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學衡》雜誌上發表文章，反對文學進化論，白話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應合一，主張摹仿古人等。由於南京「學衡派」的倒行逆施，當時出現一股「四面八方的反對白話聲」的逆流。針對這股逆流，茅盾奮起抨擊，先後寫了《評梅光迪之所評》等七、八篇文章，給予復古勢力有力的抨擊。其時，茅盾的胞弟沈澤民1921年回國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新文學運動。在反對學衡派復古的鬥爭中，他和胞兄並肩戰鬥，撰寫了大量筆意銳利的論文，反擊學衡的復古。在其中一篇《文言白話之爭底根本問題及其美醜》文章中，深刻而又明了地闡述了白話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出「因為文字是傳達國民思想情感的工具，所以必須包具幾個要點：一、是與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及，容易為全體國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適宜表出現代的思想和情感的。就這三點看來，文字就有採用日常用語之必要。所以我們主張廢止文言改用白話。」茅盾昆仲共同為營造新文學大廈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沒。

此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深感在西學東漸的形勢下，在新舊文學鬥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自己因不懂外文而日感緊迫，甚至無法再駕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這樣一個學術機構，覺得在東西、新舊夾縫中，實在很累。於是他徵得張元濟同意，親自去北京請年青的名人胡適來擔任所長，胡適答應先到上海編譯所看看。

五四以後中國的文壇上，新舊文化的鬥爭，隨著時間的椎移，也日愈白熾化。

「北京《晨報》副刊登著子嚴君的一段《雜感》說：這些《禮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並不是什麼舊文化舊文學，只是現代的惡趣味——污毀一切的玩世與縱慾的人生觀，這是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

王雲五等商務保守派認為這是個時機，這樣可以教訓教訓茅盾等新文學戰士了。當時，王雲五派了一個姓李的人專門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說月報》銷路很好，影響也大，這次第七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反響也大，尤其是《禮拜六》聽說他們準備提起訴訟，告《小說月報》破壞它的名譽。」說到這裏，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沒有答腔，又說：「這件事，雲五先生也擔心，弄得不好，我們要吃虧，名聲也不好，從商務利益考慮，是否請沈先生再寫一篇短文，表示對《禮拜六》道歉如何？」

「我要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務的態度，用公開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喚起全國的輿論，看『禮拜六』還敢不敢打官司？」

另外還有題為《反動？》也是批評「禮拜六」的，也登在同一期《小說月報》上。

在這場文學革命中，茅盾不僅在上海嶄露頭角，而且還結識了不少新文學戰士，並成為戰友，共同在這條戰線上奮鬥。在改革《小說月報》時，茅盾通過文學研究會發起人周作人，與魯迅（周樹人）相識，兩人信往稿來十分密切。魯迅不時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薦，或自撰，從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說月報》；而茅盾對魯迅的作品推崇備至，當魯迅的https://read.99csw.com《阿Q正傳》在1921年12月4日以巴人筆名在《晨報》副刊上連載以後，立刻引起轟動，而茅盾以深刻的審美目光讀了前四章以後，立刻評論道：「……《晨報》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傳》，雖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來，實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為是一部諷刺小說，實未為至誨。阿Q這人，要在現社會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茅盾的這個評論，為《阿Q正傳》評論史上，開了先河。以後不少論者，都以此為藍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說月報》的1921年，從4月份開始，茅盾和魯迅直接通信，到年底，兩人書信往還50餘次，平均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學共同的使命中，開始了兩人的友誼！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論戰，一直持續了3年，直到1924年7月20日，茅盾和鄭振鐸首先掛起「免戰牌」，表示「本刊同人與筆墨周旋，素限於學理範圍以內，凡涉於事實方面，同人皆不願置辯，待第三者自取證於事實」。

茅盾自己認為，「同一期的《小說月報》連載兩篇《社評》都正面抨擊『禮拜六派』，可以說是我在離職前對王雲五及商務當權者中間的頑固派一份最後的『禮物』。」

茅盾在與創造社論爭，反擊學衡派的鬥爭過程中，仍在百忙中為《小說月報》寫稿，編海外文壇消息，同時，大量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務工作，又亟待茅盾去處理。

進行駁斥和批判。不久，「學衡派」在新文學者的批判下，便敗下陣去，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插曲。

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學戰友和商務當局頑固派及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等開展激烈鬥爭之時，側面又受到友軍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創造社突然襲擊。

