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知史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后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又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面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孫伏園感嘆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
楊晦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領導者之一，但他對此「光榮歷史」始終沉默著。他的一個學生黃修己說：「只憑他是『五四』運動中帶頭跳進趙家樓的健將，而又絕口不提當年勇，就夠我們佩服一輩子了。」從1950年直到「文革」，作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系主任，楊晦留給中文系的還有一句流傳廣泛，並影響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羅爾綱寫《太平天國史綱》，處處表揚太平天國。他的恩師胡適看后，很生氣地說：「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你甚至還說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可是我都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九*九*藏*書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嘆：「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胡適說：「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1941年，國立編譯館請吳晗寫一部《明史》，吳晗交稿后不久，稿件被退回，附有字條寫道：「紅軍之起，擬改作民軍之起，以下一律照改。」吳晗大怒道：「我寧可不出此書，這一個字絕不能改！」
陳獨秀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中，孟子派儒學、庄派道學皆以神秘的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方法各異，道以純粹經驗忘我，儒以愛之事業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名聞海內外，他以為中國落後是因為不能「在數字上管理」，「數字管理也可稱為經營上的管理。在一些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通過金錢、金融的方式來管理，彼此的關係不能以金錢、資金等數字化概念來描述，這就是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社會，如中國明末的農業社會。印度農村社會也是如此，不依金錢交易關係，而按照種姓制度，以種姓分工來管理。現今世界上不少地區，將社會習俗與宗教溶為一體，實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會，回教的九-九-藏-書中東和北非社會等，也都屬於不能實行數字管理的社會。欲實行數字上的管理必須廢除特權、社會隔絕情況。」
蔣百里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康有為有《草堂示諸子》詩云：「聖統已為劉秀篡，政家並受李斯殃，大同道隱禮經在，未濟占成易說亡。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只有一公羊，群龍無首誰知吉，自有乾元大統長。」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顧頡剛以為，中國的古史是一篇糊塗賬，二千多年來隨口編造。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里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顧稱這種現象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陳獨秀1904總結：一個國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沒有被廣泛地開啟，人民如果如果沒有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力，國家的根基總是無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時候，國家還可以勉強安寧，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國家仍舊要衰敗下去。
馮友蘭再道：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九_九_藏_書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他以為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候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余英時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1941年，蔣介石評價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指的是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不抉擇地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蔣介石在「五四」運動時正在福建山區閉門讀書，對西方、俄國和日本的經濟政治學說頗有涉獵，對於新文化運動也不能說毫無感受。他在上文中五個排比的問句，真好似滿面戟髯，根根見肉。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于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歷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歷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迹，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歷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樑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在寫給兒女的信中，他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近代以來調停或干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馬寅初曾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在一篇社論中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余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陳獨秀評三十年代的魯迅：「魯迅之於共產黨，如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https://read.99csw.com是非心了。」
羅爾綱繼續寫他的《太平天國史綱》，獲譽，陳獨秀在獄中想見他，他又去問胡適，後者仍舊很不高興：「陳獨秀素有政治偏見，豈能研究太平天國？還是不要見了。」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只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只寫「史記」紀錄歷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与社會變革。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啟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吳晗曾說：文化的發揚廣大，往往是由於積累。一時一地的文化很少是突然而來，突然而滅。故在中國史上，文化的發煌與消滅，也很少與朝代的興亡同一起訖……須知文化史家的任務，是在探求歷史演化的法則，精密地指出新舊嬗遞的痕迹。
陳獨秀晚景凄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
對於青年毛澤東，李璜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1918年）他已25歲，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于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陳獨秀則回憶道：「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
馮友蘭說：中國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補償是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們是富於理性的快樂主義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學，他們僅希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因此不要科學的力量，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道家以為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
陳寅恪任教於清華時，學人多好去日本研九-九-藏-書究中國文化，陳憤雲：「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又作詩激勵學生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李大釗評論馬克思主義：「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現。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個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
賈植芳在《獄里獄外》的自序中說：我在這個世界里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
余日章作為國民代表赴華盛頓會議，時中日爭論方熾，有洋人問余：「中國人果有自治能力嗎？」余反問道：「您讀過世界歷史嗎？」彼答「讀過」。余接著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哪一國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國之長久歷史者？有的話請告訴我！」對方語塞而退。
寡為人知的是，「五四」運動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為公開讚美學生運動：「誠自宋大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來，稀有之盛舉也。試問四萬萬人對於學生此舉，有不稱快者乎？」又說：「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並主張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誅殺賣國賊曹、章。新文學運動的頭號敵人林紓，表示支持抵制日貨。北洋系前線將領吳佩孚通電支持學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著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軍張敬堯、江西督軍陳光遠也要求政府罷免曹、章、陸，力爭收回青島。教育總長傅增湘三次提交辭呈，以此為盾，使政府收回了懲處肇事學生的命令；他還堅決拒不簽署解散有關學校的命令。就是被學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託其妻子具書呈請國務院釋放學生。
張學良90大壽時，眾多記者蜂擁而來，他卻只接受了日本廣播協會的單獨採訪。他說：「我的一生被日本斷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輕人再犯過去的錯誤」；他想讓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動用武力，用武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這點歷史已經教訓了我們」。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后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陳寅恪說：「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無可疑。」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