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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
他沒有看見，沒有聽見，沒有料想到，也沒有注意到，這個熱情的兄弟看管人，這頭正在飛翔的雄獅，縱然復讎女神已經上路，一切準備就緒，等待恐懼降臨。銹鐵鏈終端的銹鐵疙瘩在空中舞動，威脅著把他的胳膊扭得脫臼。他的妄自尊大，他的愚蠢，正在上揚的男子漢氣概對他產生的毒害，陶醉於自負的沙文主義之中。那棵支撐他進行示威的樹枝已在重壓下呻|吟。還有，那個眉毛濃密、清秀而沉於思考的阿拉伯女孩、女詩人，正露出遺憾的微笑抬頭看著他，那微笑並非出於羡慕，或是出於對新希伯來人的敬畏，是微微帶有幾分蔑視、頑皮而寬容的微笑，彷彿在說，這算不了什麼，你所有那些努力，絲毫不算什麼，我們見得比這多得多，你別想打動我們，要是你真的想讓我刮目相看，你還得加倍努力。
1967年，在我們攻克東耶路撒冷后，有一次我獨自去了那裡，那是夏日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沿著以前那個星期六我們走過的同一條路。那座莊園已經安裝了新鐵門，一輛光亮耀眼的德國黑色轎車停在門前，車窗上拉著灰色窗帘。花園四周的牆壁上，插著碎玻璃，我不記得以前有這些。牆頭上露出綠色樹梢。屋頂上飄揚著某一重要領事館的旗幟，在嶄新的鐵門旁邊，掛著一塊亮閃閃的黃銅牌，牌上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字母寫著國家名，飾有國徽。一個便衣保安走過來，好奇地打量我，我嘴裏嘟囔了些什麼，走向守望山。
她的小弟弟依舊在桑樹下，已經用落葉圈起了標準而神秘的圓圈，現在蓬頭垢面，認真，顯得有責任感，非常可愛，他穿著短褲和一雙紅鞋在蹣跚追逐一隻白蝴蝶，突然桑樹梢上傳來可怕的咆哮，阿瓦德，阿瓦德，快跑，他也許剛好來得及抬起頭，兩隻圓圓的眼睛盯著樹上，他也許剛好來得及看到生鏽的鐵蘋果已經擺脫鐵鏈，正像一顆炮彈越來越大越來越黑朝他沖了過來，徑直飛到孩子的眼前，它肯定會砸爛他的顱骨，倘若不是險些避開孩子的頭，颼颼閃過孩子的鼻子，砰的一聲沉悶地落到了地上，隔著那雙紅色的小鞋砸傷了他那隻小腳，玩偶般的鞋子突然染上一層鮮血，鮮血開始從鞋帶孔汩汩湧出，又從布縫和鞋頭噴出。接著樹上傳來一聲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厲聲長叫，之後你的整個身體像霜凌一樣瑟瑟發抖，周圍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沉寂，你好像被關進了一座冰川。
有些人說，各種與顯貴人物有關係的猶太人，熱哈維亞的富豪，與英國人有關聯的承包商和批發商，託管政府里的達官貴人，已經得到暗示，最好儘快到國外去，或至少把家人送到某種安全的避難所。他們提到，某某人家已經動身去了美國，許多家道殷實的商人一夜之間離開耶路撒冷，舉家定居特拉維夫。他們定是知道其他人只能想象的事情，或者他們可以想象這隻是我們的一場夢魘。
我一隻手抓住那棵嘆息著的樹枝，另一隻手揮動鐵鏈，鐵球開始飛轉，我口中發出狂暴的吶喊，彷彿在向下面的小女孩炫耀某種稀世真果。我們是這麼學的，六十代了，他們把我們視為一個可憐巴巴的民族，擠成一團誦讀經書的民族，一看見陰影就恐慌不已的脆弱飛蛾，死亡之子，而現在具有男子漢氣概的猶太民族終於登上舞台，燦爛奪目的新希伯來青年的力量不可一世，任何人都要在他的怒吼前發抖，像群獅中的一頭雄獅。
這個口齒清晰的傻瓜，這個吵吵鬧鬧的小傻瓜。
詩歌？
還為那隻鸚鵡，聲音聽上去像個煙癮很大的人：「可也是，可也是，親愛的年輕女士。」它的女高音同伴銀鈴般地回答說：「請！請！請隨意。」
我下巴上的傷口幾天後便痊癒了。阿摩司大街診所的兒科專家霍蘭德醫生給那個星期六早晨在急救中心縫合的傷口拆線。
