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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舍伍德·安德森使我走出了這一惡性循環,「使我的創作之手得到了自由」。我將永遠感激他。
凌晨三點半,我穿上工作服和靴子,跑向拖拉機棚,我們從那裡出發到一塊叫作曼蘇拉的地里,清除棉花地里的雜草,我拿起一把鋤頭,在一排排棉花苗里快速干到下午,把其他人都甩在後面,彷彿我長出了翅膀,幸福得暈暈乎乎,跑,鋤草,咆哮,跑,鋤草,自言自語,向山嶺、微風竊竊私語,鋤草,發誓,跑,心潮澎湃,淚流滿面。
《小鎮畸人》甚至在我沒有與契訶夫本人相遇之前,就告知我契訶夫筆下的世界是什麼模樣: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者是克努特·哈姆孫的世界,也不是海明威或者伊戈爾·莫辛松的世界。沒有神秘的女子站在橋頭,也沒有豎起衣領的男子出現在煙霧繚繞的酒吧。
因此,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說把我離開耶路撒冷時就已經拋棄的東西,或者我整個童年時代一直腳踏、但從未勞神彎腰觸摸的大地重新帶回給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與娃娃的克洛赫瑪爾夫婦家裡總是飄著的淡淡的麵糰味兒與腌鱈魚味兒;傑爾達老師暗淡陰鬱的房子、表皮斑駁的柜子;心存不滿的作家扎黑先生以及他深受慢性偏頭疼困擾的妻子;傑爾塔·阿布拉姆斯基煙熏火燎的廚房;斯塔施克和瑪拉·魯德尼基養在籠子里的兩隻鳥,一隻老禿鳥和另一隻松果鳥;伊莎貝拉·納哈里埃里滿屋子的貓,還有她丈夫傑茨爾,合作社裡目瞪口呆的收款員;還有斯塔赫,施羅密特奶奶那條傷心的老狗,圓眼睛里露出哀愁,他們經常用樟腦球給它消毒,狠勁抽打它,消除灰塵,直至某天,她不再需要它,用報紙把它一卷,扔進了垃圾箱。
後來我把條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確實設法不做臟事,不嘮嘮叨叨。當他們問我一條毯子是否足夠,或者是否願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裡時,我動動腦袋作答。當問我,是否對政治感興趣,是否考慮參加讀報小組,我回答「呃哼」。如果問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過十個字,我故意遲疑幾秒鐘,彷彿在做深入的思考,讓他們知道我屬於那種矜持寡言、諱莫如深的人,具備內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儘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脫得精光,是一種英雄主義壯舉。甚至在最初幾個星期,我好像可以設法不寫東西。
「阿里克,當大家都吃羅宋湯時,你在唱國歌;當大家都在為阿布月齋日禁食時,你在慶賀普珥節。」
那些年我在胡爾達什麼沒讀過呢?我貪婪閱讀卡夫卡、伊戈爾·莫辛松、加繆、托爾斯泰、摩西·沙米爾、契訶夫、納坦·沙哈姆、布倫納、福克納、聶魯達、海姆·古里、阿爾特曼、阿米爾·吉爾伯阿、利亞·格爾德伯格、史龍斯基、歐·希勒里、伊茲哈爾、屠格涅夫、托馬斯·曼、雅各布·瓦塞爾曼、海明威、《我,克勞迪烏斯》、溫斯頓·丘吉爾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伯納德·劉易斯論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伊薩克·多依徹論蘇維埃、賽珍珠、《紐倫堡審判》、《托爾斯泰傳》、斯蒂芬·茨威格、猶太復國主義者定居以色列土地的歷史、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史詩的緣起、馬克·吐溫、克努特·漢姆生、希臘神話、《哈德良回憶錄》,以及尤里·阿夫奈里。一切。除了那些儘管我再三請求,可謝夫特爾仍禁止我讀的書,比如說,《裸者與死者》。(我想,只有在我結婚以後謝夫特爾猶豫再三,才讓我讀諾曼·梅勒與亨利·米勒。)
