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日早晨她告訴哈婭和茨維，她決定接受專家的建議，散散步，看看年輕英俊的小伙，聽醫生的話。她跟姐姐借了把雨傘，一雙膠鞋，冒雨出去散步。那個陰濕風疾的安息日早晨，特拉維夫北部的街道上肯定人不多。1952年1月5日那天早晨，特拉維夫的氣溫是五到六攝氏度。母親早上八點或八點半離開本-耶胡達大街她姐姐家，她也許橫穿本-耶胡達大街左轉，或北上朝諾爾道大街走去。在走路時，她幾乎沒看見任何商店櫥窗，只看到特努瓦乳牛奶公司暗淡無光的櫥窗，玻璃板內是一份用四條棕色膠紙固定住的淡綠色的海報，一個豐|滿的農村姑娘站在綠茵前面，頭頂上，與明亮藍天相得益彰的是令人快樂的詞語：「早一杯奶，晚一杯奶，生活健康歡快。」那年冬天，本-耶胡達大街的住宅樓與住宅樓之間還有許多空地，還有殘存的沙丘，到處是死去的薊草、海蔥，上面密密麻麻一層白蝸牛，還有碎鐵和雨水浸泡的垃圾。母親看到一排排塗抹了灰泥的建築，這些建築只蓋了三四年，已經露出坍塌的跡象：油漆剝落，碎裂的灰泥隨黴菌變綠，鐵護欄在鹹海風的侵蝕下生鏽，硬紙板、膠合板封住的陽台猶如難民營，商店招牌已經脫鏈，花園裡的樹木因得不到關愛正在死去，用舊木板、瓦楞鐵和柏油帆布在樓與樓之間搭建的儲藏棚舍，破敗不堪。一排排垃圾箱，有些已經被野貓掀了個底兒掉，垃圾散落到灰沉沉的混凝土石頭上。晾衣繩從一個陽台拴到另一個陽台，橫穿街道。不時，被雨水打濕的白色和彩色內衣無助地捲動，在繩上任勁風吹打。我母親那天上午很累，她一定因缺乏睡眠、飢餓、喝清咖啡、吃安眠藥而頭重腳輕，因此走起路來緩慢，像夢遊者。她可能離開了本-耶胡達大街，而後來到諾爾道林蔭大道，而後右轉走進秀色麗人小巷，它徒有虛名，看不到景觀，只有用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低層灰泥建築，加有生鏽的鐵柵欄，這條小巷通往莫茨金大街，那實則不是大街，而是又短又寬的空曠街道，只建了一半，還有一部分沒有鋪設柏油路，疲憊的雙腳把她從莫茨金引到塔汗小巷，走上迪贊高夫大街，開始下起了瓢潑大雨，可她竟然把搭在胳膊上的雨傘給忘了，光著頭走在雨中，漂亮的手提包就在雨衣肩九_九_藏_書部晃蕩，她穿過迪贊高夫，任疲憊的雙腳把自己拖到任何地方，也許去了贊格維爾大街，或贊格維爾小巷，現在她真迷路了，她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回姐姐家，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回去，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出來，只是要遵照專家建議？專家告訴她到特拉維夫的大街上散步，看英俊的年輕小伙，但是在這個陰雨綿綿的安息日早晨，無論在贊格維爾大街還是在贊格維爾小巷，還是在索克羅夫大街，她從那裡來到巴茲爾大街，或許在巴茲爾大街，還是任何其他地方，也許她想到了羅夫諾父母家後面枝椏繁茂成蔭的果園，或者想到了伊拉，羅夫諾工程師的妻子，她在馬車夫菲利普之子安東的一間廢棄了的棚屋裡把自己活活燒死，或者想到了塔勒布特高級中學，還有河流與森林的景色，或者是布拉格小巷以及她在那裡度過的學生時代，想到母親顯然從未向我們說起的某個人，或者是姐妹，或者她最好的朋友，莉蘭卡。偶爾，有人從身邊跑過，匆匆躲雨。偶爾，一隻貓從路上經過，我媽媽也許叫它，試圖問點什麼，交流想法，或交流情感，問問貓的簡單建議，但是她叫的每隻貓都在恐慌中逃避她，彷彿從老遠就可以聞到她的命運已成定數。