我不過九歲便已經是真誠的讀報人了，為了解最新消息而廢寢忘食，一個熱切的闡釋者與爭論者，一位觀點使鄰里兒童刮目相看的政治專家，軍事專家，用火柴棍、紐扣和多米諾骨牌在地上布陣的戰略家。我會派遣軍隊、在戰術上實施側翼包抄行動，和這個或者那個國外勢力結成聯盟，準備展開激烈爭論以贏得英國人鐵石般的心腸，苦苦思索演講稿，不僅要尋求阿拉伯人的理解，與之達成和解，讓他們祈求我們的寬恕，甚至能使之為我們所遭受的苦難一鞠同情之淚，並對我們高尚的心靈與高尚的道德情操欽佩不已。
「我叫阿愛莎。那個小傢伙是我弟弟阿瓦德。」
另一些人述說，一幫幫阿拉伯青年夜裡在我們街上到處搜尋，手裡拿著一罐罐油漆和刷子，事先在猶太人的房子上標上記號，並給他們分類。他們聲稱，武裝起來的阿拉伯民眾，執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命令，已經控制了城市周圍的所有山巒，英國人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說，外約旦阿拉伯軍團，接到英國陸軍軍官約翰·格拉布，格拉布·帕夏的命令，在整個國家各主要位置部署兵力，甚至只要猶太人一有動靜，便可將其摧毀。穆斯林兄弟會的戰士們，經過英國人允許，從埃及攜帶武器而來，耶路撒冷周圍的山上壁壘森嚴，挖好的掩體就隱蔽在基布茲拉馬特拉海爾對面。有些人希望，英國人走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會頂住壓力，迅速派兵，兩艘巨大的美國航空母艦已經在西西里準備東進。杜魯門總統當然不允許在使六百萬人喪生的大屠殺發生九-九-藏-書后不到三年的今天，在這裏發生第二次大屠殺。富有並具影響力的美國猶太人會給他施加壓力。他們不會袖手旁觀。
當英國政府宣布欲結束其在巴勒斯坦的統治，把託管權移交給聯合國時，聯合國組織了一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調查巴勒斯坦的狀況，也調查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和在納粹種族滅絕行動中倖存下來的人們的狀況，這些人已經在歐洲的臨時難民營里待了兩年多。
她直視我的眼睛，在那一刻我沒有臉紅，而是臉色煞白。我立刻轉移了自己的視線，看著地上，她那個勤奮的小弟弟已經在桑樹下用樹葉圈起了四個標準的圓圈。
我記得從那所別墅的窗子里看到的橄欖樹，它們早已不再屬於生機勃勃的世界，而是成為無生命王國中的一部分。
你為什麼這麼想？
你呢？
我們並沒有從希爾瓦尼家族得到回復，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通過斯塔施克·魯德尼基的老闆諾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父親試著從其他途徑弄清小阿瓦德的傷情，阿愛莎說沒有說過我？要是他真的設法弄清了事實真相，那麼他就是對我隻字未提。直到媽媽死去那天，以及後來他自己死去那天，父親從未和我提起過那個星期六。甚至偶然說說都沒有。甚至許多年後，「六日戰爭」過去已經五年，在祭奠瑪拉·魯德尼基時，可憐的斯塔施克在輪椅上說了大半夜，緬懷了所有的快樂時光與悲傷場景，他也沒提希爾瓦尼莊園的那個周六。
但是有時，當我獨自一人在院子里看落日，或者在安息日早晨父親和整個鄰里依然在夢鄉中沉睡時，一陣恐懼會令我周身寒徹，那是因為小姑娘阿愛莎從地上抱起昏迷中的孩子，默默地將他抱在懷中的場面，在我眼中，突然酷似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基督教畫，某次參觀教堂時父親曾指著那幅畫讓我看，並悄聲向我解釋。
