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氣度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動，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人們逼著梁漱溟對批林批孔表態。於是81歲高齡的梁漱溟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並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於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他每會必到，認真傾聽。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處之泰然，會議的間隙他居然還打太極拳。到了9月底，政協開了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談談對批判會的感想，他只說了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讓主持人目瞪口呆。
陳公博與汪精衛的關係，很像《興唐傳》里的王伯當和李密。李密叛唐，伯當曾苦勸之，但李密不聽，伯當便隨他一起逃走，終於和他一起被殺。汪精衛最初要叛國時，陳公博苦苦諫爭，汪不聽。陳公博寫信給朋友說：「並非不知其不可為，而是不忍汪先生之無助。」於是隨汪投敵，汪死後，陳成為偽首，但堅持在銜前加一「代」字。抗日戰爭勝利后，陳公博在日本寫信給他一直堅決反對的敵人——蔣介石，表示願意回來領罪。他在赴死前，還特地將一個小茶壺交給同在獄中的陳璧君，作為最後的饋贈。據說他臨死時，神色不曾稍變。
美國「排華法案」出爐后，在議會討論時竟毫無異議，旁聽的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說，痛斥美國議員無人道、無法理，違背耶穌教義，違背華盛頓平等民主的遺訓……如此演說了一小時之久。其間有議員認為他違反規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聞；另有議員則為其折服，要求他繼續演說；還有議員嘆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國。」會後有人問伍廷芳何以違反議會規定，他說：「我當時氣極了，不以人類視之！」
陳璧君有俄國十二月黨人之風，她與汪精衛並不認識，當汪精衛決定去刺殺攝政王時，她作為革命黨人鼓勵汪說：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就這樣，她跟汪精衛睡了一晚。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面對現實，有堅強意志。只要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沈從文第一次登台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里擠得滿滿的。他抬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裏陡然一驚，竟獃獃地站了近10分鐘。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忙迫中10多分鐘便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胡適耳里，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章乃器在大鳴大放運動中說：據我向醫院接觸，有兩種人特別多，一是神經衰弱，二是血壓高。我想在運動中，斗人者難免得這種病，被斗者更難免。所以我講，現在階級已經基本消滅，階級特性也可以說已經基本消滅，大家是一致在向人類的共性過渡。不要沒有人情味。人，不論黨與非黨、公方與私方，互信。…九-九-藏-書…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應該心安理得，輕鬆愉快地考慮。因為問心無愧，何必驚惶？希望在整風中，批評者、被批評者都本著和風細雨的精神。
1900年，李鴻章離開廣州北上復任北洋大臣，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麼辦法可讓國家少受些損失，他答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鍾不鳴，和尚亦死矣。」
毛澤東的自我評價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一戰時，不少人願振興民族工業。范旭東等人辦鹼廠，勸陳調甫擔起制鹼的技術責任，共同奮鬥。陳說：「我能力薄弱，要我擔負此重大責任，等於要孩子當家。」范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決心，就能成功。」又說：「為了這件大事業，雖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幹出來。」陳大為感動，即相約共同為鹼業奮鬥。他們到廠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鹽坨，形如小山，數之不盡。范對陳說：「一個化學家，看見這樣的豐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
汪精衛離開重慶后，潘雲超深為惋嘆，但仍不相信他會投敵。汪從河內轉途投敵後，潘悵恨不已，手書樂府古辭示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惜才之意，仍是淋漓滿紙。
美國出台「排華法案」，鄰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樣畫葫蘆。伍廷芳趕往墨西哥城洽談此事。墨方傲慢無禮，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縱而起，以掌擊案道：「下旗回國，電告政府調兵艦來，屆時再見！」墨方為之惶恐不已，忙請美國出面調停。此事當時傳遍北美，各報爭相刊登伍廷芳發怒擊案之事，且多有中國的巡洋艦向墨西哥灣直駛的漫畫。
李鴻章實為俄國人逼死。1901年11月7日，已經發燒嘔血、卧床累月的李鴻章已是油盡燈枯。死前數小時，猶有俄使佇立床前，持異常苛刻的「中俄密約」，逼他簽字畫押，被他堅決拒絕。俄使去后，李疾令兒子經述草擬遺折，立意自強，並推薦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他彌留之際，仍在痛恨縱容義和團、引發大亂的毓賢。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日軍逼近廈門，弘一法師正色向惶惶終日的僧侶宣告：「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一無所用，而猶靦腆受食，能無愧於心乎！」翌年，他報柳亞子偈雲：「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魯迅與周揚就「國防文學」發生爭執時，托派分子陳其昌認為有機可乘，就給魯迅寫了封信，想把魯迅拉到自己的陣線里來，結果魯迅寫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來回應rｅad•９９csw.ｃｏm。魯迅在文中極盡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我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作所為有悖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事實上，陳其昌與他的同志，都是節衣縮食湊份子辦報紙，且是堅定的抗日分子……魯迅顯然有點不負責任。抗戰中，就是這個陳其昌，被日本憲兵逮捕后，堅貞不屈，不曾吐露一個字，最後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從吳淞口扔進大海。
