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年幼之際就想著以色列。我們對每個新建村莊里的情況了如指掌，比爾土維亞出產什麼，茲克龍雅考夫有多少居民，是誰從太巴列到宰邁赫修建了一條碎石公路，拓荒者何時攀登吉爾伯阿山。我們甚至知道那裡的人們吃什麼、穿什麼。

我們父母一代比我們更為清醒地意識到，時不我待。即便那些賺錢的人，像我們的父親，或那些在羅夫諾建造現代化工廠或投身於醫藥事業、法律或者機械工程的人，那些和當地權力機構和知識分子階層建立了良好社會關係的人，也都感覺到我們正生活在火山上。另一方面，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態度也有些令人作嘔，就像有人咬了一口臭魚，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他們不想當著凡爾賽協約國的面置身於少數民族權利的氛圍中，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國際聯盟面前把我們給吐出來。在20年代，波蘭人仍舊有一些羞恥，他們熱衷於擺出一副良好的姿態，就像一個醉漢試圖直立行走，這樣就沒有人看出他在來回擺動。他們依然希望表面上多多少少顯得像其他國家，但是在背地裡他們又壓迫我們，令我們備受屈辱，於是我們漸漸都會去巴勒斯坦，他們就再也不會看見我們了。因此，他們甚至傾向於鼓勵進行猶太復國主義教育，辦希伯來語學校，使用各種手段讓我們成為一個民族，為什麼，主要是我們應滾到巴勒斯坦去，謝天謝地總算擺脫了。

但是我們的教育不是沙文主義的。塔勒布特的教育確實充滿著人文主義色彩，進步，民主，而且是藝術的，科學的。他們努力給男孩女孩平等的權利。他們總是教育我們要尊重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縱然他總是將此遺忘。

只有德國人不讓我們覺得那麼可怕。記得在1934年或者1935年，全家人都搬走了，只有我獨自留在羅夫諾完成護士培訓的學習，許多猶太人說倘若希特勒真的來了，至少在德國有法律和規章制度，大家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希特勒說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強令執行德國章程，暴民們都怕他。重要的是在希特勒的德國大街上沒有暴亂，沒有無政府狀態——我們那時仍然認為無政府狀態是最為惡劣的狀態。我們的噩夢就是，有朝一日神職人員會佈道說耶穌會因為猶太人要一次流血，他們會開始敲起這可怕的鍾，農民們肚子里裝滿荷蘭烈酒，拿起斧頭和乾草叉，總是這樣開始。

既然他不再是個富人，回到了無產者的行列中，他似乎恢復了青春活力。某種長期遏制著的快|感似乎降臨到了他身上，其中閃爍著某種無政府主義的火花。正像立陶宛烏里金尼基的耶胡達·萊夫·克勞斯納，我祖父亞歷山大的父親一樣，我的外公納弗塔里·赫爾茨·穆斯曼喜歡車夫生活，喜歡漫長緩慢旅程中那孤獨平靜的節奏，喜歡觸摸著馬，聞嗅它身上刺鼻的氣味，喜歡馬廄read.99csw.com、馬草、挽具、轅桿、燕麥袋、鞭繩和馬嚼子。

整座小城都為他著迷。我想母親們夜裡會夢見他，女兒們白天看見他就眩暈。男孩子們一點也不比女孩子示弱，盡量模仿他，像他那樣講話，像他那樣咳嗽，像他那樣話只說一半便打住到窗前站上幾分鐘，沉思。他肯定能夠成功地引誘別人，可他卻不，就我所知，他不是特別幸福，娶了一個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成了個模範丈夫。他也能夠當一個偉大的領袖，他擁有令人渴望追隨、赴湯蹈火以博得他含笑的賞識和日後讚賞的品格。他想我們所想。他的幽默成了我們的風格。他相信以色列土地是猶太人唯一能夠在那裡治愈精神疾病，並向自己和世人證明他們擁有某些優點的地方。

在塔勒布特幼兒園、小學和中學的每間教室，都懸挂著西奧多·赫茨爾的照片，一張從達恩到比爾謝巴的大地圖，地圖標示出了拓荒者居住的村莊，還有猶太民族基金會的募捐箱，正在勞動的拓荒者畫像，各種各樣的標語和一段段詩歌。比阿里克曾經兩次參觀羅夫諾，車爾尼霍夫斯基也來了兩次，阿舍·巴拉什我想也是，或者還有別的作家。傑出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差不多每月都從巴勒斯坦來到此地，他們當中有扎爾曼·魯巴紹夫、塔本京、雅可夫·傑魯鮑威爾、弗拉基米爾·傑伯廷斯基。