「小姐，你好。我是阿摩司。你呢，小姐，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無論是哪種方式，幾乎每個人都預見戰爭迫在眉睫。地下廣播在廣播波段播放激|情澎湃的歌曲。食品、油、蠟燭、糖、奶粉和麵粉幾乎從奧斯特先生雜貨店的架子上不翼而飛，人們開始為即將發生的不測儲備應急物品。母親在廚房的食櫃里放上一袋袋麵粉、死面薄餅粉、一包包麵包干、速溶燕麥片、油、熟食品、罐頭食品、橄欖油和糖。父親買了兩小罐密封得嚴嚴實實的煤油，儲存在衛生間的洗滌槽下。
如今，那些幸運的猶太人居住在她昔日他塔里比耶的家園，街區的房屋穹隆拱頂，由淡淡的藍粉相間的石塊建成。
爸爸說：
但是，我事先沒有想過，我在開場白里把儲備的外國詞語快用完了，這之後我該怎麼辦。我怎樣啟迪這個健忘的女孩，讓她一勞永逸地理解猶太人返回錫安是正義之舉？用手勢？用肢體語言？我怎能不用語詞就可以使她承認我們回歸土地的權利？我怎能，不用語言，就可以為她翻譯車爾尼霍夫斯基「啊，我的土地，我的故鄉」？或是傑伯廷斯基「那裡，阿拉伯人，拿撒勒人和我們/將在歡樂中痛飲/約旦河兩岸/飄揚著我們那純潔的旗幟」？總之，我就像那個傻瓜，知道怎樣把兵向前走兩格，不假思索地做了，但這之後絲毫也不知道下棋規則，甚至連棋子的名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樣走子，上哪兒走，為什麼走。
我壯著膽子，一口氣向這個女孩傾瀉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法語詞彙的四分之一，也許不像一隻雄獅面對群獅，卻比較像樓上房間的一隻鸚鵡。我甚至有意無意地微微欠身，渴望建立聯繫，這樣便可以消除所有偏見，促進我們兩個民族之間的相互和解。
「不是站立。沒有大門，有個深淵。」
於是，我向她解釋說我絕對不是郵局客人家的兒子，而是他們朋友的兒子。我父親是個相當重要的學者，一個烏斯塔茲，我父親的伯父甚至是個更為重要的學者，甚至舉世聞名，是她那位令人尊敬的父親阿里-希爾瓦尼先生本人建議我到花園裡來，和家裡的孩子們說說話。
1947年9月初，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做了重要報告，提議英國的委任統治應該儘早結束。取而代之的方案則是巴勒斯坦應該一分為二，建立兩個獨立的國家：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和獨立的猶太國家。分配給兩個國家的土地幾近相同，將兩個國家隔開的彎彎曲曲的複雜邊界，已經按照兩個民族各自的人口分布大致劃分出來。共同的經濟與貨幣等等，會把兩個國家聯繫在一起。耶路撒冷，委員會建議，應該中立，成為「獨立實體」，由聯合國派總督實行國際託管。
我不記得孩子姐姐把昏厥的他抱走時他臉上的模樣，我不記得她是否也發出尖叫，她是否喊人幫忙，她是否和我說話，我不記得我什麼時候怎樣從樹上下來，還是同腳下折斷的樹枝一起摔下來，我不記得是誰為我包紮了下巴上的傷口，鮮血滴落在我最好的襯衣上（直到現在我的下巴上還有一塊疤痕），不記得在受傷孩子發出一聲慘叫和雪白的床單之間發生了什麼，那天晚上我依然周身發抖，下巴上縫了幾針，在斯塔施克叔叔和瑪拉阿姨家的雙人床上像個胎兒縮成一團。
阿愛莎糾正說，烏斯塔茲·納吉布先生不是她的父親，而是她母親的舅舅，她和她的家人不住在謝赫賈拉，而是住在塔里比耶，她本人跟熱哈維亞的一位鋼琴老師已經上了三年九-九-藏-書鋼琴課，她跟老師和其他學生學了一點點希伯來語。希伯來語，那是一門優美的語言，熱哈維亞區很美，井然有序，很安靜。
10月中旬，英國高級將領艾倫·坎寧安將軍向當時猶太代辦處執行主席大衛·本-古里安發出威脅暗示：「倘若有麻煩，」他憂心忡忡，「怕是我們幫不了你們，我們保護不了你們。」
我有些趾高氣揚，分明是在代表著什麼，問她長大之後想學什麼，比如說在什麼領域，從事什麼職業。
塔里比耶也井然有序，還安靜，我忙不迭地回答，報之以一個又一個的讚美。也許她同意和我說說話？
（他在某種黑漆漆的水井深處，也許剎那間隱約想起女人服裝店裡的濃密森林，他穿過這座原始森林，追尋一個小姑娘，當他最終追上她時，她化作了恐懼。）
