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父母會帶我進城，也就是去喬治王大街或者本-耶胡達大街喝咖啡，那裡有三四家主要咖啡館很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歐城市裡的咖啡館。在這些咖啡館里，客人可以隨意閱讀用長木條固定住的希伯來文和外文報，以及不同語言的周刊和月刊。外國人在黃銅和水晶枝形吊燈的光影里低聲絮語，青煙裊裊，有股異域情調，在那個世界里，寧靜的書齋生活與伴侶生活平穩地前行。

他們深情地拍著他的肩膀，在內心深處卻嫉妒他擁有那樣一個妻子，不知她看上這個書獃子什麼了，即使他淵博、勤奮甚至相對來說，不是一個不微不足道的學者，但是在我們當中卻是個學究氣十足、完全沒有創造力的學者。

「靈魂，」一個年輕聰穎的天才從房間角落裡輕聲說，「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

他們在咖啡館里每次至少聊上七個小時，在這無窮無盡的時間里，我甚至比屋頂上發出輕輕聲響的電扇表現得更為安靜。

我的眼睛設法避開女人那碩大的胸脯側影，但無濟於事，當我閉上眼睛，它卻走近了我，我可以感覺到它的溫暖，它幾乎擁抱了我的臉龐。我的雙膝開始顫抖。女人正在苦等她的情人，他答應前來，但是卻忘記了，因此她坐在那裡如此絕望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煙，一杯又一杯喝著清咖啡，來減輕嗓子眼裡的苦痛。她一次又一次消失在廁所里，往臉上撲粉，掩飾淚痕。女招待給身穿西裝背心的男子端來一高腳杯甜酒，以驅散他的憂傷，因為他的妻子離他而去，投向一個年輕的情人。也許，此時此刻，那對情侶正駕馭某愛情之舟，沐浴在灑向大海的月光下，在船長操辦的舞會上跳貼面舞，愛迪生影院那令人魂牽夢縈的音樂隨風飄蕩伴他們起舞，駛向某個頂呱呱的勝地：聖莫里茲、聖馬利諾、舊金山、聖保羅、無憂宮。

於是在咖啡館，父母和他的朋友們無休無止地談論政治、歷史、哲學和文學，談論教授們之間的權力鬥爭，編輯、出版商內部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還有一些談話我聽不懂，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慢慢變成一個小間諜。

薩姆埃爾·雨果·伯格曼即使上了年紀，仍舊是個大塊頭。他雪白的頭髮不住抖動，眼角周圍的皺紋既頑皮，又具有諷刺意味，富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滿懷狐疑，又像一個充滿好奇的孩子的目光那樣天真無邪，與老年時代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照片非常相像。伯格曼操中歐口音，在用希伯來語行走時步態不太自然，彷彿他精通這門語言，但是有點得意洋洋，就像一個追求者為所愛之人接受了他而欣欣然，決定抬高自己，證明她沒有看錯人。

太遲了，我已經為他們做出決定，他們是一對堂兄弟，整個家族都被德國人殺光，只有他們二人倖存。我已經用一筆巨額遺產和一個怪裡怪氣的遺囑來豐富了他們的故事，按照遺囑條款，誰在對弈中獲勝，他就能夠得到三分之二的遺產，而輸者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接著我又給故事引進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孤女，她與一些年輕移民被從歐洲送進基布茲，或受教育的機構，真正的遺產繼承人是她，而不是那兩個下棋的。在這裏，我自己進入故事之中，充當身披閃光盔甲的騎士、孤兒保護者，將從沒有資格獲得遺產者的手中把遺產奪回，將其歸還九*九*藏*書給真正的主人，我這樣做並非一無所獲，而是贏得了愛情。但是贏得愛情后，我再次閉上雙眼，迫切需要掐斷故事，開始監視另一張桌子。或者盯住眼睛深黑的跛腳女侍者。這似乎是我作家生涯的開始：在咖啡館，苦苦等待冰激凌或者玉米棒。