父親說：

「我只剩一點作業沒做了。我做完作業，你有時間跟我往集郵冊里粘些新郵票嗎？」

星期六，幾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沒有停息。父親和我一連幾個小時專註于集郵。我們有時頭碰頭。我們把郵票同大厚本不列顛目錄上的圖片一一比較，父親給它在集郵冊里找到合適的位置，或者與以前的郵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頁。星期六下午，我們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近來成為媽媽病床的床上。爺爺奶奶邀請我們休息之後去他們家，吃浸泡在金黃色調味汁里的魚餅凍，周圍撒上一圈煮胡蘿蔔片，但是我們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著瓢潑大雨，因此決定最好待在家裡。天空陰霾，我們四點鐘就得開燈。父親坐在書桌旁，為寫一篇已經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兩個小時，眼鏡順著鼻子滑落下來，埋頭于書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時，我躺在他腳下的地毯上看一本書。後來，我們玩國際跳棋：父親贏了一盤，我贏了一盤，九*九*藏*書第三盤我們打平了。很難說是父親打算要這種結果，還是聽其自然。我們吃了一點甜點，喝些熱茶，我們都從媽媽的葯堆里拿了兩片葯來幫助抗擊感冒。後來我上床睡覺，我們都在早晨六點鐘起來，七點鐘，藥店老闆的女兒茨皮來告訴我們，有人從特拉維夫給我們打電話，他們過十分鐘再打來，請克勞斯納先生立即趕到藥店里，她爸爸讓她說，可能有急事。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個以色列暴雨滂沱，幾乎不見停歇。阿亞龍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撲岸，淹沒了特拉維夫的莫提費奧地區，並有即將淹沒其他地區的危險。滔滔洪水給臨時難民營造成了極大破壞，帳篷、瓦楞鐵或帆布棚屋裡擠滿了從阿拉伯國家逃來的一無所有的猶太難民，還有逃脫希特勒魔爪從東歐、巴爾幹來的猶太難民。有些難民營已經遭洪水阻隔，瀕臨飢餓與瘟疫的危險。以色列國家還不到四歲，只有一百萬多一點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無分文的難民。以色列由於在防衛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加上接納難民，還由於官僚政治惡性膨脹、管理體制笨拙，因此國庫空虛，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務瀕臨崩潰邊緣。那周周初，財政部長大衛·霍洛維茨肩負緊急使命飛往美國，希望一兩天之內得到一千萬美金的短期貸款以戰勝災難。父親從特拉維夫回來后，和我討論了所有問題。他星期四把母親送到了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家，在那裡過了一夜，星期五回來后，從施羅密特奶奶和亞歷山大爺爺那裡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堅持爬起來上學。奶奶建議我們留在那裡，和他們一起過安息日，她認為我們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種病毒。但是我們願意回家。從爺爺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親決定真誠地、如成年人對成年人那樣向我彙報說，一到哈婭姨媽家，母親的精神狀態就有所好轉，星期四晚上他們四人一起到迪贊高夫大街和傑伯廷斯基大街交界處的一個小咖啡館，離哈婭和茨維的家只有幾步路。他們只打算待一會兒，可一直在那裡坐到打烊。茨維詳細敘述各種各樣生動有趣的醫院生活，媽媽臉色見好，加入談話，那天夜裡，她睡了幾個小時，然而到後半夜，她顯然醒來，坐到廚房裡，以免打攪大家。早晨，當九-九-藏-書父親和她告別回耶路撒冷去上幾小時的班時，母親許諾，沒必要為她擔心，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要他好好照顧孩子，昨天他們來特拉維夫時，她覺得孩子感冒了。

哈婭姨媽告訴我，在茨阿哈龍醫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維姨父，星期五從醫院里請了一位專家，他主動下班后專程趕來。專家不慌不忙給媽媽做全面檢查，停下來和她聊天，接著又繼續檢查，檢查完畢后，他說她疲倦、緊張，身體有點透支。除失眠外，他沒有發現她有什麼特別的毛病。心理經常是身體之大敵，它不讓身體生存，在身體要享受時不讓它享受，在身體要休息時不讓它休息。倘若我們能像取出扁桃體與闌尾那樣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滿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認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達薩醫院做檢查沒多大必要，但是也不會有壞處。他建議徹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緒激動。尤其重要的是，他說，病人應該每天至少出去一個甚至兩個小時，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帶上傘，就在城裡轉轉，看看商店的櫥窗，或者看看英俊的小伙，看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吸一些新鮮空氣。他也給她開了些強度很大的新安眠藥，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新醫生開的新葯更新，強度更大。茨維姨父急忙趕到布格拉紹夫大街的藥房里買葯，因為那是星期五下午，其他所有的藥房都因過安息日已經關門了。

