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末年，王莽專權，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漢公猶自數四「固讓」，博得了「謙恭」令譽；到孺子嬰居攝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偽裝，成為「攝皇帝」，安眾侯劉崇立即認定他「必危劉氏，天下非之」，引眾以攻之。劉崇雖因之而招致了「謀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舉說明，白馬盟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深入人心。（《資治通鑒·漢紀二十八》）延及東漢近兩百年間，託孤遺命亦不鮮見，擅權的外戚無人敢於異姓稱王；直到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爵為魏王，才又一次破壞了這一條明規則。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漢興，還上演了劉協三次奉璽禪讓，曹丕三次上書辭讓的政治諧戲，足見劉備確實毫無「託孤」之「誠」。所謂「輔之」、「自取」，貌似有兩種選擇，實只有一種選擇。倘若諸葛亮稍一思維短路，就會落到「天下共擊之」的篡逆境地，與王莽、曹操無異。清代康熙年間擔任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當於現今的監察部副部長）的巫山人傅作楫，寫過一首七言律詩《永安宮》，三、四兩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當誅」，就深得個中三昧。後來人傅作楫尚且一語中的，當事人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對勘兩《表》，再明白不過，劉備臨終交辦的頭等「大事」，不能狹隘地只解釋為輔佐劉禪，而是集中在解決「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遺留問題，要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恄諟實現「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縱或明知不可為，他也不得不為之，否則難免於政敵「託付不效」的攻訐。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歷史的悲劇，與諸葛亮的人格道德關係並不大。

依照《三國志》提供的史料，永安託孤的後續鬥爭，竟然遷延了九年之久。李嚴這個人，素來就「以才幹稱」，應該說劉備並沒有選錯。早在建安十八年（213），他就在劉璋麾下擔任護軍，受命領兵在綿竹抗拒劉備，他卻率眾歸順了劉備。其後近十年，歷任裨將軍、犍為太守、興業將軍、輔漢將軍，在地方上屢建軍功。章武二年（222）八月，劉備突然把他召到永安去，委以尚書令重任，對他實屬意外之寵。由地方而至中央，從官階提升上看雖然尚有別於現今所謂「火箭幹部」，畢竟招致了某些「中央大員」，特別是荊州舊部官員們的忌恨。侍中廖立就「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唯其如此，諸葛亮收拾李嚴，令其「留鎮永安」，就具備了「組織基礎」。但李嚴也是一個折而不撓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移屯江州」后，他並沒有韜光養晦，而是力圖有所作為。更築江州大城，成為重慶歷史上繼秦代張儀江北嘴築江州城后，改在渝中半島上築城之始。其間曾經籌劃鑿通浮圖關，貫通兩江（今長江、嘉陵江）水，被諸葛亮制止住了。又要求擴大江州都督管轄範圍，還要求為其子李豐加封更大的官，諸葛亮均未同意。

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尤其大事不糊塗。法正當紅時，彼此「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卻決不與其爭一日之短長，七八年間安心當他的辦公廳主任。如今法正不在了，劉備拔擢李嚴作尚書令，分明是給他另設置一個政治剋星。作為三國時期傑出政治家之一，彼時彼際的諸葛亮，對劉備的處心積慮必定能洞若觀火。他的忠貞品格不容隨便顛覆，但他既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三國演義》所異化的妖人，更不是民間述聞所美化的神人，而是一個置身政治漩流當中而足智足謀，頗善於從容應對的戰略家和實幹家。一直以來，要麼踵武管仲、樂毅，要麼效法王莽、曹操，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既然選擇了前者，他就一方面必須審視大體，顧全大局，以身垂范，公忠體國，另一方面還要上對劉備及其後嗣，下對各種政治勢力，在矛盾的渦漩和激流中順勢而為。劉備那番試探性的話，本身就有兩面性，亦即既期望他做管仲、樂毅，又害怕他當王莽、曹操，人雖將死，言猶不善。劉備是在用權謀，諸葛亮也只能以權謀對權謀，委曲求全地順著劉備的期望走，充分表現誠惶誠恐，誓死效忠，否則就必然會遭到「當誅」之禍。縱然是這樣做了，劉備對他仍沒有完全放心，不但讓李嚴同他一起接受託孤遺命，還加封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把軍事統帥權交給了李嚴。對此，諸葛亮也只能忍辱負重，全盤接受。