比如說，我研製了一個小小的秘密遊戲，可以玩上幾個小時，不用動，不用說，不用輔助道具，甚至不用鉛筆不用紙。我會看著咖啡館里的陌生人，試圖從他們的衣著和手勢上，從他們看的報紙或是點的飲料上，猜出他們是誰，他們是哪裡人，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來這裏之前幹了什麼，之後他們會到哪裡去。那邊那個女人剛剛悄悄笑了兩次——我試圖從她的表情上推斷出她在想些什麼。那個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輕人目不轉睛地盯著門口，每進來一個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麼？他苦等的那個人長什麼樣子？我豎起耳朵，從空中竊取隻言片語的談話。我斜倚身子窺探大家在讀什麼，觀察誰急急忙忙地離去，誰剛剛進來就座。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就要遭受懲罰：可能從放學后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裡，連續兩個星期；或失去和朋友們玩耍的權利，或在接下來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讀書。

在這些聚會上，我們的老師幾乎只關心一個題目，即靈魂生還問題，或者人死後是否還有機會生存。整整一冬天的星期日晚上，他就向我們講述這些。雨打窗欞，花園裡風在低吟。有時，他讓我們談自己的見解，他一絲不苟地聽著，不像老師耐心地指導學生行路，而是像人傾聽一個複雜樂章里的一個特殊音符，以便定奪它是對還是錯。

戈爾紹恩·肖洛姆，伯格曼的朋友與競爭對手，也為死後的生活問題著魔，甚至可能是深受折磨。在他死去的那天早晨，廣播中播報了他的死訊，我寫道：戈爾紹恩·肖洛姆在深夜去世。現在他知道了。

多年過去后，我偶然碰到了他們當中的一兩位，他們對我說，我母親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個真正受到神靈啟迪的讀者，每位作家孤獨地在書房裡艱苦勞作時都夢幻著擁有這樣的讀者。她沒有留下自己的創作真是一件憾事，她過早的離世可能使我們失去了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而那時希伯來女性創作者屈指可數。

要是這些名人雅士在圖書館或街上碰到我的父親，他們會和他簡短聊聊教育部長迪努致大學校長們的書信，或是扎爾曼·施奈歐爾在年事已高之際想成為沃爾特·惠特曼，或克勞斯納教授退休后誰會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後他們會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說，請向你的太太致以溫馨的問候，一個真正出色的女人，那麼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頗有藝術天賦！

「死後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麼？沒——有——人知道。無論如何，用可證明或論證的知識無法知道。要是我今天晚上告訴你們，我有時聽到死人說話的聲音，那聲音比多數活人的聲音要清晰，明白易懂，你們有理由會說，這個老頭年老昏聵了。他在行將就木之時可怕地發了瘋。因此我今天晚上不和你們談論聲音，今天晚上我將談論數學：因為沒——有——人知道在我們死亡的另一邊是否存在著事物，還是不存在事物九*九*藏*書，我們可以從這種全然無知中推斷出，那裡存在事物的概率與不存在事物的概率完全等同。百分之五十休止，百分之五十倖存。對於像我這樣的猶太人，一個中歐猶太人，與納粹大屠殺受害者是同代人，如此珍惜倖存的機會一點也不壞。」

在這些咖啡館里，我父母有時會碰到不同圈子的熟人，與他們平時交往的修娃娃或郵局職員圈子有天壤之別。我們在這裏跟重要的老相識交換意見，比如說普費弗曼先生，他是父親在圖書館報刊部的老闆，偶爾從特拉維夫到耶路撒冷執行公務的出版商耶胡沙·查扎克，與父母年齡相仿已開始在大學里發展、大有可為的年輕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還有其他年輕學者，包括前途似乎已有保障的大學助教。有時父母會碰到一小群耶路撒冷作家，父親覺得認識他們是一種榮幸：多夫·吉姆西、施拉格·卡達里、伊扎克·申哈爾、耶胡達·亞阿里。而今，他們幾乎已經被人遺忘，甚至就連他們的許多讀者也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那時，他們很有名，擁有廣泛的讀者。

倘若陌生人與我滿懷好奇的目光相遇，我則懷著歉意沖他們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把目光轉向別處。我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很怕在行動中被抓獲，並讓我做出解釋。但不管怎麼說，一兩分鐘后，我就不需要繼續偷看我漫不經心編織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已經看夠了。半分鐘，他們就被逮進了我那專門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機里。