我模模糊糊地記得，一個毛茸茸的矮個子男人，留著撮濃密的小鬍子，寬大的手鐲上鑲了塊金錶，他或許是一位客人，要麼就是主人的一個兒子，粗暴地把我從那裡拉開，抓住我撕破了的襯衣，幾乎是在奔跑。路上，我看見一個憤怒的男人，站在鋪過地面的平台中央，在水井旁邊，毆打阿愛莎，沒有用拳頭捶，沒有扇耳光，而是用手掌重重地毆打她，一下接一下，速度很慢，出手兇狠，打她的頭上、後背、肩膀，還有整個臉龐，不像是在懲罰孩子，而是像在朝馬身上撒氣，或是朝一頭不聽話的駱駝撒氣。
但是，正當他們相互之間仍然在協商、爭論具體的時間和方式時，或許建議斯塔施克先生去找老闆諾克斯-吉多福德先生讓他代表我們前去進行非正式試探，弄清希爾瓦尼家族是否仍然義憤填膺，能否減輕他們的怒氣，個人道歉是否有用，究竟採取何種態度才能使之接受我們提出的消除誤會的建議，正當他們仍然制訂計劃探討措施時，猶太人的重要節日到了。甚至此前，在1947年9月1日，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提出了兩個方案。
父親的譴責聲猶如甩起的鞭子噼啪作響。他講俄語，因此我聽不懂。
她還說：
用法文和英文。
清晨時分，我在第一縷晨光的氣息中醒來，透過關閉著的百葉窗的縫隙，看到我們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樹。在這棵石榴樹上，藏著一隻看不見的鳥兒，每天早晨，它歡快並準確地重複《致愛麗絲》的前五個樂音。
「你是郵局客人家的兒子？」
那時，我與唐寧街、白宮、羅馬教廷、克里姆林宮和阿拉伯領導人進行了令人自豪并行之有效的談判。「希伯來國家！自由移民！」猶太社區的示威者們高呼口號遊行，媽媽讓爸爸帶我參加過一兩次公眾集會。而每周五，一群群阿拉伯人從清真寺出來后怒氣沖沖地遊行，大聲咆哮「殺死猶太人」，「巴勒斯坦是我們的土地，猶太人是我們的狗！」我要是有機會，就會輕而易舉，理智地勸說他們，我們的口號中沒有任何傷害他們的意思，而那伙氣勢洶洶的傢伙喊的口號，既不好聽，也不文明，實際上，他們實際上也使喊口號者本人蒙受羞辱。在那些日子，我已經不是個孩子，而是一堆自以為是的論證，披著熱愛和平外衣的小沙文主義者，一個道貌岸然、滿口甜言蜜語的民族主義者，一個年僅九歲為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喧囂鼓噪者。我們是精英，我們是正義的，我們是無辜的犧牲者，我們是大衛對歌利亞，狼群中的羊，獻祭的羔羊，而他們——英國人、阿拉伯人以及整個非猶太人的世界——他們是狼、惡魔，一個始終想吮吸我們鮮血的偽善世界，恬不知恥。
我只有在想象中，有時才可以去往聖喬治大街的東北部延伸地帶，睜大雙眼凝視著另一個耶路撒冷：城中黑黝黝的古柏蒼蒼，不是翠柏鬱鬱蔥蔥，街道上石牆林立，防護欄縱橫交錯，飛檐翻翹，高牆陰森，陌生，靜謐，冷漠超然，含而不露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亞人、穆斯林、朝覲者、奧斯曼人的城市，佈道者的城市，奇怪陌生的城市。十字軍、聖殿騎士、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義大利、隱修者、聖公會信徒、希臘東正教徒的城市，苦行者、科普特人、天主教徒、路德會教友、蘇格蘭人、遜尼派教徒、什葉派教徒、蘇菲主義者、阿拉維派教徒的城市，鐘聲悠揚，宣禮員略帶哭腔的綿長唱頌，黑壓壓的松樹，可怕而誘人，暗藏所有的魔力，擁塞的窄街不容我們進入，並在暗中威脅著我們，一座惡毒的神隱城市，孕育著災難。
有些人相信，文明世界的良知，或進步的公眾輿論，或國際勞動者階級，或對猶太倖存者悲劇命運油然而生的普遍負疚之情，會採取行動摧毀「英阿毀滅我們的陰謀」。至少，我們的一些朋友和鄰邦促使自己在那個威脅四起的奇怪秋天伊始，欣慰地想到，即使阿拉伯人不願讓我們留在此地，但歐洲人最最不願https://read.99csw.com意讓我們回去再次湧入歐洲，因為歐洲人比阿拉伯人更強大有力，隨之而來的便是我們可以有機會留下。他們會迫使阿拉伯人吞咽下歐洲人使勁吐出的東西。