而電工摩伊謝·卡爾卡是一個身材單薄、面部扭曲、表情嘲諷的人,他爭論時,皺緊眉頭,幾乎是色迷迷地沖你眨著眼睛,他以一副頑皮、自鳴得意的架勢沖你微笑,再次帶著靡菲斯特的歡快朝你眨眨眼睛,彷彿他最終發現多年一直尋找的東西,某些不得自拔的困境,你瞞得過世人,卻瞞不過他那雙眼睛,那雙眼睛可以穿透你的偽裝,以發現你內在的困境為樂。大家都把你當作一個通情達理、令人尊敬的人,一個如此積極進取的人,但是我們二人都知道令人討厭的真相,縱然多數情況下你設法將其藏在七十七層面紗之下。我可以看穿一切,我的朋友,包括你卑鄙的性情,一切都逃不過我的眼睛,我只是以此為樂。
一個真正的所在,巴黎、馬德里、紐約、蒙特卡羅、非洲沙漠或斯堪的納維亞森林。必要時,也許可以在俄國寫鄉村小鎮,甚至在加利西亞寫猶太人村莊。但是,這裏,在基布茲,這裡有什麼呢?雞圈,牛棚,兒童之家,委員會,輪流值班,小供銷社。疲憊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九九藏書早早起來去幹活,爭論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點書,十點鐘之前便筋疲力盡進入夢鄉。即使在我以前生活的凱里姆亞伯拉罕,也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寫。除去遲鈍的人們終日過著陰鬱沉悶捉襟見肘的生活外,還有什麼?與胡爾達這裡有幾分相像。我連「獨立戰爭」都沒趕上,我出生太晚,只趕上可憐的點點滴滴,裝沙袋,撿空瓶子,從當地內務防禦哨所跑到斯洛尼姆斯基房頂上的瞭望哨,傳遞情報,而後歸來。
十五歲離家住進基布茲時,我寫下一些決心,將其定為自己非執行不可的標準。要是我真的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就必須開始在兩個星期內把自己曬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們當中的一員;我必須永永遠遠不再做白日夢;我必須更換姓氏;我必須每天洗兩三次冷水澡;我必須絕對強迫自己別在夜裡做那種臟事;我必須不再寫詩;我必須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須不再講故事——我必須以一個沉默的人出現在新地方。
於是我在無人光顧的自習室,給自己選擇了角落裡的一張桌子,每天晚上,我在這裏打開自己的棕色練習本,上面印著「通用」和「四十頁」的字樣。我在旁邊放了一支格魯布斯圓珠筆,一支帶橡皮頭的鉛筆,上面印著工會銷售商店的名字,一隻裝滿自來水的米色杯子。
這隻母狗,聽到先知這一連串的憤怒,像泄了氣的氣球縮了回去,絕望地四處探尋地方隱藏自己的恥辱,最後鑽到了床底下。
每星期三在赫茨爾之家的牆上,或者在食堂外面草坪上支塊白布,放映電影。這些電影明確地證明,在寬廣的大世界里主要生活的是出自海明威或者克努特·哈姆孫筆下的那些男男女女。從基布茲頭戴紅色貝雷帽的士兵們所講的故事中,也出現了這樣的畫面,這些在周末回家度假的士兵直接參与了赫赫有名的101部隊的報復性襲擊,強悍、沉默、冷峻的男子漢,身穿傘兵服,光彩照人,肩挎衝鋒槍,「身穿普通的衣裳,腳踏沉重的皮靴,流淌著希伯來青年的汗水」。
誰在胡爾達見過白蘭地?誰在這裏曾聽說過大胆的女人與崇高的愛情?
