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新聞
徐鑄成評價民國報人：「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文、武、昆、亂不擋。後期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以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後生小子們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成舍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面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標，摘記自己有什麼特點，人家有什麼佔先，凡認為落後於人的，屬於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抗戰行將結束時，黃炎培訪問延安歸來，寫了《延安歸來》一書，極力謳歌延安和毛澤東，引起強烈反響。他還趁熱打鐵，發動了拒絕國民黨自1931年就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的「拒檢運動」。他公開表示：「這叫做『吃了砒霜葯老虎』，一定會拼個魚死網破的！」經他登高一呼，國統區各大城市的新聞文化團體紛紛響應。經過與政府近兩個月的冷戰後，這些書生們取得了勝利，政府被迫撤銷了對新聞和圖書的檢查。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里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里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
「雷震案」爆發后，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要求文責自負，並聲言：「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乎中國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讀後讓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獄后，自購墓地，除預留雷震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老友羅鴻詔和殷海光而建。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九*九*藏*書，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1938年4月，范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拼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范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只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只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老記者戴煌在幾十年前有一份《萬言書》：翻開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為。
徐鑄成說，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於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於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1925年12月7日，邵飄萍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以厚紙銅版精印，全是最近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個人物後面都有他親自寫的評語，如：馮玉祥將軍、孫岳將軍、岳維峻將軍、「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鍾鱗將軍、「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將軍、「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他不斷地發表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連只相信暴力的「馬賊」張作霖也慌了手腳，馬上匯款30萬元贈給邵飄萍，企圖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上揭露張作霖。他曾和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20世紀40年代，復旦新聞系討論「系訓」，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學的歡迎，覺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強調新聞記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這口號從延安傳來的。眼看就要舉手通過了，陳望道卻提出「好學力行」四字，認為這才是對新聞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後，陳望道的提議獲得通過。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夸夸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麼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民初，陳獨秀豪言：「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1937年3月止九*九*藏*書，中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1518種，公、私營電台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
于右任辦《民呼報》，提倡排滿革命，清廷乃揚言要挖其雙目，他便改《民呼報》為《民吁報》，以示「呼」被挖去雙眼。
成舍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嚴管，甚至規定職工伙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終不許。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消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在吃午飯，成舍我到食堂宣布這個消息，並說：「你們看，羅斯福是金元王國的總統，營養應當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見營養的關係不大。」話未說完，全室嘩笑。
《大公報》總編張季鸞學識淵博，交遊廣泛，三教九流，無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海上聞人杜月笙趕赴重慶，扶棺痛哭，連聲呼叫：「四哥！四哥！」悲痛萬分，如喪考妣。病重期間，蔣介石曾親往醫院探望，蔣氏唁電有「握手猶溫」之句，輓聯曰：「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
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這八年，他為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頗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便給上海市長吳國禎去電話：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
1905年發生《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做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吳承仕辦《文史》雜誌，又研究唯物辨證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門錢玄同。錢寫三字聯「普羅學、唯物觀」給吳承仕，吳不明其意。錢說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羅文學，唯物史觀」嗎？長著肥碩大頭的錢玄同曾說：「頭可斷，辨證法不可開課！」魯迅笑曰：「何妨賭肥頭，抵當辨證法。」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而遭囚禁中的一段歷史：「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雲：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九九藏書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作為大出版家，王雲五跟張元濟不同。張是純粹的夫子，搞出版仍關注一個「學」字；王雲五不然，他著眼於一個「商」字，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業猶如開飯館，要飯館出名，必須要有名廚，廚子比老闆還重要。他要擁有支配全飯館飲食的全權，才能端出來精彩的菜肴，以饗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王芸生說：新聞記者這種職業，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幹得盡職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於人類，對於國家，對於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北平晨報社社長陳博士在某次宴會上，有人問報上近日有何新聞，陳回答：「新聞不在報上！」
李鴻章訪問美國，有記者問他是否可以將美國的報紙介紹到中國，他答道：「我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我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敢講真話，只講真話。我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1902年5月，陳范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抗戰剛一結束，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新聞檢查不僅有掩飾罪惡，包庇頑邪的作用，還會使政府與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聞檢查的後果是領袖神聖化，只聞諛詞，身入雲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里，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於是久而久之陷於腐化無能而不自知，至於否定民主，遠離人民。
在「思以清議救天下」的陳范手裡，《蘇報》成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報。康梁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由維新轉向保皇，陳對汪文溥說：「中國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蓋偕我以文學餉國人，俾無再如迷途。」《蘇報》言論從此轉向革命。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於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成舍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等多刁難過他，甚至置他九-九-藏-書于死地，他經歷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只是報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陳獨秀為《新青年》答讀者問：「誰說本雜誌代表輿論？本雜誌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輿論！」
《革命逸史》的著者馮自由原名懋龍，其父馮鏡如與康有為有舊，但馮自由在日本留學時，對康有為等保皇派十分厭惡。當時，保皇派辦有《清議報》，康有為對該報干涉極多，尤其不準出現「自由」二字，麥孟華、蔡鍔、秦力山等編輯均感不滿，馮懋龍尤為憤懣，遂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與其決裂。
林白水和邵飄萍被殺后，成舍我也被張宗昌逮捕，眼看就要處決，其家人找到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為他說情，才揀了一條命回來。他一回報社就說：「報繼續出，頂多稍微避避風，軍閥還是要罵，張宗昌長不了！」他常對報社的同仁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們不用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房，歸我去！」
蕭乾總結：理論，理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體驗。我要採訪人生。
南京淪陷當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報紙發行前必須送審。《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宣布：「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史量才力排眾議，延請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並推薦張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覆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1907年，楊篤生與于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胆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兩人關係因此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一份血寫的報告》帶回北京后，陳禹山先交給部主任盧雲審，而後由副總編殷參和九*九*藏*書總編楊西光審，但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無產階級專政、揭露黨的領導、太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稿子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正是這一指示，《一份血寫的報告》見報時，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發表后，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幹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聽后，在電話里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麼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麼寫？」
1948年，王芸生應毛澤東之邀赴解放區，行前，他專門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除「黨報黨刊」外，讀得最多、最用心的報紙就是《大公報》。直到1958年，毛還對吳冷西說：「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廣東大災荒，導致3000萬河南人死了300萬，廣東也餓死300萬。1943年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報道了大災荒。王芸生奮筆寫就《看重慶，念中原》，第二天作為社論刊出。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親自下令將《大公報》停刊整頓三天。
1945年，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期間，他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請王芸生前去講演。此時已擔任《大公報》主編的王芸生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1947年初，徐鑄成拒絕政府投資10個億控制《文匯報》的意圖，當著陳立夫、吳國楨、宣鐵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說：「《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話談到最後，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對徐鑄成說：「佩服佩服。今天這個場面，你能頂下來，真不容易。我宣鐵吾對不起你，曾封了你們七天門；今後，你再怎麼罵，我要是再動手，不是人養的。」徐回答說：「言重了，我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成舍我16歲時立下志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進了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說話，他每天仍掙扎著手書「我要說話」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