1903年，鄒容的《革命軍》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書迅速風靡，清廷大為驚恐，乃派員拘捕鄒、章二人。警察到時，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決心，安坐待拘；而鄒容原本已從後門逃走，聽說章太炎被捕，馬上到衙門自首。兩人大鬧租界法庭，引起全國輿論的支持聲浪，清廷因而不敢將他們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蘇報案」。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國》中發表殷海光的社論《反攻大陸問題》。文中說：「一個『國家』的一切作為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這是太不穩健了。一群人在這樣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動，哪裡會『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當時國民黨的高壓、恐怖的環境中，竟然敢向所謂的「基本國策」挑戰，真是很不簡單！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舉行研究報告會，有一位韓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胡適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評，毫不動氣，雅量驚人。
1954年，由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引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看他的文章時，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當然是其中之一，群眾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余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憑心而論，余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瞿秋白與楊之華臨別時，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兩半：「這五本是你的，這五本是我的，我們離別了，不能通訊，就將要說的話寫在上面罷，到重見的時候，交換著看吧！」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1967年，在京西賓館的軍委擴大會議中，面對江青的囂張跋扈，葉劍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斷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為之驚愕不已。
梅貽琦待人平和從容，說話風趣而又適度。他遇到問題總是問別人「你看怎麼辦好？」或者「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急顏慍色。由於他說話喜歡用「也許」、「或者」等語助詞，於是學生們送給他一幅對聯：「大概也許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王陸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征哀詞，應者數百，惟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復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1943年九_九_藏_書12月，50歲的葉聖陶說：「朋友們的文字里，都說起我的文字跟為人；這兩點，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當然寫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說我為人平庸，並不是指我缺少種種常識，不能成為專家；也不是指我沒有幹什麼事業，不當教員就當編輯員；卻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內，沒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腳。」
費孝通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我們都是戰鬥劇中的演員，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會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時我也扮演批判別人的壞角色，譴責和寫大字報反對別人！我們不得不演……我變成了旁觀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觀察別人的過程中，也有機會觀察自己。我想，經過那些年我的確懂得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一些。」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不怕孤立。」
楊度作《湖南少年歌》，對身為湖南人自豪不已。詩中寫道：「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時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劉節是陳的弟子，他奮然願替陳上台挨斗，並說：「這是我的光榮！」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遊盪，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盪，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雲：「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葯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居正為老同盟會員，曾在上海策動反蔣，被當時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出賣，把居正騙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見蔣介石，蔣要居寫悔過書才能考慮釋放。居夫人對蔣說：「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變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張學良見逼蔣抗日目的已經達到，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執意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許多人規勸他不要送，以免蔣報復。但張學良堅信蔣的人格，當他陪蔣到機場時，蔣介石對張學良九_九_藏_書說：「我們兄弟兩人，大仁大義，從不抱怨，將來歷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很激動，更表示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蔣說：「我們兄弟兩人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蔣勸張不要送，張再動了感情，堅持己見，於是一起登上了飛機。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余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的隨從皆被捕或被擊斃，惟獨不見了陳誠。現場負責的營長宋文梅十分驚惶，命令嚴密搜查，結果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一個空啤酒箱里搜到了陳誠。宋拍了拍陳的肩膀，十分鄙夷地說：「軍人嘛！怎麼這麼丟人！」楊虎城聞訊后訓斥宋：「我們是政治行動，怎能有人格侮辱？」
抗戰間，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適在倫敦聽說他有附逆之心，便寄來一首詩加以規勸。詩云：「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臧暉先生指胡適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沒能「識得重與輕」。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
