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少讀中國書》觀點：主張讀經的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要人讀經，成為孝子順民，成為烈女節婦，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態、高高騎在人民頭上。他們常常以讀經自負，以中國古文化自居，但他們可曾用《論語》感化過五卅慘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經》咒沉了三·一八慘案中炮轟大沽口的八國聯軍的戰艦？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讓我活活挨餓？」

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自陳：所讀之書，終不能達于用，至於落拓極而牢騷起，抑鬱發而叱吒生，窮愁著書自以為「呵風雲、撼山嶽、奪魂魄、泣鬼神」，或者「態蟲魚、評月露、寫幽恨、寄纏綿」，憤世嫉俗之餘，不覺也是一個大愚人罷了。

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世人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作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

蘇曼殊自況：眾人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

蘇曼殊曰：優人作劇，盪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夫音樂隳心，離則愈苦。淫詞導欲，滋益纏綿，佛法割斷貪痴，流溢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民黨獨裁統治招致民怨沸騰九*九*藏*書，黨內要求實行民主、憲政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就曾召開會議，公推馮友蘭致信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為收拾人心而實行立憲。信中寫道：「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之。」「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鑒。」據說，蔣看罷「為之動容，為之淚下」。

王序曾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年，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辦公室的門，他緊張得幾乎無所措手足，只是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

蔣介石痛感中華文化的日益淪亡，在其《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寫道：「中國在文化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內容的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沒有了中國人。」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后，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庄。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著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陣，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佔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裡，廟被徵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只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九-九-藏-書下一步遷到哪裡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嘆：「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胡適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他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划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梁實秋晚年多次寫到九-九-藏-書他曾任教的青島：「我曾夢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總要找一個比較舒適安逸的地點去居住……我是北平人，從不以北平為理想的地方。北平從繁華而破落，從高雅而庸俗，而惡劣，幾經滄桑，早已不復舊觀。我雖然足跡不廣，但北自遼東，南至百粵，也走過了十幾省，竊以為真正令人流連不忍去的地方應推青島。」又說青島「真君子國也」。他留在大陸的女兒梁文茜曾專門將青島海灘的一把細紗裝入瓶中寄給父親，梁實秋將它供在案頭，看得老淚縱橫。

陳寅恪聊及政治決定了他「聊作無益之事」時說：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此不同之標準及風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陳獨秀為他的時代疾呼：「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和合理的為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此等虛偽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里的信仰永遠不能合一。」

胡風作為魯迅的門生，在非常時期寫出「三十萬言書」，不可不謂之硬漢。在武鬥最兇猛九*九*藏*書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勞改，否則必死無疑。饒是如此，他幾經鬥爭和監禁后，精神也早已崩潰。文革后雖獲自由，經過治療后精神也逐漸平復，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風吹草動，馬上舊疾復作。他於1985年去世，彌留之際還在驚惶失措地說：「有人又想誣陷我？這怎麼得了？」

1932年，陳獨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1997年，巴金住院，從此纏綿病榻。他說：「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活著了。」

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鄧稼先跟楊振寧從高中到大學，再到美國留學，一直是好朋友。鄧稼先回國后「把自己與『文明世界』有關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楊振寧到北京到處找鄧稼先，有關部門只得給鄧稼先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安排了一個「家」。楊振寧一看書櫃里的書都帶著圖書館的標籤，知道這不是鄧稼先的真家。最後，為楊振寧送別的時候，鄧稼先忍不住請示周恩來，能不能告訴楊振寧ｈｔｔpｓ://ｒeａd.９９ｃsw•com，因為他就問一個問題：中國的核試驗、原子彈，是不是靠中國人自己搞的？在飛機場，鄧稼先對楊振寧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句真話，我就在做這件事。中國這個原子彈，全是自己製造的。」楊振寧當時就衝進洗手間大哭。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羅隆基等，日後都是一時瑜亮。而後來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運動，大多為政治勢力所操縱，那些學生領袖也就欠缺一種氣質，但似乎有點「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胡適《說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楊杏佛、瞿秋白遇難后，盛傳魯迅亦將不免，魯迅乃作詩曰：「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