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我寫過的事情將真的發生。通過寫作我沒有把自己贖回來。"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態，像新生的孩子一樣固戀著他新獲得的生命。他現在如此地渴望著贖回他自己，無論是通過寫作還是通過愛情或是通過其他事情。悲劇在於，一切都像他為《城堡》安排的邏輯和結局：當他尚能堅持，眼前毫無希望；而當愛與希望隨著夏日里最後玫瑰的開放而降臨，他卻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了。只是這一次他沒有放棄。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衝破籠罩他一生的悲劇命運。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對醫學文明的任何反抗，絕對服從醫生的治療和處理。多拉喚起了他被壓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於，眼下這無比強烈的生活意志沒能來得更早、更及時。

在幾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時，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蓋一切之時，夏日里最後一朵玫瑰卻嫣然盛開。由於妹妹奧特拉熱心的鼓勵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視死亡的勇氣擁抱了這場愛情。在米里茨，在3周時間內，兩人的關係就發展到白熱化程度，開始周密考慮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維姆，當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氣勃勃，充滿吸引力，同時又具有驚人的自制力。兩年前，卡夫卡中學時代的同學好友胡果·貝爾格曼正在為新成立的希伯來大學籌建圖書館，他委派普阿·本托維姆常駐布拉格募集資金，並照顧他父母，同時到布拉格大學註冊學習，業餘時間則教授希伯來語。從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兩天為卡夫卡教授希伯來語。據說，卡夫卡對這位來自希望之鄉的同根少女之間逐漸產生了某種感情。多年以後她回憶說："我很快頗有所感地認識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邊不管什麼可供支撐的東西。我還有自己的生活。我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去保護這個比我大20歲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對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會是這樣。"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3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他尋找和回歸猶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願望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了。作為作家，語言始終是他存在的象徵。但現在，猶太民族的希伯來語比任何時候都更成為他努力想要彌補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經是那麼破碎的中歐土地上，作為布拉格這座悲劇性城市中的德語猶太人，作為始終無法逃脫那"帶爪子的小母親"的孩子，他從未在語言中感受到過"故鄉"和"母親"的真意。特別參見1911年10月24日日記。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向著自己的民族和語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頑強地綿延不息的民族和語言，向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懼中因年幼無知而冷落和拋棄過的民族和語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雙手。他的努力和執著是那麼地催人淚下。半個多世紀之後，一位傑出的以色列httpｓ://ｒead•９9ｃsｗ.cｏm女教育家回憶了當年她為卡夫卡教授希伯來語的情景。

1924年6月3日，距42歲生日之前剛好一個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這位卡夫卡4年前在馬特利阿里療養院認識的猶太青年朋友，按照他們4年前的約定為卡夫卡注射嗎啡。彌留之際的卡夫卡仍然能說出他終生都習慣表述的悖論："殺死我，否則你就是兇手。"又注射了一針安眠藥。他在一陣昏睡后醒來，用盡全身力氣扯掉身上的各種管子："別再折磨我了，幹嗎還要延長？"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撿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對他說："別走開！""好，我不走開。""可我卻要走了。"卡夫卡的遺體被運回布拉格，於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猶太公墓。他似乎終未逃脫布拉格"那帶爪子的小母親"。不僅如此，他似乎也終未能離開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爾曼·卡夫卡與尤莉·卡夫卡先後去世，大概出於他們的遺願，或者出於其他親人的安排，他們與兒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鐫刻著兒子、父親、母親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猶太公墓的綠蔭下和鮮花叢中，三位骨肉之親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著什麼。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噩夢。然而，3位妹妹與其他許多親人都悲慘地死在納粹集中營。密倫娜也死在那裡。多拉在20年代末嫁給德國共產黨一位著名領導人，生下一個女兒，並在納粹掌權后與丈夫先後逃往蘇聯。在那裡，丈夫被捕、受審、被判決繼而銷聲匿跡，她幾經磨難，終於在大戰爆發之前，於1938年帶著久患腎病的女兒離開蘇聯前往英國，在那裡，她自己也因腎病不治而於1952年死去。菲莉斯與家人從納粹的陰影下於1935年遷往美國，1960年在那裡去世。