但諸葛亮對李嚴也多次示好，通過後主劉禪，于建興元年（223）封李嚴為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勛，四年（226）轉為前將九*九*藏*書軍，八年（230）升遷為驃騎將軍，並在給孟達的信里稱讚李嚴「部分如流，趨舍罔滯」，領導能力非常強。李嚴投桃報李，同樣示好於諸葛亮，寫信勸其「宜受九錫，進爵稱王」。諸葛亮回信則說，「與足下相知久矣」，「今討賊未效」，還不是「坐自貴大」的時候，待「滅魏」后「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見裴注引《諸葛亮集》）。表面上毫無芥蒂，實際上待下狠手。建興九年（231）春二月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令李嚴「催督運事」。至六月，「值天霖雨，運糧不繼」，諸葛亮只好退兵。如果雙方果真是「相知久矣」，溝通說明「運糧不繼」的客觀原因，就可以相安無事了。然而，李嚴卻趁機上表劉禪，謊稱「軍糧饒足」，誣告諸葛亮「軍偽退」，有異志。諸葛亮隨即還以顏色，老賬新賬一起算，也上表劉禪，曆數李嚴「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少，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情狹志狂」的諸般罪過，終於將李嚴貶為庶人，「廢徒梓潼郡（郡治在今四川省梓潼縣）」。至此，那場政治鬥爭才以李嚴身敗名裂畫上最後一個句號，三年後李嚴病死在那裡。

（《史記·呂后本紀》）漢武帝劉徹死後，身為外戚、官居大將軍、大司馬的霍光，與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領遺詔，輔佐八歲的太子劉弗陵繼位，是為昭帝。霍光統攬朝政大權，既沒有封王，更沒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于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沒有子嗣，霍光就奏請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孫子昌邑王劉賀進京，擬擁立為帝。但劉賀在主持劉弗陵喪事期間，暴露出了種種劣跡（遠非劉禪那種「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細之責，奏請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親自出面在未央宮承明殿廢掉了昌邑王。其後霍光與其他大臣鄭重合議，選擇流落民間的武帝曾孫、時年十八歲的劉詢繼位，是為宣帝。霍光領受武帝託孤之重任，輔昭立宣，確保了劉氏皇權，促成了「昭宣中興」，成為西漢麒麟閣名臣之首。（《漢書·霍光傳》）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究竟由於什麼？不排除諸葛亮從政久了，年紀大了，睿智明略不如從前了，對形勢作出誤判，盲目出兵以圖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說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劉備託孤遺命逼出來的。根據何在？一是《出師表》寫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請注意這個字）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弩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請注意這個字）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二是《后出師表》寫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更請注意這兩個字）臣以討賊也。臣鞠躬儘力，死而後已。」

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對於蜀漢政權而言，還是對於諸葛亮個人來說，那場政治鬥爭遺留的禍根都日益地顯現出來。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當事者李嚴，僅是其間不會缺少的一個代表，兩大利益集團無不涉足其間。前有法正的壓抑，後有李嚴的威脅，對諸葛亮不能不會刺|激至深。他擔任丞相始於章武元年（221），永安託孤后，建興元年（223）受封武鄉侯，「開府治事」，隨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裴注據《蜀記》引晉人郭沖說，「亮刑法竣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儘管裴松之認為「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但郭沖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陳壽總評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惡無纖而不貶」。他制定《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職、放逐、殺頭或者授意殺頭的文武官員當中，除了一個親信馬謖是因為失街亭而揮淚斬之的以外，其餘的功臣宿將無一不是各具才幹，但對諸葛亮又不那麼畢恭畢敬。

劉備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效果。他喜怒不形於色，話語綿里藏刀（若是針，也是見血封喉的毒針），陰險權詐的風格異於曹操。這是他的政治品質，也是他的政治權謀。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詭異偽善，歸根結底出自於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維護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這一個劉氏江山，使之能夠二世、三世傳承不衰。夷陵敗后不回成都去，執意窩在遠離蜀漢都城的魚復，並且將魚九_九_藏_書復改名為「永安」，奧秘正在其間。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開都城人事的繁瑣喧囂，挑選這樣一個地處夔門之內，大江之濱，兩百年前曾為同屬偏霸之帝的公孫述白龍獻瑞的形勝之地，耳目清靜、心氣平和地尋思謀划蜀漢政權永安之道。