1922年7月，也就是王雲五上台半年時，茅盾針對鴛鴦蝴蝶派一年多來對《小說月報》的攻擊以及他們的許多荒謬的論點，發表了《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文，從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的文學思想、創作思想、方法及社會效果，給予義正詞嚴的評論和批判。此文沒有他們攻擊茅盾、攻擊《小說月報》時所用的謾罵的方法，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因此禮拜六派通過各種關係，向商務當局施加壓力。

那個姓李的人一聽，嚇壞了，他知道此時的茅盾完全能做到這一點，知道年紀不大的茅盾在全國文學界的影響，因而連連說：「沈先生，此事不可鬧開，不可鬧大。」說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於茅盾態度堅決，王雲五等人也只好變換手法，通過內部審查的方式，控制《小說月報》。這件事被茅盾發覺后，十分氣憤。正式向王雲五提出抗議，指出當初接編《小說月報》時，曾有條件是館方不干涉我的編輯方針，現在你們既然背約，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館方取消內部檢查，二是我辭職。

年輕的茅盾一聽，氣不打一處來，斷然拒絕寫文章道歉的要求，對來人嚴正地說：「李先生，你也應該知道，不是我破壞它們的名譽，而是禮拜六派先罵《小說月報》和我個人，足九*九*藏*書足有半年之久，你們不吭一聲；如今，我才從文藝思想的角度批評了禮拜六派，你們就那麼『重視』？如果說要打官司，倒是商務印書館早就應該控告他們了！況且文藝思想問題，北洋軍閥還不敢來干涉，禮拜六派是什麼東西？

當茅盾知道商務當局同意他從十四卷（即1923年）起辭職后，又向商務當局提出，在主編十三卷內任何一期內容，館方不能干涉，不得用「內部審查的方式抽去或刪改任何一篇，否則，我仍將在上海與北京的四大報紙副刊上用公開信揭發商務當局的背信棄義，及其反對新文學的頑固態度。」王雲五聽了，沉吟一會兒，表示同意。

和壓制「天才」。其實當時茅盾對郭沫若等人還是十分欽佩的，認為郭沫若詩集中公然說自己「願意成個共產主義者」，「在當時還沒第二人。」《女神》中作者的熱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氣魄，「在當時也是第一人」，並稱《女神之再生》為空谷足音「，因此，茅盾和鄭振鐸一見這兩篇文章，大吃一驚，感到十分委屈，於是憤而起來答辯，寫了《」創造「給我的印象》，一場持續3年的兩個新文學團體的論爭，拉開了帷幕。

在與創造社論戰的同時，茅盾和鄭振鐸、魯迅、葉聖陶、沈澤民等人，還要和南京《學衡》雜誌的論戰。刀來槍抵，十分激烈。「學衡派」是南京東南大學的胡先嘯、梅光迪、吳宓等教授，以出版《學衡雜誌》而得名，這些留過洋的教授，在五四以後，來反對新文學，提倡復古，標榜「國粹」，攻擊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

如果說，茅盾和魯迅在滬京兩地頻繁書信往來，加深友誼的話，那麼，茅盾與鄭振鐸，則直接共同戰鬥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等文學陣地上。茅盾在《小說月報》改革之初，就得到鄭振鐸的支持，當時鄭振鐸還在北京讀書，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學界朋友支持時，立刻代為約稿，趕在《小說月報》1921年第一期發稿前，給茅盾寄去冰心、葉聖陶、許地山、瞿世英、王統照、周作人及耿濟之等人的小說和譯文，給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鄭振鐸從學校畢業，分配到上海鐵路西站當見習。茅盾把鄭振鐸推薦給《時事新報》、《學燈》當編輯。

守派王雲五來說，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於是，商務當局研究后，同意茅盾辭去《小說月報》的編輯工作，但又考慮《小說月報》的銷路，決定由鄭振鐸繼任。

「我們為要防止中國人都變為『猿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禮拜六派』運動之必要；至於為文學前途計，倒還在其次。因為他們的運動在本質上不能夠損及新文學發達的分毫。」茅盾把這激烈的話寫進自己的文章里，商務當局也無可奈何。

在反擊「學衡派」的過程中，魯迅也揮槍上陣，撰寫《估學衡》，深刻地揭露了學衡派們的淺薄與無知，他說：「學衡派」自己還沒有弄通古文，卻自謂肩負捍衛古文的重任來教訓新文學者，這是不知羞恥。還說「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九九藏書以，決用不著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與此同時，鄭振鐸也和茅盾、魯迅等聯袂，對「學衡派」

1921年7月16日胡適到達上海，就將編譯所一間會客室作為辦公地點，並輪流「召見」編譯所高級職員。茅盾是18日、22日兩次被「召見」，胡適問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況后，就改革后的《小說月報》上提倡「新浪漫主義」、「表象主義」

