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四個著名的自由黨人士和我爸爸坐在一起，他們攜夫人預先在咖啡館會面，一起來到這裏，像一個小型代表團，向我們表達哀悼之情。他們事先定好，試圖用談論政治來轉移父親的注意力，當時議會正要就本-古里安總理與西德總理艾德諾簽署的賠償協議展開辯論，自由黨把協議當成令國家蒙受恥辱的惡劣行為，是對紀念遭納粹殘害的犧牲者這一舉動的玷污，是年輕的國家在良心深處無法驅除的污點。我們的一些慰問者認為，我們有責任不惜任何代價摧毀這一協議，甚至是流血。

我逃之夭夭。

「祖西亞，請別那樣，夠了。你如果這樣，羅尼亞和孩子會受不了的。打住！控制一下自己！真的！跟羅尼亞和孩子學學怎麼做！真的！」

托倫夫婦來了，倫伯格夫婦、羅森多夫夫婦和巴-伊茲哈爾夫婦，以及兒童王國的傑茨爾和伊莎貝拉·納哈里埃里來了，還有凱里姆亞伯拉罕區的其他老熟人和鄰居們也來了，警察局長杜戴克伯伯和他那可人的太太托西婭來了，普費弗曼與報刊部的工作人員、國家圖書館所有部門的圖書管理員來了。斯塔施克和瑪拉·魯德尼基來了，還有各類學者、書商，以及父親在特拉維夫的出版商約書亞·查持克，甚至爸爸的伯父克勞斯納教授也在某天晚上光臨，非常苦惱動容，他默默地把一個老年人的淚水灑在爸爸肩頭，悄聲說些正式的悼詞。我們在咖啡館里的熟人們來了，還有耶路撒冷的作家們，耶胡達·亞阿里、舒拉加·卡德里、多夫·吉姆西，還有伊扎克·申哈爾、哈爾金教授和夫人、伊斯蘭教史專家本內特教授，以及研究猶太人在基督教西班牙歷史的專家伊扎克（·弗里茲）·貝爾教授。正在高校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三四位年輕講師也來了。我在塔赫凱莫尼學校的兩個老師來了，還有我的同學，以及克洛赫瑪爾夫婦，托西婭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瑪爾，修理破玩具與娃娃的人，他們的小店被重新命名為娃娃醫院。傑爾塔和雅考夫-大衛·阿布拉姆斯基來了，他們的長子約尼在「獨立戰爭」結束之際死於約旦狙擊手的槍彈之下。幾年前一個安息日的早晨，約尼正在院子里玩耍，狙擊手的子彈打中了他的腦門，那時他的父母正和我們一起喝茶吃蛋糕。救護車在我們的街道上呼嘯賓士，前去把他救起，幾分鐘后又開回來，響起凄厲的笛聲駛往醫院，當媽媽聽到救護車的笛聲時，她說，我們花時間制訂計劃，然而有人躲在暗處嘲笑我們，嘲笑我們的計劃。傑爾塔·阿布拉姆斯基說，正確，生活就是那樣，然而人們永遠制訂計劃，否則將無限絕望。十分鐘后，一個鄰居趕來，輕輕把阿布拉姆斯基夫婦叫到院子里，只輕描淡寫地告訴他們一些情況，他們急忙隨他而去，傑爾塔阿姨把裝有錢包和報紙的手提包忘了。第二天我們去看望他們，並表示哀悼，爸爸擁抱過她和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后，默默地把手提包遞給她。現在他們淚流滿面，擁抱我和爸爸，但是他們沒給我們帶手提包。

我爸爸幾乎無法加入談話，只是點幾次頭，但我卻鼓起勇氣，向這些耶路撒冷的顯赫人物說了幾句話，以此祛除衛生間談話之後產生的痛苦。莉莉ｈｔtｐｓ://rｅａd•9９cｓｗ.ｃoｍ亞阿姨的話讓我覺得非常刺耳，猶如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每當我想起衛生間里的那次談話，臉都會不由自主地抽搐。直到今天，我想起它時，那感覺就像咬到了爛水果。