當其初，他並沒有大限將盡的不良預期，而是還想重振雄風，有所作為，甚而還打算再一次伐吳。攘外必先安內，他當時的主要著眼點，還在如何繼續貫徹著重依靠「地頭蛇」的既定方針，得心應手地駑馭歸屬他的兩大利益集團。由於入蜀后最受信的法正已於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益州新臣的另一代表人物許靖也于章武二年（222）去世，確定一個益州新臣利益集團的新掌門人，成為當時人事調整的重中之重。蟄居永安兩個月之際，他便選中了輔漢將軍李嚴，特意將其召到永安，委以尚書令重任。自東漢以來，朝內雖設三公，卻事歸尚書台，尚書令掌管樞要大權，實權常在三公之上。蜀漢官制因襲成例，劉備始稱漢中王，第一任尚書令就給了法正；如今又給李嚴，無疑是要李嚴成為法正第二。殊不知天不假年，李嚴出任尚書令僅四個月，劉備就一病不起，逼使他不得不在臨終前作出託孤的安排，于章武三年（223）二月把諸葛亮也召來永安。

《諸葛亮傳》文字稍多，也只是說：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以宗法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封建專制王朝，皇權繼承從來就是一個命脈攸關的重大課題，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禍亂。對劉備來說，這個普遍性課題又具有特殊性。他從24歲投入戎馬生涯，到當年63歲，已經闖蕩天下四十年，顛沛流離，甘苦備嘗。在逐鹿中原期間，他的妻妾兒女三次被敵方俘虜，重逢后又怎樣了史書都沒有記載。在《三國志》里，《後主傳》稱劉禪「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據以倒推轉去，其生年應是建安十二年（207），即劉備敗於長坂坡的前一年。《二主妃子傳》又稱，「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于荊州，產後主。」由之可以確認，劉備的原配夫人，繼娶正室，以及她們所生的兒女，都在離亂中「數喪」無存了。而到益州后，納宗親劉瑁寡妻為後，穆皇后所生子魯王劉永時年九歲，梁王劉理時年七歲，都可能成為皇位競爭者。按劉備本意，他要傳位給劉禪；為此，他在三年前即已接受諸葛亮的建議，將生性「剛猛」，頗有戰功，「易世之後終難制御」的養子劉封「賜死」。但如果他不在了，縱然劉憚當上了二世皇帝，也可能坐不穩。因為劉永、劉理的生母穆皇后健在，貴為皇太后，穆皇后之兄吳壹時任車騎將軍，封縣侯，極有可能外戚擅權。吳壹原本是劉璋姻親，與益州新臣利益集團淵源甚深，如果只將劉禪託付給李嚴，吳壹、李嚴等一旦聯手，輕則將劉禪弄成劉協似的傀儡，重則隨時可能廢掉。軍事上不會打仗，政治上卻會打仗的劉備，必然要為劉禪計深遠，以防患於未然。要防患於未然，必然要營造出荊州舊部與益州新臣兩大利益集團均衡配置，相互制約的有效機制。臨終託孤，在蜀漢上層統治集團內部進行人事再組合和權力再分配，歷史性地成為劉備一生最後一件重大戰略決策。荊州舊部中，關羽和張飛全都死了，領軍人物非諸葛亮莫屬。

蜀漢章武二年（222）六月，劉備在其悍然發動的討吳戰爭中慘遭敗績，狼狽逃回到夔門內的魚復（今重慶奉節東）才停下來。

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由此聯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趙藩所撰寫的那副楹聯：「能攻心即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其上聯分明指向諸葛亮連年北伐，而下聯分明關涉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貶，亦褒https://read.99csw.com亦貶，頌揚和推崇之際，隱含多少惋惜和批評。設若諸葛亮九泉有靈，不知當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胆揣測，除了公開嚴以律己，引咎自責，私下可能會對老伴說，根子還在永安託孤。是耶非耶，需要和可以「深思」的人，何止而今而後區區「治蜀者」？

