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紹非但不接受，反而因為「豐懇諫」而「怒甚」，給其加上「沮眾（擾亂軍心，削弱鬥志）」的罪名，「械繫」于大牢。結果官渡一戰，袁紹果然大敗。有人對田豐說，你的分析都應驗了，「君必見重」。田豐卻說：

無行文人如果掌握了軍政大權，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鍾會即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團太傅鍾繇的老幺兒，從小就敏慧夙成，及壯更博覽群書，精練名理，才華出眾，聲譽鵲起。從正始年間（240—249）步入仕途，歷任秘書郎、尚書、中書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職，高貴鄉公曹髦即位當年（254）受爵為關內侯。曹髦被誅后，他在政治上認清門庭，積極投靠司馬氏，受到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青睞。從正元二年（255）隨司馬師征討反司馬氏的母丘儉、文欽，「典知密事」，出謀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馬昭獻策，鎮壓反司馬氏而造反的諸葛誕，他所受「親待日隆」，被司馬昭目為自己的「子房（張良）」，進封陳侯，官任太僕。但他寧放著九卿之位的太僕不當，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馬昭的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猶如今之機要秘書。這其間，他不遺餘力地幫助司馬氏打擊反對派，由於他的點水或使壞，當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呂安都被當作「思想犯」，肉體被消滅。

到了荊州見劉表，禰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號」。人問他為什麼大哭，他說「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意謂在座者都實為「屍冢」。劉表先也包涵了，對他「甚禮賓之」，但他毫無感恩的情愫，「復侮慢于表」，導致劉表把他送到黃祖那裡。在黃祖那裡，禰衡對於「善待」照舊不領情，竟至當眾罵黃祖為「死公」，終被殺死，時年二十六歲。這些行狀詳見《後漢書·文苑傳》，《三國志》裴注附於《荀彧傳》。《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鋪寫「禰正平祼衣罵賊」，把他樹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正氣英雄，未免失之誤讀、誤導。禰衡的無行表現出了另外一種人格自賤，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無度，既憤世、傲世，又要擠進名利場、權勢場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優的雙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毀，實在不足為訓。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討漢中，劉璋擔心會順道取蜀，內懷恐懼。張松獻計說，劉備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並且「善用兵」，最好請劉備入蜀來幫忙。劉璋不曉得他已成為劉備間諜，依計而行之，結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劉備以曹操征吳，曹將樂進進犯荊州為借口，向劉璋索要「萬兵及資實」，揚言欲「東行」。張松以為劉備真要回荊州，趕緊去信說：「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生怕劉備不取益州。張肅知道了，懼怕禍患株連自身，即向劉璋告發了。於是劉璋收斬張松，與劉備翻臉，劉備獲得了取蜀由頭。張松的背叛行徑，固然談不上賣「國」，但至少是出賣本集團的主權，以換取自己飛黃騰達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質十分惡劣。

彭羕的四川老鄉張松，同樣是個賤骨頭，只不過表現形式不一樣。這個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揚，但識達精果，確有才幹，一貫放蕩不治節操。在劉璋治下，其兄張肅任廣漢太守，他擔任別駕從事，那是一個跟隨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職務，可見頗受信任。

曹操也愛才，欲見之，他卻「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

曹丕于黃初元年（220）稱帝，封劉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分析蜀、吳形勢，劉曄仍然頭頭是道，但又處處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內外皆說「不可」，他竟當起兩面派來了。單獨入朝見曹丕，他總說「可伐」；出與朝臣言，他又改說「不可伐」。中領軍楊暨為「帝之親臣」，持不可伐之議最堅決；他敬重劉曄，每次同劉曄交換意見，劉曄都講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楊暨「切諫」反對伐蜀，曹丕責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說：「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於是曹丕召劉曄來對質，「帝問曄，終不言」。事後單獨見曹丕，他說「伐國」是「大謀」，用兵是「詭道」，自己是為了保密才不說「可伐」的。單獨見楊暨，又責備楊暨不懂釣「大魚」要先「縱而隨之」，等到「可制而後牽」的道理，宣稱「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教訓人家「不可不精思」。他這樣巧舌「應變」，首鼠兩端，終於引起他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的非議和抨擊，也引起了曹丕的懷疑，試驗了幾次，就真相大白。劉曄降職大鴻臚，失意發狂，終竟「以憂死」。裴注引《傅子》批評他說：「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孫權擔心沈友「終不為己用」，便揪住會上發言批評那麼一條小辮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殺掉了。沈友時年29歲，裴注全文引《吳錄》記載，不勝其惋惜。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姦邪小人，諸葛亮的親信楊儀便是一個。諸葛亮病危之時，「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魏延對這種安排極為不滿，認為諸葛亮死了，「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不該「以一人死廢天下事」，「吾自當率諸軍擊賊」。