在讀報室的後邊,還有一個房間,幾乎無人問津,叫作自習室,基布茲委員會的成員有時在那裡開會,有時也在那裡舉行各種集體活動,但多數情況下那裡是空的。在一個鑲玻璃面的柜子里,擺放著一排排枯燥無味、令人生厭、沾滿灰塵的《青年勞動者》、《勞動婦女月刊》、《田野》、《時鐘》,以及《達瓦爾年鑒》。
這部樸實無華的作品,對我的撞擊恍如一場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們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陽系中的一顆行星罷了,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讓我睜開雙眼,描寫周圍發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識到,寫作的世界並非依賴米蘭或倫敦,而是始終圍繞著正在寫作的那隻手旋轉,這隻手就在你寫作的地方:你身在哪裡,哪裡就是世界中心。
但不能不讀東西。
奧伊扎爾融立陶宛《塔木德》學者的頭腦敏銳與哈西德教徒充滿激|情唱頌的狂熱於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奮力衝破塵世的束縛。在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奧伊扎爾·胡爾戴也許會變成一個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創造奇迹者,置身於眾多著了迷的崇拜者中。如果他選擇從政,做個保民官,肯定大有可為,身後會緊緊追著一批狂熱的崇拜者,也不乏對其深惡痛絕之人。但是奧伊扎爾·胡爾戴選擇了當基布茲中學校長的生活。他是位毫不妥協的硬漢,好鬥,飛揚跋扈,甚至暴虐無道。他能精熟詳盡地講述許多題目,近乎帶有情慾般的激|情,像猶太小村莊里一個雲遊四方的佈道者,《聖經》、生物學、巴洛克音樂、文藝復興藝術、拉比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原理、鳥類學、分類學、雷高德(裝有舌簧的八孔九-九-藏-書直笛),以及諸如「歷史上的拿破崙及其在19世紀歐洲文學與藝術中的表現」等各種課程。
我要為我深愛的女人斬殺這條內在的巨龍,從她那裡得到回報,於是幻想進一步發展,如此甜美,令人生畏,令我無法深思熟慮。那時,我並沒有想到,橋上那個絕望的女子,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我死去的母親,帶著她的絕望,她自己的巨龍。
奧尤什卡說:
有時,在談論優雅、墮落、價值、自由和壓迫時,伴隨著憂傷的小提琴曲或唱片發出的舒緩顫抖的聲音,捲毛沙伊會站在那裡拉琴,背對著我們。或者羅恩會對著他的小提琴嚅動著嘴唇,瘦骨嶙峋的羅恩,他媽媽總叫他小不點兒,最好不要企圖和他說話,連你好、怎麼樣都不要說,因為他一貫露出羞怯的微笑,鮮少和你說上一個短句,如「很好」,或者一個長句子「沒問題」。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氣全消的母狗多利。
每天幹完活上完課後,基布茲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來的寄宿者則在俱樂部里放鬆一下,或打打籃球。晚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這些活動,免得露怯。大家都離開后,我通常半裸著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曬日光浴,讀書讀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間,不躺在空床上,因為骯髒之念,還有大量天方夜譚式的幻想在那裡等待著我。)
我在這裏就這樣寫起了小說。
摩伊謝·卡爾卡說:
1959年9月,阿姆奧維德出版社出版的流行叢書中,收入由阿哈龍·阿米爾翻譯成希伯來文的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鎮畸人》。在讀這本書之前,我還不知道溫士堡的存在,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俄亥俄。或許我朦朦朧朧記得《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哈克貝里·芬歷險記》中有俄亥俄。而後,這部樸實無華的作品出現了,深深震撼了我,幾乎整個夏天,我像喝醉酒一般在基布茲的小徑上行走,直至凌晨三點半,自言自語,如同害相思病的鄉村情郎顫抖不已,又唱又跳,帶著敬畏、歡樂與狂喜悲泣——我找到了!