參酌三傳，劉備為什麼要託孤給諸葛亮、李嚴兩人？諸葛亮聽了劉備哪些話，為什麼會「涕泣」？李嚴既受命同「輔少主」，並且「統內外軍事」，為什麼事後並未當此重任，卻「留鎮永安」？疑團滾滾，聚合成雲，簡直叫人輕易看不透，異常費思量。連善於把諸如孫堅討董卓時「梟其都督華雄」六個字敷演成為關羽「溫酒斬華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國演義》，第八十五回寫到此事，也筆墨收斂，跡近照抄《諸葛亮傳》：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王。」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哭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諸葛亮也是超一流高手，他的博弈彷彿意識流布局，先是以退為進、忍辱負重地成功應對劉備突然襲擊的惡性試探，既則以攻為守、先發制人地一石二鳥，僅在涕泣、咳唾間，便將託孤二人變作託孤一人。僅止犧牲了一個李嚴，未流一滴血，未殺一個人，劉備和諸葛亮就獲得了雙贏，蜀漢的皇權交替也賴之獲得了平穩過渡，委實堪稱代價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或許正由於這個緣故，千百年以來，善良的後人總將永安託孤當作一段膾炙人口的歷史佳話，口頭傳，台上演，而忽略了它當年曾有的詭偽惑亂，燭光斧影。

當年孫盛評永安託孤，引博弈設喻，批評劉備「亂孰甚焉」。其實劉備在用權謀，諸葛亮也在用權謀，用權謀就好比博弈中的布局投子。歷來的政治家都要用權謀，都要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進行權謀博弈，在同一政治目標下，不同權謀的布局投子固然確有忠奸善惡美醜之分，但主要的是高下優劣長短之別。劉備一心一意為著維護他那個劉氏江山，諸葛亮矢志不移效忠那個劉氏江山，他們的政治目標應該說是同一的，因而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以化解，共同找到利益平衡點。臨終的劉備，集40年政治功力，在那場博弈中發揮出了超一流水平。他的一箭三雕宇宙流布局，主旨在於確保劉禪的皇權繼承，如其所願地平安實現了。為此既要控制住以諸葛亮為領軍人物的荊州舊部利益集團，又要安撫住以李嚴為新掌門人、背後還有太后和外戚的益州新臣利益集團，這兩大主旨實現的必要條件也基本上構成了———因此，死可以瞑目。

我說諸葛亮是在以權謀對權謀，決不是主觀臆斷，信口雌黃，而是依據託孤後事，從蛛絲馬跡中尋取出了真相。《三國志·李嚴傳》曲筆寫到，「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是誰讓李嚴「留鎮永安」的？付之闕如。詳情度理，決不會是劉備的旨意，因為李嚴既然「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就該與諸葛亮一道回到成都去，那樣才能履任用權。排除了劉備，唯一可能的就只有諸葛亮，而不可能出自李嚴本人自願。劉備臨終硬給蜀漢統治集團高層「摻砂子」，把軍事統帥權授給益州新臣的新掌門人李嚴，毫無疑問，是要削弱荊州舊部的領軍人物諸葛亮所掌握的相權，以避免諸葛亮以後形成大權獨攬。諸葛亮決不願意再受「法正第二」制約，更何況李嚴武將出身，以後會不會變成「董卓第二」也很難逆料，所以一捱到劉備既逝之後，就不再投鼠忌器，而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趁著局面未定，動用實權先發制人，強迫李嚴就範。那時在永安，諸葛亮身邊有趙雲、向朗等荊州舊部將領支持，新進的李嚴卻孤掌難鳴，收拾下來相當容易。諸葛亮一石二鳥，既壓了李嚴的勢，又破了劉備的招，終於成為這場權力鬥爭的最大贏家。至於李嚴，尚未出頭便被壓住了，「留鎮永安」將近四年，形同現今一個軍分區司令，實際上被晾起來了。直到蜀漢建興四年（266），始得「移屯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半島及其周邊）」，仍然遠離權力中心。李嚴始為劉備意中人，既為劉備犧牲品，在這場意外捲入的權力鬥爭當中淪為最大輸家，不僅他本人難以預料，而且連劉備也預料不到。

古往今來，幾乎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會遺留下一些難解的人事之謎。https://read.99csw.com三國時期最大的待解之謎，不是貂蟬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戰是否借過東風，而是永安託孤那一段忠信佳話。整個兒託孤故事其實就是權謀博弈，劉備和諸葛亮在這場特殊的博弈中，都發揮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繚亂。