奶奶指責他說：

而後，她換了一副腔調，向我講起我的新責任，一個成年人的責任，從今以後要照顧爸爸，給他黑暗的生活帶來某種光明，至少給他一些樂趣，比如說，尤其要好好讀書。而後，她繼續談論我的感受，她得知道，我聽到出事時是怎麼想的。那一刻我有何種感受，我現在有何種感受，跟我說說。她開始羅列各種各樣的情感名稱，好像讓我做選擇，抑或勾掉不適用的詞語。傷心？害怕？焦慮？渴望？大概有點生氣？吃驚？負疚？因為你也許聽說過或者讀到過，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會產生負疚感？沒有？有沒有懷疑的感受？痛苦？還是拒絕接受新的現實？

甚至在守喪期結束，房子終於清靜下來，爸爸和我把門關上，只剩下他和我兩個人時，我們之間也幾乎沒話，除了某些最為基本的事情：廚房門卡住了，今天沒有郵件，可以用衛生間了，但沒有手紙了。我們也避免目光相遇，彷彿我們都為做過的事情而慚愧：如果不那樣，情形可能會好得多，如果我們能默默地慚愧，同伴對你一無所知，你對他也一無所知，至少會好一些。

於是，爺爺奶奶坐在另一個房間，那裡的客人已經與我和爸爸坐過，然而覺得多待一會兒比較合適。亞歷山大爺爺一向疼愛自己的兒媳，一向為她愁眉不展而憂心忡忡，他在房間里來回走動，帶著某種強烈的嘲諷，搖搖腦袋，偶爾大哭起來：「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這麼美麗！這麼年輕！這麼聰穎！才華橫溢！怎麼會這樣！告訴我怎麼會這樣！」

莉莉亞阿姨，莉莉亞·巴-薩姆哈博士，執意要和我談心，然而我試圖禮貌地逃避。因為爺爺奶奶和爸爸家族裡的另一些人佔據了另一個房間，廚房裡儘是好心的鄰居們，施羅密特奶奶不斷來回走動，擦洗碗碟和茶勺，莉莉亞阿姨拉著我的手走進衛生間，把衛生間的門反鎖上。和這個女人在反鎖上的衛生間里靠得這麼近，感覺怪怪的，令人反感。但是莉莉亞阿姨沖我滿臉堆笑，坐在馬桶蓋上，把我按坐在她對面的浴缸邊上。她默默地看了我一兩分鐘，充滿同情，淚水湧上眼眶，而後她開始說話，講的不是我媽媽，也不是羅夫諾的學校，而是藝術的偉大力量，以及藝術與內在心靈生活的關係。她所說的話令我退縮。

他站在屋子的一角，背對著大家，大聲抽噎，好像在打嗝，雙肩劇烈地抖動。

儘管沉默與慚愧，可父親和我那時很親近，正如去年冬天，一年零一個月之前，母親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我和父親猶如一對擔架手，抬傷員攀上陡坡。

幾個月之後，爸爸重新恢復了擦鞋的習慣，皮鞋在電燈光的照射下直至閃閃發光，而且晚上七點鐘刮臉，穿上漿過的襯衫，繫上絲綢領帶，把頭髮潤濕後向后梳，噴洒須后水，出去「和朋友們聊天」或「討論工作」。

災難過後幾星期，家裡亂得一塌糊塗。我和父親誰也不收拾鋪著油布的廚房餐桌上的ｒeaｄ•９９ｃsw•ｃoｍ殘羹剩飯，我們把碗碟泡在洗滌槽的污水裡，碰都不碰，直到連一個乾淨的都沒了，我們才從裏面掏出幾隻盤子、幾把刀叉，在水管下沖洗乾淨，用完後放回已經開始發臭的一堆餐具上。垃圾箱塞滿，味道難聞，因為我們誰都不願倒垃圾。我們把衣服就近扔到椅子上，如果要用椅子，我們就乾脆把椅子上的東西統統扔到地上，地上早已堆積著許多書、紙張、果皮、臟手絹和發黃的報紙。地板四周蒙上了一圈圈灰塵。即使廁所堵了，我們也不願盡舉手之勞。一堆堆污垢從衛生間流到走廊里，與亂七八糟的空瓶子、卡片盒、舊信封和包裝紙混在一起（在《費瑪》一書中，我多多少少這樣描述過費瑪的房間）。

