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每天早晨前往塔赫凱莫尼大街的塔赫凱莫尼宗教學校上學。在那裡上學的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會打架，父母都是藝術家、體力勞動者和小商販。他們家裡都有八九個孩子，其中一些人總在覬覦我的三明治。一些人剃著光頭，我們都戴黑顏色的單角貝雷帽。他們很快便發現，我是他們當中唯一的獨生子女，在他們當中最為弱小，我很容易上火或者不開心，因此他們合夥聚在操場的水管旁邊對付我，向我潑水。當他們想出些新鮮出格的點子羞辱我時，我有時會站在譏諷折磨我的人當中喘著粗氣，挨打，渾身是土，分明是狼群中的羊，冷不丁令我的敵人大吃一驚，我開始歇斯底里毆打抓撓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胳膊，形成一道血牙。有那麼兩三次，媽媽情緒失控，當我的面也是這麼做的。

我在塔赫凱莫尼這裏學習《摩西五經》與拉希那睿智而輕盈的詮釋，我在這裏沉湎於聖賢智慧、傳說與律法、祈禱文、讚美詩、聖著評註、註疏之註疏、安息日與節日祈禱書以及「布就筵席」之道。我在這裏也結識一些家族的朋友，如馬加比戰爭、巴爾·科巴赫起義、大流散時期猶太社區歷史、大拉比們的生平、帶有道德訓誡色彩的哈西德傳說。有時也學習一些拉比法學家的東西、西班牙希伯來語詩歌和比阿里克的詩歌，偶爾在歐非爾先生的音樂課上，學幾首拓荒者在加利利和山谷里唱的歌，在塔赫凱莫尼唱這些歌顯得有些另類，就像西伯利亞出現了一頭駱駝。

班上多數男孩子因為和藹可親的米海埃里先生脾氣好又心不在焉，在上課時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枕著胳膊睡覺。有時他們傳紙條，甚至在桌子下面拋紙球。米海埃里先生沒有覺察，也許他並不在意。

一道混凝土簾幕垂落下來，將我們與住在謝赫賈拉和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鄰居阻隔。

人們說，戰爭當然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東西，充滿了苦難，但是誰讓阿拉伯人發動了戰爭？畢竟，我們接受的是聯合國允諾的分治妥協方案，是阿拉伯國家反對進行任何調解，試圖把我們趕盡殺絕。不管怎樣，大家都知道一切戰爭均有犧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百萬難民仍然在歐洲漂泊不定，有些整個族群離鄉背井，另一些族群則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樂業，剛剛建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交換數百萬人口，希臘與土耳其也是一樣。畢竟，我們已經失去了老城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居住區，我們失去了古什埃齊昂、卡發達羅姆、阿塔羅克、卡利亞和內韋雅考夫，就像他們失去了雅法、拉馬拉、利夫塔、埃里瑪里哈，以及埃因卡里姆。成千上萬被趕出阿拉伯國家的猶太難民來到此地，取代了成千上萬背井離鄉的阿拉伯人。人們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驅逐」一詞。代爾亞辛村的大屠殺被稱作「不負責任的極端分子」所為。

地理老師阿維沙先生將會藉助地圖偶爾外加一盞破的幻燈機，率領我們和他一起做充滿冒險色彩的旅行，到加利利、外約旦、美索不達米亞、金字塔和巴比倫空中花園。小奈曼先生先是向我們大吼先知的憤怒，那陣勢就像熔岩奔騰，隨即又用涓涓細流般的柔情來安撫、慰藉我們。英文老師莫宗先生向我們反覆強調「我做」、「我做過」、「我做完了」、「我一直在做」、「我本來會做」、「本應該做」、「本應該一直在做」等說法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就連英國國王陛下本人！」他會像上帝在西奈山上那樣吼叫，「就連丘吉爾！莎士比亞！加里·庫伯！——都沒有理由不遵守這些語言規則，只有你，尊敬的先生，阿布拉非亞先生，顯然高踞于律法之上！怎麼，你高踞于丘吉爾之上？高踞于莎士比亞之上？高踞于英國國王之上？恬不知恥！丟人啊！現在大家請看，全班都要注意，把它寫下來，別出錯。真遺憾，只有你，這個非常尊貴的大師阿布拉非亞，你真丟人！」