既要重用李嚴，使其成為法正第二，為什麼又不好事做到底，託孤就托給李嚴一人，還要加上個諸葛亮呢？隱匿未顯的深層原因，仍然在於如何維護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這一個劉氏江山上。

自陳壽以降，幾乎所有人都說劉備對諸葛亮信託無貳，其實就從《三國志》的記載看，對之便大可懷疑。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直到赤壁之戰前後，困迫潦倒的劉備視諸葛亮的確如魚得水，連關、張忌妒他也要制止。但自從有了龐統等人，麾下文武人才漸次增多了，這種獨尊性就有所減弱，儘管仍然倚之為股肱，卻已經是謀臣第一而不再唯一。一佔據益州，用人權重偏到了益州新臣「地頭蛇」方面，對諸葛亮的倚重度和信任度又進一步下降了，若干現實便是本質的外化。

從建安十九年（214）劉備領益州牧，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就一直不如法正。諸葛亮在荊州即已任軍師將軍，在益州又加了個「署左將軍府事」（相當於今之中央辦公廳主任），身邊還有個益州新臣、掌軍中郎將董和與他「並署」。其間「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充當了一個留守主任、後勤部長的次要角色，《先主傳》和《諸葛亮傳》都絕無一字提及他還有別的任何作為。法正則成了蜀漢第一政治明星，「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建安二十二年（217）劉備出征漢中，獻策的和「從行」的都是法正。其人政治品質極壞，「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一些人找到諸葛亮，請他向劉備報告，抑製法正的威福，他也只好曉之以「法孝直為之（劉備）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採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態度。劉備一當漢中王，又「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寵信備至；第二年，時年47歲的法正病故，劉備竟「為之流涕者累日」。另一個益州新臣，憑老資格做逍遙官的許靖，先任左將軍長史（相當於今之中央秘書長），後為漢中王太傅（三公之首），也位在諸葛亮之上，諸葛亮章武元年（221）任丞相后「皆為之拜」。

其實，對於劉備話里暗藏的機鋒，前賢早已經點破。裴松之注《三國志》，完成於劉宋永嘉六年（429），距劉備託孤只不過206年。他注託孤一事，只引用了晉人孫盛一段評語；而晉繼魏立，孫盛與三國歷史相去未遠，所見所識當比他的前人、後人更加清醒。

然而，真是那樣的嗎？與諸葛亮一同領受託孤遺命的李嚴，自從劉備死後，當世就沒有當過一天顧命大臣，後世又被長期掩沒，鮮為人知，就構成了一個疑團。《三國志》的記述異常簡略，另是一個疑團。《先主傳》里僅止提到：先主病篤，託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他將魚復改名永安，竟窩在那裡，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轉雜他症，終至一病不起。當年二月將諸葛亮從成都召來永安，四月臨終前，向諸葛亮和李嚴託孤，慘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這就是歷史上極著名的永安託孤；因為新莽末年公孫述據蜀稱帝期間，託名白龍獻瑞而自號「白帝」，曾將魚復城改稱白帝城，所以永安託孤又被習稱為白帝託孤。後來的民間述聞以及戲曲傳唱，卻將託孤本事改造了，變成劉備只向諸葛亮一人託孤，或者用趙雲替換李嚴，變成所謂「文托卧龍，武托子龍」。但無論怎麼改造，主題渲染只有一個，那就是劉備與諸葛亮肝膽相照，親密無間，國事、家事盡行託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話傳唱不衰。

孫盛的評語，首先指出了劉備那些話分明在試探，既違道義，亦非信順，因而「亂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劉備那樣做決不能表明「委付之誠」，對真正信託的「忠賢」根本不該有「若斯之誨」，對並非「忠賢」之徒說那種話適足以「啟篡逆之塗（途）」，因而實屬「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再其次「幸值」云云，從正反兩面剖析後果，指斥劉備如此這般運用權謀，「不亦惑哉」。這些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精當評語，裴松之顯然引為同調，所以只引孫評作注。可嘆千百年以降，治三國史、說三國事的人多矣，對這條裴注竟然視若未見，總把劉備當作仁德信義的標本，把諸葛亮當作忠貞節義九-九-藏-書的楷模，把託孤故事向著理想願景演繹，以至將那片疑雲幻化成了一片彩雲。