清潔工來了幾個星期之後，房子整理得乾乾淨淨，爸爸和我逐漸每天晚上在廚房舉行日常工作會議。我開始簡要地告訴他我在學校里的一天，他給我講那天站在書架當中和戈伊坦教授或羅滕斯特萊恩進行的有趣談話。我們就政治形勢、貝京和本-古里安或是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在埃及發動的軍事政變交換意見。我們又在廚房掛起了卡片，寫下——現在筆跡已經不相似了——需要在食品雜貨店或蔬菜水果店買些什麼，我們都得在星期一下午理髮，或者是給莉蘭卡阿姨買小禮物祝賀她獲得了新文憑，或者給施羅密特奶奶買小禮物祝賀她過生日，具體數字一向是牢牢保守的秘密。

但是，我爸爸終日萎靡不振，鬍子拉碴，坐在媽媽度過無眠之夜的那把椅子里，只是漠然地點點頭，示意她們說下去。

守喪期間及其後，媽媽的父母和姐妹沒來耶路撒冷，他們在特拉維夫哈婭姨媽家裡單獨守喪，因為他們把災難歸咎於我的父親，無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聽說甚至在葬禮上，父親和他父母一起走，媽媽的姐妹和她們的父母一起走，兩大陣營沒說一句話。

媽媽的朋友們來了，莉莉亞·巴-薩姆哈、魯謝莉·恩格爾、伊斯塔卡·韋納、范妮婭·魏茨曼和另外一兩個女人，塔勒布特高等中學的同年夥伴。她們呷著熱茶，談論她們的學校。她們緬懷我媽媽少女時的樣子，緬懷她們的校長伊撒哈爾·萊斯，每個女孩都在暗地裡鍾情於他，而他的婚姻很不成功。她們也談論其他的老師。後來莉蘭卡阿姨考慮再三，體諒地問爸爸，她們這樣說話、回憶、講故事，他是否介意，也許說點別的對他來說好一些？

我孤零零一個人待在家裡，讀書，耽於夢幻，寫作，塗掉，再寫。要麼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來回遊盪，摸黑檢查把耶路撒冷一分為二的約以停火線沿線無人區和雷區周圍的隔離牆。當我在黑暗中行走時，我低聲哼唱，啼——嗒——嘀——嗒——嘀。我不再渴望「去死，或征服高山」。我想讓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遠離開家，離開耶路撒冷，到一個基布茲生活，把所有書和情感都甩在腦後，過簡樸的鄉村生活，過與大家情同手足的體力勞動者的生活。

這一次我們相互扶持。

整整一個冬天，我們也沒有開窗。好像我們怕失去房間里特別的氣味，彷彿我們對彼此的氣味感到舒適，即使氣味變得非常濃烈。父親一雙眼睛下面出現了半月形的黑色暈圈rｅａｄ•９9cｓｗ.cｏｍ，像媽媽失眠時那樣。我會在夜間醒來，驚恐萬狀，窺視他的房間，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樣坐著，憂愁地凝視著窗子。但是父親沒有憑窗而坐凝視烏雲或明月，他給自己買了台飛利浦牌小型收音機，帶有綠燈，他把收音機放在床頭，躺在黑暗中收聽各種廣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機里發出單調的嗡嗡聲響，他伸手調到了倫敦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服務節目。

在她的葬禮之後，爸爸和我在家裡待了幾天。他沒有上班，我沒有上學。家裡的房門整天敞著，我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鄰居、熟人和親戚。好心的鄰居們主動詢問客人們是否有足夠的軟飲料、咖啡、蛋糕和茶，時不時邀請我到他們家裡待上一會兒，吃頓熱乎乎的飯菜。我彬彬有禮，小口小口抿著一勺勺湯，吃下半塊炸肉餅，而後急急忙忙跑到父親身邊。我不願意讓他孤零零地待在那裡。然而他並不孤單，從早晨到晚上十點或十點半，我們的小房子里擠滿了慰問者。鄰居們湊集一些椅子，靠著書房的牆壁圍坐成一圈。我父母的床上整天堆著不認識的外衣。

爸爸忍住淚水。無論如何，他不能當著我的面流淚。他終日坐在媽媽的舊椅子上，臉一天比一天陰暗，從守喪期的第一天起，他就沒有刮臉，他點頭迎接客人，等客人走時又點頭與之告別。那些天，他幾乎不說話，彷彿媽媽的死療治了他打破沉寂的積習。現在他一連幾天默默地坐著，任他人說話，談論我媽媽，談論書和書評，談論政治轉折。我試圖坐在他的對面，目光幾乎終日不離開他。每當我從他椅子旁邊經過時，他就疲憊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後背，除此之外，我們誰也不跟誰說話。