《三國演義》寫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場，就被諸葛亮指認「腦後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斬之。幸得劉備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諸葛亮的嚴厲警告：「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預伏錦囊計」，果然讓楊儀、姜維、馬岱依計行事，斬殺了「日後反西川」的魏延。這個故事傳播之廣，影響之深，傳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敵。

景元四年（263）司馬昭部署三路伐蜀，鍾會作為親信，以鎮西將軍頭銜都督關中諸軍事（相當於今之總指揮），率十萬餘人充當主力，而鄧艾、諸葛緒則各率三萬人作偏師配合。進軍途中，他向司馬昭密告諸葛緒畏縮不前，導致諸葛緒被撤職治罪，其部三萬人悉歸自己麾下。鄧艾滅蜀建立首功，他又與監軍衛瓘、將軍胡烈等人串通一氣，誣告鄧艾欲反，造成鄧艾父子被逮捕，囚車押送回京，路上被殺。而鍾會本人卻是「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很快與蜀漢降將姜維聯手，圖謀擁兵造反，割據一方。只可憐造反不成，被殺死於亂軍中，時年40歲。在鍾會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類文人的人品邪惡，詭計多端，助紂為虐，殘人以逞，一九*九*藏*書旦軍政大權在握，就演變成陰謀家、野心家的人性裂變。謬種流傳，綿延未絕，「文革」殷鑒不遠，康生、張春橋等輩都有鍾會的心傳，善良的人們能不警惕嗎？

劉備領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從事。彭羕從社會底層一個徒隸之人，「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認為他「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多次在劉備面前加以貶抑。劉備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遠，外放他出任江陽（今四川瀘州市）太守。

曹丕只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對於文人自賤卻視若未見，因為他是封建帝王。其實在依附封建帝王、軍閥權貴的文人當中，歷來不乏人格自賤者，由效忠而幫閑，乃至幫忙、幫凶，露出奴性、俳優品相。三國時期的若干智計之士，即屬於政治上的無行文人，比生活中無行更加令人厭惡。

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既要遵從專制集權體制內的明規則，恪守封建宗法正統的「三綱五常」，無條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專制集權體制內的潛規則，人身依附於君王主子，幫閑、幫忙乃至於幫凶。專制集權體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穢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確實追崇孔孟，能夠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當多的「士大夫」和候備「士大夫」都難免人格異化，染上奴性、俳優病毒。魏明帝時期做過縣令的李康，寫過一篇《運命論》，把自賤文人稱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擊這類人「俯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卻以辱為榮，「脈脈然自以為得」。文人自賤作為這種社會歷史的惡性產物，連「治世」尚且不免屢見不鮮，到了三國這種「亂世」自然更為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他出身於劉姓皇室宗親的一個分支，不僅擅謀略，還有幾分豪氣。

楊修的政治投資多在曹植方面，引發曹丕的不滿，於是用車載廢簏，內藏朝歌長吳質，入府商量對策。楊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舉報。曹丕害怕了，又問吳質怎麼辦。吳質說：「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曹丕依計而行，楊修果然上當，再次去舉報，查驗卻無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雖有詩人氣質，但他更是一個政治家，出牌總要講政治規則，終究選中曹丕作繼承人。楊修的寶押錯了，卻仍不懂得夾緊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賣弄小聰明，另搞政治投機。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漢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為「雞肋」。官屬不知其意，楊修卻收拾行裝，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殊不知聰明自誤，惹怒曹操，新賬、老賬一起算，以惑亂軍心、交構（結黨營私）諸侯罪名將他處死。近因在露才揚己，犯了幫閑不能顯得比主子高明之忌，遠因和根子卻在擁植抑丕，政治押寶押錯了，到頭來淪為政治犧牲品，誠然可悲，亦屬自取。