雖然，熾熱的愛情和波羅的海的空氣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現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軀卻只有不足55公斤的體重，幾乎是一副骨頭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卻完全解放了，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卡夫卡終於不顧父母的反對搬到柏林去了。他終於擺脫了父母，終於掙脫了布拉格"這帶爪子的小母親"。另一方面，過去迫使他進行痛苦寫作的魔鬼也終於離開了他，讓他自由了。"我逃脫了魔鬼，搬到柏林來是一個壯舉。"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寫作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準確地說，現在他即便寫作，也不是出於魔鬼的驅使。他終於開始了生活。現在，他活過了，因而，他用不著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後她斷然反對出版一切遺稿時所說：她恐懼任何人與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圖。任何出版計劃，任何有關的談話，都是對她與卡夫卡私人領域的粗暴侵犯。"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徵生命的ｈtｔｐｓ://ｒeａd.9９ｃｓｗ.cｏｍ美好。回首人生，許多次愛情、艷遇、情感的嬗變和突破，剛好都在生日前後得以發生和展開。然而，這一次生日卻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陰影。卡夫卡病房中擺滿了他終身熱愛的鮮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緊時間享受鮮花和水果的美麗與芳香。他拚命嗅著鮮花和水果的香味，並希望別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飲料，以便讓他共享歡樂。他關注著鮮花、果實、生命、以及永恆……他不能說話，於是以筆代言談論自己的各種感受和願望。我特別想要芍藥，因為它們是那麼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陽光下去。永恆的春天在哪裡?黃金雨得不到嗎?……葉廷芳編：《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頁。

夏天，卡夫卡隨大妹妹艾莉和她的兩個孩子去波羅的海海濱勝地米里茨休養。卡夫卡此行原來有意要往柏林拜訪他的希伯來語老師，即正在柏林大學攻讀生物學的普阿·本托維姆。但還在米里茨的時候，他和妹妹及孩子們偶然發現了一個來自柏林的猶太人度假村，並結識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師。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廚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著洗魚，於是頗有教養地發表了表示不滿的評價："多麼纖細的雙手，可乾的活又是多麼殘忍！"姑娘聞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換個活兒干。這位能流利地講述自己民族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的猶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後一位女伴，當時年方19歲的多拉·笛雅夢特。像當時許多年輕而果敢的猶太姑娘，多拉離開了猶太居住區來闖世界。她不願意成為正統猶太教嚴厲家長制的犧牲品，不願意讓父親來安排她的婚姻，讓她在與之並無愛情的什麼男人身邊可憐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險，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奮鬥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愛情。她敏感，善良，內心充滿愛的溫情；然而在被戰爭和慾望所敗壞的大地上，在離鄉背井、舉目無親的生活中，卻處處感到冷酷和敵意；正在這時她遇見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發現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養、有頭腦、有風度的西歐人，而且跟她一樣有一顆猶太人的心；溫和而多情，深深地關心她；這位男人的智慧讓她仰慕和崇拜，能幫助和指導她走上人生和知識的道路；這位男人寧靜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態觸發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親的雙重感覺；最重要的是，這位男人如此饑渴地需要著她，而正是這需要，最終成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愛卡夫卡。真是一首絕唱的悲歌！誰也想不到，穿過所有的泥濘、污穢、骯髒、疾病……

約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離她吹出最後一聲口哨，然後變得無聲無闃的日子已經相去不遠了。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永恆的歷史中，她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這個民族終將彌補這個損失……我們也許根本不會失去很多東西，約瑟芬倒是會幸運地消失在我們這個民族無數英雄的行列里，擺脫了塵世的煩惱，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類拔萃者都得經受這種塵世的煩惱；由於我們並不推動歷史，因此她不久就將像她所有的兄弟一ｒead.9９ｃsw•com樣，升華解脫，並被遺忘。《卡夫卡小說選》，第300－301頁。