確實,在基布茲圖書館,我找到兩三位雄渾有力的小說家,他們在反映基布茲題材時,設法寫出類似海明威的短篇小說,納坦·沙哈姆、伊戈爾·莫辛松、摩西·沙米爾。但是他們那一代人,偷偷運送移民,走私武器,爆炸英軍司令部,抵禦阿拉伯武裝,他們的故事在我看來籠罩在白蘭地、紙煙和火藥味混合而成的迷霧中。他們住在特拉維夫,多多少少與真正的世界相聯,在那座城市裡,有咖啡館,青年藝術家在那裡喝酒,在那座城市裡,有卡巴萊歌舞表演,種種醜聞,劇院,以及充滿禁錮之愛與無助激|情的波西米亞生活。不像耶路撒冷和胡爾達。
圖書管理員謝夫特爾,與約拿大街書店和借閱圖書館老闆馬爾庫斯先生一樣,對我不可遏止的讀書渴望心存憐憫。他讓我想借多少書就借多少書,遠遠違背了他自己制定的圖書館規則。他在基布茲打字機上用醒目的字母打出規則,釘在他封地里幾個顯眼的地方,封地里那隱隱約約的塵土味兒、陳年膠水和海草味兒,吸引著我,猶如果醬吸引黃蜂。
或者是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我在那些年看了三四遍,裏面雲集著盪|婦和形體強悍的男人,這些男人在粗獷的外表下隱藏著詩意般的情懷,我夢想有朝一日會像他們一樣,聲音沙啞,具有陽剛之氣,體魄猶如鬥牛士,臉上充滿了蔑視與哀愁,也許有點像照片上的海明威。倘若有朝一日,我未能設法像他們那樣,至少我也會寫這樣的男人:英勇無畏的男人,懂得如何嘲笑,如何憎恨,倘若需要懂得如何出拳痛打惡霸,他們確切地了解在酒吧里點什麼,向女人、對手或者並肩戰鬥的同事說些什麼,如何用槍,如何在做|愛中達到極致。還有高貴的女人,易受傷害,然而難以誘惑,令人費解,充滿神秘感的女人,慷慨地濫施「恩寵」,然而這種「恩寵」只施與那些精心挑選出的男人,他們懂得如何嘲笑與蔑視,痛飲威士忌,出手有力,等等。
太陽落山之際,我拿著書來到赫茨爾之家,基布茲邊上的文化中心。這裡有間讀報室,你每天晚上在這裏都可以看到基布茲的https://read•99csw•com幾個老光棍,他們通過閱讀日報、周刊來消磨人生,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的政治論爭,令我有些想起在凱里姆亞伯拉罕時,斯塔施克·魯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瑪爾先生、巴·伊茲哈爾和倫伯格先生的爭論。(我到那裡時,基布茲的老光棍幾乎都是四十五歲左右了。)
更有甚者,他們當中有些人,儘管獻身農業,全心全意忠誠于體力勞動,但寫風格質樸的文章。他們多數描寫日常爭論的話題,但是在每兩周一次發表在地方通訊上的一些文章里,他們偶爾允許自己在猛烈的論證與愈加猛烈的反證當中,加大抒情力度。
「對不起,阿里克,但你說的和我們說的是兩碼事。」
奧伊扎爾,若不是背著雙手在房前小道上快步來回行走,伸出下巴披斬眼前的空氣,就會坐在角落裡抽煙,口裡小聲哼唱,看書,要麼就是一邊通過放大鏡觀察一些植物花蕊,一邊翻動植物手冊。此時,漢卡甩開軍人的步伐,精力充沛大踏步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拉平床墊,倒煙灰缸,並把它清洗乾淨。她噘起嘴唇,整理床罩,或者用彩紙剪些裝飾品。多利會汪汪兩聲向我表示歡迎,奧伊扎爾雷鳴般的喝斥嚇住了它:「你真不害臊,多利!看看你在朝誰叫喚!」或者有時:「真是的!多利!我大吃一驚!真的大吃一驚!你怎麼能這樣?你的聲音怎麼不發抖呢?這樣無恥的表現只能給你自己丟臉!」
有時,我到那裡時,發現三個胡爾戴家的男孩,奧伊扎爾、沙伊和羅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階上,像來自東歐猶太村莊里的克萊茲默小組,唱片那綿長、徘徊不去的樂音在晚間的空中飄拂,令我產生一種愜意的渴望,還有一陣令人心痛的哀愁,為自己無足輕重,為自己是他者,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變成他們當中真正的一員,我在他們餐桌旁永遠只是乞丐,一個外來人,一個從耶路撒冷來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個可憐的江湖騙子。(我在《沙海無瀾》的阿扎賴亞這一人物身上賦予了這種情感。)