又有一次他說：

他們二人一起去哪裡呢？

伯格曼現在也知道了。卡夫卡也是。還有我的父母。還有他們的朋友和熟人還有這個咖啡館里的眾多男男女女，所有那些我在故事中講述的人們，以及那些被完全遺忘的人們。他們現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我自己也會知道。與此同時，我們將採集各種不同的細節。以防萬一。

父親的敏銳與淵博給諸位名作家和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深知，每當字典或參考書令之大失所望時，他們始終可以依靠他淵博的學識。但是比利用我父親及其學術專長更甚者，是他們對我母親能夠伴他而來而毫不掩飾地感到高興。她深邃而鼓舞人心的關注，促使他們樂此不疲地追尋語詞技藝。她沉思的神態，她突如其來的問話，她的目光，她的評論，會給正在討論的話題增添幾分珍貴的理解，使他們不住地說啊說，彷彿他們有點陶醉，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那充滿創造性的鬥爭，他們的計劃以及他們的成就。有時，我媽媽會用一種截然相反的方式引用說話人自己的創作，暢談類似於托爾斯泰的思想，要麼就是在所談論的事情中識別出一種禁慾者（斯多葛派）的性質，要麼就是稍微歪著頭進行評論——在那一刻，她的聲音會呈現某種深色葡萄酒般的性能——這裏她的耳朵似乎在在座作家的創作中捕捉到了近似斯堪的納維亞人的音符，捕捉到漢姆孫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義創作的回聲。從此我母親會像從前一樣保持沉默，密切關注，像精確調試好音調的樂器。與此同時，他們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這麼想的，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在超市等候付錢，比如說，我前面的一個女人矮小而豐|滿，約莫四十五歲，非常吸https://read.99csw.com引人，因為她的體態或表情顯示，她什麼都嘗試過了，現在已經是處變不驚，就連最異乎尋常的體驗也只是引起她頑皮的好奇心而已。而我身後的一個士兵，也就二十來歲，顯得有些愁眉苦臉，正用渴求的雙眼直勾勾地看著這個什麼都懂的女人。我向旁邊退出半步，以便不擋住他的視線，為他們準備一間鋪著厚地毯的房間。我關上百葉窗，倚門站在那裡，而現在幻覺本身充滿了流動，非常具體，包括他在極度興奮中羞答答帶有喜劇色彩的觸摸，以及她滿懷同情慷慨大方的生動觸摸。直到錢櫃旁邊的女子抬高了聲音：下一個！那口音不能確定是俄羅斯口音，也許是中亞某個國家的口音？我已經到了撒馬爾罕，到了美麗的布哈拉，雙峰駝，粉石砌成的清真寺，穹頂撩人、地毯厚實柔軟的圓形祈禱大廳，伴我和我買的東西一道走到大街上。

停頓。狡黠、天真的微笑宛如噴薄的日出灑滿他表情豐富的迷人臉龐：「也許有人能夠向我解釋，在什麼情況下，他們為什麼執意告訴我唯一的例外，唯一註定要下地獄、化為烏有的事物，在一個原子也不可能被毀滅的廣袤宇宙里唯一註定要停息的事物就是我可憐的靈魂？除了我的靈魂，一切事物，每粒塵埃，每滴水，都將繼續生存，直至永遠，儘管形式不同？」

連續一百個小時獨處會得大獎，獎勵一個冰激凌，甚至獎勵一根玉米棒。

那年冬天，伯格曼課後邀請了五六個他最喜歡的或最感興趣的學生來他家裡待上幾個小時。每星期日晚上八點，我乘坐5路公共汽車從吉瓦特拉姆新校園去往熱哈維亞大街伯格曼教授那簡樸的公寓。房間里總是充滿舊書、新鮮麵包和天竺葵花散發出的淡淡的宜人氣味。我們坐在沙發上，或者在大師，在卡夫卡和馬丁·布伯童年時代的朋友，在為我們寫下認識論史和邏輯學原理的作者腳下，席地而坐。我們靜靜地等候他開口。

