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胡適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埋首于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爭圈外。這種態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與他們鬥爭。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於近代鬥爭之用。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學術圈內外皆將其奉為上賓。程千帆卻十分清醒。在給友人信中，他言道：「現今國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僅某一學校如此……我數十年來，總是希望免疫，但個人免疫又如何。獨善其身，似清高，實可恥也。」

巴金後來反思說：「在『文革』到來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地混日子，我用一個混字，因為我只說空話沒有干實事。一次接一次開不完的會，一本接一本記錄不完的筆記，一張接一張廢話寫不完的手稿。」

弟子們編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國學大師」、「國寶級學者」、「北大惟一終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刪去，並說：「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麼大師？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不過是個雜家，一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的晚些，活的時間長些罷了。是學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https://read.99csw.com』，文科是惟一的，還有理科呢？現在是惟一的，還有將來呢？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部分在學術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裡稱得上什麼『家』？外人這麼說，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你們是我的學生，應該是了解的。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

1950年初，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徐復觀在香港辦《民主評論》，胡蘭成來看他，自稱是梁漱溟的學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為他是梁的學生，便照顧他的生活，還應其所求幫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費。這年五月間，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與梁也僅僅是認識而已。徐復觀在一次談話中說：「依我的經驗，凡是大節有虧的人，便會無所不為的。」

林語堂說：「我從未有寫過一行討當局喜歡或是求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討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也壓根兒沒有」，「我從來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舒服過，也沒有自滿過；我從來沒有照照鏡子而不感覺到慚愧得渾身發麻。……我以為我像別人同樣有道德，我還以為上帝若愛我能如我母親愛我的一半，他也不會把我送進地獄去。我這樣的人若是不上天堂，這個地球不遭殃才怪。」

馮友蘭被拉入了「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據說「文革」結束后，馮的妻子責怪他說：「天都要亮了，還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澤東指示要給知識分子以出路，特別指示要把翦伯贊和馮友蘭作為反面教材養起來。於是，這兩個人從牛棚中被釋放出來，每月給120元生活費，並重新分配較寬敞的九-九-藏-書住房。但不久翦伯贊就和妻子一起自殺了。

張君勱的政治立場飄忽不定，對國共兩黨都忽而反對忽而支持。1949年後，台灣當局竭力拉攏他，他不為所動，雖生活窘迫，卻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託陳叔通邀他回國，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講學時，周恩來派張經武拜謁他，他不見，託人帶話道：「我住在英帝國主義的宅中，不必麻煩了！」

徐悲鴻書室中懸有自書一聯，上聯曰「獨持偏見」，下聯曰「一意孤行」。他還曾請齊白石以「荒謬絕倫」四字刻章一方，或問何意，他說：「別人看我是『荒謬』，我看自己是『絕倫』。」

于省吾說：「在讀書人中，我是有錢的；在有錢人中，我是有學問的。」

其時，學者爭評職稱之風盛行，程千帆諷之為「真吳道子畫鬼趣圖」——「其中百態，若旁觀不介入，則有讀《死魂靈》之樂。」

馬一浮的學生張德鈞驕矜自負，想考考謝先生的學問，首先發問：「什麼是無明？」無量微笑未答。馬一浮覺得張生此問出於勝心，必須析之，乃代謝先生答曰：「你這一念，便是無明。何不返躬自看。」張生慚而失色。在座諸生，莫不斂容。

——琦君《春風化雨》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僕人一樣困難。」

——莫礪鋒《程千帆評傳》

蔣介石挽胡適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開有二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蕭軍在會上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引起與會作家的不滿。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當場九九藏書與蕭軍在主席台上展開論辯，蕭軍舌戰群儒，越辯越激烈，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要看個結果，無人退席。辯論從傍晚至深夜，大會主席吳玉章見雙方僵持不下，站起來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大家都應以團結為重，我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應當檢討檢討！」蕭軍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丁玲緊接表態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錯，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有關係！」蕭軍火了：「既然如此，你儘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不願附在『牛』身上，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蕭軍說完，拂袖而去。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慾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九_九_藏_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誌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只有「不……著……急」三字奉告。

夏丏尊這樣描繪弘一法師：

北島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

世紀之交，壽者榮辱。上海文壇的百歲老人，有章克標、巴金、施蟄存等人。一次李歐梵拜訪施蟄存，談到要為他賀百歲壽辰，施說：「一百歲對我還有什麼意義？」「我是20世紀的人，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蘿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

「文革」中，只有馬列書可讀，錢鍾書只好看德文版的馬列書信。他對夏志清說，自己對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發現。

殷海光對陳鼓應說：「人與人之間相處，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來，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公子哥兒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討厭。許多人背後罵你，也有好些人欣賞你。你像是一匹野馬，你是個很不被人了解的人。和你談話，才體會到你內心有一股說不出的勁兒！你那種不羈的心態，從你身上可以嗅到一點『五四』時代文人的氣息。今天的知識分子，不九*九*藏*書是淪為拉拉隊，就是變成蛀蟲，特立獨行的太少了，在時代的大震蕩下，一幅晚秋的景象，涼風一吹刮，滿樹的落葉紛紛飄下，枝頭只剩三兩片傲霜葉，在冷風中顫傈。有風範、有骨骼的知識分子太少了！像方東美先生那樣，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葉。」

20世紀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1941年秋，馬一浮的摯友謝無量到四川樂山復性書院看望馬一浮，相見甚歡。一日，馬一浮通知書院學人齊集爾雅台謁見謝先生，請謝先生向諸生開示。

夏承燾字瞿禪，號月輪樓主。他的得意門生、著名作家琦君曾問他「瞿禪」有什麼含義，他說：「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只因我瘦，雙目瞿瞿，且對一切事物都懷驚喜之情。至於禪，卻是不談的，一談就不是禪了。其實禪並非一定是佛法，禪就在聖賢書中，詩詞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師所說的『飢來吃飯困來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嗎？」

溥儀曾仿劉禹錫《陋室銘》作《三希堂偶銘》，文曰：「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國不在霸，有人則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閃耀，日光入紗明。寫讀有欣意，往來俱忠貞。可以看鏡子，閱《三希》，無心荒之亂耳，無倦怠之壞形。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