奧尤什卡和摩伊謝·卡爾卡都是單身,他們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持有異議,儘管他們晚上誰也離不開誰,他們總是在食堂一起吃飯,而後一塊散步,再一起去讀報室。奧尤什卡像小孩子一樣靦腆,為人謙遜,性情溫和,長著一張笑臉,只是低垂的目光令人費解,彷彿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恥辱與屈辱的事。但是,爭論時,他總是慷慨激昂,開始迸射火花,眼睛幾乎瞪出眼眶。接著,他那張和藹稚氣的臉龐流露的不是氣惱,而是驚恐與冒犯,彷彿是他自己的觀點讓他丟臉。
在只隔著層薄牆壁的讀報室,摩伊謝·卡爾卡、奧尤什卡和阿里克正就摩西·達揚的演講爭得不亦樂乎,演講猶如「從五樓的窗子拋出一塊石頭」(「五樓」是中心委員會成員在特拉維夫工會大樓里碰面的地方)。三個不再年輕英俊的男人,用經學院學生誦經的腔調爭論。阿里克,一個充滿活力、精力充沛的人,總是試圖充當老好人,喜歡平凡談話,他的夫人祖施卡身體不好,但他多數夜晚都和單身漢混在一起。摩伊謝·卡爾卡、奧尤什卡說話時,他插不上嘴:「等等,你們都說得不對。」或者:「容我一會兒給你們說點什麼,會消除你們的爭執。」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爾達,即使最為農業(地地道道)的農業勞動者夜晚也讀書,終日探討書。當他們採摘橄欖時,他們不可開交地爭論托爾斯泰、普列漢諾夫、巴枯寧,爭論是實行永久革命還是在一個國家進行革命,爭論在古斯塔夫·蘭道爾的社會民主與平等價值和自由價值之間,以及二者與追求人的兄弟關係之間存在著的永恆衝突。在養雞房裡撿雞蛋時,他們爭論如何在鄉村背景里恢復慶祝古老猶太節日的儀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時,他們對現代藝術擁有不同見解。
這就是宇宙中心。
阿里克受到傷害,拔腿要走,但是兩個單身漢,一如既往,一邊堅持要陪他回家,一邊不住地爭論,而他一如既往,邀請他們進門,幹嗎不,祖施卡會非常高興,我們喝點茶,但是他們彬彬有禮地拒絕。他們總是拒絕。他年復一年從讀報室邀請他們二人到他家裡喝茶,進來,進來待一會兒,我們喝杯茶,幹嗎不,祖施卡會非常高興,但是年復一年他們總是彬彬有禮地拒絕邀請。直至有一次——
漢卡·胡爾戴向我綻開笑臉,向一個看不見的觀眾宣布:「瞧!看看誰來了!喝杯咖啡?蛋糕?還是一些水果?」這些選擇剛一出口,彷彿魔杖一揮,咖啡、蛋糕和水果就放在了桌子上。我溫順聽話,但內心裡涌動九_九_藏_書著激|情,我彬彬有禮地喝著咖啡,適度吃了一些水果,與漢卡和奧伊扎爾談了一刻鐘當下的一些急迫問題,如死刑,不然就是人之初確實性本善,只是被社會所毀壞,不然就是我們本來天性邪惡,只有教育能夠將其改進到某種程度,或者在某種情況下改進它。「墮落」、「優雅」、「性格」、「價值」以及「改進」等詞語經常充斥于放著白色書架的典雅房間,那書架與我父母耶路撒冷家裡的書架如此不同,因為這裏的書架分成繪畫、小雕像、化石收藏、用野花壓成的拼貼藝術、精心照管的盆栽植物,角落裡還有一部留聲機和許多唱片。
因為,外面已經夜靜更深,離籬笆牆不遠的胡狼飢餓地哀嚎,我也要把他們寫進故事。幹嗎不呢,讓他們在窗下悲泣吧。失去兒子的打更人也在進行報復性的襲擊。被後人稱作黑寡婦的嚼舌婦。狗狂吠不止,柏樹在黑暗中瑟瑟抖動,冷不丁讓我把它們當作一排低聲祈禱的人們。
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撰寫的和平主義小說《凱旋門》背景置於20世紀30年代,小說開篇描寫一個孤獨的女子在深夜時分倚靠在橋樑矮牆上,就要投河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一個陌生人停下來和她說話,抓住她的胳膊,挽救了她的生命,並和她度過銷魂之夜。那是我的幻想,我也會那樣與愛不期而遇。她會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獨自站立在斷橋上,我會在最後一刻出現,營救她,斬殺巨龍——不是我在年幼之際成打斬殺的那種有血有肉的巨龍,而是內在的絕望。
