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當年正上中專的袁隆平說了句「八字憲法」少了一個「時」字，搞農業不能違背農時。結果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來。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后，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麼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麼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麼生活下去呢？」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贊夫婦、范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read.99csw.com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徐復觀對殷海光說：「無論如何，你所表現出的一種反抗精神，在中國長期專制的歷史中是非常寶貴的。僅僅這一點，就可使你不朽。」殷說：「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袁世凱死後，被他囚禁多時的章太炎重獲自由。章太炎卻突然失去了對袁的憎恨，逢人便說袁的好處：「袁世凱也是個可人呢！當年我手指著他的鼻子罵他時，他居然熟視無睹，無動於衷。現在的人，聽見別人背後說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誰還敢當面說他，更何況當面罵他了。」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麼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們呀！」

李澤厚說：似乎是被偶然扔入這個世界，本無任何意義的感性個體，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這意義不只是發現自己，而且是去創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獨一無二的自己。人作為個體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艱辛，而死卻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1938年3月21日，蕭軍隻身一人，身九九藏書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裡知道消息后，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了：「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在20世紀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里，在貧病交加的最後歲月，顧准以他無與倫比的堅定、深邃與睿智留下了這樣的遺言——「要有筆杆子，要有鮮血作墨水的筆杆子。」

朱光潛本來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很嚮往的，他認為既然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有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

魯迅敏感，絕不妥協。在他去世前兩三年https://read.99csw.com，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50。」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1931年，《中學生》雜誌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魯迅曾說，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會有人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一句，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軍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軍走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魯迅在論及知識分子說：他們對於社會永不九-九-藏-書會滿意的，所以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

早在「大躍進」前討論長江三峽應否築壩修庫的國務院會議上，與會者眾口一詞，主張立即上馬開工，唯獨電力部副部長李銳一人唱反調。周恩來即說：「有一人說困難，這很好。」此案即被擱置。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胡適在寫給周氏兄弟和陳源的勸架信中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迹，——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他們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后，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韜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係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韜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徐恩曾回答說：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產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產黨」。鄒韜奮氣憤之餘只說了一句話：「我九九藏書就是這樣，看你怎麼辦！」

批林批孔運動一起，吳宓便宣稱「寧可殺頭，也不批孔」，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吳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裡，眼睛已經看不見，加上腿又傷殘，步履維艱，不勝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後的聲音只是渴了就喊餓了就叫：「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於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幹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在羅儀鳳的安排下，由章詒和和章立凡聯絡，章伯鈞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一生的最後會晤。章伯鈞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李健生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章伯鈞說：「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章乃器穿的卻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章詒和說：「章伯伯，你怎麼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