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太學的學生為博士弟子，也稱太學生為「諸生」。太學初建時有太學生50名，以後逐漸增加。除由京都直接挑選入學的「正式生」外，各郡國縣邑選送的地方知識青年為「特別生」。在年齡上要求不嚴格，有的太學生天資聰穎，不足18歲就應選了。太學里有12—13歲的「童子郎」，也有60多歲的白髮老人。在出身方面，太學生中貴族子弟居多，但也有家境較為貧寒的子弟。「正式生」為公費，政府給俸祿；「特別生」為私費，食宿自理。有個別貧寒子弟，一邊學習一邊做小工，或者其母隨至長安為人織布做鞋以供讀書。太學生的數目在西漢末年已增至3000人。隨著學生的不斷增加，西漢末年曾大規模地擴建校舍。東漢時太學生人數大增，最多時達三萬餘人，京師形成太學區。匈奴等少數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學。太ｈｔtｐs://reａｄ•９９cｓw.com學建有博士宿舍和內外講堂。至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拓建房屋共計240房，1850室」。如此規模的太學出現在我國漢代，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屈一指，標志著我國漢代的經濟文化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

太學以儒家經典為教材。西漢末，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今文經以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古文經晚出，以戰國時古文字書寫。同時，經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說也有差異。今文經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太學中設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經博士。古文經只在https://read.99csw.com民間私學中傳授。當時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詁句讀〔dou 豆〕皆靠口授，故博士講解經書重視傳授關係，形成師法和家法。某一經的大師，如得到朝廷賞識被立為博士，這位大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相傳，遂有不同解釋，自成一家之言，再傳下去，便成家法。漢代博士各以師法、家法教授弟子。同是一經有了不同的解釋，在學術上就產生了不同的流派。如自立門戶，各家對經書章句紛紛進行詳細解說，甚至不惜以幾萬字或十幾萬字去解釋一句話或一個典故。所謂「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太學的教學方法比春秋戰國時期有了較大的進步。西漢時就有了用植物纖維造紙的技術，到東漢蔡倫(？—公元121年)發明「蔡侯紙」后，物美價廉九*九*藏*書的紙開始流行於世。同時絲織技術也有了極大進步，已能織出薄如蟬翼的絹帛。絹帛的增產和紙的普及，為書寫提供了極為方便的條件，用絹帛和紙抄寫的書逐漸增多起來，不僅朝廷有「蘭台」、「石室」、「廣內」、「延閣」等圖書館，而且太常、太史、博士等也都有藏書，東漢洛陽還有了買賣書籍的「書肆」。書多了，書寫方便了，教學方法由個別口授的問答法教學變為大班上課。太學的講堂長10丈、寬三丈，同時聽講的人數總在幾百人以上。學生聽課帶有書卷和紙筆，隨時可圈點記錄，積累了很多材料。學生的學習是以直接間接聽講與自修並重，從時間上來說則大部分時間用於自修。有的太學生利用充裕的自修時間，除正課外還研究其他經學或自然科學，而成為著名的學者或科學家。有的學生除在校內聽博士講誦外，還拜校外某經的專九九藏書家為師，如王充(公元27—約97年)拜班彪(公元3—54年)為師，符融拜李膺(公元110—169年)為師，後來他們都成為有卓越成就的學者而名垂青史。

漢代太學的教官由博士擔任。博士各專一經，或《詩》、或《書》、或《易》、或《禮》、或《春秋》，在太學中以專習的一經對弟子進行講授。這些博士均是當時的名師碩儒，政府給予優厚的待遇，學生對博士特別尊崇。

漢代太學確也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並有一些出身卑微的布衣寒士由此而顯名。如匡衡「從博士受《詩》。家貧，衡佣作以給食飲」。兒(倪)寬「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以為同學燒飯來換取讀書的機會。又如翟方進家境貧寒，其母跟他一同去長安「織履」，以供方進讀書。匡衡、兒寬、翟方進均以「射策甲科」而榮擢。匡衡、翟方進為布衣丞相，兒寬官至御九-九-藏-書史大夫。出身微賤而入太學者不乏其人，太學也確為門第低下、卻勤奮好學之士開拓了一條入仕之路。

太學的教學制度並不嚴密，沒有規定學習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但卻非常注重考試，用考試來督促和檢查學生的學習成績。太學建立之初，漢武帝規定用「設科射策」的方法每年考試一次，稱為「歲試」。所謂「射策」，即抽籤口試問答，所謂「設科」是按試題的難易分甲乙兩科。學生可抽籤應試，簽上寫有試題。考試后甲乙兩科各擇優錄取數名或十數名，授以不同的官職，如郎中或太子舍人等。經考試，發現有不合格或不能通一經的學生，即令退學。東漢桓帝時改甲乙兩科為上、中、下三等，后又改為兩年考試一次，不限制錄取名額，根據通經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職。已授官的和不合格的兩年後還可再試。有的學生竟有屢試不第的，甚至有年過60歲還留居太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