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坦陳：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之外。

吳宓的《雨僧日記》曾記陳寅恪所談：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

顧准說：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鶴亭赴北京拜謁毛澤東。臨別，毛問：「先生可有言相贈？」冒答：「我身曆數朝，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強大，這好比雄獅一頭，也不免有若干虱子。古人云：『蟣虱雖小，為害亦大焉。』慎須提防！」

章乃器在一份3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中末尾寫到：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我到現在為止沒有希望逃避處分。一個只能為官，不能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當不起一個革命者的稱號，而且不配做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民。……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自己。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周谷城說：他們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幾乎大都在討論他們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國學者相反，天天解釋優越性。

魯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賊，朝廷也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揚言要殺他以雪大恥，惟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一份奏摺中說：「中國之敗全由不九_九_藏_書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蔣廷黼曰：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麼，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業。

賀麟說：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學術獨立自主的最大力量，當推政治。……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體現，所以它不僅不應該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

楊振寧一嘆：中國人有時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遠未來社會需要什麼，今天就大幹起來，這是不合算的。

顧維鈞曾反覆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1930年，羅隆基於《新月》雜誌發表《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後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後呼應。

原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惠浴宇對極左思想給中共帶來的破壞有深切陳述，他說：「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形式上必須是反對型、批評型、異議型的。在尋求真理、維護真理的過程中，從反對、批評著眼，太重要了。……當知識分子卻為馬屁之先，當政護航，就是最可恥的不務正業。知識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樣是一個古老的公式，也是一個腐敗的公式。

柯劭忞辭參政之職時說：「政出多門，何參之有。」

魯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

《革命軍》的作者鄒容擅治印，留學日本時，有同學請他刻「壯遊hｔｔpｓ://reａｄ•９9csｗ.com日本」四字，他馬上把石頭扔了回去，說：「你僅遊了個日本，就覺得很壯了，那些環遊地球的，又該如何呢？」

胡適談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識政治，而開明的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俞頌華是中國較早研究中產階級的學者，他在《論中等階級》一文中寫道：「研西史者輒分社會階級為四級：一曰僧侶階級，二曰貴族階級，三曰中等階級，四曰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第三階級，即所謂中產階級，其質與量固亦各國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業家、銀行家，有自由職業者如記者、律師、醫師、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謀比較獨立自由之生活而不專恃僱主所給工資以資糊口者，皆屬之。」他認為，正常社會中的「原動力」，並不是蘇聯社會的無產階級，而是他自己筆下「有恆產與恆心」之「中等階級」。

蔣廷黼曰：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慾望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況。

郁達夫談到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顧頡剛了論學問：凡是專心研究學問的人，對於政治的興味一定很淡，這並不是遺落世務，實在一個人只有這一點精神，它既集中於學問，便再不能分心於政治了……學校中人一齊不問政治固然不對，但容許幾個對於學問有特別興味的人專作研究也未始說不過去……使得類似靜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別的方面所拉攏而作犧牲。

每值「五四」，北大同學會必會盛宴同學，並奉蔡元培為上賓。年年如此，蔡頗疲憊，一次戲語鄰座曰：「吾輩此日真成吃『五四』飯矣！」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梁啟超在北京師範大學授課，有一次發現學生很少，原來有重要的校際籃球比賽，很多學生都跑去看了。梁於是大發牢騷：「做學問不如打球好玩，你們也不是要跟我做學問，不過是要看看梁啟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看一兩read.99csw.com次就夠了。不過我並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時務學堂只有40多個學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楊樹達，一個頂一個！」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后，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馮友蘭論及：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精華。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復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復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同盟會志在驅逐韃虜，楊度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滿人也是華族，只有棄民族主義而入國家主義，方可力保滿蒙藏的廣袤疆土。

彭述之以為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陳獨秀批曰：「此蘇聯之愚徒也。」

老舍在《貓城記》里說：天還是那麼黑，星還是那麼明，一切還是那麼安靜，只有亡國之夕的眼睛是閉不牢的。我知道他們是醒著，他們也知道我沒睡，但是誰也不說話，舌似乎被毀滅的指給捏住，從此人與國永不許再出聲了。世界上又啞了一個文化，它的最後的夢是已經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將永不會再醒過來。它的魂靈只能向地獄里去，因為它生前的記錄是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韋君宜評價到知青作家時說：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後來大多數都成了沒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農村裡苦讀，回來補10年的課，終歸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生、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了里，都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有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

