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鬚髮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盧作孚生活非常簡樸，常年穿一套中山裝，人長得很瘦小。為了節省梳頭的時間，他剃光頭。張岳軍先生（即張群）有一次跟他開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徐樹錚收復外蒙后，不僅大力推廣蔬菜種植，推行漢化教育，且在庫侖開闢網球場，與部將同嬉，自稱「絕域蹋踘」，大有漢朝霍去病、趙充國之遺風。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于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凄然淚下，幾失聲」。

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殺害蔡公時。陳嘉庚聚集華僑演說道：「日本雖是我鄰邦，但在我國遭受天災時，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錢。如今反以其僑民為借口，犯我主權，殺我同胞。其險惡凶蠻，世無儔匹。如今我們怎樣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貨，凡日商所經營，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籌款犒軍，我們既不能留學犧牲，就該捐資報國。」日本人聽說后，十分恨陳，令人燒掉了陳的橡膠廠，損失五十余萬。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時，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蕭乾自稱「不帶地圖的旅人」。最喜歡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拚命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

蔣介石曾想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通過王的江西同鄉、國九-九-藏-書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不甘心，又派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於是就有了這番對話，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哈佛大學派趙元任請陳寅恪前往任教，陳婉拒之，說：「我對美國的留戀，只有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的對蝦。」

胡適向來反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他因為參加了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為共產黨所不容。他對陳獨秀說：「此次暴徒火燒《晨報》，難道也是爭取自由之舉嗎？」陳獨秀說：「《晨報》為新月派把持，這樣的階級立場，如何不能燒？」胡適非常生氣：「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了？如果社會是這樣的，那是何等的陰森殘酷？」陳獨秀說：「正因為社會陰森殘酷，我們才無法容忍。他們捕殺共產黨的時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慘案，可曾有容忍？我幾次入獄，他們又何曾容忍過？」胡適說：「但是你在獄中的時候，馬通伯、姚叔節這些舊學究都曾署名營救你，你出獄后，大家還談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難道忘了嗎？」陳獨秀稍為語塞，但馬上又質問道：「但你為何參加善後會議？」胡適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陳獨秀說：「段祺瑞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難道你不知道？」胡適說：「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陳獨秀笑著說：「所以你我為不同階級。」

江小燕獲悉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后，瞞過父母，冒險來到了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裡的工作人員被她打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等到一堆鱗片樣的屍骨端到她面前時，她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錢為傅雷夫婦買一個骨灰盒。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傅雷夫婦負屈身亡的經過，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幾年來，一直過著一種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慘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婦的骨灰盒reａｄ•９9ｃsｗ.ｃoｍ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別二十多年的傅聰，第一次回國就趕上了父親的追悼會，百感交集之餘，得知父母的遺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來，全仰仗於一個素不相識的無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處打聽。見到江后，他們一再表示要「有所謝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於禮貌，她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一俟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從此再也沒有找過傅氏兄弟。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論功行賞。柳亞子則說陳范：「時南都興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陳范功績，多次要求政府發還清廷沒收陳的財產，並對陳有所撫恤。陳說：「謝諸君，勿以我為念，養老之資現猶勉能筆耕硯耨，聊免饑寒……吾輩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他晚境凄涼，孤身一人，貧病交加。章士釗說他，《蘇報》案后，「亡命十年，困躓以終，不聞有何怨言。」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6年7月，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太炎獲釋出獄到日本，章在歡迎會上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章瘋子由此有據。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于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庚子之變，山西巡撫毓賢獲罪被發配西北，行至蘭州又接到就地處決的聖旨。甘肅布政使李廷簫曾是毓賢在山西時的下僚，念及舊誼，勸毓賢自裁。毓賢則說：「我是大臣，如今九_九_藏_書有聖旨要殺我而我竟不延頸受戮，是使朝廷法度不能行於臣下。多謝李君，請勿以我為念！」於是受刑而死。李廷簫對他的部屬說：「山西拳禍初起時，我也有地方之責，豈忍獨生？」於是仰藥而死。