你？你要寫什麼書？
顯然他只懂這一點點希伯來語。
我到那裡，到那座果園，去過一次，之後又不光彩地被從那裡趕走，我確實用手指觸碰過它：「安靜！安靜，不要吵！請不要吵！先生！」
這些提議移交給聯合國大會，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票贊成方能得到批准。猶太人咬牙切齒，同意接受分治方案，分配給他們的領土並不包括耶路撒冷或上加利利和西加利利地區，提議建立的猶太國領土的四分之三均為未曾開墾的沙漠地段。與此同時，巴勒斯坦阿拉伯領導人和阿拉伯國家聯盟中的所有國家立即宣布，拒不接受任何調停，他們打算「用武力反對實施這些提議，用鮮血溺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實體的企圖」。他們辯論說，整個巴勒斯坦數百年來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土地，直到英國人來到此地，鼓勵一群群外國人在這片土地上蔓延，夷平山丘，將古代的橄欖樹林連根拔出，採用不軌手段從腐敗的地主手中購買一塊塊土地，趕走世世代代在那裡耕耘的農民。要是不阻止他們，這些狡猾的猶太殖民主義者定會吞併整個地區，抹去阿拉伯人的生活遺迹，用歐洲殖民的紅頂屋來覆蓋這片土地，妄自尊大無法無天使其墮落，很快他們會控制伊斯蘭聖地，而後他們直入周邊阿拉伯國家。由於他們陰險狡詐，科技水平高超，加上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支持，他們會立即像白人在美國、澳大利亞以及世界各地那樣對付土生土長的居民。要是允許他們在這裏建國，即使是個小國，他們無疑會將其當作一個據點，數百萬人將會像蝗蟲一樣蜂擁而入，定居在每一座高山，每一條河谷，剝奪這些古老風光里的阿拉伯特徵，當阿拉伯人尚渾渾噩噩之時，吞併一切。
她也用阿拉伯語寫詩，但是她從來沒給任何人看過。希伯來語也是一門優美的語言。有人用希伯來語寫過詩嗎？
我們不是已經說話了嗎？（她的嘴角迅速閃過一絲微笑。她用雙手拉直裙擺，放下交叉著的雙腿，接著又把腿交叉在一起。有一刻她的膝蓋又露了出來，那是已經成熟了的女人的膝蓋，接著她的裙子又拉平了。她的目光現在有點向我的左側轉移，花園牆透過樹木在窺視我們。）
詩歌？
我於是採用一種具有代表性的神情，亮明自己的觀點：以色列的土地足以供兩個民族居住，要是他們能夠明智一些，和平共處相互尊敬就好了。不知是出於不好意思，還是出於妄自尊大，我不是用自己的希伯來語和她說話，而是用父親和他客人們的希伯來語，正式，優雅，就像一頭驢穿上禮服，腳踏高跟鞋。出於某種原因，我確信這是向阿拉伯人和女孩子說話的唯一合適方式。（我以前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和一個女孩或者和阿拉伯人說過話，但是我想象，在這兩種情況下，需要一種特別的斯文，就像踮著腳尖說話。）
父親依舊每天出去，一如既往，早晨七點半到守望山的國立圖書館上班，乘坐從蓋烏拉開來的9路公共汽車，沿梅沙里姆前行，在離希爾瓦尼莊園不遠的地方穿過謝赫賈拉；快五點時他下班回家，破舊的手提箱里裝著書和舊期刊，胳膊底下還夾著書。但是有那麼幾次，媽媽讓他乘車時不要靠窗。又加了幾句俄語。星期六下午步行對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固定拜訪暫時擱置下來。
媽媽說：
