，先是成為英國的少年犯管教所，接著變成英國管理部門的財產，最後成了軍隊指揮部。

凱里姆亞伯拉罕仍舊屬於新區，多數街道未曾鋪上柏油，令這一地區得名的葡萄園遺迹在新住宅花園裡依稀可見，蔓藤和石榴叢，無花果和桑樹一旦遇到微風便竊竊私語。夏初，打開窗子，青蔥的草木味流瀉到小房子里。從屋頂和瀰漫著灰塵的街道盡頭，你可以看到環繞耶路撒冷的小山。

1933年父親抵達耶路撒冷后，在守望山上的希伯來大學註冊讀碩士。起初他和父母一起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一帶阿摩司街上的一套黯淡的房子里，離芬領事家大約有兩百米。後來，他的父母搬到了另一套住房。一對姓扎黑的夫妻搬進了阿摩司街上的房子，可那個青年學生的父母對他寄予了厚望，繼續支付房租，讓他住在自己那可通過游廊單獨出入的房間里。

有人在旗杆上放了個空橄欖罐子，做得像鴿房，等待鴿子來臨……直到希望破滅。零零星星有人試圖養幾隻雞，另一些人照料小塊菜地，種上蘿蔔、洋蔥、花椰菜、歐芹。多數人夢想從這裏出去，搬到某些更富有文化氣息的地方，如熱哈維亞、克里亞特施穆埃爾或者是貝特凱里姆。他們都竭力相信，最壞的時日將會過去，希伯來國家將會建立，一切均會有好轉——可不是嘛，他們的苦杯已經盈滿。施耐歐爾·扎爾曼·魯巴紹夫，后更名為扎爾曼·夏扎爾併當選為以色列總統，那時曾在報紙上寫下這樣的話：「當自由的希伯來國家終於建立后，任何事情都將不同於以往！就連愛情也不同從前！」

書架上方掛著一張相框，相框中的約瑟夫伯伯顯得專斷而威嚴，稀疏的頭髮和雪白的山羊胡read.99csw.com使他看上去更似先知，彷彿他正居高臨下窺視著我的父親，用富有洞察力的眼睛凝視他，以便確定他在專心讀書，大概沒有因學生生活中那無把握的快樂而分散注意力，大概沒有忘記猶太民族的歷史狀況，不忘記幾代人的希望，大概——但願不會這樣！——不要低估那些細微之處，畢竟是這些微小的細部組合成一幅偉大的作品。

最初從維爾納到達這裏時，三位克勞斯納在阿摩司大街一套兩間半的公寓里住了約莫一年之久。後來，奶奶和爺爺找了個小屋租下來，一個普通房間，外加用作爺爺「書齋」的小房間，爺爺在那裡躲避夫人震怒，躲避大搞滅菌戰役時的保健鞭撻。新房子就在以賽亞街和錢塞勒街（現命名為斯特勞斯街）之間的布拉格小巷裡。

在另一張比較正式的照片里，好像是舞會之前拍的，一輛長方形酷似靈車的黑色汽車剛好停在阿摩司大街中央。是出租還是租來的車子？從照片上看不出來。那是20世紀20年代亮閃閃的拋光車，車輪輪胎像摩托車一樣窄，金屬輻條，鉻合金的帶子沿著引擎罩下來，引擎罩一側有散熱器，可使空氣流進來，在車頭翼梢，鉻合金散熱器帽像小膿包那樣探出頭去。前頭兩個圓圓的車燈垂在銀把下，車前燈也是銀色的，在陽光的映襯下閃閃發光。

1845年，新任英國領事詹姆斯·芬攜夫人伊麗莎白·安抵達奧特曼統治的耶路撒冷。他們都懂希伯來語，領事本人甚至撰寫過論猶太人的書，一向對猶太人懷有同情。他屬於在猶太人中推廣基督教的倫敦協會，儘管眾所周知，他沒有直接參与在耶路撒冷的傳教工作。芬領事及妻子堅信，猶太人民返回家園會加速世界的救贖。他在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地保護猶太人免遭土耳其當局的騷擾。詹姆斯·芬也相信需要讓猶太人過上「有效的」生活……他甚至幫助猶太人成為熟練的建築工人，適應農耕需要。為達到這一目的，他於1853年花了二百五十英鎊，購買了離耶路撒冷幾英里遠的一座荒蕪的石山，它坐落在老城西北，是一片無人居住、無人耕耘的土地，阿拉伯人稱之為「亞伯拉罕的葡萄園」。詹姆斯·芬在這裏建造了自己的家，建起了一個「工業種植園」，打算為貧窮的猶太人提供工作，並培養他們過上「有效的生活」。農場方圓有四十德南或者說十畝。詹姆斯和伊麗莎白·安妮·芬在山峰建造了他們自己的房屋，周圍分佈著個農業種植園、農場場房和車間。雙層樓房的厚牆壁由整整齊齊的石頭砌成，屋頂建得有些東方特色，有十字形拱頂。屋后，在靠牆的花園邊上，九_九_藏_書挖有水井，建有馬廄、羊圈、糧倉、倉庫、葡萄壓榨機、地窖，以及橄欖油榨汁機。