曾國藩親筆寫《愛民歌》，為後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先聲，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

1957年，徐鑄成被打成右派，《文匯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說了一句話：「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規模的圍攻，要他交代。他步出會場即跳樓自殺了。

1948年，梁思成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國民黨政府開始籌劃把中央研究院遷往台灣。朋友們勸他：「北平保不住了，共產黨來了。看來台灣也不保險，還是把全家接到美國去吧。」他拒絕了，說：「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也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法師就坐。法師把藤椅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後，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他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因為張東蓀自中共建國后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葉篤義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張拒絕了，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楊度有詩云：「市井有誰知國士。」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李大釗被捕前，楊度在熊希齡嫁女宴會上，從汪大燮那裡得知蘇聯使館將被搜查，馬上避席而去，委託章士釗通知李大釗。但不知為何，李大釗卻沒有離開蘇聯使館，於是被捕。楊度為搭救李大釗，不惜變賣自己在北京的愛宅——悅廬。李大釗死後，楊度又千方百計為他殮葬。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歷，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https://read.99csw.com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傳豐子愷吃素念佛，有友人問及，他答道：「吃素是真的，念佛就未必，大概我有時翻譯佛教書籍，以致引起人家的誤會吧！我只能算與佛教戀愛，而不能說是結婚。」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南京內學院的歐陽竟無令弟子劉衡如撰《破〈新唯識論〉》進行反駁。熊十力看到后，對北大校方說：「我要寫書，不講課了！」於是辭職，飛快地完成了《破〈破新唯識論〉》，這時距《新唯識論》出版才5個月時間。歐陽竟無是熊十力的恩師，但熊堅持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他們師徒交惡，至死未解。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說：「意義愈清楚，情感的寄託愈貧乏，情感的寄託愈豐富，意義愈不清楚。」有次講課，題目是《小說和哲學》。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葦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於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楊度在日本，經人介紹結識了孫中山。兩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卻惺惺相惜。楊度與孫中山相約道：「我主張君主立憲，若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將盡棄我的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後來楊度鼓吹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成為國家罪人，只好遁跡丘山，結廬學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為孫中山的國民黨工作。

1903年，溫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靂埠錫礦作工，多年的苦難煉出了他剛烈的性格。一次，當地技|師無理鞭打他，他憤怒地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麼打人？瞧不起弱國國民嗎？」一拳把那個技|師打得血流滿面而逃。

段錫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藍雲白，段錫朋卻讓女兒看樹下泥築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著他們穿什麼，住什麼，」段說，「大多數人就這麼活著的。這是我們這輩的過錯，也就是ｒeａd•99cｓｗ.com你們的責任了。」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楊度組織籌安會，為擁袁世凱稱帝，可謂不宜餘力。但他忌憚梁啟超對輿論的影響力，於是派蹇念益、湯學頓前去拉攏梁。徐佛蘇、袁思亮和蔡鍔則在背地裡商量道：「任公（梁啟超）眼高於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他們二人一到天津，尚未開口，梁啟超已拿出墨跡未乾的大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文中不遺餘力地抨擊袁世凱，在蹇、湯的力勸之下，梁才勉強刪除一些過於激烈的詞句。梁啟超並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見，梁啟超之「另樹一幟」遠較他的弟子蔡鍔高明。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后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凈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1936年魯迅去世的時候，從10月20日至21日，有一萬餘人自發的前往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的遺容。葬禮上，在哀樂聲中，一面由上海民眾獻上的白底黑字的長方形旗——「民族魂」，由宋慶齡、沈鈞儒等輕輕的覆蓋在楠木靈柩上。

豐子愷在《兒女》中寫到：我以為世間人與人之關係，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時候都不外乎是一種廣義的友誼，所以朋友之情，實在是一切人情之基礎，並育于大地上之人，都是同類的朋友，共為大自然的兒女。

蒙文通指導研究生，上來先是兩句話。第一句引陸象山言：「我這裏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條：「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麼大成就。」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周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