於是父親勇敢地給瑪麗女王大街的希爾瓦尼及子公司的辦公室打電話，用英文和法文|做自我介紹，用兩種語言請求和阿里-希爾瓦尼老先生通話。一位年輕的男秘書報之以冷冰冰的禮貌，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請他善解人意等上一會兒，再說話時則說他可以給希爾瓦尼先生傳話。於是父親口授一封簡訊，直陳我們的心意，我們的悔恨，我們為那個可愛孩子的健康憂心忡忡，我們準備支付全部醫療費用，以及我們由衷希望近期約個時間見面澄清一切，糾正錯誤。（父親講英語和法語時均帶有濃重的俄羅斯口音，在說定冠詞時，前面好像加了個字母d，而說「locomotive」卻像說「locomotsif」。）
父母、鄰居、約瑟夫伯伯、老師、叔叔、阿姨告知我的一切，還有種種謠傳，那一刻重又響徹在我的耳畔。他們在安息日，在夏日夜晚，在我們家後院喝茶時談論的關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日益加劇的衝突、不信任與敵意，英國人的陰謀詭計種下的惡果，穆斯林中的激進分子煽風點火說我們如何可怕，激起阿拉伯人對我們的仇恨。我們的任務，羅森多夫先生曾經說，是打消疑慮，向他們解釋說我們實際上是正面甚至友好的民族。總之，某種使命感賦予了我勇氣，向這個陌生姑娘說話，並試圖開始和她交流。我是想用幾個富有說服力的詞語向她說明，我們的動機多麼純真，在兩個民族內部攪起衝突的陰謀多麼可憎，整個阿拉伯民眾——具體表現為這個嘴唇精巧的女孩——花點時間，與彬彬有禮並令人愉快的希伯來人相處，該有多好，而我，則是這個希伯來民族的具體體現，一個能說會道的使者，年僅八歲——快八歲了。
我口氣里流露出掩飾不住的歡樂，說：
乍看之下，這個女孩好像與我年齡相仿，但是她九*九*藏*書微微隆起的外衣，不再幼稚的好奇目光，還有那目光與我的目光相遇時露出的警覺（在我的眼睛尚未移開的剎那），表明她一定比我大兩三歲，大概有十一二歲。然而我還是設法看到，她的兩條眉毛又粗又黑，幾乎連在了一起，與精緻的五官形成鮮明對照。她腳下有個小孩，大約三歲的鬈髮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他跪在地上，全神貫注地撿地上的落葉，並把它們排成一個圓圈。
阿愛莎呢？她的瘸弟弟呢？她在世間何處彈鋼琴，假使她仍然有一架鋼琴，假使她沒有在塵土飛揚燥熱難耐的小破屋，在某個土路上污水橫流的難民營，漸漸枯萎老去。
從拆線那天起，整個事件被遮蓋起來。瑪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也積极參加掩飾行動。隻字不提。不提謝赫賈拉，不提阿拉伯小孩子，也不提鐵鏈、果園和桑樹，不提下巴上的傷疤。禁忌。未曾發生。只有媽媽，以她特有的方式，向審查制度的壁壘進行挑戰。一次，在我和她的領地，在廚房餐桌旁，趁爸爸不在家、我和她獨處之際，她給我講了一個印度神話：從前，有兩個僧侶，他們把所有的戒律與苦惱強加于自己頭上，並且，決定徒步走過整個印度次大陸。他們還決定在整個旅途中保持絕對沉默。他們一個字也不說，就連睡覺時也這樣。然而，有一次，他們走在河邊，聽到落水的女人呼喊救命。年輕的僧侶不言不語跳進水中，把女人背到岸上，一言不發把她放在沙灘上。兩個苦行者繼續默不作聲地趕路。過了幾個月，或者過了一年，年輕的僧侶突然問同伴：跟我說，你覺得我背那個女子是犯罪嗎？朋友反問道：什麼，你還背著她呢？
在涼亭里，有五六個十五歲左右的女孩子。我避開她們。接著一些男孩子吵吵嚷嚷地從我旁邊走過。一對青年男女在樹下散步，說著悄悄話，但誰也沒碰誰。在果園的另一邊，牆角附近，一棵桑樹枝繁葉茂，有人在它粗糙的樹樁旁邊搭了一條長凳，一個面色蒼白的女孩正雙膝併攏坐在那裡。她黑頭髮，黑睫毛，脖子細長，雙肩瘦削，剪短的頭髮垂到額頭，在我看來，那額頭被某種好奇而快樂的光從裏面照亮。她身穿一件米色上衣，外面是條寬頻海軍藍長裙，上衣領口別了一枚象牙胸針，令我想起施羅密特奶奶的胸針。