中午時分，她回到姐姐家裡，他們看見她的模樣大吃一驚，因為她渾身透濕，凍得僵硬，因為她開玩笑似的抱怨說特拉維夫大街上沒有英俊的年輕小伙，要是她發現了，就會引誘他們，男人看她時目光里總是具有某種渴望，但很快很快這渴望就會寥寥無幾。她姐姐哈婭急忙給她放了熱乎乎的洗澡水，我媽媽洗了個熱水澡。她一點食物都不沾，因為任何吃的東西都讓她反胃。她睡了兩個小時，後半晌她穿戴整齊，穿上上午走路時弄得潮濕冰冷的雨衣和雨鞋，再次出門，遵從醫生建議，到特拉維夫大街上尋找年輕英俊的小伙。今天下午，因為雨小停一陣，大街不那麼空曠了，我母親沒有漫無目的地瞎逛，她走到迪贊高夫大街和JNF林蔭大道的拐角，從那裡走過迪贊高夫和戈登大街與弗里西曼大街的交界處，漂亮的黑手提包在雨衣肩部晃蕩，她觀看漂亮的商店櫥read.99csw.com窗和咖啡館，並且瀏覽了一下特拉維夫人眼中的波希米亞生活，然而這一切在她看來俗麗而廉價，都不是原汁原味的，猶如模仿之模仿，令她覺得乏味沮喪。一切似乎值得並需要憐憫，但是她的憐憫已經用盡。傍晚，她回到家裡，還是什麼東西也不吃，喝了一杯清咖啡，接著又是一杯，坐下來盯著一本書，書倒著落到地上，她閉上眼睛，約有十來分鐘，茨維姨父和哈婭姨媽以為聽到了輕微而不均勻的鼾聲。後來，她醒了，說需要休息，說覺得專家告訴她每天在城裡走上幾個小時，非常正確，她覺得今天晚上她會早點睡著，終於能夠設法睡得安穩了。八點半，她姐姐又給她換了床單，往被子里放了一個熱水袋，因為夜裡非常寒冷，雨又開始下了起來，又敲打著百葉窗。母親決定和衣而睡，堅信她不會再醒來，在廚房度過難熬的夜晚。她從姐姐放在床邊的保溫瓶里給自己倒了一杯茶，等著它稍微涼一些，喝茶時把安眠藥一同咽了下去。要是我在那一刻，在星期六晚上八點半或八點四十五分，和她一起在哈婭和茨維家可俯瞰後院的那間屋子裡，我肯定會竭盡全力，向她解釋為什麼不能這樣。如果解釋不成功，我會儘可能喚起她的憐憫之情，讓她可憐她唯一的孩子。我會哭，我會不顧羞恥地懇求，我會抱住她的雙膝，我甚至可以假裝暈倒，或者毆打抓撓自己，直至湧出鮮血，像我看到她在絕望時刻所做的那樣。或者我可以像兇手一樣打她，毫不猶豫用花瓶砸她的頭，花瓶粉碎。或者用放在房間角落架子上的熨鬥打她，或者利用她身體不好，騎到她身上，把她的雙手捆在背後，把那些藥丸、藥片、葯口袋、藥水、飲劑以及糖漿統統拿走，全部毀掉。然而不允許我在那裡，甚至不允許我參加她的葬禮。我媽媽睡著了，這一次她不再噩夢纏身，不再失眠，凌晨時分，她吐了，隨之又睡著了，依然是和衣而眠，因為茨維和哈婭開始產生疑慮，在日出之前叫了輛救護車，兩個擔架手小心翼翼地抬著她，免得驚擾她的睡眠，在醫院，她也不聽他們說話，儘管他們想盡辦法，驚擾她的安眠，但她對他們不予理會，甚至對那位跟她說心理是身體之大敵的專家也不予理會，她早晨依舊沒有醒來，天光明媚時也沒有醒來，醫院花園的榕樹枝頭，鳥兒九-九-藏-書愛麗絲驚異地呼喚著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喚她，無濟於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嘗試，現在依然時時在嘗試。

「母親說你感冒非常正確，我們希望，她說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也很正確。」

我說：

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親在特拉維夫的本-耶胡達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全國正就以色列針對納粹時期遇難猶太人財產損失是否應該索賠或接受德國賠償爭論。一些人贊同大衛·本-古里安，不允許殺人犯繼承掠去的猶太人財產，當然要以貨幣形式全部歸還以色列，幫助接納大屠殺倖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對黨領袖貝京為首，痛苦並憤怒地宣稱，受難者唯一的國家廉價地向德國出售赦免券，以換取帶有血腥氣的金錢，是一種不道德的行徑，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星期五晚上，索妮婭姨媽和布瑪拿來一隻帶把的馬口鐵食盒，裏面裝著給大家做的湯和水果蜜餞。三姐妹擠到小廚房裡，大約花了一個小時準備晚飯。索妮婭姨媽建議母親跟她住到維塞利大街，讓哈婭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哈婭姨媽不聽，甚至告訴小妹妹打消這種怪念頭。索妮婭對這樣的呵斥有些惱火，但什麼也沒說。索妮婭姨媽的不快使安息日餐桌的氣氛有些沉鬱。媽媽似乎充當起爸爸平時充當的角色，試圖把談話繼續下去。晚飯後，她抱怨說累了，為自己無力幫忙收拾餐桌洗碗向茨維和哈婭致歉。她吃了特拉維夫專家開的新葯，為穩妥起見，又吃了耶路撒冷專家給她開的新葯。她十點鐘沉沉入睡，但兩個小時后便醒來，在廚房給自己弄了杯濃咖啡，坐在廚房凳子上，度過餘下的夜晚。就在「獨立戰爭」前，我母親待的房間租給了哈迦納情報機構首領伊戈爾·亞丁，後來以色列建國后，亞丁成了大將軍亞丁，以色列國防軍的副總參謀長和軍事行動指揮，但仍然租賃那個房間。因此，我母親那天晚上待的廚房，還有頭天晚上待的廚房，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廚房，因為在戰爭中，那裡舉行過幾次非正式會議，對戰爭格局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母親在那個漫漫長夜，一杯又一杯地喝咖啡時是否想到這些，或即使她想到了是否對它感興趣，還是個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