塔赫凱莫尼每天第一堂課，都是唱頌九*九*藏*書《我感謝》：我感謝你，/啊，永遠不朽的王，/你使我的靈魂蘇醒，憐憫我：/你忠誠無比之後，我們都用尖厲的顫音，津津有味地唱著：宇宙之王/創造了天地萬物……

燃情時代既已結束，我們突然生活在灰暗、陰鬱、潮濕、卑鄙與瑣碎的「后早晨」。（我後來試圖在長篇小說《我的米海爾》中捕捉到這種氣息。）在這個年代里，有的是發鈍的奧卡瓦剃鬚刀片，沒有味道的象牙牙膏，臭烘烘的議會煙捲，「以色列之音」狂吼濫叫的兩個體育評論員尼哈米亞·本-阿夫拉漢姆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尼，鱈魚肝油，配給票證本，施姆里克·羅森及其測試節目，政治評論員摩西·麥德茲尼，使用崇尚希伯來精神的姓氏，食品配給，政府工作方案，雜貨店前一排排長隊，嵌進廚房牆壁里的食品儲藏室，廉價沙丁魚、應可達罐頭，以色列-約旦聯合停戰委員會，來自停火線另一方的阿拉伯滲透者，戲劇公司——奧海爾、哈比瑪、多——來——咪、克里斯巴特倫、喜劇演員達吉乾和舒馬赫、曼德爾鮑姆門交叉路口、報復性的襲擊、用煤油給孩子洗頭去除虱子、「向臨時難民營伸出救援之手」、「遺棄的阿拉伯資產」、防禦基金、無人地帶，還有「我們的血不會白流」。

我從我們家屋頂可以看到淑阿法特，比杜杜以及拉馬拉的清真寺光塔，尼比薩姆維爾上方孤零零的高塔，警察培訓學校（一個約旦狙擊手從那裡開槍，打死了正在家門外院子里玩耍的約尼·阿布拉姆斯基），遭到圍困、由阿拉伯軍團掌管的守望山和橄欖山，謝赫賈拉和美國僑民居住區的屋頂。

在耶路撒冷，約旦司令官阿卜杜拉·塔勒中校和以色列軍事指揮官摩西·達揚中校幾次會晤，擬定劃分城市的分界線，就通往守望山大學校園的護送通道達成協議，當時那裡仍然是外約旦管轄地區內的一小塊孤立的飛地。沿分界線建起混凝土高牆，將半屬於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半屬於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街道阻隔開來。四處架設起瓦楞鐵屏障，以使城市西部的行人能夠躲避城市東部埋伏在屋頂上的狙擊手的視線。布有帶刺鐵絲網、雷區、發射陣地和觀察哨的設防區橫貫整座城市，從北、東、南三方將以色列部分包圍起來。只有西部屬於開放地帶，一條蜿蜒而上的公路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以及新國家的其他地區連接起來。但是由於部分公路仍由阿拉伯軍團掌控，因此有必要沿著它修一條支路，同時修一條新的輸水管道，取代英國人修的已經陷於半癱瘓狀態的輸水管道，替代仍然在阿拉伯控制下的抽水站。這條新修的路叫作布爾瑪路。一兩年後，又修了一條新的柏油支路，名叫英雄路。

於是，我習慣於在休息時分到操場走走，彷彿納赫曼拉比與渴望聽他訓誡的一群弟子在一起，隨便我走到哪裡，四周都圍著水泄不通生怕漏掉一個字的聽眾。他們當中有時會出現帶頭迫害我的人，我會寬宏大量把他們請到最裡面，用導致情節急劇轉折的某個寶貴線索或某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仍有下回分解的東西來取悅他們，這樣把接受者提升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有能力按照個人意願決定是出示寶貴的信息，還是將信息秘而不宣。

這些人走進教室時，我們都需要起立，只有當他們親切地示意我們就座時，我們方能坐下。我們稱老師為「我的老師」，總是用第三人稱。「我的老師要家長寫條，可是家長去海法了。也許請他同意我周日再把條子帶來好嗎？」要麼就是：「我的老師，對不起，他不覺得他這裡有點過分嗎？」（該句中第二個「他」當然指的不是老師——我們誰也沒有那個膽量指控他行為有點過分——而只是指先知耶利米，或者詩人比阿里克，我們那時學他們大發脾氣。）