另一些人毫不猶豫地聲稱，希伯來地下抵抗運動，伊爾貢、斯特恩幫、哈迦納，通過一系列血淋淋的抗擊英國人行動，尤其是引爆大衛王酒店裡的英國總部，給我們帶來災禍。有史以來，任何帝王也不會對如此奇恥大辱的挑釁視而不見，英國人已經決定對我們進行殘暴的血洗，以示懲罰。我們那些狂熱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過於草率的暴行，令英國民眾對我們恨得入骨，以至於倫敦做出決定，就讓阿拉伯人把我們殺光。到目前為止，荷槍實彈的英國軍隊已經站在我們和阿拉伯民族親手實行的集體屠殺之間，但是眼下他們要撤了，我們會頭破血流。
耶路撒冷皮膚下面那塊看不見的肌肉日漸緊張起來。我們這個居住區謠言四起，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說，倫敦英國政府就要決定撤軍，使得阿拉伯聯盟的正規軍——他們不過是身穿沙漠長袍的英國軍隊，大敗猶太人，征服土地，而後，猶太人前腳走，英國人從後門進。奧斯特先生雜貨店裡的一些戰略學家認為，耶路撒冷很快會成為外約旦國王阿卜杜拉的首都，會把我們這些猶太居民扔上大輪船，運到塞普勒斯的難民營，或者把我們疏散到模里西斯和塞席爾的失去家園者待的中轉營。
我在「六日戰爭」后聽說，整個希爾瓦尼家族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離開了約旦人管轄的耶路撒冷。一些去了瑞士和加拿大，另一些定居在海灣國家，還有一小部分搬到了倫敦和拉丁美洲。
我激動萬分，也許有點喜歡她，而且有點為做民族代言人而興奮顫抖，渴望去做她要我做的一切，我立即把自己從傑伯廷斯基變成人猿泰山。脫下斯塔施克叔叔那天早晨為我擦得像噴氣式飛機一樣亮晶晶的皮涼鞋，不管不顧我那套熨得平平整整的最好行頭，我縱身一躍攀上一根矮樹枝，光著的兩隻腳丫在節節疤疤的樹樁上亂爬，毫不猶豫地爬到了樹上，從一棵樹杈攀到高處的樹杈，直奔最高處的樹枝，不顧樹枝劃了皮肉，也不管擦傷青腫，以及桑樹留下的污漬，爬得比牆還高，比別的樹的樹梢還高，穿過樹影，爬到樹的最高處，直至肚子倚在一棵歪仄的樹枝上，在我身體的重壓下那樹枝像彈簧一樣彎了下去，我的手摸索著，突然發現一根頭上掛著個沉重鐵疙瘩的銹鐵鏈，鐵疙瘩也是銹的，只有魔王知道這個東西是幹什麼的，怎麼跑到了桑樹尖上。小阿瓦德若有所思地看著我，疑惑不解，又叫了起來：「停也停啊！歇也歇啊！」
11月，某種屏障開始在耶路撒冷內部拉開。公共汽車依舊來回行駛，附近阿拉伯村莊里的水果商販帶著一盤盤無花果、杏仁和仙人果，依舊在我們這裏走街串巷，但是一些猶太家庭已經從阿拉伯居住區里搬出來，阿拉伯家庭已經開始離開西耶路撒九_九_藏_書冷，搬到南部和東部地區。
嗯，你知道，我說，依舊站在那裡，面對著她，兩隻濕乎乎的冷手在短褲上來回揉搓，嗯，你知道，是這樣——
停一停啊歇一歇啊停歇停歇。
「耶路撒冷要打仗了！我們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父親呢，又回到他的研究中。那時，他深入鑽研古代近東文學，蘇美爾和阿卡德文明，巴比倫和亞述，特勒-埃爾-阿瑪納和哈圖沙什早期檔案館里的發現，被希臘人叫作薩達那培拉斯的亞述巴尼拔王的傳奇圖書館，吉爾伽美什的故事和阿達帕的短篇神話。書桌上一堆堆專著和參考文獻，周圍是一打打筆記和索引卡片。他試圖用通常說的某個俏皮話逗我和媽媽發笑：剽竊一本書者為文抄公，剽竊五本書者為學者，剽竊五十本書者為大學者。
她的話讓我大吃一驚，義憤填膺，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在那裡帶感情地給她朗誦一些詩歌片斷：車爾尼霍夫斯基、拉海爾、弗拉基米爾·傑伯廷斯基，還有我自己的一首詩。想起什麼背什麼，雙手狂暴地在空中揮動，扯開嗓子，拿腔捏調，聲情並茂，以姿勢助說話，甚至閉上雙眼，甚至她的小弟弟阿瓦德也抬起鬈髮腦袋，用那雙羔羊般無辜的褐色眼睛盯著我，充滿了好奇，似乎還表現出一絲理解，他突然用清晰的希伯來語朗誦道：「等也等啊！歇也歇啊！」與此同時，阿愛莎什麼話也沒說。她突然問我會不會爬樹。