敢做北洋軍閥還不敢做的事情？「來人陰險地一笑，」沈先生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著想。「茅盾一聽，更氣了，連瞧都不瞧來人一眼，氣憤地說：

不料，在商務印書館呆了一個多月後，胡適向商務當局表示自己不幹了，卻把自己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時的老師王雲五推薦給商務，說自己是個書獃子，不善於應付人事關係，而王雲五則有學問，也有辦事能力，比他強。因為是胡適推薦，商務當局不敢怠慢，高夢旦帶了鄭貞文一起去請王雲五「出山」，擔任編譯所長。1922年1月王雲五正式取代高夢旦任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其人，當時商務印書館的新文學人士，稱其為官僚與市儈的混合物。因此，王雲五的上台，給茅盾等新文學倡導者們，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煩。

今後「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學理相質，我們自當執筆周旋，但若仍舊差無左證謾罵快意，我們敬謝不敏，不再回答。」

這場論爭，雙方都是年青氣盛的青年理論家，青年作家，青年詩人。因此，激烈程度也非常，但平心而論，這場論爭，對促進新文學的繁榮，歷史地來看，也不無積極意義。但如果仔細考查，這種論爭，實際上是這兩家代表五四時期大多數新作家共同主要氣質的兩個互相關聯的方面，這是一種自我與社會互相交織的人本主義的氣質，但經常以強烈的感情主義的方式表現出來。在文學研究會方面，這種人本主義氣質較多地從社會和人道主義的方面表現出來，而創造社方面則集中於自我傾向，所以事後，茅盾和郭沫若都非常寬容地回憶這場論爭。茅盾說：「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論戰的原因，主要是對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換言之，我們所爭的是：作品是作家主觀思想意識的表現呢，還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創作是無目的無功利的，還是要為人生為社會服務？」茅盾還認為，「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是一條路上走的人，應當互相扶持，互相容忍，……。」郭沫若也說：「我們當時主張，在現在看起來自然是錯誤，但在當時的雁冰和振鐸也不見得有正確的認識。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並沒有什麼根本不同，……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那時候的無聊的對立只是在封建社會中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相輕，……。」

「『禮拜六』（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讀物）對於中國國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惡化。」「『禮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當作遊戲，玩弄，笑謔；他們並不想享樂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損以為快，……這樣下去，中國國民的生活不但將由人類的而入于完全動物的狀態，且將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狀態去了。」「英人戈斯德在《善種與教育》上稱英國的壞人為『猿猴之不肖子』。」

還在1921年時，茅盾在編《九*九*藏*書小說月報》過程中，發現中國在倡導新文學過程中，亟待引進國外民族作品，以作為中國文學發展的借鑒。於是，他發起組稿編輯兩期專號，一期「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專門介紹歐洲等少數民族國家的文學作品，吸納不少新文學作家翻譯家共同關注這種新文學奠基工作，茅盾自己則寫了《（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引言》、《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背景的縮圖》兩文，刊于專號。不久，茅盾又主持編輯了《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把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新鮮的文學作品及十月革命前反映俄國底層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作品，介紹給國人。其中茅盾不僅主持編輯，而且還親自動手，翻譯俄國文學作品，如他在號外中，發表了《失去的良心》、《看新娘》、《蠢人》、《殺人者》、《伏爾加與村人的兒子米苦拉》、《孟羅的農民英雄以利亞和英雄斯維亞多哥爾》及《赤俄小說三篇》的前言等，充分反映了茅盾當時那種對新文學忘我的奉獻精神和對社會使命感、責任感。

茅盾在主編最後幾期《小說月報》過程中，對禮拜六派的反擊，更加猛烈。在《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一號的社評欄里，發表了《真有代表舊文學舊文藝的作品么》的短評，借北京《晨報》的文章，抨擊禮拜六派。文章說：

此時的茅盾，工作幾乎是連軸轉。但是，紛繁的事務，複雜的鬥爭，茅盾仍沒有忘記譯介國外弱小民族和被損害民族的作品。

同時，商務當局又堅決挽留茅盾在編譯所工作，因為商務當局怕茅盾走出商務另辦刊物，影響商務利益。茅盾將商務印書館情況向中央黨組織彙報后，共產黨中央覺得如果茅盾離開商務印書館，一時難以再找一個合適的中共中央交通員，陳獨秀也勸茅盾留在商務，以便更好地為中央工作。