5月初，醫生認為他喉頭的癥狀有好轉趨勢。卡夫卡高興得哭起來，他一再地擁抱多拉，說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生活，企盼康復。他向多拉求婚了，並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答應把女兒嫁給他——一個"悔過的猶太人"，一個"回頭的浪子"，一個希望贖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親則本著自己的反感和猶太教的正統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親的迴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絕望的苦笑。結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預料過，但仍給他最後的打擊。那天，布洛德最後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訴他說，好像，夜夜都有隻貓頭鷹停駐在卡夫卡的窗前。

卡夫卡就要升華解脫了。本來，他已經新生了。只是，這卻是一場過於悲劇性的、令人不忍正視的新生。問題在於，卡夫卡的病情在惡化，正是這條線索的發展與他的新生形成強烈反差，並導致可歌可泣的悲劇。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進維也納森林療養院。4月10日，他被該療養院退回：結核病已經蔓延到喉頭，形成可怕的喉頭結核，嗓子紅腫、發燒、不斷咳嗽。他被轉入維也納大學醫院。現在，他幾乎無法說話和進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餓挨痛，靠麻|醉|葯緩和痛苦，靠一些液體維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飢餓藝術家"。他寫過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懼的形式發生了，而且，在這最後一次，事情的恐懼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總的說來，這個世界並不懂得弗蘭茨。他與誰都沒有關係，因為誰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對面了解他這個人。……除非通過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觸。可這，他當然再也無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過這種目光和接觸。她身上似乎有著東方猶太教美麗的、不竭的源泉，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最為需要的支撐之一。用布洛德的話說，"他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很大程度上由於多拉的影響，卡夫卡甚至開始閱讀正統猶太祈禱書，並念誦其中的咒語，用以驅除讓他感到害怕的各種魔鬼或幽靈。如果不是從理性的把握、而是從人性的體溫上講，多拉比密倫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為後人我們知道卡夫卡死後多拉悲慟欲絕的景象，那也是他們愛情的一種大證明。幾乎就從他悲哀人生的最後一個生日開始，卡夫卡終於獲得了新生。後來布洛德回憶說：他到了柏林以後給我寫了許多信，……他告訴我，他在那裡很快樂，睡眠也很好（這句話我已經幾年沒聽他說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蘭茨，……我發現，他在柏林郊區過著一種寧靜安逸的田園生活。我終於看到，我的朋友情緒高漲起來了。……卡夫卡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現在，他不再是某個家庭中的一個兒子，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家長了。……我發現，卡夫卡和他的女https://read.99csw.com伴在一起，正過著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滿樂趣地寫作，……他計劃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館營業，因為多拉的烹調技術相當不錯，讓她掌勺，而他自己準備當招待。後來我從多拉那裡得知，卡夫卡要開餐館的計劃，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關，他們倆要去"那邊"自謀生計……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242－243頁。

1923年春天，卡夫卡從腸道感染中逐漸恢復過來，身體更其虛弱。比任何時候都更嚴重的失眠又來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棄了拒不服藥的自然療法原則而開始服用安眠藥，可似乎仍然沒有什麼效果。失眠帶給他一生的夢魘，滋養著他的創作，也銷蝕著他的生命。4月，胡果·貝爾格曼回布拉格進行有關活動，他現在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卡夫卡撐著病體參加了一次報告會，聽取了貝爾格曼關於巴勒斯坦文化的講演，感到十分高興。貝爾格曼邀請老同學在身體條件允許的任何時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則興奮地憧憬著。然而，那多半永遠是一場夢了！