塔赫凱莫尼是個男校，就連老師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除學校護士外，從沒有read.99csw.com女人在這裏出現過。膽大妄為的男孩子有時爬上來麥爾女校的高牆，掃一眼鐵屏障那邊的生活。女孩子們身穿藍色長裙，泡泡短袖上衣，於是就傳說，她們在休息時走到操場，兩個兩個地玩跳房子，給對方梳小辮，偶爾也像我們一樣往對方身上噴水。

只有唱完所有的歌，做完晨禱（縮略了的）后，老師才命令我們打開教科書和練習本，準備好鉛筆，一般情況下，馬上就會開始冗長而令人生厭的聽寫，直至象徵自由的鈴聲響起，有時甚至會拖到響鈴以後。我們在家裡必須背誦一段一段的《聖經》、整首詩和拉比訓誡。直至今天你可以在半夜把我叫醒，讓我背誦先知對亞述王使者拉伯沙基的回應：「錫安的處|女藐視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搖頭。你辱罵誰，褻瀆誰？揚起聲來，高舉眼目，攻擊誰呢？……我就要用鉤子鉤上你的鼻子，把嚼環放在你口裡，使你從你來的路轉回去。」或者《阿伯特》：「世界立於三塊基石……少言多行……我從未見過比沉默更益於身心之物……明白在你之上……不要讓你與民眾脫節，不要自以為是，直至你死去那天；不要臆斷你的朋友，直至你身處其境……在無人之處則要努力去做人。」

每當他們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小聲講述某個缺心眼兒的傻大姐在特里阿扎叢林一帶晃蕩，誰給點小錢就把自己送上，或者談論炊事用品商店裡的一個胖寡婦把八年級的幾個男孩帶到店後邊的倉庫里，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私處，為的是看他們手|淫時，我便感到一陣心痛，彷彿某種巨大的恐懼正在等著每個人，每個男人和女人，那恐懼既殘酷又有耐性，悄悄地、一點一點地編織出一張看不見的討厭的網，也許我在不知不覺中就被黏上了。

除我以外，塔赫凱莫尼的所有孩子幾乎都有姐姐、嫂子和堂姐、表姐，於是我在最後一撥人里最後一個聽到悄聲議論女孩子有而我們卻沒有的東西，反之亦然，最後聽到大哥哥們在黑暗中對他們的女孩子做些什麼。

我們意亂情迷，羞答答地走出教室，走進世界，而今那世界在我眼裡酷似巨大的礦藏或痛苦萬狀的星球。我那時作為一個孩子，多多少少領會到，我應該得了解什麼，接受什麼，但是我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一個心智健全的男人或女人為何會心甘情願被困在那些迷宮似的龍穴里。這個勇敢的護士毫無顧忌，赤|裸裸地向我們展示一切，從荷爾蒙到健康防禦規則，但隻字未提，即便拐彎抹角地，在那些複雜而危險的過程中會有某種快|感，這也許是因為她想保護我們的純潔，也許因為她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可是有時候，我給他們編未完待續的懸念小說，按照我們在愛迪生影院看到的動作片的套路編讓人屏住呼吸的情節。在那些故事里，我毫不猶豫把人猿泰山引見給飛俠哥頓，要麼就把尼克卡特介紹給福爾摩斯，要麼把卡爾·邁筆下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世界和梅恩·里德與賓虛或神秘的外部太空或紐約郊區的惡棍幫派糅合起來。每次休息，我通常只給他們講一段，就像《天方夜譚》里的山魯佐德用故事來延續自己的生命，始終在最為緊張的當口止住，正當主人公似乎就要遭受厄運、面臨絕路時，無情地且聽來日分解（我尚未編出）。