先秦文人通稱為「士」。春秋戰國時期的王綱解紐，諸侯割據，戰亂不斷，與三國時期頗為相似。然而又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時候的「士」還是一個受尊重的社會階層，諸子百家各宣其說，爭鳴共存，「士」們多能堅守相對獨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訴求。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被封建皇權政治閹割過的儒、法、道學說逐步淪為專制統治術的解說辭，賴以存身的「士」們也相應地逐步淪為專制統治術的衛道士。不是靠立說揚名立萬，而是憑做官求榮至顯，順理成章地變成「士」們的基本選擇，於是形成了「士大夫」群體。「士大夫」群體再也不是先前那個社會階層，而是逐步變成了一個不少成員業已人格去勢的，總體結構常在趨時變異的，那樣一個專制集權體制內的附庸性階層。

這個階層的人兼有雙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幫閑文人。

任上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事，做過一些實事。但在軍閥割據，混戰連年的漩流當中，他的長處無從發揮，短處卻暴露無遺。

烏巢一役中，曹軍俘獲了袁軍大將淳于仲簡，割掉他的鼻子計功。曹操見到淳于仲簡，問他「為何如是」，仲簡答以「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操壯其言，「意欲不殺」。許攸卻在旁邊燒陰火，陰陽怪氣地說道：「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於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殺掉了。曹操進而打敗袁紹，佔據冀州后，許攸「自恃勛勞，時與太祖相戲」。每每在席間，他總愛發人來瘋，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說：「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當面給他留面子，答謂「汝言是也」，實已「內嫌之」。其後隨同曹操出鄴城東門，許攸顧謂左右說：「此家（曹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終於使曹操忍無可忍，將許攸收系下獄，誅殺無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殺，姑且置於不論，許攸身死口閉，確屬咎由自取。他那樣貪財，背友，叛主，誇功，辱人，實在把太多的「文人無行」積聚於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將「鐵血法則」加諸臣屬，決非僅限於長了「反骨」一個由頭，而是但憑權勢者的「聖聰」獨斷。袁紹殺田豐，就不是因為後者對他懷有貳心，而是由於對他太忠，由忠而切諫，由諫而致禍。田豐其人為河北名士，天姿瑰傑，博覽多識，權略多奇，「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接受袁紹「卑辭厚幣」的禮聘，出任為別駕。他曾經獻策，幫助袁紹討平公孫瓚。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紹，他又建議趁機襲擊曹操的後方，「紹辭以子疾，不許」，痛惜失去了一次爭霸中原的「難遇之機」。官渡之戰前，袁紹要大舉南下，田豐出來諫阻：「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作為曹操座上賓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辯給口才和幽默氣質有增無減，不識時務也不自約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與曹操「推平生之意」，時有狎侮。曹操制訂禁酒令，他寫信去調侃說：「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調。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鄴城，讓曹丕納了袁熙之妻甄氏為妻，他又給曹操寫信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許攸另是一種文人。年輕時，他與袁紹、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漢初平年間（190—193），他隨袁紹在冀州，常在坐中發表議論。建安四九九藏書年（199）袁紹消滅公孫瓚領四州后，他與田豐、荀湛「為謀主」，成為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許攸貪財」，袁紹不能滿足他過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戰的緊急關頭，自發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紹，改換門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聽說許攸來了，顧不得穿鞋，打著赤足就出門迎接，一見面就拍著巴掌眉開眼笑地說道：「子遠（許攸的字），卿來，吾事濟矣！」果然許攸帶來一份極珍貴的「見面禮」，向曹操獻計，派出輕兵偷襲烏巢，燒毀袁軍囤積的軍糧，「不過三日，袁氏自敗」。曹操依計行事，迅速扭轉了不利形勢，最終取得官渡之戰的重大勝利。