我們隔著帶刺鐵絲網籬笆向他們扔糖果、花生、橘子和餅乾，就像在動物園向猴子扔東西。作為交換，他們給我們義大利郵票，或遠遠地向我們展示家庭照，照片上有笑容可掬的女人，鼓鼓囊囊穿西裝的小孩子，打領帶的小孩子，穿西裝外套的小孩子，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小孩子，黑髮梳得整整齊齊，塗著髮油的額發閃閃發光。

與此同時，凱里姆亞伯拉罕誕生了第一批孩子。幾乎不可能向他們解釋其父母是哪裡人，為何來到此地，他們都在等待著什麼。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的人都是猶太代辦處身份低微的小官員，或是老師、護士、作家、司機、速記員、世界改革者、翻譯、售貨員、理論家、圖書管理員、銀行出納或是電影院的售票員、空想家、小店鋪老闆、靠微薄積蓄度日的孤獨的老光棍。晚上七點，陽台上的護欄已經關閉，房間已經上鎖，百葉窗已經插好，只有幽暗昏黃的街燈，灑向空蕩蕩街道的角落。夜晚，你能聽見夜鳥聲聲凄厲，聽到遠方的犬吠，稀稀落落的槍聲，果園中風吹樹木的聲音，因為夜晚，凱里姆亞伯拉罕重新成為一座葡萄園，無花果樹、桑樹，還有橄欖樹、蘋果樹、葡萄樹、石榴樹在各自的花園裡沙沙作響，石牆將月光反射到樹的枝頭，蒼白，慘淡。

普普通通方石砌成的房子一座接一座，兩三層的樓房分隔成許多兩間小房擁擠不堪的單位。花園和游廊上的鐵欄杆很快便生鏽了，鍛鐵門上焊接著大衛六角星或者是錫安字樣。黑壓壓的松柏逐漸取代了石榴樹和葡萄藤。到處是撒開歡兒生長的石榴，可孩子們在果實尚未成熟時就將其消滅了。有人在花園裡荒疏的樹木和亮晶晶的石頭尖當中種上了歐洲夾竹桃或天竺葵花叢，但是花圃很快便被遺忘，上面橫七豎八架起了晾衣繩，花圃被人踩來踩去，要麼就滿是荊棘和玻璃碴。倘若沒渴死，歐洲夾竹桃和天竺葵花就會像灌木一樣恣意生長。花園裡營造了一個接一個的倉庫、棚屋、瓦楞鐵棚屋、用包裝箱板臨時搭起來的棚屋，居民們把自己的東西放到裏面，彷彿模製出波蘭、烏克蘭、匈牙利或者立陶宛的猶太人小村。

阿摩司大街，在我父親相冊里的一兩張照片里，酷似一幅尚未完成的街道素描。方石樓房上裝著焊鐵百葉窗，游廊上帶有防護欄。窗台上，零零散散擺放著腌黃瓜和腌辣椒罐，花盆裡開著沒精打採的天竺葵花。樓群中沒有路，只有一個建築工地，泥地上的腳印七零八落，與建築材料，沙礫，一堆堆半加工的石頭，九九藏書一袋袋水泥，鐵鼓，瓷磚，沙堆，修建圍牆用的一盤盤線圈，一大堆搭腳手架的材料混雜在一起。一些多刺的木豆樹還是在建築材料里冒了出來，上面蒙上了一層發白的灰塵。石匠們坐在小道中央，打著赤腳，上身裸|露，頭上包著布，褲子破破爛爛，鎚子打在鑿子上以及石頭溝槽上的聲音在空中響起，與某種莫名其妙頑強的無調音樂交織在一起。街那頭不時傳來粗啞的叫喊，「爆破了，爆破了」，接著便是雷鳴般的碎石雨。

芬的「工業種植園」里僱用了大約兩百個猶太人，主要搬運石頭，砌牆，修築籬笆，種植果園，培育水果和蔬菜，還開採了一個小型的採石場，並做建築貿易。許多年後，領事去世，他的遺孀建造了一家肥皂加工廠，在那裡仍舊僱用猶太工人。幾乎與此同時，在亞伯拉罕葡萄園不遠的地方，德國新教徒傳教士約翰·路德維希·施內勒給篤信基督教的阿拉伯孤兒建立了一座教育院，這些阿拉伯兒童從黎巴嫩山脈的德魯茲和基督徒之間的交戰中逃脫出來。那是一大片石牆環繞之地。施內勒敘利亞孤兒院與芬夫婦的工業種植園，基本初衷是，培養居住在那裡的人們通過手工勞作和農業生長過上有效的生活。芬和施內勒這兩個迥然不同的虔誠基督徒，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聖地的貧窮、苦難與落後所打動。兩人都深信，培養居住者過上有效的工作生活、建築和農業會使「東方」努力擺脫倒退、絕望、貧困和冷漠的魔爪。他們或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堅信，他們的樂善好施將會照亮猶太人和穆斯林人步入教會內部的途徑。