茅盾的這個「抗議」，對新上任的保

創造社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創立起的新文學團體，稍晚于文學研究會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等一批作家詩人組成，1922年辦《創造》季刊，接著又出《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等刊物，藝術主張中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倡導積極浪漫主義。同時，又表現出濃厚的對舊社會的反叛精神。1922年5月1日《創造季刊》上發表了郁達夫的《藝術私見》和郭沫若的《海外歸鴻》，公開批評文學研究會茅盾、鄭振鐸等人「黨同伐異」

但在最初，茅盾與商務印書館同仁胡愈之等倡導新文化的戰士們，面對洶湧而根深蒂固的舊文學，自己寫白話文還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寫了以後，用筆名投到《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報刊上發表。當時五四的旋風，上海似乎鋒面並不大，對舊文化的衝擊，也沒有北京那班文人那麼有闖勁和鋒芒畢露。那時，商務印書館里那些整天與書打交道的人，都以為這是一場政治事件，與文化無關。後來，當北京南下宣傳五四的演講隊到上海宣傳鼓動時，向來不喜歡走動的茅盾也去聽演講，事後茅盾感覺到這「講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覆喊著幾句富有煽動力的話，例如反對軍閥混戰，要求結社、言論自由，要ｈttpｓ://ｒｅａｄ.9９ｃsｗ•cｏm求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等等，沒有反帝，反封建的口號，而當時上海一般學生也不懂什麼叫反帝、反封建。但是應該承認，他們起了鼓動人心的作用。」這應該是當時上海那些新青年們共同的心態。所以茅盾在「五四運動」熱火朝天時，並未積極投入，而真正投入這個洪流，是在兩年以後。

1923年，茅盾為反抗王雲五違約而辭去《小說月報》主編后，在譯介、標點外國文學的同時，又給《國學小叢書》編選《莊子》、《楚辭》、《淮南子》等，因而，茅盾能以深厚的古文基礎，在倡導新文學的前沿，立於不敗之地。

5月11日，鄭振鐸進了商務印書館，籌辦《兒童世界》雜誌，從而兩人朝夕相處，共同在新文學這個園地辛勤耕耘，成為文學研究會在上海的台柱子。另外如葉聖陶等友人，也堅決地和茅盾站在一起，並肩戰鬥。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壇，新文學的崛起，挖了舊文學頑固派的祖墳，引起盤踞上海文壇的那批文人的憤怒和不滿，《小說月報》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鴛鴦蝴蝶派出版的《紅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圍攻，當時商務書館的名流陳叔通，慍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將照例寄給他的《小說月報》原封不動地退回編輯部，表示不滿。尤其《小說月報》在改革宣言中，開宗明義地表示要倡導為人生的文學，給那些消遣、無聊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禮拜六》是個雜誌名稱）文人以致命打擊。

這一年的暑假，茅盾應侯紹裘的邀請，專門去松江私立景賢女中講演，講題是《什麼是文學——我對於現文壇的感想》。這是茅盾繼上年暑假與鄭振鐸在寧波四明暑假教育講習會之後，又一次外出講演，宣傳新文學。去年去寧波之前，也曾去松江景賢女中講演《文學與人生》。因為茅盾在上海新文學界，名氣如日中天，所以，外地邀請他參加公開的社會活動也多了，茅盾乘這機會，宣傳新文學。

與此同時，茅盾的社會活動也日愈頻繁。1923年11月27日，在上海的浙籍人士陳望道、茅盾（沈雁冰）、楊賢江等致電浙江省省長、教育廳長、抗議浙江省議員羅織罪名提出查辦省立五中校長案。同年12月上海成立東方藝術學校，聘定陳望道為教務長兼美學教授，茅盾為現代文學教授，甚至在中華書局編輯程本海1924年3月3日下午的婚禮上，茅盾也應邀出席並發表演說。1924年春，茅盾、楊賢江等人發起，成立閘北市民外交協會，反對外人擴大租界。7月18日，召開全體代表大會，將閘北市民外交協會改名為上海市民對外協會，並聘請惲代英等為協會顧問。這些活動，也反映了青年茅盾既是一個在新文學疆場上馳騁的驍將，而且又是一個社會活動的積极參与者。從而使他的革命和文學活動，和中華民族，和人民群眾緊緊地聯在一起了。

等問題，發表意見，他告訴茅盾：「創作不是空泛的濫作，須有經驗作底子。」並勸告茅盾「不可濫唱什麼『新浪漫主義』」，指出「西洋的新浪漫主義的文學所以能立腳，全靠經過一番寫實主義的洗禮。」向來說話辦事謹慎的茅盾一邊回答胡適的一些詢問，一邊靜靜地聽胡適發表自己的看法，並不表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