我們在塔赫凱莫尼的老師，有太多太多的懲罰。打耳光，用板尺打手心，抓住我們的后脖頸搖晃，把我們轟到院子里，叫家長，在班上花名冊里畫黑叉，把《聖經》中的某一章九*九*藏*書抄寫二十遍，要麼就是寫五百行。「上課不許說話」，或「按時完成作業」。任何書寫不工整的學生都要在家用美術字或「山間溪流般純正」的字體抄書。手指甲剪得不整齊者，耳朵上有污跡者，或衣領不幹凈者均會蒙受羞辱被趕回家去，而且還要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清清楚楚地大聲背誦：「我是臟娃娃，/臟是一種罪愆；/我要是不洗澡，/就會在垃圾箱里完蛋！」

然而，絕大多數耶路撒冷人並不嚮往另一場戰爭，並不在意消失在混凝土簾幕與雷區背後的哭牆，還有拉結墓的命運。破敗不堪的城市舔舐自己的創傷。整個那個冬天以及接下來的春夏，雜貨鋪、蔬菜水果店以及肉鋪前面排成一長條灰線。又開始了縮減制度。賣冰人的車后聚集起一排排人，賣煤油的車后也聚集起一隊隊人。按照配給票證本上的購物券分配食品。雞蛋和一點點雞肉只限定售給兒童和持有醫療證明的病人。牛奶限量供應。在耶路撒冷很少看到水果和蔬菜。油、糖、粗麵粉和麵粉兩星期或者一個月間或出現一次。要是你想買普通的衣服、鞋子或者傢具，你就得用光你配給票證本上正逐漸減少的寶貴購物券。鞋子多用仿皮製作而成，鞋底薄得像層薄紙板。傢具也儘是偽劣產品。人們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喝代用咖啡或者菊苣根，雞蛋粉和奶粉代替真正的雞蛋和牛奶。我們開始痛恨每天必吃的冷凍鱈魚魚片，那是新政府廉價從挪威買來的，儲量豐富。

「英雄主義年代」一去不返，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大規模加入英軍和英國人在反納粹戰爭中建立的猶太旅的年代，抗英鬥爭、地下武裝、非法移民、「塔與柵欄」的新村定居、與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五國正規部隊的殊死搏鬥，永遠成了過去。

天地萬物造齊，/令人敬畏者將統治……

我最初講的故事充滿了洞穴、迷宮、地下墓地、森林、深海、土牢、戰場、居住著妖魔鬼怪的銀河、勇敢的警察、無畏的武士、密謀策劃、可怕的背叛以及繼之而來的俠肝義膽慷慨救助的壯舉、巴洛克式的奇崛轉折、難以置信的自我犧牲、表達自我否定與寬容的極度情緒化姿態。我還記得，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既有正面英雄人物，也有反面惡棍，大批反面人物幡然悔悟，通過自我犧牲或英勇死去來彌補自己的過失，還有嗜血成性的施虐狂，各式各樣的無賴和卑鄙無恥的騙子，還有含笑獻身的謙謙君子；另一方面，所有的女性人物無一例外，都無比高貴，儘管吃盡苦頭但仍懷愛戀，遭受痛苦卻滿懷同情，身受折磨甚至屈辱，但始終傲然純潔，為男人的心志迷亂而付出代價，但依舊慷慨與寬容。

有時，我們會被約一英里之外的停火線那邊傳來的一陣機關槍聲，或是新界那邊宣禮員那略帶哭腔的唱頌驚醒——那聲音就像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歌，闖入我們的夢鄉。

戰爭過後的最初幾個月，你若離開耶路撒冷去往特拉維夫或國內其他某地，甚至都需要特批。但是所有精明或一意孤行的人，手裡有點小錢了解黑市的人，與新管理階層勾勾搭搭的人，基本感受不到物品匱乏。有些人想方設法在居民已經逃亡或遭到驅逐的阿拉伯繁華地段，或者是戰前英軍和內政服務家庭居住的地段，如卡塔蒙、塔里比耶、巴卡阿、阿布托爾以及德國人居住區，攫取房產。成千上萬逃離或被逐出阿拉伯國家的比較貧窮的猶太人取代了比較窮困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穆斯拉拉、利夫塔和埃里瑪里哈。特拉皮尤特、阿倫比軍營以及貝特馬茲米爾建立起一個個臨時大難民營，瓦楞鐵搭起的棚屋一排接一排，沒有通電，沒有排水溝，沒有自來水。冬天，棚屋與棚屋之間的一條條小路變成泥濘，寒冷徹骨。伊拉克來的會計、葉門來的鐵匠、摩洛哥來的商人和店主、布加勒斯特來的表匠擠進這些棚屋，參加政府籌劃的耶路撒冷山上清理石頭再造林地工程，換取微薄的九-九-藏-書收入。

