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年和陳喬年小時候在老家生活，後來稍微長大些，就被陳獨秀接到上海。不過陳獨秀卻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們白天要在外做工謀生，晚上則寄宿在《新青年》發行廳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媽的高君曼見此情景常常落淚，並想讓倆孩子回家居住。陳獨秀不答應：「你真是婦人之仁，那樣雖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惡果。少年的人生，就應該讓他們自創前程。」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論及：中國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徵在於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義上的生存智慧極早地便很發達。這種文化特性，給中國學術帶來某種嚴重的缺陷。中國幾千年來學術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而非學，最為大病。其結果學固然不會有，術亦同樣不會發達，恰落於不學無術那句老話。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李慎之說：「季（羡林）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為『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恥辱。」

康有為見了一次廖平，一聽他說「六經有一部分是偽的」，就氣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歡而散。哪知才過了幾個月，康就說「六經全是偽的」。

民初，逐僧毀寺漸成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上山，指名捉拿虛雲。虛雲隻身往見。李根源責問：「佛教何用？」虛雲答說：「自古立國皆以政教並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為之折服。

魯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寫道：「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運動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些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筋斗么？在學校里，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

章太炎在把印度與當時的中國加以比較后認為，中國人read.99csw.com患有六種精神痼疾：詐偽無恥，縮肉畏死，貪叨圖利，偷惰廢學，浮華相競，猜疑相賊。

北京市終於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唅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不久，在鄭振鐸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爭論，陳從周目睹其情其境說：「她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李耀先去拜見老師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氣吃了九個湯糰，碗里還剩一個，他怕不禮貌，勉為其難又吃了半個，實在吃不下去了。正在為難之際，只聽熊十力在桌上猛擊一掌，怒喝道：「你連這點東西都消化不了，還談得上做學問、圖事功？」猶如當頭棒喝，李頓時汗流浹背、豁然開朗，肚量為之一寬，最後半個湯糰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梁啟超中舉甚早，春風得意，他于當時流行的訓詁詞章之學亦頗有涉獵，並因此沾沾自喜。他18歲那年，與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康有為進行了長達9個半時辰的抵掌之談，自感「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乃至夜不能寐。他於是盡棄所學，拜在康的門下，成為康的大弟子。

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爾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范古農居士講佛學，說：「很多人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沒有的，我現在可以給他們一個證明。世界上的東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實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詞，就有桌子這樣實物；有椅子的名詞，就有椅子這樣實物。誰能說出一個沒有實物的名詞來給大家聽聽？」眾皆默然。他便接著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有這名詞的，可見西方極樂世界是真有的了。」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辨護。十年read.99csw.com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適身在美國，抱著一種近似隔岸觀火的態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這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煌煌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蔣光慈在《異邦與故國》中寫道：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的哪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譯到日本來，而中國人又將這部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與原作不同了一半嗎？

章太炎在成都時，有一客敘述己貧，請求他向四川當局推薦。章太炎聽了勃然大怒說：「你一貧已至此，若至窮時又將如何？」在座的趙熙以為是章的舊友，為打圓場，就說：「貧與窮亦有異乎？」章太炎說：「異甚，所謂貧者，以其貝（古人以貝為錢）分之於人，而己身尚不致一無所有；若窮則棄家而無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內，安能與貧並論乎？」後來，趙熙對他人說：「我讀書數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貧窮兩字字義啊！」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魯迅《夜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黑夜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章太炎痛罵吳稚暉：「足下本一洋奴資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嬖大閹，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乃以是議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其九九藏書艾者，不再多言，『善箝爾口，勿令舐癰；善補爾褲，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當自省者也！」

蔣介石年輕時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請孫中山為他題寫「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八個字。孫中山很不以為然，拖延半個月後，卻送給蔣另外八個字——「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龍泉寺，憂憤之下，決定絕食，並留下遺言：「我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吳承仕、錢玄同等屢屢勸他進食，他都不為所動。最後，吳承仕問他：「先生，您比彌衡如何？」章答：「彌衡豈能比我？」吳接著說：「劉表要殺彌衡，自己不願戴殺士之名，故假黃祖之手。如今袁世凱比劉表高明，他不必勞駕什麼黃祖，而讓先生自己殺自己！」章太炎一聽，大吃一驚，馬上停止絕食。

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多以中國人民素質不足為借口，拒絕或暫緩實行民主憲政。即便偉大如孫中山，也要在實行憲政之前，先來一個「訓政時期」。對此，胡適反駁道：「人民參政並不須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所患的只是怕民眾不肯出來參政，故民治國家的大問題總是怎樣引導民眾出來參政。只要他們肯出來參政，一回生，兩回便熟了；頭回上當，二回便學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訓練。」

抗戰期間，白崇禧聘請翻譯家喬大壯為參議。一次，白將喬的文稿改了幾個字，喬勃然大怒道：「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如何？」白崇禧只好認錯。

吳稚暉赴日本留學，臨行前，有人勸他剪去辮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學就是要保住這條辮子，豈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勸他去見孫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強盜，他們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盜，你們為什麼要我去看他？」

老舍《二馬》寫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兒老」，出窩老是生下來便眼花耳聾痰喘咳嗽的！一國里要有這麼四萬萬出窩老，這個老國便越來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動，便一聲不出的嗚呼哀哉了。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1957年，《北京日報》刊出華南圭認為北京城牆應當拆除的意見，梁思成反駁道：「他說拆城牆九_九_藏_書有很大經濟價值，拆下來的磚可以蓋多少樓云云。那麼你看這些漢鏡不也可以熔了鑄幾十個銅板么？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鋪馬路。過去扒掉三座門，理由是釀成很多車禍，還拉一些三輪車工人、汽車司機到人代會上控訴，要拆就拆何必搞這一套，這樣搞誰還敢放個屁？現在扒了不還是照樣有車禍？現在的東西長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紀前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的任何一條大街一樣，沒有一點個性，還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個性呢。人家早已改變了，我們還去學老樣。照有些人的意見，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飯店的大廳擴大起來一樣，沒有一點個性。其實城牆的存在和城市建設可以并行不悖。現在城牆還沒扒，城外不是一樣在建設嗎？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還是市委的同志，對扒城牆有這樣大的興趣！」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啟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左翼思潮興起時，一些追求進步的青年自居信徒，黨同伐異。徐懋庸曾對魯迅說：「對於他們（指胡風、黃源等）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此魯迅反問道：「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魯迅還說：「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葯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1962年，楊振寧與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九*九*藏*書，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魯迅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授。其間，校長林文慶經常剋扣辦學經費，刁難師生。某次，廈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負責人開會，林提出將經費削減一半，教授們紛紛反對。林文慶說：「學校的經費是有錢人給的。所以，只有有錢人，才有發言權！」他剛說完，魯迅就站起來，掏出兩個銀幣，「啪」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厲聲說：「我有錢，我也有發言權！」

貝勒毓朗為軍機時，看到國會請願團代表多為留學生，連連怒罵「妖黨」。人問何故，他說：「他們口口聲聲事實法理，實則無法無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學生和蔡鈞大起衝突。我以國家體面攸關，婉勸學生忍耐，靜待解決。我向他們長揖盈千累百，竟無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猶有餘痛。試問他們如何夠得上做立憲國民？」

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里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文革」后，多人為聶紺弩的冤案奔走，戴浩與聶夫人周穎拿到了有關政策文件，周穎先看文件，一邊讀，一邊說：「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周穎要聶也看看，聶不看。他還帶著冷笑譏刺戴浩和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

據季羡林先生回憶：葉公超講英文，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他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

這一聲獅子喉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