貧病交加的卡夫卡與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後時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卧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發現他"有些不安，神經質，幾乎勞累過度，但很堅強，極其思念親友"。在柏林時期，卡夫卡又經歷了一次小小的創作高潮，寫出了《一個小婦人》、《地洞》以及最後的絕唱《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厭其詳的筆觸，描寫一隻敏感而焦慮的鼴鼠是如何殫精竭慮，慘淡經營，試圖擺脫無處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機四伏的環境（當然也包括它強烈的主觀投射和感受）中謀取生存。《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則描寫一個不幸族類與其中一位不幸藝術家及其藝術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這部作品包含著卡夫卡有關藝術和藝術家及其與種族和民族關係的深刻見解，其涵義比《飢餓藝術家》更為複雜深廣。值得指出的是，這部作品包含著對猶太民族及猶太教命運的關懷，這其中，多拉這位具有東方猶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當的程度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一絕唱也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蟄居在老城廣場屬於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時，奧特拉一家也住在這幢建築裏面，這多少緩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覺。最初兩個月內，他繼續寫出《夫婦》、《算了吧》、《論寓言》（又譯《關於譬喻》或《短評》）等若干短篇，並大大修改了《一條狗的研究》。直到一場持續數月的嚴重腸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斷了這又一次創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爾愷郭爾和希伯來語法為伴。他給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遺囑，與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動，表示《判決》、《司爐》、《變形記》、《在流放地》、《鄉村醫生》、《飢餓藝術家》以及幾篇《觀察》勉強可以留下，"假如它們完全失傳的話，那倒是符合我本來的願望的。不過，因為它們已經存在了，如果有人樂意保存它們，我只是不九-九-藏-書加阻止罷。"至於其餘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東西，包括信件在內，則希望儘快加以搜集，並"毫無例外地予以焚毀"。馬克斯·布洛德：《訴訟》第一版"後記"，見《卡夫卡小說選》，第501－502頁。

我們寧可相信多拉所講述的不是幻覺。就在第二天，卡夫卡著手校對自選小說集《飢餓藝術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樣。不難想象，他內心受到何等樣的震撼。這次，他所描寫的事情徹底發生，而且絕對無法贖回。儘管事情尚未最後了結，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遠無法贖回自己了。從求婚失敗以及相應打擊的意義上講，他最終未能找到"適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頭的結核讓他無法吞咽，肺部的結核則讓他難於呼吸；面對遲到的愛情，他無法愛我所愛，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贖意義的婚禮，因而只能作為畢生的單身漢凄然死去。現在，從身到心，從內到外，他走投無路的絕境與那位彌留之際的"飢餓藝術家"完全沒有區別。當他支撐著萬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樣后，命運般慘痛的交響終於衝決了他一直保持著的控制力，他不禁長時間淚如雨下。一直不滿意此事的父母準備來看望這位一生苦難的兒子。卡夫卡給他們回信說，他很想跟他們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過上幾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說，護照可能不易辦理，母親見到他也可能會太傷心，加之他又無法說話，因而請父母暫緩此行。也許，他是想避免父母與多拉肯定不會愉快的見面。

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寫下他這年唯一一篇，而且也許是他一生最後一篇日記：最近這些日子真是可怕，時間無法計算，幾乎是連續不斷。散步，白天，夜晚，白天，什麼能力也沒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確實呢。沒有什麼"確實呢"……寫東西時越來越害怕。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話，在妖魔的手中轉過來，翻過去（多變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徵），變成矛，掉過頭來又刺向說話的人。……這情況將永遠這樣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事情正在發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勝於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他還有什麼武器呢？也許，那就是"替罪羊"的執著，抑或《城堡》中Ｋ的執著，那不似希望、勝似希望的什麼東西？

他滿腔熱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課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單詞。可他的肺總是出賣他。他拼讀時如此頻繁地伴隨著痛苦的咳嗽，以至我總想把課暫停下來。而那時他會看著我，無法說話，但用那雙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個單詞，然後再一個，然後又再一個。彷彿他認為那些課程正是某種神話般的療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他母親會不時輕輕地打開門，示意我讓他休息了。但他始終不滿足，並取得很好的成績……"ErnstPawel,The Nightman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