沒有人預料到將會發生什麼，但是在20世紀，幾乎所有人都深深知道無論是在斯大林統治之下，還是在波蘭，或是東歐的任何國家，猶太人都不會有前途可言，於是巴勒斯坦的吸引力越來越大。當然並非對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宗教人士對此堅決反對，同盟派成員、講意第緒語的人、共產主義者，以及那些認為自己比波蘭人還波蘭人的被同化了的猶太人也反對。但是20世紀羅夫諾有許多普普通通的猶太人，渴望自己的孩子學會希伯來語，去上塔勒布特學校。那些經濟寬裕的人送孩子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泰和尼昂，或是特拉維夫的高級中學，或是農業學校讀書，他們從那裡傳來的消息非常奇妙……青年人都在等候，什麼時候輪到你？與此同時，大家都在看希伯來文報紙，爭論，唱巴勒斯坦的歌，朗誦比阿里克和車爾尼霍夫斯基的詩，分裂成對立的宗派和黨派，匆匆縫製制服和旗幟，對於一切有關民族的事務都非常激動。與今天你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非常非常相像，只是不像他們那樣偏愛流血。在我們猶太人當中，你幾乎看不到今天這種民族主義。

我們也有其他很棒的老師，門納海姆·格勒爾特教我們《聖經》，彷彿親臨埃拉干河九*九*藏*書、亞拿突或加沙的非利士聖殿。門納海姆每周帶我們到「聖地旅行」，一天在加利利，另一天在朱迪亞新建的村莊，又一天在傑里科平原，還有一天在特拉維夫的街道。他會帶來照片，報紙上剪下來的紙片，以及一些詩歌和散文，《聖經》上的例子，地理、歷史和考古學資料，直到你快樂地感到疲倦，彷彿你真正去了那裡，不止是在腦海里，而是彷彿你真的走在陽光下、塵埃里，在橘子樹、葡萄架、一簇簇仙人掌和山谷里拓荒者的帳篷之間。於是遠在我真正抵達這片土地之前，就已經來過此地了。

我不知道母親在查爾斯大學中斷學業是否只因為父母的錢已經用光。30年代中期，充斥歐洲大街小巷、遍布大學校園的激烈仇視猶太人的情緒究竟怎樣迫使她去巴勒斯坦，抑或究竟何種情況使之在塔勒布特學校接受教育並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青年運動成員後來到這裏？她希望在這裏找到什麼，她找到了什麼，沒有找到什麼？對於一個在羅夫諾宅邸里長大，從布拉格哥特式的美麗中直接來到此地的人來說，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是什麼樣子？一個聽覺敏感的年輕女士，操一口從塔勒布特學校書本上學來的高雅希伯來語，對於語言學上的纖細韻律擁有敏銳的感受力，在她聽來，希伯來口語會是什麼樣子？我年輕的母親，對沙丘，對橘園中的電動抽水機，對岩石嶙峋的山坡，對現場考古旅行，對《聖經》遺迹和第二聖殿時期的遺迹，對報紙標題，對合作社的每日產品，對乾涸的河床，對熱浪，對高牆環繞的女修道院的圓頂，對陶罐里倒出的冰涼的清水，對響起手風琴和口琴音樂的文化之夜，對身穿卡其布短褲的合作社司機、說英語的聲音、國家統治者的語言、漆黑一片的果園、宣禮塔、運輸建築沙子的駱駝身上的駝鈴、希伯來警衛、基布茲里被太陽曬得黝黑的拓荒者、頭戴破帽子的建築工人，是什麼反應？對於展開暴風雨般爭論的夜晚、意識形態衝突以及求愛、星期六下午的遠足、黨派政治的熱情、各種地下組織及其同情人士的秘密陰謀、不時被胡狼嚎叫和遠方戰火打破寧靜的湛藍色夜晚，她是反感，還是被深深吸引？

1934年，比父母和大姐哈婭來到阿里茨土地大約晚一年，比小妹妹索妮婭早來四年，范妮婭也來到了這裏。認識她的人說，她在布拉格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戀愛，但他們無法告訴我詳細情況。當我訪問布拉格，連續幾個夜晚漫步在大學附近擁擠不堪的古老石板路街道時，我任思緒馳騁，編織著意象和故事。

在父母移民到巴勒斯坦、姐姐們在布拉格讀書時，索妮婭還是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在羅夫諾住了五年，直至她在隸屬於波蘭軍事醫院的護士學院取得了護士資格。她來到特拉維夫港口，而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和茨維·沙皮洛，哈婭「富有活力」的丈夫，正在那裡等她，那是ｈｔtpｓ://rｅａｄ•９9cｓｗ.ｃｏm在1938年結束前兩天。幾年後，她在特拉維夫嫁給了她在羅夫諾參加青年運動時的一位領導人，一個嚴格、迂腐、武斷的男人，名叫亞伯拉罕·金德爾伯格。布瑪。