我忐忑不安,走進老兵居住區北邊一套帶有小門廊的一間半平房,房子對面是一排柏樹,屋裡牆上掛著莫迪里阿尼和保羅·克勒的贗品繪畫,以及一幅酷似出於日本人之手的惟妙惟肖的杏花吐艷圖,兩把簡樸的扶手椅之間有一張小型咖啡桌,桌上放著一隻高高的花瓶,花瓶里幾乎一向不放鮮花,而是插著格調高雅的小枝。風格樸素的淺色窗帘上繪有依稀的東方圖案,令人想起德國——猶太作曲家譜寫的、帶有改裝了的東方主義色彩的希伯來文民間歌曲,以期吸收中東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阿拉伯或《聖經》精神。
《小鎮畸人》中的故事都圍繞日常生活瑣事展開,以當地流言蜚語片斷或者沒有實現的夢想為基礎。一個老木工和一個老作家談論把床升高,而另一個名叫喬治·威拉德的年輕人是當地一家報社初出茅廬的記者,無意間聽到了他們的談話,突發奇想。一位名叫比德爾鮑姆的性情古怪的老人,綽號飛翼比德爾鮑姆。一個身材高大、黝黑的女子由於某種原因嫁給了一個名叫里費博士的男人,但一年後死去。一個名叫阿布納·格羅夫的男人,小鎮上的麵包師,以及帕雪瓦爾醫生,「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嘴巴下垂,唇上蓋著一抹黃色鬍髭。他老穿一件骯髒的白背心,口袋裡露出許多叫作『斯都琪』的黑煙捲」,還有其他類似的人物類型,在那個夜晚之前,我認為他們在文學中沒有位置,除非作為背景人物,向讀者提供頂多半分鐘的笑柄與憐憫。這裏,在《小鎮畸人》中,我認定有損於文學尊嚴、被拒之文學門外的人與事,佔據了中心舞台。舍伍德·安德森筆下的女人並非大胆,她們不是神秘的妖婦。他筆下的男人也不強悍,屬於那種籠罩在香煙煙霧與陽剛悲憫中的類型。
阿里克和顏悅色,試圖平息奧尤什卡和摩伊謝·卡爾卡之間的爭論,但兩個對手聯手朝他叫嚷,因為在他們看來,他連爭什麼都沒搞清楚。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這裏讀書讀至半夜時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這裏,我重新開始了創作,沒有人看見,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與無足輕重,充滿了自我厭惡。我離開耶路撒冷到基布茲,當然不是為了寫詩寫小說,而是為了獲得新生,拋棄一堆堆語詞,里裡外外曬得黑黝黝的,成為一個農業勞動者,一個耕耘土地的人。
如果我想像這些作家那樣寫作,我首先得去倫敦或米蘭。但是怎麼去呢?基布茲的普通農民不會突然去往倫敦或米蘭汲取創作靈感。如果我想擁有去巴黎或羅馬的機會,我首先得成為名人,我得像那些作家中的一位成功地寫本書。但是為了寫這本成功的書,我首先得住到倫敦或紐約。惡性循環。
至於奧扎爾或奧伊扎爾·胡爾戴,「繼續教育班」或中學的負責人,則是個精幹結實的男子,苦難和具有反諷意味的聰慧使他臉上布滿了猶太人的皺紋。在這些痛苦的皺紋中,偶爾會悠然閃過一絲恣意頑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風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長揶揄諷刺。他能夠流露出一股https://read.99csw.com脈脈溫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會動雷霆之怒,令周圍的人產生世界末日時的恐懼。
我幾乎在絕望中放棄。要像雷馬克或海明威那樣寫作,你確實得離開這裏,投身於真正的大世界,去往男人猶如拳頭般強勁有力、女人宛若夜晚般柔情似水的所在,在那裡橋樑橫跨寬闊的河流,夜晚酒吧燈光搖曳,真正的生活真正開始。人若是缺乏那個世界的體驗,得不到半點寫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的臨時許可。一個真正作家的生活所在不是這裏,而是那裡,在那廣闊的大世界。直到我出去,住到那樣一個真正的世界,才有機會找到東西寫。