華歆以後出仕為官，跟從過董卓、袁術、孫策、孫權，官渡之戰時投效曹操，由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為侍中，一直做到尚書令，頗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給其父親伏完寫信，「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事狀泄密，曹操派時任尚書令的華歆為副手，隨同御史大夫郗慮進宮去強迫漢獻帝廢除伏皇后。華歆帶兵入後宮收伏皇后，伏皇后「閉戶藏壁中」，出身文人的華歆竟抓住伏皇后的頭髮把她拖到外殿。當時傀儡皇帝劉協也在外殿，與郗慮同坐，恐懼不安。伏皇后披頭散髮，赤足跣行，哭泣著對劉協說：「不能復相活邪？」劉協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掉頭問郗慮：「郗公，天下寧有是邪？」結果是將伏皇後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兩個皇子一併鴆殺。（事見《後漢書·皇后紀》）身為副手的華歆如此冷酷無情，心狠手辣，無非是要掙表現，凸顯自己比郗慮更能堅決貫徹曹操的「最高指示」，從而用伏皇後母子的鮮血進一步「染紅」自己的「頂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運亨通，進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為相國、司徒，生封安樂鄉侯，死謚敬侯，直活了75歲。如華歆之類文人，從來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只追求現世安樂，並確認助紂為虐能有好報。

劉璋曾派他出使拜見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瑣，不甚禮遇。

曹操因之而懷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殺之。聽說禰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大會賓客，閱試音節」，當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禰衡去了就惡搞，不慌不忙地當著曹操的面脫|光外衣內褲，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褲，「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曹操仍然寬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後連孔融也批評他，你禰衡該作一個大雅君子，「固當爾邪（怎能這麼搞呢）」。孔融再向他轉達曹操愛才之意，他答應去見，去了居然「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言語悖逆，吏請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對孔融說道：「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遂遣人騎送之。

崔琰曾經向曹操推薦過一個人，叫楊訓。其人才幹雖不足，但清貞守道，獲得曹操禮闢為官。曹操稱魏王以後，楊訓為感恩，發出表章「稱讚功伐，褒述盛德」，頗有趨附拍馬之嫌。此事本來與崔琰無關，殊不知有些人譏笑楊訓「希世浮偽」，牽扯上崔琰，責備他「所舉」不當。崔琰從楊訓那裡要來表章底稿，仔細看過，給楊訓寫信評說道：「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他的本意在於「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卻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誣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謗」。曹操或許正被楊訓的馬屁拍得高興，一看崔琰此信並沒有肯定表章內容，只說「省表（即看過表章了）」，只認為「事佳耳」，便抓住這三個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說，「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意謂崔琰勉強評為「事佳」也極其輕慢。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肅南），大破魏將郭淮的部隊，因功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這其間，魏延那種「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顯出來，不經意間給他播下招禍種子。他「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他提議由他率領五千精兵齣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自率主力部隊從斜谷殺入關中，預計不出二十天兩軍即可會合，「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謹慎的諸葛亮卻認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平取隴右，「制而不許」。魏延因之而認為諸葛亮的膽子太小，並「嘆恨己才用之不盡」，這就難免會得罪諸葛亮。

縱無「反骨」，亦有死罪三國時期，與人才迭出、競顯器能形成強烈反差，一些優秀人才卻橫被罪名，慘遭殺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豐、崔琰、毛玠、孔融、劉封、鄧艾之死同樣地令人扼腕。其致禍根由，除了權勢者個人因素而外，主要還在於封建專制集權體制當中，「用人如器」的觀念深層，隱藏著一條因襲不變的「鐵血法則」。

類似於指人「腦後有反骨」，三國時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孫權在江東，已經取得初步討平山越人的勝利，打算進一步用兵，擴大地盤。某一日大會僚屬，座中的江東名士沈友，發表了一些批評性意見，惹惱孫權，孫權當場就「令人扶出」，並說「人言卿欲反」。這沈友自幼聰穎，名士華歆稱之為「沈郎」，讚歎「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且「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時人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不愧為一個難得的英才。開初孫權禮聘沈友到麾下，聽其「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聽得「斂容敬焉」。沈友與周瑜、魯肅一樣，陳述過「荊州宜並之計」，孫權也採納了。然而沈友不同於周瑜、魯肅，更名士風流，獨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議峻厲」，乃至於「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