家裡對這個話題隻字不提。一次也不講。也許有些客人會忘乎所以，取笑波希米亞人的生活，或者取笑巴·伊茲哈爾-伊薩勒維茨夫婦，說他們一絲不苟遵守「生養眾多」的戒律，那時他會在旁人的申斥聲中沉默下來：你沒看見孩子就在這裏嗎？

孩子雖然人在那裡，但是他什麼也不懂。當班上同學氣勢洶洶用阿拉伯語沖他嚷女孩子長著什麼，當他們擠在一塊傳看一個衣服穿得很少的女人的照片，當有人拿來一支圓珠筆，裏面有個身穿網球服的女孩，你把筆調過來時，衣服突然不見了，他們粗聲粗氣地咯咯直笑，互相用胳膊肘捅對方的肋骨，死乞白賴地仿效哥哥們的樣子，只有我驚恐萬狀，彷彿遠方地平線上正在隱約形成某種災難。它尚未到此，尚未觸摸我，但是它已經令人毛骨悚然驚恐萬狀了，就像四面八方的遠山頂上燒起森林之火，任何人也逃脫不了。一切再也無法回到從前。

但是我最喜歡的老師是米海埃里先生，莫代海·米海埃里，他柔軟的雙手一向優雅，像雙舞蹈家的手，神情倦怠，彷彿他總是在為什麼事情感到羞愧。他習慣於坐著，摘下帽子，把它放在面前的書桌上，正正他的無檐小帽，沒有用知識來轟炸我們，而是連續幾個小時給我們講故事。他會從《塔木德》講到烏克蘭民間傳說，接著忽地一下衝到希臘神話、貝督因故事和意第緒語打鬧劇，他會不住地講，直至講到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還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跟我一模一樣，編這些故事就是為了講給人聽。

在1948年和1949年之交的冬天，戰爭結束了。以色列與周邊國家，先是埃及，繼而是外約旦，最後是敘利亞和黎巴嫩簽訂了停火協議。伊拉克未簽署任何文件撤退了遠征軍。儘管簽訂了這些協議，但是所有的阿拉伯國家繼續宣稱：有朝一日他們會發動「第二輪」戰爭，把他們拒不承認的國家置於死地。他們宣稱，這個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場不斷侵略的行動，他們將其稱作「人造國家」。

在那年月，年輕國家中的一切似乎均為戰場捐軀者、為英雄主義、為鬥爭、為非法移民、為實現猶太復國主義夢想而命名。以色列人為所取得的勝利而自豪，確立自己事業的正義性，具有道德優越感。人們沒有特別在意成千上萬巴勒斯坦難民和臨時難民營里那些無家可歸者的命運，許多人流離失所，許多人從被以軍征服的城鎮與鄉村中驅逐出去。

在我們家避難的客人們已經搬走。羅森多夫夫婦已經回到樓上自己家裡；神情恍惚的老太太和女兒把鋪蓋裝進一條麻袋，不見了蹤影；吉塔·米尤多夫尼克、算術教科書作者的遺孀也離開了，當時是我父親憑著一雙自己借出去的襪子認出了教科書作者面目全非的遺體；約瑟夫伯伯和他的弟妹哈婭·愛里茨迪克回到塔拉皮尤特街上克勞斯納家的住宅，住宅正門前的銅牌上鐫刻著「猶太教和人文主義」的銘文。住宅在戰時曾遭到毀壞，他們得在裏面修整一番。老教授一連幾個星期為自己的幾千本書痛惜不已，這些書被從書架上橫掃到地上，或者用作屏障和掩體用以阻擋從已經成為發射陣地的住宅窗口|射出的子彈。戰後發現，浪子阿里埃爾·愛里茨迪克安然無恙，但是他繼續爭論、謾罵可憐的本-古里安本可以解放老城和聖殿山但沒有為之，他本可以把阿拉伯人全部趕到阿拉伯世界里，但沒有為之，這一切皆因為他和他的左派激進夥伴掌管了我們所深愛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式的和平主義和托爾斯泰式的素食主義思想的引導下誤入歧途。他堅信，很快一個令人自豪的新型民族領袖階層將會崛起，我們的軍隊會放開手腳，終將從阿拉伯征服者的枷鎖下解放故鄉的每一寸土地。