關於我媽媽抵達海法，她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最初的日子，我幾乎一無所知。於是，我還是把你交給索妮婭姨媽，讓她講述她為何到此，怎樣到此，她希望找到什麼，又真正找到了什麼。

恐懼降臨到每個猶太家庭，那恐懼幾乎從來沒有被談起過，但它無意地滲入到我們的體內，像毒藥一滴一滴地侵入，使我們毛骨悚然：也許我們真的不夠乾淨，也許我們鬧鬧哄哄，強迫別人，太精明，追逐金錢。也許我們的行為真的不得體。最怕的就是我們可能給非猶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們會大光其火，反過來向我們做些想都不敢想的可怕事情。

媽媽到耶路撒冷一年左右，在守望山上的希伯來大學註冊，繼續學習歷史和哲學。四十八年後，顯然沒有外祖母年輕時學習什麼的概念，我女兒范妮婭決定在特拉維夫大學學習歷史和哲學。

在塔勒布特學校，我們不僅學習讀寫和說一口漂亮的希伯來語——我後來的生活已經把它給毀了——而且學習《聖經》與《密西拿》和中世紀希伯來語詩歌，還學習生物、波蘭文學和歷史、文藝復興藝術和歐洲史。更重要的，我們學到，在地平線升起的地方，在河流和森林的那一邊，有一片土地，我們大家很快就會去往那裡，因為歐洲猶太人，至少東歐猶太人的日子已經朝不保夕了。

我們的校長是個讓人喜歡的人，有魅力，是個一流教師，頭腦敏銳，有一顆詩人之心。他叫萊斯，伊撒哈爾·萊斯博士。他是加利西亞人，很快便成了年輕人的偶像。女孩子們暗戀他，這當中有我的姐姐哈婭和范妮婭，哈婭投身於公共活動中，天生是個領導人，范妮婭，你母親，受到萊斯博士的神秘影響，被引導走向文學藝術之路。他非常英俊，有男子氣概，有點像藝人魯道夫·瓦倫蒂諾或雷蒙·諾瓦羅，滿懷熱情，自然讓人產生共鳴，他幾乎就沒有發過脾氣，一旦發火，事後毫不猶豫派人去請那個學生並道歉。

更重要的是他們嚇倒了暴民。他們怕政府在換屆時發生的一切，比如，教皇會不會被廢黜，共產黨會不會取而代之；他們怕烏克蘭或白俄羅斯幫派，或氣勢洶洶的波蘭群眾，或更北一些的立陶宛人，會在這中間東山再起。那確實是座一直滴著熔岩的火山，可以聞到煙火的氣味。「他們在黑暗中為了我們而磨刀霍霍。」人們說，但沒有說是誰，因為可能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暴民。即使在以色列，猶太暴民也有點怪獸的味道。

你們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遠也搞不懂這一點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鐵鏽一樣慢慢地消耗你的尊嚴，慢慢地使你像一隻貓那樣搖尾乞憐，欺騙，耍花招。我非常九-九-藏-書不喜歡貓。也不喜歡狗。但是倘若要我做出選擇的話，我寧願喜歡狗。狗像一個非猶太人，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它的所思所想。大流散中的猶太人就像貓，這是從不好的方面看，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千百遍向每個猶太孩子腦海里灌輸，對他們要行為規範，彬彬有禮，即使他們舉止粗魯，醉醺醺的，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冒犯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非猶太人爭論，喋喋不休，不能惹他們發火，不能高昂著頭，和他們講話時語氣要輕，面帶微笑，這樣他們就不會嫌我們亂了，總是要用準確典雅的波蘭語和他們講話，這樣他們就不會說我們污損了他們的語言，但是千萬別把波蘭語講得太艱深，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們懷有提高地位的野心，我們不能給他們製造任何借口指責我們貪婪成性，但願不要這樣，說我們的裙子髒了。總之，我們需要費盡心機留下好印象，任何孩子都不能破壞這一印象，因為就連某個孩子頭髮不幹凈，比如長了虱子，也會損害整個猶太民族的聲譽。他們無法忍受我們，所以要是再製造出其他讓他們受不了的理由，就更加天理難容了。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我們了解。實際上，我們的老師並不了解實情，因此即使他們想給我們講述不好的方面，也不可能——他們一無所知。從阿里茨來的任何人，使者、青年領袖、政治家，所有去往那裡又回來的人，給我們描繪出一幅絢爛的圖畫。倘若有人回來后給我們講些不太愉快的事，我們聽都不想聽。我們讓他們免開尊口。我們蔑視他們。