彭羕對遠離政治中心極不順心，就去見馬超，言談間罵劉備「老革荒悖」。古代以革為兵，所以有「兵革」之稱，罵「老革」就如同稱「老兵油子」。又煽動馬超謀反，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馬超寄身於劉備籬下，常懷危懼，聞言大驚，默然不答，事後立即具表告發了。彭羕被捕下獄，在獄中寫信給諸葛亮，奴顏婢膝地乞憐求饒。他把劉備以前厚待自己比喻為「分子（父親恩惠分給兒子）之厚」，說自己「一朝狂悖」，「負我慈父，罪有百死」。又為自己對馬超說的「內外之言」進行狡辯，說成本意在「共討曹操」，栽誣馬超為「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還極言吹捧諸葛亮為「當世伊、呂」，哀請其「明仆本心」，給條生路。前後對比，一朝得意時何等氣勢凌人，一旦失意時仍然膽大包天，既惡攻當今主子九_九_藏_書，又策反西涼降將，而下獄后醜態百出，判若兩人，傲氣蕩然無存，媚骨斑然可見，分明另是一種無行文人典型。儘管被殺時年僅37歲，劉備、諸葛亮痛下殺手夠嚴夠狠，但他終究是自賤招禍，不值得憐憫。

如果說，賈詡出壞主意，劉曄做兩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麼，華歆作過惡事，就是自覺地為虎作倀。年輕時，他與邴原、管寧一起遊學，三人結為朋友，時人稱譽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管寧為龍尾。據《世說新語·德行》記述，華歆曾與管寧一起在園中鋤菜，發現菜地有片金，管寧視之若瓦石，照舊揮鋤不顧，他卻拾起來掂了又掂，然後才擲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讀書，偶有乘軒冕者從門外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停止讀書跑出去佇足觀望。由這兩件小事情，管寧看出華歆希慕財寶和權勢，便與他在席子上割劃開來分坐，當面聲明「子非吾友也」。成語「管寧割席」，即本於此。

中國的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一篇專門性的理論文章，一般都認為當數曹丕的《典論·論文》。該文破題就寫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並且舉出班固藐視傅毅作例證。他還認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人相輕」事出有因。他能夠理解，卻不贊同文人「不自見之患」。在《與吳質書》中還寫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作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詩人、文學批評家，應該說，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點中了搞文學的文人們的一處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備警示價值。不過他的主業畢竟是封建帝王，寫詩、作論僅止為業餘愛好而已，這些批評並不等於政治評價。而文人們歷來只有一部分寄興文學，按照孔、孟以來的「入世」傳統，大多數文人，尤其是所謂「智計之士」，總會攪和到政治當中去，有些還變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國人物不乏其例。

楊修把曹操所撰兵書拿給他看，他瀏覽一遍便能諳誦，認為是個異才，建議曹操辟用，未獲採納。張松進身失意，取道荊州回益州，不期然間受到了劉備殷勤款待。歡宴當中，劉備探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以及諸要害道里遠近，張松都逐一詳細解答。他還畫出一幅蜀中地圖山川處所圖送給劉備，使其盡知益州虛實，主動積極地叛主資敵，成為間諜。

彭羕與禰衡既有相似處，又有明顯不同。他「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沒有幾個人看得上眼。劉璋治蜀時期，由於狂傲得罪的人多，被眾人謗毀，曾被髠（剃去頭髮）降為徒隸。劉備入蜀后，他「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龐統跟他素無交往，他一去就徑直倒卧龐統床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經龐統、法正聯名推薦，他得到劉備賞識，受命「宣傳軍事，指授諸將」。

與袁紹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個檔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時確實推重，損毀時毫不手軟，崔琰便是一個極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志節高雅，尚武事，習儒學，曾經師從漢末大儒鄭玄治學。建安十年（205）曹操佔領冀州后，將崔琰闢為別駕從事，對其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初次見面的崔琰對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險，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正氣凜然，直言批評，頓時使曹操「改容謝之」，在場「賓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擔任丞相，征崔琰為東曹椽（丞相屬官，掌管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事務），當面誇獎道：「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為時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隴右，留曹丕鎮鄴，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獵，常「變易服乘」外出打獵，崔琰就引經據典，正顏強諫，終於教曹丕認錯改過。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國，又拜崔琰為尚書（掌奏章事，位雖不高實權甚大）。一段時間內，曹操為立不立曹植為王太子而猶疑不決，下令以保密方式談意見。只有崔琰把意見明寫在笏板上，表態說：「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長的女婿，他不薦曹植，卻保曹丕，直令曹操「貴其公亮」，將他升為中尉（比二千石武職官員，主管治安）。