父親一方有時也作一兩個暗示，詢問姨媽，她們的家人，或者克里亞特莫茲金的外公外婆，但我開始回答兩分鐘后，他就臉色蠟黃，十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繼續詳述了。當施羅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時，姨媽和外公外婆讓我轉達對亞歷山大爺爺的慰問，穆斯曼家族認為爺爺是整個克勞斯納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後，當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訴亞歷山大爺爺時，他握緊雙手，接著雙手堵住耳朵，提高聲音，與其說傷心，不如說憤怒，說：「上帝啊！他還年輕著呢！一個心地單純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訴那邊所有的人，我的心為他哭泣！請你一定要這樣告訴他們：亞歷山大·克勞斯納的心在為親愛的赫爾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我媽媽去世時三十八歲。以我現在的年齡，我可以做她的父親。

然而，透過這層混亂，一種深深的相互體諒之情瀰漫著我們冷清的家。父親終於不再堅持給我規定作息時間，讓我自己決定何時熄燈。而我呢，從學校回到空無一人、無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給自己簡單弄點吃的：煮雞蛋、乳酪、麵包、蔬菜，還有什麼沙丁魚或金槍魚罐頭。我還給爸爸切兩片麵包，裏面夾進雞蛋和西紅柿，儘管他一般早就在塔拉桑塔的食堂吃過了。

應爸爸請求，爺爺奶奶多數時間要待在另一個房間，因為爸爸覺得他們的出現加重了他的負擔。亞歷山大爺爺會冷不丁地像俄國人那樣放聲大哭，還不時打嗝，而施read.99csw.com羅密特奶奶總是不住地穿梭于客人和廚房之間，幾乎強行奪走他們手中的茶杯和蛋糕碟，用洗滌劑小心翼翼地清洗，用清水好好沖洗，擦乾，放回到客人待的房間。用畢而沒有立即清洗的茶勺在奶奶眼裡都是可導致災難的危險力量。

但是，從那混亂的幾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種潔癖，使我周圍的生命境遇悲慘。任何沒有放好的紙片，沒有折好的報紙，或者沒有清洗的茶杯均會令我心裏不得安寧，即便不是神志不清。直至今天，我像某種秘密警察，或者像《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施羅密特奶奶那樣耽於整潔，每隔幾個小時就擦一遍房間，無情地將那些不幸出現在表面的可憐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亞深處，要麼就是把某人因打電話留在桌上的書信或散頁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遺棄的抽屜里，某位可憐的受難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裡晾涼，而我卻把它倒掉，沖洗杯子，口朝下放進洗碟機，殘忍地收起鑰匙、眼鏡、便條、藥品、某人稍不留神沒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東西都落入這個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於是乎，亂七八糟的房子終於有點整齊了。因此這個家不會有很多痕迹，令人想起那時我和父親的住處，我們達成一種默契，我們應該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只要她知道。

我沒有參加媽媽的葬禮。莉莉亞阿姨，莉亞·卡利什-巴-薩姆哈，被視為研究一般情感尤以研究兒童教育見長的專家，害怕埋葬會對兒童心理產生不利影響。從那以後，穆斯曼家族的人們從未光顧過我們在耶路撒冷的家，父親這邊也沒有去看過他們，或是建立任何聯繫，因為穆斯曼家族的懷疑令父親受到了嚴重傷害。在那些年，我成了中間人。第一個星期，我甚至就如何處理媽媽的私人物品一事拐彎抹角地在中間傳話，還有幾次，我轉交她的私人物品。在接下去的幾年裡，姨媽們經常小心盤問家裡的日常生活情形，爸爸和爺爺奶奶的健康狀況，爸爸的新妻子，乃至我們的物質生活狀況，但是她們執意讓我長話短說：我沒興趣聽。或者：夠了，我們聽得已經夠多了。

一天傍晚，施羅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帶來了兩盤特意給我們做的食物。我一開門，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撲入鼻孔的惡臭，令她驚駭不已。她幾乎沒說一句話，轉身便逃。但是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她又返回來，這次帶著兩個清潔女工、大量清潔物品和消毒劑。她把作戰指揮部設在院里的一條長椅上，對著屋門，從那裡指揮大掃除行動，一連持續了三天。