在這裏,在基布茲胡爾達,也住著長於俄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牛倌,曾經被放進佔據八十四個席位的工黨候選人名單中競選第二屆議會議員的教書匠,一個喜歡古典音樂的漂亮女裁縫,晚上畫留在記憶深處的故鄉比薩拉比亞小村遭毀滅之前的風光。也有年事已高的光棍喜歡在涼風習習的晚上獨自坐在長椅上凝視小姑娘,一個聲音悅耳的卡車司機私下夢想成為歌劇演員,一對暴躁易怒的理論家,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無論在口頭上還是在文字中,均相互輕慢相互蔑視,一個當年在波蘭曾是班上最可愛的姑娘甚至在無聲電影里上過鏡的女子,而今身材肥胖,滿臉通紅,沒人照顧,每天系著髒兮兮的圍裙坐在食品倉庫后粗糙的凳子上,給一大堆一大堆的蔬菜削皮,偶爾用圍裙擦擦臉,擦去眼淚、汗水,或二者兼而有之。
每星期有那麼一兩次,我會在天黑之前對著鏡子檢查自己曬得怎麼樣,而後穿上襯衫,而後鼓起勇氣,到老兵居住區,與我在基布茲的「父母」漢卡和奧伊扎爾·胡爾戴喝杯果汁,吃塊蛋糕。這兩位老師,都來自波蘭的洛茲,年復一年主持基布茲內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學任教的漢卡,是個漂亮豐|滿、精力充沛的女子,猶如發條一貫綳得緊緊的,強烈的奉獻光環與香煙煙霧始終環繞在她周圍。她一人肩負著諸多重任:組織猶太人過節、舉行婚禮和周年紀念日、上演節目、培養質樸的無產階級地方化傳統。這一傳統,按照漢卡所設想的,應融合《雅歌》風韻和新《聖經》時代土地耕作者所擁有的橄欖兼角豆莢的希伯來品位,兼濟東歐的哈西德派猶太小村莊的格調,融進了東歐農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獷豪爽的方式,後者直接從克努特·哈姆孫踩在赤腳下的「大地碩果」中擷取了天真純潔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樂趣。
如同在家裡一樣無拘無束。
我確實試圖一勞永逸拋棄學術世界,與自己的出身背景抗衡,我出了油鍋,又跳入了烈火,「好像人躲開獅子又遇見熊」。應該承認,這裏的辯論者要比坐在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桌旁的辯論者黝黑得多,他們頭戴布帽,身著工作服和笨重的皮靴,他們講的不是帶有俄文腔的夸夸其談的希伯來語,而是幽默詼諧的希伯來語,帶有加利西亞或比薩拉比亞意第緒語那聲情並茂的味道。
整個《小鎮畸人》由一系列的故事與事件構成,故事套故事,故事與故事互為關聯,尤其因為這些故事均發生在一個窮困偏僻的鄉間小鎮。書中儘是無關緊要的小人物:老木匠、一個心不在焉的小夥子、某小店老闆和一個年輕的女僕。這些故事互為關聯,也是因為人物從一個故事走進另一個故事,一個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在另一個故事中再度出現時,則成為次要人物、背景人物。
我知道我來自那裡,來自令人沮喪的諸多憂愁與虛偽、渴望、荒誕、自卑情結與鄉野虛誇、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過時的理想、備受壓抑的創傷、無可奈何與絕望茫然,對國內種種苦澀的變化絕望茫然,一些微不足道的騙子偽裝成危險的恐怖主義者和英勇的自由衛士,不幸的書籍裝訂者發明了帶有普遍救贖色彩的配方,牙醫們悄悄地告訴鄰居他們同斯大林保持著曠日持久的私人通信,鋼琴老師、幼兒園老師和家庭主婦嚮往充滿激|情的藝術生活的渴望遭到遏制,夜晚淚流滿面輾轉反側,欲罷不能的作家們沒完沒了給《達瓦爾》的編輯們寫信,發泄不滿,老麵包師在睡夢中看見了邁蒙尼德和善名之師,緊張不安、自以為是的工會官員以職業政黨工作人員的眼光盯著當地居民,電影院、合作社的出納員在夜間作詩,編寫小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