諸葛亮是在法正死去一年以後，才升職為丞相，錄尚書事的，並非像《三國演義》寫的那樣一直就位居劉備一人之下，凌駕眾人之上。而且，當了丞相后，劉備決意要興師伐吳，包括趙雲在內的「群臣多諫」，謁誠勸阻，他也不贊成如此破壞聯盟之舉，卻三緘其口不肯發表意見。如果劉備仍像以前那樣倚重他和信任他，主臣之間親密無間，他怎麼會取這種態度？劉備從猇亭敗退永安后，他才對人感嘆道：「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這番話明確地透露出一個信息，諸葛亮心知肚明，入蜀之後「謀主」地位已由法正取代了，從來伴君如伴虎，他只能夠明哲保身，夾緊尾巴做人。聯繫到這些前因變化來看，劉備用詭偽之辭對他進行試探，就毫不足怪了。

《李嚴傳》則寫道：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

劉備的話何等陰刻，何等險惡！他聽得毛骨悚然，如臨深淵，只好選擇當場「涕泣」，「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於「叩頭流血」，發誓以死效忠。

另一大遺患出在國事上。魏、蜀、吳三分鼎峙局面既成，蜀漢最弱小，理當憑藉巴蜀天險休生養息，勵精圖治，待到國富兵強再謀對外擴張。諸葛亮本人更如陳壽所評，「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本應趁大權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干」，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漢打造成小而強的蜀漢。但他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繼建興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雲南北部、貴州西北部）之後，又于建興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間「五齣祁山」（《三國演義》寫成「六齣祁山」，把230年魏攻漢中也算上了）。這五次揮師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敵，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佔武都（今甘肅成縣）、陰平（今甘肅文縣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敗或撤退告終。長線出擊，糧運艱難，連年用兵，耗費靡繁，嚴重削弱了蜀漢民力和國力，實在得不償失。諸葛亮本人，也因為軍務勞頓，食少事煩，積勞成疾，于建興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陝西眉縣西南）的軍營內。

諸葛亮治蜀十一年間，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後還搞了「以我劃線」。他實際上害怕再出現法正，再出現李嚴，因而把對他個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為「賢」的評估標準；把才幹特長放在第二位，作為「賢」的參考條件，另外搞了一條打著他的個人印記的，摻雜親親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賢」路線。他在《出師表》中推薦的七個文武「賢才」，除張裔一人來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陳震、蔣琬六人均為荊州舊部，而且這些人大多隻能「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從來不敢「徇功妄動」。另外一些人，諸如謹小慎微的董和、言過其實的馬謖、狷狹忌刻的楊儀也都充斥其間。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屬兩大利益集團的功臣良將先後遭致不測，而且就連一身是膽、敢於直諫的宿將趙雲，終其一生也沒有得到重用。如此這般的畸重畸輕，與刑法竣急攪纏不清，必不可免地會加劇「君子小人咸懷怨嘆」。蜀漢後期越來越人才匱乏，倘若不為尊者諱，應當承認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千百年以來，多有人指出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劉備，同時又忽視了這樣一些深層背景，未嘗不是一憾。

依照《三國志》本傳中陳壽的評語，荊州舊部的大將魏延「以勇略任」，謀臣廖立「以才拔進」，益州新臣的李嚴、彭羕、來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違忤了諸葛亮而遭致不測。平心而論，這些人縱然確有某種過錯，也沒有大到非除之而後快那種地步，所以今人寫劇欲為魏延平反。

他說的是：

孫盛的評語有事理依據嗎？有。早在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踐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陸續剷除八個異姓王之後，即已刑白馬盟誓，約定「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劉邦死後，呂后篡權，雖然封了呂姓王，對於這條約定仍不免心存忌憚，以之告誡呂產、呂祿。待呂后一死，周勃、灌嬰等聯手誅滅諸呂，廢除諸呂所立的少帝，都以這條約定為旗幟而正名分，明確宣稱「非劉氏，不當立」。

羅貫中顯然讀出了陳壽的微言大義，才對諸葛亮的如此誠惶誠恐，悚懼失態，將「涕泣」作了傳神發揮。要破解託孤疑雲之謎，我認為，決不能忽視這樣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