裝扮入時的女士們，以及儀錶堂堂的紳士，坐在桌旁輕輕地說話。身穿雪白工作裝的男女侍者臂上搭著疊得整整齊齊的白茶巾，在桌間穿梭行走，給大家端上滾燙的咖啡，咖啡上漂著狀如純潔的鬈髮天使的摜奶油，加香精的小瓷壺錫蘭紅茶，酒心油酥點心，羊角麵包，奶油蘋果餡餅，裹上一層香草霜的巧克力蛋糕，冬天晚上喝的香料酒，小杯的白蘭地和櫻桃白蘭地。（在1949年和1950年，仍然只用代用咖啡，巧克力和奶油也許也是代用品。）

其次，我的任務是不許插嘴。

在咖啡館里的這些談話中，我的角色別具一格。首先我得像個成年人一樣，彬彬有禮聰穎機靈地回答這些難題，比如說我多大了，在學校里上幾年級，我是不是集郵，有沒有剪貼簿，他們這些日子在地理課上教我們什麼了，希伯來語課上教什麼了，我是不是個好孩子，我讀過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亞阿里、或者卡達里、或者愛文·扎哈夫、或者申哈爾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師我都喜歡嗎。偶爾也問：我開始對年輕女士感興趣了嗎？我長大以後會幹什麼——也做教授嗎？還是做個拓荒者？還是在以色列軍隊里當個陸軍元帥？（那時我在內心深處得出結論，作家們都有點虛假，甚至有點滑稽可笑。）

他們幾乎不怎麼讓read.99csw.com我吃冰激凌，因為它對嗓子有害，讓人著涼。至於玉米棒，街角有賣的，普萊默斯攜帶型汽化煤油爐上坐著開水鍋，一個鬍子邋遢的人從鍋里拿出熱呼呼香噴噴的煮玉米，用綠葉子給你包好，上面再撒些鹽，幾乎就不讓我吃玉米棒子，因為鬍子邋遢的人顯然不乾不淨，他的水裡也許都是細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館里的行為舉止無可挑剔，就讓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選擇：是冰激凌還是玉米棒，隨便你喜歡哪個。」

「就是，」伯格曼表示贊同，「你在咖啡館里也碰不到物理定律或者數學規則。也碰不到智慧、愚笨、慾望與恐懼。尚未有人取些快樂或憧憬作為樣品，放到試管里。但是誰，我年輕的朋友，誰現在在和你們說話呢？是伯格曼的幽默嗎？是他的脾臟？也許是伯格曼的大腸在說話？是誰，要是你們原諒我說這種話，是誰在你們臉上灑下一點也不愜意的微笑？不是你們的靈魂嗎？是你們的軟骨嗎？是你們的胃液嗎？」

直至今天，我一直用這種方式行竊。特別是從陌生人那裡。特別是在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比如說，在診所排隊時，或在某政府部門的等候室，火車站或飛機場。甚至有時在我開車堵車時也在偷看身邊的車輛。偷看並編造故事。再偷看，再編造更多的故事。從她的衣著，她的表情，她補妝時的姿勢可以斷定她是哪裡人嗎？她家境如何？她的丈夫是個什麼人？要麼就是捕捉到那邊那個留著並不時髦的連鬢鬍子的小夥子，他左手拿著手機，另一隻手則比畫著切東西的動作，感嘆號，緊急呼救信號：他為什麼明天一定要飛往倫敦？他做什麼生意做得不稱心？誰在那裡等著他？他的父母長什麼樣？他們是哪裡人？他小時候是什麼樣子？他今天晚上，今天夜裡，在倫敦著陸以後計劃做什麼？（現在我不再驚恐地停在卧室門口了，我悄悄地溜了進去。）

父親會為這些會面做準備，洗頭，把皮鞋擦得像黑色大理石一樣閃閃發光，繫上他最喜歡的那條灰白條領帶，別上一枚銀色領帶夾，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釋怎樣才能做到彬彬有禮，我有義務簡明扼要地回答問題，還有品位。有時，即使他在早晨已經刮過臉了，但在我們出門之前他還要刮一次。我媽媽為彰顯這一時刻，戴上她的珊瑚項鏈，完美地襯托出她的橄欖色皮膚，給她恬靜的美麗增添了幾分異國情調，有些像義大利人，或許像希臘人。

