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到1944年，對我是最困難的幾年。抗戰前在北京做中學生的時候，學校里一天吃三頓飯，一個月才花五塊多錢，質量不錯，而且可以敞開吃，1938年我在長沙上學的時候也是五塊多錢，至少都是細糧。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價飛漲，學校里吃飯雖然不要錢，可是非常之差，九九藏書有點像我們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期間吃不飽的光景。人的胃口畢竟有限，糧食定量就意味著限制你的口糧，西南聯大的時候雖然沒有定量，可大家都過去搶，不一會兒工夫就沒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個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我們做研究生的時候九九藏書幾乎沒有人不做中學教師，只有工學院的例外，他們可以下工廠，修公路、修鐵路，或者修汽車，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數同學都在兼課，包括鼎鼎大名的楊振寧。楊振寧在聯大附中教書，他的愛人杜致禮就是他班上的學生，後來他出國了，王浩就接手在那裡教。當時不但是學生教，連聯大的老師read.99csw.com也在中學里兼職。我在好幾個中學教過書，求實中學、五華中學、龍淵中學、昆華女中，教國文，教英文，也教過歷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裡基本沒間斷過。在五華中學教中文的時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裡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氣比我大得多了，本來就是名教授和文學家，當然應當比九九藏書我高明得多，所以我並不覺得泄氣。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學里教書，學校當局知道聞先生是有名的詩人，所以給他的工資特別高，還特別給他一間房子，雖然現在看來也不覺得怎樣，不過在當時就非常了不起了。

1943年讀了研究生以後，我就在中學里做兼職教師，每月工資已是數千，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七八百九*九*藏*書元錢，每頓飯都自己花錢在中學里買，總算能吃飽一點了，只要不養家活口，生活還算過得去。昆明中學有好幾十個，比較缺教師，幾乎全讓聯大學生包辦了，有的學生迫於生計，平時在外縣兼課，到了考試才回來。年輕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殺價錢」，工資壓得比較低，加之聯大學生的水平比當地高一些，所以學校里也願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