至於我們學生，從一跨進學ｒeaｄ.9９ｃｓw•ｃｏm校門檻的那一刻，我們就徹底丟掉了自己第一個名字，只剩姓氏了。老師們只叫我們包佐、薩拉高斯提、瓦勒若、里伯茨基、奧法西、克勞斯納、哈加吉、施來費爾、代拉馬爾、達諾、本-奈姆、考多瓦羅或者阿克西羅德。

在塔赫凱莫尼學校，我學習希伯來語。它彷彿鑽頭插入了豐富的礦脈，我初次接受那礦脈是在傑爾達老師的課堂和院子里。莊嚴的習語，幾乎忘卻了的語言，奇異的句法以及幾個世紀幾乎無人問津的語言冷門，還有希伯來語言那強烈的美，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了早晨，一看是利亞。」「宇宙之王，創造了天地萬物。」「以色列人心中也沒受割禮。」「一細亞痛苦。」或者是「要向賢哲們的火光取暖，但要小心，勿被其燃燒的煤塊灼傷，因為他們的嘶咬是狐狸的嘶咬，他們的蟄噬則是毒蝎的蟄噬…他們的一切言談，均像火中煤塊。」

我也不在意。他疲倦善良的眼睛盯著我，給我一個人講故事，或者只給我們兩三個人講，大家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他的兩片嘴唇，它們似乎在我們眼前創造著整個世界。

但是如果我把弦線拉得過緊，或拉得不夠，那麼講過幾段之後，或者在故事末尾，當惡行被摧毀，高尚的行為最終得到了應有報償之際，也就是這個可憐的山魯佐德被投入獅穴之時，講故事者就會為他的祖先挨打受辱。誰叫他不閉上嘴巴呢？

我們上到六七年級時，學校護士，一個聲音粗啞有軍人氣質的女子突然出現在教室里，獨自在三十八個茫然不知所措的男生面前，站了整整兩節課，向我們展示生命的本質。她無所畏懼地向我們描述了各種器官及其功能，用彩色粉筆在黑板上畫出體內臟器管道，她什麼也沒有向我們省略：精|子，卵子，腺狀組織，陰|莖包皮，管狀器官等。接著她給我們做了可怕的演示，可怕地向我們描述了潛伏在門口的兩個魔怪，弗蘭肯斯坦的科學魔怪以及兩性世界里的狼人，懷孕與感染的雙重危險。

我們在塔赫凱莫尼的老師，多數都穿著略微磨損了的深灰色或棕色套裝或老式外套，永無休止地要求我們心存敬畏。莫宗先生、阿維沙先生、老奈曼先生和小奈曼先生、阿爾卡來先生、杜夫沙尼先生、歐非爾先生、米海埃里先生、傲慢的校長伊蘭先生總是身穿三件套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他弟弟，也是伊蘭先生卻只穿兩件套。

有時，我想象自己能夠在濃密的樹梢間認出希爾瓦尼莊園的房頂。我相信他們比我們要舒適多了，他們沒有數月遭到炮轟，沒有忍飢挨餓，沒有被迫睡在臭烘烘的地下室里的墊子上。儘管如此，我還是經常從心靈深處向他們說點什麼。就像蓋烏拉大街上修理娃娃的古斯塔夫·克洛赫瑪爾一樣，我渴望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站在和平調解代表團的前列走向他們，向他們證明我們是正確的，向他們道歉，並接受他們的歉意，在那裡品嘗餅乾和橘皮蜜餞，顯示我們的諒解與高尚，簽署有關和平友誼與相互尊重的協議，或許也勸阿愛莎和她的小弟弟以及整個希爾瓦尼家族相信，那場事故不完全是我的錯，或者不光是我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