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就罵：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過四次電話。一次他太太把他帶到電話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電話號碼撥好了，對方說話，才遞給他，殷海光拿起聽筒滿頭大汗，打完電話，幾欲昏倒。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動地說：「我要寫信問問毛主席，這樣搞下去，國家會成什麼樣子？你要打倒劉少奇，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國老百姓跟著遭殃！」儼然有其父康有為「公車上書」，為民請命的氣概。

趙元任給友人信中寫道：「要是你收不到這封信，請你趕快通知我，我好告訴你是什麼時候付郵的。」

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後，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桿，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桿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1952年，錢鍾書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錢說：「這樣骯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后經人揭發，受批判，錢從此一言不發。

「文革」中，沈從文非常堅強和洒脫，每天除了接受批鬥，還很稱職地打掃天安門左邊歷史博物館的女廁所。後來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任務是看菜園子，他也做的非常認真，並寫有總結：「……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極，外象極笨，走得九_九_藏_書飛快，貌似走了，卻冷不防又從身後包抄轉來……」他還寫信給黃永玉說：「……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

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因此，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

百萬雄師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后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于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于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htｔps://reaｄ•９9ｃsw•ｃｏｍ，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后又「悔過自新」重提君憲。民國后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布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於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柳亞子針對郭沫若甘願做中共「尾巴」的尾巴主義，拋出極度自信的宏論：「對於中共，做它的朋友，我舉雙手贊成，但要我做它的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好像毛先生也承認過新民主主義並沒有超出總理三民主義的範圍。那麼，在我看來，倒證實中共在做我們的尾巴，哪兒是我們做中共的尾巴呢？」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大躍進」時期，錢學森發表文章說：「把每年射到1畝地上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已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他後來又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再次以「中國https://read.99csw.com力學學會會長」的名義發表同樣的意見，說畝產糧食可以達到3.9萬斤。

潘光旦從清華畢業后，以官費留學美國，攻讀優生學，後來衍至家族、家庭、兩性研究，尤善治年譜。有一段時間他整日埋頭于某姓的家譜上，有客來訪，輒以家譜為話題。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對聯：「尋自身快樂，光他人門楣。」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雖然辭去了幾十個兼職，然而請他題字、作序、寫文章、謀職位的人仍是絡繹不絕，他不勝其煩，遂在報上登出「三不啟事」：一不兼職，二不寫稿，三不介紹職業。

潘光旦年輕時因練習跳高摔斷一條腿，被迫截肢，大半生與拐杖為伴，但他並不因此變得乖僻避諱。有一次，他談到孔子，說：「對於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哦，對不起，應該是四體投地！」

呂叔湘為人認真，葉至善說，文章經過呂叔湘的法眼，心裏可踏實許多。葉聖陶家無論是誰，看到文章里的錯字病句，就忍不住說：「要是呂先生看到了，肯定氣得夠嗆！」呂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語句作鬥爭，努力維護著漢語的純潔。80年代中，呂發現《人民文學》上的錯誤實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寫信去一一訂正。雜誌上於是發表了一封簡訊，一本正經地向呂叔湘表示謝意，可是這封短短的感謝信，竟然也是錯誤不斷，甚至把呂的名字寫成了「呂淑湘」。

「文革」中，趙人偉借給顧准一本英語的《茵夢湖》。顧准看完，還給趙時說：「我已經哭過了。」

馮友蘭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九_九_藏_書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於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1927年，梁實秋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時，看到一家小報逐日連載《鄉下人到上海》，對外地人極盡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寫了《上海人到紐約》，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連載，直至《鄉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為止。

陳獨秀晚年撰《小學識字教本》，交國力編譯館印行。當時陳立夫負責審查，見此說：「內容無大礙，只是容易和小學校混淆。」陳獨秀說：「陳立夫無知，小學者聲音訓詁、說文考據之學也，古來有之，豈可更改！」於是不得印行。

吳稚暉與陳獨秀爭論。吳：「我是不諱言無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寧主義，越飛說的兩百年恐還不夠。」陳：「你瘋了？無政府和共產可以很快的！」吳：「這無非假的罷了。」陳：「那我請問你，現在我們中國共和是假的，那麼是康有為的復辟好，還是假的共和好？」吳：「那麼即日掛了共產招牌，行的卻連三民主義都不如，突然把許多老朋友丟了，於心何忍呢？」陳：「現在哪裡行共產？行共產不是瘋子嗎？」吳：「那麼據你判斷，列寧的共產，要有多久能行於中國呢？」陳：「二十年足矣！」吳：「那麼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屍還魂了呢？」

黃燦九九藏書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面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

1949年初，馮友蘭致函毛澤東，表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五年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復函道：「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馮看后很不理解，常不無抱怨地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

楊杏佛在吳淞大學演說，講題為「三士的人生觀」。他解釋「三士」為：「第一，年輕的時代，血氣方剛，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約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喜歡做名士。第三，四十歲以後的人，血氣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羅文干出任王寵惠好人內閣中的司法部長，時被政敵陷害，發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須有的官司。當時北京東城警察署長去捕人，到羅的住宅，羅極為鎮定，只是問：「拘票在哪裡？」署長出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結果仍為警察署長強挽以去。

俞平伯被抄家，紅衛兵一開始不知道他家錢財放在哪裡，後來看到俞夫人緊抱一個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開一看是現金及存摺數萬元，遂宣布沒收。俞平伯在後面一面追趕，一面高呼：「你們拿走，有利息沒有？」

「文革」時期，錢鍾書下放勞動，楊絳曾指小山窩棚問道，可否終老於此。錢想了想，說：「沒有書讀。」

陳獨秀出獄后，林伯渠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復道：「他要想回黨須符合三個條件：一是放棄托派立場，公開承認錯誤；二是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是必須在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陳獨秀本來就沒有回黨工作的打算，聞此哂笑道：「書面檢討，恕難從命。」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后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