魯迅曾這句也很透徹：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

梁漱溟之父梁濟於1918年六十大壽前幾日投積水潭自盡，遺書有雲「為殉清而死」。世人為此震驚不已，就是陳獨秀、胡適、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紛紛表達了由衷的敬意。梁濟生前仰慕梁啟超，曾五次登門拜謁，並想請他題寫扇面，事皆未成。後來梁濟偶然看到梁啟超給名伶譚鑫培題寫的詩句，十分失望。梁濟死後，九九藏書梁啟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驚呼：「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然而末代皇帝溥儀，卻在晚年的自傳中寫道：「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寫家譜時寫上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謚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摺。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裡，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謚法。」溥儀眼光獨到，為人嘆服。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時，在朝房邂逅榮祿。榮祿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麼能在短期內變掉呢？」康有為憤然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薩孟武曾感慨道：「中國之博士，大多為鴨博士。夫鴨者，能游於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於陸上，而不能捷行；能飛于空中，而不能高飛。以鴨之名加於中國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還曾對學生太息道：「中國人之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均佔少數，而占多數者則為『看革命者』也。」

曾昭掄說：「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運動，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章士釗直言：「防口者，專制之愚策；殺士者，國家之大恥。」

潘光旦善治年譜，孔祥熙想請他證明自己是孔子之後，他毫不客氣地回絕道：「對不起，山西沒有一家是孔子之後！」

王先謙深刻地揭示中國學人普遍務虛圖名的弊病說：「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樂務實也。漢學興，則低漢而尊宋，以漢學若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

嚴復再曰：其所以必習西文者，因一切科學美術，與夫專門之業，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學斷難臻極，一也；中國號無進步，即以其文字與外國大殊，無由互換智識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後五洲文物事勢，可使如在目前，資吾對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國后此人才，斷無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異者，中文必求進步，與欲讀中國古書，知其微言大義者，往往待西文通達之後而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無異入新世界，前此教育雖有缺憾，皆可得此為之補苴。大抵20世紀之中國人，不如是者，不得謂之成學。

蔣介石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的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於世界，終要被人滅亡。hｔｔpｓ://rｅａｄ•9９ｃsｗ.cｏm」

郁達夫參加了魯迅的葬禮，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的半絕望的國家。」

嚴復曰：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者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于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

賈植芳坦陳：抗戰以後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幾乎是吸吮著「五四」新文化的營養成長，又在抗戰的炮火中練就，從小就知道獨立人格寶貴，有一種藐視一切權威、反抗一切壓迫的個人主義衝動。這種衝動在國共兩大政治力量對峙的時候，促使他們本能的同情、偏向共產黨一邊……可到了1949年以後，新政權建立，新的權威開始發生作用的時候，這一代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個人主義的熱情與衝動，則成為生在門檻上的芝蘭，不能不被鋤掉。

魯迅在與台靜農通信時談到了諾貝爾：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徵，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民國時，王亞南有此語：「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李澤厚《哲學探尋錄》中說道：理性的發達使人們以為可以憑依它來設計社會烏托邦，但當列寧和毛澤東把它付諸革命實踐時，美麗的圖景頓時成為真正烏有之鄉，支付大同社會夢的是億萬人的血汗、淚水和仇恨。從而經驗主義自由派的穩健、漸進、改良、否定過分依賴理性以及否定社會整體工程設計，反而顯得實在和健康。

顧頡剛在專門論及王國維的死時說：現在會做文章的人，無形中總給許多人捧作民眾的領袖，一切的事情都壓到他的頭上，直至把他毀壞了而後已。……這種士大夫的清高是害死靜安先生的主要之點，他覺得自己讀書多，聞見廣，自視甚高，就不願和民眾接近了……到現在寧可以身殉辮，這就是他不肯自居於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這種思想是我們絕對不能表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