等到我到了母親能夠為我講述她的童年、講述她早期到達這片土地上經歷的年齡，她的腦子已想著別處，對別的事情感興趣。她在床上給我講的故事里，主人公儘是巨人、精靈、巫婆、農夫的妻子和磨坊主的女兒、森林深處的演員棚屋。她若是講述過去，講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潑婦普利馬，某種苦澀與絕望就會悄悄進入她的聲音中，那是某種充滿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諷刺，某種壓抑著的嘲諷，某種對我來說太複雜或說太朦朧而無法捕捉的東西，某種挑釁和窘迫。

我們通常是給他們舉行一個大型列隊儀式，敲鑼打鼓，旗幟飄飄，各種各樣的裝飾品、紙燈籠、激|情、標語、袖章混雜在一起，還有陣陣歌聲。波蘭市長親自到廣場與他們見面，這樣我們有時開始感到我們也是個民族，而不是一堆社會渣滓。對你來說，這些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蘭人在波蘭語中陶醉，烏克蘭人在烏克蘭語中陶醉，更不用說德國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連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都是這樣，在那樣的歡宴上沒有我們猶太人的容身之地，我們誰都不屬於，誰都不要我們。我們也希望成為一個民族，像大家一樣，那該是怎樣一種奇迹。他們還留給我們別樣的選擇了嗎？

於是磨坊、都賓斯卡的九-九-藏-書住宅和果園、馬車、馬匹和雪橇，都在倉促中廉價賣掉。伊塔和赫爾茨·穆斯曼在1933年抵達巴勒斯坦時，幾乎身無分文。他們租了一間可憐的小棚屋，頂上蓋著瀝青紙。爸爸一直喜歡待在麵粉附近，設法在帕特麵包店裡找到了一份工作。後來，索妮婭姨媽對我回憶說，快五十歲時，他購買了一匹馬，一輛馬車，在海法港口附近運輸麵包，再後來運輸建築材料，聊以度日。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他，曬得黑黑的，一個沉思的男人，身穿工作服，一件灑滿汗水的灰背心，他目光羞怯，但藍眼睛里閃爍著笑意，韁繩在手中悠閑自在，彷彿坐在墊在馬車上的木板上，他發現海法灣風光、卡麥爾山脈、煉油廠、遠方港口的起重機高桿以及工廠煙囪，具有某種迷人而有趣之處。

當然，我們知道在巴勒斯坦有多麼艱難，我們知道那裡酷熱難當，到處是荒地沼澤，我們知道村子里有窮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們在教室牆上的大地圖上看到沒有多少阿拉伯人，大概只有五十萬人口，肯定不到一百萬，完全能夠再容納幾百萬猶太人，或許阿拉伯人聽信蠱惑憎恨我們，像波蘭的普通百姓，但是我們肯定能夠向他們解釋，讓他們相信我們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給他們帶來繁榮，在經濟、醫療、文化等諸多方面。我們認為，再過幾年猶太人人口會在這裏佔大多數，一旦發生此類事，我們將會向世人展示如何對待少數民族……我們的少數民族，阿拉伯人。我們，一直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對待我們的阿拉伯少數民族一定會公正、公平、慷慨，和他們共享我們的故鄉，和他們分享一切，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們變成群貓。我們的夢想是美好的。

十八歲的范妮婭追隨大姐哈婭的腳步，1931年被送往布拉格的大學讀書，因為在波蘭，大學實際上是對猶太人關閉的。媽媽學習歷史和哲學。當時在波蘭鄰居、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天主教和東正教派基督徒當中，反猶主義情緒逐漸高漲，她的父母，赫爾茨和伊塔像羅夫諾的所有猶太人一樣，見證了反猶主義、烏克蘭街頭惡棍的暴力行為，以及波蘭當局不斷增加的不公平標準，並深受其害。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大肆煽動對猶太人施行暴力與迫害，其迴響如遠方一陣隆隆的雷聲抵達羅夫諾。

外公的生意也發生了危機，30年代早期的通貨膨脹，委實在一夜之間使他失去所有的積蓄。索妮婭姨媽告訴我說：「爸爸給我的許多面值百萬、萬億的波蘭銀行鈔票，被我用來糊牆。他為我們三姐妹積攢十年的嫁妝在兩個月之間順陰溝流走了。」哈婭和范妮婭不久不得不因為錢而拋棄她們在布拉格的學業，她們父親的錢幾乎光了。

或者正因為如此，我不喜歡她講述這些事情，乞求她給我講些簡單的和我接近的故事，如馬特維水泵和他六個著魔的妻子，或者死去的騎馬人，但他的骨骼穿盔甲戴耀眼馬刺繼續穿越大陸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