20多歲時，揚州地區的部曲首領鄭寶、張多、許乾等人聚眾割據，鄭寶尤為霸道，打算脅迫劉曄出面倡導，「驅略百姓越赴江表」。適逢曹操派使者來到揚州，劉曄立即去拜謁使者，邀其來家作客。又邀來鄭寶，乘其不備而殺之，然後詐言「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將鄭寶隨從全都嚇走了。投靠曹操后，從司空倉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軍長史兼領軍，成為親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操產生了「速還」之念，他卻主張「不如致攻」。曹操採納了他的建議，一戰而「漢中遂平」。

楊修也有相似之處。論文學才華，他在建安文人群體中雖非一流，亦頗知名。據裴注所引《典略》記載，「自魏太子（曹丕）已下，並爭與交好」。曹植尤其對楊修愛重有加，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那篇著名的《與楊德祖（楊修的字）書》，就反映出把他引為「同好」的旨趣。而楊修的回信，雖然也文辭俊茂，對「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評論，但通篇流露出對曹植的諛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籌。正因為如此，他不安心於做個作家（儘管當時沒有作家協會，沒有專業作家），而把聰明才智用於政治押寶。曹植的文學才情冠絕當世，詩、賦援筆立成，華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詩人氣質，一度打算立曹植為太子。楊修時任丞相府主簿，相當於今之貼身秘書，窺探到了曹操的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為文學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間作出了傾斜性選擇，與丁儀、丁廙兄弟一起充當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給曹丕王髦劍什麼的。另一方面，則盡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寵造勢。曹操要召見子輩問事，楊修就幫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條」，使曹植總能搶先答對，博得歡心。殊不知次數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問出了真相。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應對處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鄴城一門，又密令門吏不準開門。楊修預先教曹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於是曹植殺死了門吏得以出門，而曹丕卻「不得出而還」。

如今看，劉曄與賈詡大不一樣，他是盡忠而幫閑、幫忙，幫得過了頭，既養成了刻意揣摩，read.99csw.com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學會做逢人說人話，逢鬼說鬼話，自以為靈巧變通，其實挺愚蠢可笑的俳優，落入了人格分裂、喪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為他惋惜，我認為，可憐、可哂亦復可悲，難以一語了之。

受到崔琰冤死牽連的，還有曹操集團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兗州牧時，他就進獻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兩大政略，為曹操爾後半輩子明確「經遠之慮」，確定「樹基建本」，以成「霸王之業」的總路線和總方針，立下首倡之功。後來他與崔琰同為東曹掾，並典選舉（亦即考察、舉薦官員），「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曹操當時嘆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再以後，他在奉公守職，清正廉潔，撫助孤貧，選立太子等一系列表現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稱，曹操多次讚譽他「有古人之風」，「此古所謂國之司職，我之周昌也」。魏國初建時，毛玠即擔任尚書僕射，仍主管選舉事宜。那時候沒有中組部長、人事部長，尚書僕射職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兩大部長。他在任內「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營造出一種「吏潔于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風氣。但僅止由於「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幸得桓階、和洽等「進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條性命，「免黜」而「卒於家」。究其實，「內不悅」連「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給他安個「情緒罪」。如此作踐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用人如器」，權勢者如曹操者流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帶普遍性。在封建專制集權的社會結構當中，君臨天下的帝王者流無論相對開明還是專斷獨裁，總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一切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倘若像獻帝劉協、後主劉禪那樣淪為傀儡，也會有一個曹操或諸葛亮似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代行帝王權力。文武臣屬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關係，以君為綱，懷著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盡忠守分作為最高的政治準則。在帝王眼裡，不管臣屬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統稱「器」，如《易·繫辭上》所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歷來講究「用人如器」。古、今漢語都有「器重」這個詞，詞義為重視，其實就是從「器」的本義用具、工具引伸出來的。「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其實就是說劉備重視這個人才，把他視為一個頗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終究屬於「器」，有用時或者喜歡時，可以當作寶貝；一旦無用了，不為己用了，或者不喜歡用了，隨意閑置、拋棄或毀損，都在帝王一念之間。孫權對沈友正是這樣做的，起先視之如寶貝，「禮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認定「不為己用」了，就聽信讒言，「誣以謀反」，讓其掉腦袋猶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觀念深層，隱藏著一條「鐵血法則」：說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沒有也有；要你掉腦袋你必掉腦袋，不掉不行。這一條「鐵血法則」貫穿歷代封建王朝，因襲不變，非唯帝王們奉為天賦皇權，用得得心應手，抑且各級權勢者也會逐層仿效，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施於不順己意的人，就好比楊儀殺魏延那樣。