我在想象林蔭大道和公園，月光迷離的長椅，通往石牆背後小房子的小巷，燭光，緊閉的百葉窗，音樂，故事到此變得對我來說過於甜美與恐怖，令我無法講述，也無法忍受，我連忙避開。接著，我把目光投向坐在我們桌子附近的兩個中年男子，他們在下棋，操一口德國口音的希伯來語。其中一位正在吮吸並撫摸一根冰涼的紅木煙斗，另一位偶爾用一塊花格手絹擦去他高高的額頭上那並不存在的汗水。一個女招待走過來，朝拿煙斗的男人輕輕說了些什麼，他用帶德國口音的希伯來語請另一個人原諒，又向女招待道歉，走向膳窗口旁邊的電話機。說完話后，他掛上電話，站了一會兒，顯得有點可憐與失落，接著跌跌撞撞回到桌邊，顯然再次請棋友原諒，接著他向他解釋著什麼，這次是用德語，急急忙忙在桌子上放了一些ｈｔtｐs://ｒeaｄ.９９cｓw.ｃoｍ硬幣，轉身離去；他的朋友生氣了，幾乎強迫他把硬幣放回兜里，但是另一個不肯，突然硬幣滾到了地上幾張桌子下，兩位先生不再推讓，跪在地上把硬幣撿起來。

「沒什麼，」一個星期日晚上他這樣對我們說，我沒有忘記，我確實沒有忘記，我相信自己可以逐字逐句地重複，「沒什麼東西可以消失。從來沒有。『消失』這個詞的本意指宇宙，可以說是有限的，可以離開它。但是沒——什麼——東西（他故意把詞語拖長）能夠離開宇宙。什麼也進入不了宇宙。就連一顆微塵也無法出現，也無法消失。物質變成能量，能量變成物質，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後分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與變形，但是沒——什麼——東西可以從有到無。即使長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髮也不會。無限一詞的概念確實非常廣闊，無限地廣闊，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封閉的，密封得嚴嚴實實：什麼也沒有離開，什麼也沒有進入。」

1961年我服過兵役后，基布茲胡爾達委員會將我送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學習兩年。我學習文學，因為基布茲急需文學老師，我學習哲學，因為是我堅持要學。每星期日下午四點到六點，百名學生聚集在梅塞爾樓的大報告廳里傾聽薩姆埃爾·雨果·伯格曼的講座「從克爾愷郭爾到馬丁·布伯的對話哲學」。我媽媽范妮婭在20世紀30年代也跟隨伯格曼教授攻讀哲學，當時大學依舊坐落在守望山上，她還沒有嫁給我的父親，每逢回憶起伯格曼教授，她都滿懷深情。1961年，伯格曼教授已經退休，他是位榮退教授，但是他那清晰雋永的學識將我們深深吸引。更想到站在我們面前的這個人曾經在布拉格和卡夫卡一起上學，他有一次對我們說，他實際上連續兩年和卡夫卡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直到馬克斯·布羅德出現，取代了他在卡夫卡身邊的位置。

我繼續編織我的網路。我想象那個年輕情人，就像納爾遜「納維卡特」板煙煙盒上所描繪的那個驕傲而有男子漢氣度的水手，實際上就是他答應了一根接一根抽煙的女人，今晚來與她會面，而現在他卻遠在千里之外。她徒然等待。「先生，你也被命運拋棄了嗎？你也和我一樣形單影隻嗎？」那就是她剛才走向那個身穿西服背心的男人，沖他彎腰，用古老浪漫故事的語言沖他所說的話，而他點頭稱是。不久，這一對被拋棄的人兒一起走出了咖啡館，在外面大街上，他們手挽著手，無需多說一句話。

根據某種不確定的表面跡象，我為他們編織出錯綜複雜但激動人心的生活。比如，那個嘴唇流露出痛苦、連衣裙領口開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裡的一張桌子旁邊，周圍濃煙繚繞，櫃檯後面牆上的掛鐘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她就站起來三次，進了女廁所，接著她又回來坐在已經空了的茶杯麵前，用棕色的煙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偶爾瞟一眼皮膚黝黑、身穿西裝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張桌子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個身穿西裝背心的男子，彎下腰，對他說了兩三個詞，而他只點頭稱是，現在她又坐在那裡抽煙去了。這裏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從這些碎片，我能夠編織出千變萬化令人眼花繚亂的情節與故事！也許她只是詢問，他看完報紙后能否把報紙拿給她看。

我不能讓人意識到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