我父親看上去像個小夥子，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打算承擔要賦予他的責任。他決定追隨著名伯伯和大哥的足跡。就在那裡，在緊緊關閉著的百葉窗之外，工友們在灰塵瀰漫的公路上挖溝鋪設水管。在沙里黑塞德和納哈拉特施伊瓦那彎彎曲曲的小巷裡，某棟舊猶太建築的地下室，耶路撒冷哈迦納組織里的青年正在秘密集訓，拆卸並重新組裝一支非法的舊式手槍。在形勢險峻的阿拉伯村莊裏面繞來繞去的山路上，愛格德和塔努瓦汽車公司的司機們正在駕駛車輛，他們放在方向盤上的雙手強健有力，被太陽曬得黝黑。在通往朱迪亞沙漠的干河床上，年輕的希伯來偵察員一身卡其布短打裝束，卡其布襪，身系軍用皮帶，頭戴阿拉伯人的白頭巾，學著用雙腳識別故鄉的秘密通道。在加利利和平原上，在貝特施愛安山谷和耶茲里爾峽谷，在沙龍和海非爾山谷，在朱迪亞窪地，在內蓋夫沙漠和死海附近的荒野，拓荒者正在耕耘著土地，他們體格強壯，沉默寡言，英勇頑強htｔpｓ://ｒｅad•９９cｓw•cｏm，皮膚呈古銅色。與此同時，從維爾納來的如饑似渴的學生，在這裏耕出自己的犁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芬家花園圍上了高高的帶刺鐵絲網，被俘義大利軍官被關進住宅和花園裡。我們經常在夜幕降臨之際偷偷到那裡嘲弄囚犯。義大利人朝我們打招呼，嚷道：「小孩！小孩！」我們尖叫著予以回應：「小孩！小孩！」有時我們叫著「皮諾曹萬歲！」越過語言隔離牆和障礙，那裡的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似乎總是重複某個古代口號的下半截，叫道：「Gepetto！Gepetto！Viva Gepetto！」（皮諾曹，皮諾曹，皮諾曹萬歲！）

為報答我送的一塊黃紙包著的阿兒馬口香糖，有個俘虜曾經在鐵絲網後面給我看一張身材豐|滿的女人照，那女人除長筒襪和吊襪帶外，身上一|絲|不|掛。剎那間，我愕然地站在那裡，在恐懼中睜大眼睛，說不出話，彷彿在贖罪日那天有人在猶太會堂中央突然站起身，大聲叫出一個犯忌諱的名字。接著我轉身便逃，驚恐，抽噎，幾乎辨不清路。我那時有五六歲，我跑啊跑，彷彿有狼在追趕我，我跑啊跑，直到十一二歲才從照片的影像中逃脫出來。

究竟是什麼莊嚴的事件使三人身著盛裝，並訂了一輛特別的轎車？不得而知。通過相冊同頁的其他照片判斷，時間是1934年，他們當時已經到了這個國家，仍然住在阿摩司大街扎黑家的小房子里。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弄清楚車牌號碼，M1651。我父親才二十四歲，在照片里卻裝扮成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年紳士，樣子有五十歲。

阿摩司大街那套舊住房的前屋，現在變成了我爸爸的卧室兼起居室。他在這裏安放了第一個書架，裝他隨身帶來的維爾納學生時代的書籍，一張陳舊、桌腳細長的膠合板桌子立在那裡做書桌，他在這裏把衣服掛在簾後用作衣櫥的包裝箱上。在這裏，他邀請朋友高談闊論，談論人生、文學、世界和當地政治。在一張照片里，我爸爸舒適地坐在書桌後面，他身材纖細，人年輕而且嚴肅，頭髮向後梳著，戴著那副威嚴的黑框眼鏡，身穿白色長袖襯衫。他坐在桌子一角，姿勢隨意，雙腿交叉，身後是雙層窗戶，半個窗子朝里開著，但百葉窗依然關著，於是，只有微弱的光線透過了百葉窗。照片中的父親全神貫注，讀放在面前的一本大書，書桌上另一本書敞開著，還有一件東西背對著相機，那是一個圓形的鐵皮鬧鐘，腿是斜的。爸爸左邊放著一個裝滿圖書的小書架，在厚厚圖書的重壓下，躬下身子，顯然，這些外國圖書是從維爾納運來的，在這裏明顯地感到更加擁擠、浮躁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