從三國前期到三國中期，賈詡的權謀智計，對於北方地區的軍閥混戰，甚至當時歷史的走向，都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先後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張綉和曹操，到曹丕稱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壽鄉侯，活到77歲才壽終正寢。生前為張綉獻計智勝曹操，其後又勸張綉審時度勢，歸順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為曹操獻計離間韓遂、馬超，戰而勝之，他的形勢分析和謀略運用都極精明，堪稱為奇才。但他這樣地屢次易主，從必效忠，始終如一都是以「家與身俱全」作為利益準則，為之不惜讓千萬人頭落地。

數百年以來，多少人也被認為長著「反骨」，經權勢者定為「叛逆」，加以貶謫、放逐、幽囚、殺害，至親好友跟著遭難。多少人亦曾考鏡史實，辯證原委，力圖為魏延辨誣，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時下為止，雖蓋棺猶無定論，見仁見智狀態仍會延續下去。

細讀《三國志》，所謂「反骨」云爾，于魏延、于諸葛亮均不存在，全屬編造。魏延在荊州投效劉備，「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升任牙門將軍。劉備當了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殊不知劉備卻「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使「一軍盡驚」。關羽鎮荊州，魏延鎮漢中，分別負責保衛東、北兩道「國門」，可見何等倚重。劉備當時大會群臣，問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從容答道：「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劉備十分欣賞，在場眾人也「咸壯其言」。後來的實踐證明，魏延並非說大話，吹牛皮，謀略、武勇兼備，獨當一面鎮守住了「北大門」，比關羽更不負重任。因而劉備稱帝，進拜他為鎮北將軍。後主建興元年（223），又封他為都亭侯，尊榮勝過了當時還在世的趙雲諸將。這十幾年間，諸葛亮與他從無任何過節，決然無關乎什麼「反骨」不「反骨」。

孔融另是一個類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余歲時，曾登門拜謁名士李膺，自告門者：「我，李君通家子孫也。」李膺一見孔融，便究問道：「高明父祖，嘗與仆周旋乎？」他說：「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人皆奇之，贊為「異童子」。太中大夫陳煒后至，聽同坐者說過後，驟加評判道：「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應聲回擊：「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李膺大笑，面向他說：「高明長大，必為偉器。」16歲那年，他救助掩護反對宦官、避禍逃亡、遭受通緝的清流名士張儉，事泄后與兄長孔褒爭擔死責，因之而名震遠近。經舉薦，歷任北軍中侯，虎賁中郎將，任北海相時38歲。

從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連年傾覆，事無所濟」，夾在袁紹父子、公孫瓚、曹操之間漂來盪去，最後「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隨曹操到了許都，任將作大臣，遷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才過上安生日子。

退一萬步說，縱然要退軍，也不該「為楊儀所部勒」，自己只作個斷後將領。於是待楊儀未發，他搶先率領所部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同時與楊儀互相指責為「叛逆」，上表給劉禪，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雙方鬧得發生了兩軍對壘，魏延手裡沒有丞相九_九_藏_書的臨終遺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與其子數人往漢中逃亡。楊儀派馬岱追殺，斬之，「致首于儀」，楊儀居然「自踏」魏延的頭顱，叱罵其「庸奴，復能作惡不」，並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魏延本人誠然有過錯，但並不是反叛蜀漢。陳壽在其本傳中特意寫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視為「叛逆」誅殺，並且株連三族，沒有充分證據說是諸葛亮遺命主使，但一時的權勢者楊儀恃權報復，藉機殺人，當是確實無疑的。

楊修與孔融的好朋友禰衡，是一個另類文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年遊歷許都，有人建議他去認識名士陳群、司馬朗，他狂傲地說「吾焉能從屠沽兒耶」。人又問他「荀文若、趙稚長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長可使監廚請客」，抓住荀儀容秀、趙肚腹大的生理特徵，隨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楊修，常稱「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當時禰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見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達愛才，多次向曹操舉薦他。

諸葛亮揮師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將領，參与始終。建興五年（227）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

不僅是曹操那種嗜殺之君如此施為，而且連劉備那種「仁德」之主也難超越，只不過程度有差異罷了。劉備在中原逐鹿當中敗多勝少，妻妾子女三次當俘虜，先前的兒女一個都沒有存活下來，阿斗是在荊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斗之前，人到中年的劉備害怕「繼嗣」無人，收養了「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劉封作養子。