他們的鸚鵡呢？「誰是我的命運之神？誰是我的王子？」
但是，我欣喜若狂，在阿愛莎和她小弟弟面前扮演的這頭令人生畏的樹上雄獅沒有意識到厄運正在降臨。他是一頭又聾又瞎又蠢的獅子。他長著眼睛，但是看不見，他長著耳朵，可是聽不著。他只是揮動著鐵鏈，叉開雙腿站在搖擺的樹枝上，用他的鐵蘋果進行越來越強的旋轉，劃破長空，像在電影里看見的那些英勇無畏的牛仔用套索在空中繪出一道道圓弧。
「赫茨爾是位先知，他知道會發生什麼。1897年，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召開時，他說，再過五年，或者頂多再過五十年，在以色列土地上會出現一個猶太國家。現在五十年過去了，國家真的已經站在門口了。」
她沒有回答，說，我要寫一本書。
當然，我父母，還有斯塔施克和瑪拉，打算和那家人聯繫詢問阿瓦德的情況，詢問他的傷勢。當然，他們打算找到某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難過與羞愧。他們也可能考慮做某種適當補償。也許，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讓主人們親眼看看我們這邊也不是沒受損傷，他的下巴劃破了，縫了兩三針。我父母和魯德尼基夫婦甚至計劃二訪希爾瓦尼莊園，給受傷的孩子帶些禮品，而我的任務則是匍匐在門檻，或者痛心疾首，表達一份謙恭的悔恨，向希爾瓦尼一家和整個阿拉伯民族證明，我們多麼抱歉，多麼慚愧，多麼不好意思，但與此同時，過於寬宏大量地尋找借口，或者為具體情況進行辯解，足能承受所有的難堪、悔恨與愧疚。
但是女孩子回答了我，用的確實是希伯來語，她沒有看我，雙手叉開放在裙子兩側的凳子上，眼睛盯著她的小弟弟，他正躺在葉子中央的一塊小石頭上。
她看看我，沒有微笑，兩道聳起的眉毛令她顯得神情嚴峻，與年齡不相稱。她點了幾下頭，彷彿做了決定，同意自己的做法，考慮再三，確認了結果。她的海軍藍裙擺垂到了膝下，但映入我眼中的卻是她褐色的腿肚，在裙擺和配有蝴蝶搭扣的鞋子中間，光滑而女性化，已經成熟。我的臉一下子紅了，又一次避開目光，看著她的小弟弟，小弟弟默默地看著我，沒有猜疑，然而也沒有微笑。他那黝黑冷靜的面龐突然顯得和她一模一樣。
但直到今天，我確實記得，兩道濃密的黑眉連在一起，高聳眉峰下的那雙眼睛，如同熊熊燃燒的兩塊燃煤，眼神里露出厭惡、絕望、恐懼和仇恨，在厭惡和仇恨之下，還有來自頭腦的某種失望的首肯，好像同意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說我立刻就了如指掌，甚至在你還沒開口時，我就應該注意到，我就應該嚴加防範，從遠處當然就可以覺察得到。像股臭氣。
也許你也要做一個律師。從你說話的方式上看。
很明顯她的希伯來語知識不甚寬泛，不然就是因為她的觀點和我的相左。面對我的挑戰，她沒有做出回應，而是選擇了岔開話題。她對我說她哥哥在倫敦，將來要做「事務律師和出庭律師」。
不是由於戰爭在即，而是由於另外某種原因，某種比較深入的原因，我在1947年秋季，會突然被某種恐懼攫住，感到某種渴望，確信某種懲罰即將來臨併為之感到恥辱，還摻雜著某種無法言狀的痛苦，某種橫遭禁錮的期盼、愧疚與傷悲，令我心如刀絞，疼痛難耐。為那片果園，為那眼蓋有一塊綠鐵板的水井，還有那藍瓷磚砌成的池塘，金魚在太陽下鱗光閃閃，而後消失在一簇簇水生植物里；為飾有精美飄帶的軟墊，為圖案繽紛的地毯，其中一塊綉著天堂樹林中的天堂群鳥；為彩色玻璃花瓣，分別顯示出日光的不同顏色：紅彤彤的葉子，綠油油的葉子，金燦燦的葉子，紫羅蘭的葉子。
在耶路撒冷，即使尚未發生暴力，也讓人感到，好像一塊看不見的肌肉突然收縮，再去這些地方為不明智之舉。
走近她時，不是像新希伯來人走近高貴的阿拉伯人民，不是像雄獅走近群獅，也許我可以就像一個小男孩走向一個小女孩那樣走近她？也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