我們從來沒有談起媽媽。隻字未提，也沒有談起自己，也沒有談起絲毫與感情有關的事情。我們談論冷戰，我們談論阿卜杜拉國王遭到暗殺、第二輪戰爭的威脅。父親向我解釋象徵、寓言、寓意的區別，英雄傳奇與神話傳說的區別。他也向我清晰而準確地講述了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的區別。每天早晨，即使在這些灰暗、陰沉、迷濛的1月早晨，伴隨著第一縷晨光，外面濕漉漉光禿禿的樹枝枝頭傳來呆鳥愛麗絲可憐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九_九_藏_書，這個嚴冬，它沒有像在夏季那樣把該旋律重複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無語。直至如今，直至我寫下這些文字之前，我幾乎就沒有談起過我的母親，沒和爸爸談起，沒和夫人談起，沒和子女談起，沒和任何人談起。爸爸死後，我幾乎也沒有談起他。彷彿我是個棄嬰。

爺爺立刻聽從了她的建議，坐在那裡，雙手抱頭。但是一刻鐘以後，又是一陣無助的咆哮從心頭湧起：「這麼年輕！這麼美麗！像個天使！這麼年輕！這麼有才華！怎麼會這樣！告訴我怎麼會這樣？」

我得體地表示歉意，起身要走。那一刻我很怕她鎖門時把鑰匙藏在了衣兜里，只有在我回答了全部問題之後，才讓我出去。但是鑰匙就插在鑰匙孔里。我走出衛生間時，聽到她在我身後關切地說：「也許跟你做這個談話有些為時過早。記住，一旦你認為自己準備好了，就一刻也不要猶豫，來跟我說。我相信，范妮婭，你可憐的媽媽，非常想讓你我之間繼續保持深深的聯繫。」

就這樣，家裡變得井然有序，父親和我再也不對家務活不聞不問了。雇了一個清潔工，每周來上兩次。房子整個通風，打掃得乾乾淨淨，又過了兩個月，我們甚至決定重新裝修。

而後，自由黨領袖懷著對賠償協定的義憤，到另一個房間去向亞歷山大爺爺表示慰問。我跟著他們過去，因為我想繼續參加討論突然而巧妙的行動計劃，旨在挫敗與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們簽訂什麼討厭的協議，最終推翻本-古里安的紅色政權。我之所以陪伴他們，還有另一個原因：莉莉亞阿姨已經從衛生間趕到此處，指導我爸爸吃下她帶來的療效甚佳的鎮靜葯，那對他有好處。爸爸拉著臉拒絕了。這次他甚至忘記要向她致謝。

後來，父親有天狂暴地襲擊了媽媽的抽屜，以及二人衣櫃中媽媽的那一邊，在他的憤怒中，只有幾件物品倖存下來，她姐妹和父母通過我要這些東西留作紀念，事實上，它們被放在薄紙板箱里，用繩子捆得結結實實，在我某次去特拉維夫時帶去。其他所有的東西，衣服、裙子、鞋、內衣、筆記本、長筒襪、頭巾、圍巾，甚至裝滿她童年時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進從國家圖書館拿回來的防水袋裡。我像只小狗，跟著他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看他瘋狂地行動，我既不幫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開她床頭櫃的抽屜，把所有的東西，廉價珠寶、筆記本、藥片盒、一本書、一塊手絹、一隻眼罩和一些零花錢統統倒進一個袋子里。我一句話也沒說。還有媽媽的粉餅、發刷、衛生用品和牙刷，一切。我站在那裡，目瞪口呆，斜倚門框，看爸爸一把扯下她掛在衛生間的藍圍裙，嗤啦一聲，塞進一個口袋裡。也許當猶太鄰居被強行帶走塞進悶罐車裡時，篤信基督教的鄰居就這樣站在那裡觀望，目瞪口呆，因為情緒激動，不知道心中想些什麼。他把這些袋子送到哪裡去，是捐獻給臨時難民營里的窮人，還是捐給那年冬天遭受水災的受難者，他從未跟我說過。傍晚，她的任何痕迹都不見了。只是在一年以後，爸爸的新夫人住進來時，出現了六隻樸素的髮夾，這包髮夾，不知何故設法在床頭櫃和衣櫥間的狹小縫隙里留存下來，並藏匿一年。爸爸噘起嘴唇，把它也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