1967年元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胡風在四川服刑，有人讓他揭露周揚，為胡拒絕。胡風對自己的論敵周揚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哪裡是講文藝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兒子居然評起周揚來了！」
章太炎出俞樾門牆，后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為「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自茲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從章太炎學古文，執弟子禮甚恭，後來章太炎依附孫傳芳，周作人亦作《謝本師》一篇，攻擊太炎。抗戰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學生沈啟無也作了《謝本師》與他絕交。
很多學人到了美國，取得了洋功名，嗣後又申請「綠卡」，從此便在異國定居，故鄉無此好湖山！此間樂，不思蜀矣。胡適居美十幾年，卻從不申請此「卡」。
李敖喜歡海明威，海明威講過人可以被打敗但卻不可以被打垮的話，這一點，李敖做到了。他曾經嘲笑過大陸的「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他有權講這個話，他在黑獄里受了10年折磨，出來后春風不改，笑容依舊，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馬挺槍再次上陣搏殺，而且越戰越勇。
咸豐皇帝崩后，英國人想擁立恭親王奕訢為帝。中國與英法簽訂城下之盟后，在禮部大宴洋人，英法陳兵席側，想尊恭親王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當時許多大臣戰戰兢兢、雙股戰慄，惟吏部尚書陳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與大臣事同一體，今日為玉帛之會，觀禮近萬人，我朝典制俱在，決不可亂。」洋人為之氣奪，此議遂息。不久陳孚恩因依附肅順，被慈禧充軍新疆。
日軍佔領青島后，王統照困於上海，生活拮据，以至於靠典當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島的家已被日本人佔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還給你。」王統照拍案而起：「我決不做周作人第二！」
宋美齡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長壽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於美國，享年106歲。孔令儀稱，宋美齡沒有美國護照；她在美國及台灣沒有任何房地產或其他貴重資產，僅留下12萬美元。她惟一擁有的一棟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嫁妝，也是宋美齡生前惟一的房產。
「五四」時，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但是抗戰期間，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賊，曹、陸、章卻並未接受正式偽職。倒是當年趙家樓那個著名的學生打手梅思read.99csw.com平，居然成為汪偽政權的開路先鋒，後來成了在南京受審的第一人。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以後，「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標語貼滿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內部運動」中，喬冠華被造反派批鬥多次。有一個時期，他還被迫在北京飯店一側的王府井街頭叫賣小報，形銷骨立。喬冠華被揪走以後，有一天他偷偷打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我寫東西怎麼辦？」龔澎堅定地說：「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就不要進家門。」
魯迅言：「博大的人，應與天堂之極樂和地獄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經，應該與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連。」
戊戌年，康有為在北京粵東會館創立保國會，他慷慨激昂地演講道：「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載，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聞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說：「不變法，必亡國！論及中國致衰之由，謂罪皆由於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槍斃之！」聞者莫不動容。
唐紹儀辭職后，蔡元培亦呈請辭職：「敬乞大總統速任教育總長，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職，即屍位之咎早一日解免。」當他到總統府向袁世凱當面辭職時，袁對他說：「我代表四萬萬人留君。」蔡元培說：「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陳垣讀了啟功的一篇作文後，大為青睞，遂推薦啟功去輔仁中學教書，但被中學方面拒絕了，理由是「初中未畢業的人哪裡教得了中學」，陳垣便直接聘請啟功為輔仁大學的國文講師。
汪曾祺說：「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幹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里，這，才叫活著。」
「文革」中，洪辛幾遭沒頂之災，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於是來了個「你說什麼我就承認什麼」，甚至加上荒唐的編造，叫做「雙料特務」，這些自然以後都澄清了，他什麼也不是。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不善言辭的老實人說：「反正遲早要推翻的。」
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講真話，引來文壇內外一片喝彩。簫乾儘管很尊敬巴金，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附和這位文壇領袖，而是說出了自己的觀點：「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
鄧世昌艦毀人亡之際，有僚屬將救生木推給鄧，鄧推辭不要。鄧在艦上養有二犬，此二犬銜鄧臂不令其沉沒，鄧亦將它們推開，但二犬堅持銜鄧不放，鄧只好抱犬同沉。對此唐德剛嘆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民國初年，上海許多名妓北遷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剛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卻無人為她收葬。葉浩吾聽說了，先聲明自己跟她沒有關係，然後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舊情，由我來負責殮葬好了。不料過了幾個月，葉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無人收殮，這時八大胡同的妓|女們聯合起來，湊份子為他辦了喪事。
辜鴻銘的父親是英資橡膠園的總管，母親是葡萄牙人。他從小聰慧過人，英國老闆布朗非常喜歡他，收他為義子。他十歲時，隨布朗赴蘇格蘭接受教育，臨去時父母叮囑他：「慎勿忘汝為中國人！」
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說：「我不是復讎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尋父，並賦詩云：「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