曹操集團的另外一個「智計之士」劉曄，也具備「佐世之才」。

曹操以為孔融的學問淵博，語出於書傳所紀，自己沒見到過，後來見了面，便請教出處。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弄得曹操很沒有面子。對於建都於許，是否殺太尉楊彪，孔融也發表過不合曹操意願的意見。如裴注所引《漢紀》所說，「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終於「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列舉了孔融四條「罪行」，定為「大逆不道，宜極重誅」（見《後漢書·孔融傳》），將孔融下獄棄市，時年56歲。其二子年方8歲，也覆巢之下沒有完卵，死於滿門抄斬。昨日座上賓，翻成今日階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誠然也有太不檢點之責。但文人清狂，哪裡就嚴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羅織罪名，肆意拔高，不該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來，夾著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傳政治防身術，誰若違背了，縱然形同孔融那樣的一代著名作家，也會落得家破人亡。

「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袁紹一回來，就對左右說：「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下令殺掉田豐。一個忠心耿耿的傑出人才，就只為主子袁紹「內多忌害」，猜疑將會為其「所笑」，成為刀下冤死之鬼。

進而深文周納，上綱上線，把「會當有變時」定性為「意指不遜」，大逆不道，不由分說地「罰琰為徒隸」。所謂「徒隸」，就是施以髡刑（剃去頭髮），令服賤役。過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饒不告饒，卻發現崔琰「辭色不撓」，照舊在「通賓客，門若市人」。於是乎一硬到底，將崔琰賜死。就是那麼一封信，幾個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須有」式文字冤獄，把他曾經誇為「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的傑出人才的寶貴生命給剝奪了。這真應了一句俗話：「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當初誇崔琰，那是把他當作一個稱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殺崔琰，則是將他視為一個廢舊礙眼的用具在砸———全憑喜怒，因時而異。雖百代以下，嗅到從中散發出的鐵腥氣和血腥味，仍然難免毛骨悚然。

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時，劉封年20餘歲，「有武藝，氣力過人」。后隨諸葛亮、張飛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戰克」，因功被封為副軍中郎將。二十四年（219）劉封升職為副軍將軍，與孟達、申耽、申儀一起鎮守上庸（今湖北竹山縣）。關羽圍襄樊，連續招令劉封、孟達「發兵自助」，劉、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為由，「不承羽命」。其後關羽覆敗，劉備開始「恨之」。再其後，劉封與孟達不和，孟達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軍配合孟達，向劉封發動進攻。孟達寫信勸降，首先給劉封講了「勢利所加，改親為仇，況非親親」的道理，接著指出劉備已「慮定於內，疑生於外」，「亂禍」必興于「廢立之間」，然後勸劉封「智貴免禍」，「早定良計」。劉封拒絕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劉封，劉封只好「破走還成都」，受到劉備嚴厲斥責。「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抑，勸先主因此除之」。劉備心領神會，立即下狠手，將劉封「賜死」。此時此際，劉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當初收養子是為「繼嗣」，如今殺養子亦為「繼嗣」，劉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脫工具作用發揮完了，便形同礙事廢「器」，必須「除之」的下場。這其間，諸葛亮的點子和劉備的決策，都暗含著疑生「反骨」的因子，劉封縱然並無「反骨」，亦註定了死路一條。

早在漢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誅，追隨董卓的涼州將士驚惶恐懼，「校尉李傕、郭氾、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的特殊關頭，時任討虜校尉的賈詡即主動地阻止他們說：「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轉大勢，直接促成李、郭等鋌而走險，收眾十萬，一個月後就攻陷長安，趕走呂布，殺掉王允，屠戮士民達萬餘人。接下來李、郭等人連年混戰，荼毒長安，進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的空前慘狀，古都長安珍積400年的簡策帛書也毀損殆盡。李傕等要給賈詡論功封侯，他只是輕描淡寫地推辭道：「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裴松之特為此事作注，一針見血地評論道：「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余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賈詡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幫主子的「命」，竟不惜幫凶助惡，主謀成惡，其殘賊大罪真是令人髮指，其人品卑賤真是無以復加！千百年以來，如此一言而禍國殃民，他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反面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