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晉代皇甫謐的《高士傳》，玩笑開得就更大了。皇甫謐自己是個嫌厭政治的人，晉武帝屢次徵召他出任，他從不答應，只向晉武帝借了一車書，隱居以終，書當然也始終沒還。《高士傳》里的許由就很不堪了。皇甫謐描寫堯一再要讓天下給許由，任之為「九州長」，許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巢父的人牽了頭牛犢子過來，問許由為什麼要洗耳朵，許由說了「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的緣故。巢父答得妙：「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說完，便牽著牛犢子往河上游喝水去了。

莊子之後，中國的小說發展歷經了漫長的「減法」，但是這並無礙於司馬遷悄悄將虛構的手法攜入所謂正史的書寫，無礙於皇甫謐為理想中的隱士立下所謂的傳記，無礙於劉歆將無處可以容身的餖飣見聞、散碎紀錄加工糅製成筆記小說的先河——容我們再跨越一步：即使連劉歆那個口吃難言的父親劉向的作品《列女傳》、《說苑》、《新序》以至《戰國策》（后三書根本是為漢代中期以降宮廷語言侍從之臣而編的辯論手冊），又何嘗不可以視之為小說？因為在彼一時代，小說還沒有被進一步的「減法」停滯、衰退、縮減、逆變成只能講一個「首尾俱全」、「有角色、有動作、有對話、有情節」的故事呢！

在盧梭打造的自然公園裡的愛彌兒是不可以閱讀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的寓言故事的。因為「兒童都讀過拉封丹的故事，但沒有誰知道他的用意；幸而沒有知道的人，否則將招致道德的混亂而導致更惡的結果」。愛彌兒被允許閱讀的第一本書是笛福（Daniel Defoe，約1660～1731）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1719）。之所以如此，乃是盧梭已經不自覺地為他所謂的自然建立起一層又一層的體系，比方說《愛彌兒》第三編上如是說：「社會上的問題，兒童既不能明白，就不要使他注意；但于知識的關係上……是不可不知道的。那麼，不必示以道德，而先使其注意轉向工匠和機械的技術。」

小說為什麼要冒犯我們已經具備的知識呢？

司馬相如（前179一前117）和司馬遷（前145一前？）可說是同時共代之人，劉歆（？一23）較之晚出近一世紀，那件鷫鸘裘和文君抱頸泣訴的言語又是如何傳演再生的呢？我們既然找不到考古學上的證據，也無法起劉歆于地下、迫令他交出考古學上的證據，便只能將《西京雜記》所述的相如文君故事重視為劉歆「竄入」正史、提出另類知識的小說。這位小說家不相信相如與文君連酒錢都付不出，居然還有車騎可賣，於是順手更改了酒舍的營業地點。但是，或許劉歆的作為不是一個加法，反而是一個減法——因為如果照《史記》所言，根本沒有取裘賒酒一節；也就是說：相如夫婦尚不至於典當衣物，文君已覺不樂。則循理按之，相如賣房屋、買車騎、下臨邛、開酒舍，並無不當。換言之：司馬遷略去了變產治生的細節，並無礙於相如夫婦遠赴卓王孫腳下挾名聲以詐財。劉歆為一襲鷫鸘裘費如許手腳，卻顯得越描越黑了。

依據《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廣陵厲王劉胥的確「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而他享國六十三年余，最後坐祝詛事發入罪，被漢宣帝賜自絞死。劉歆改寫這一至為確鑿的事件難道只是為了read•99ｃsw•cｏｍ散播一則「杳昧難憑」的謠言。且慢——倘若我們再細讀《莊子·列禦寇》里的這一則故事，恐怕就可推知劉歆的用意了：

即使不能像莊子的「竄入」那樣為已然公開且流行的正確知識、真實知識挹注另類思考，劉歆卻仍示範了「刻畫細節以增益可信度」的具體技術。在傳統的書寫地位上《西京雜記》如何與群經眾史爭鋒？置身於獨尊儒議的宮廷學術場域之中，劉歆又如何讓「猥瑣可略、閑漫無歸、杳昧難憑、觸忌須諱」（《西京雜記》黃省曾序）的駁雜知識為人所信？

那麼，讓我假設此刻正隔著這一片輕盈的迷惑與小說的愛好者遙遙相對。

莊子一定難以想像：他既是第一個使用「小說」二字成一詞的人，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小說家。然而他所謂的「小說」，並不是後人眼中的小說；在他那裡「飾小說以干縣（按：懸）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外物》）的意思是說：粉飾一些淺薄瑣屑的知識，去求取（權力擁有者所徵用而致之）高名，那麼距通達的境界還差得很遠呢！

成為真正的小說家的小說愛好者不會在意手上只有第一塊拼圖，也不會焦慮地渴盼著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小說體系。小說世界里的愛彌兒倘若要進行一趟這一行的發現之旅，他不會從魯濱遜的荒島開始，他會走得更遠。他也不至於錯過拉封丹。他甚至知道：不論是在阿普列尤斯或莊子那裡，都實存著小說珍貴的自由。

可是接下來的片刻之後，司馬遷描述項羽對烏江亭長說的一段話中有「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之語，可見那最後的二十八騎也在頃刻間被漢軍殲滅殆盡。試問：「非戰之罪」的慨嘆、「吾為公取彼一將」的豪語乃至「如大王言」的贊服諸語，是經由什麼方式載錄下來，又輾轉經歷了兩百年傳到太史公的耳中的？項羽本人不是在旋踵間就被漢騎分屍裂體了嗎？又是誰說出來的呢？

讓我假設此刻正面對著一個以上的小說愛好者——這種人比一般的小說讀者有較世故的閱讀經驗，所知道的小說家也不只是常上電視、偶傳緋聞或突然變成政客的那幾位；這樣的小說愛好者可能自己也嘗試著寫過一兩篇或者一兩本小說，他們時而會對小說這一行感覺迷惑。這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因為它與小說愛好者重大的人生問題（或人生之中較重大的問題）分毫無涉；小說既不能解決那些問題，也不能減少那些問題。一旦小說愛好者的人生問題在其某一階段的現實人生之中突顯浮現出來的時刻，他們不是忘了小說，就是把愛好小說這件事當做未經世事、不夠成熟時期的一個夢、一則幻想。如果我們不能了解夢和幻想——更確切地說，如果對夢和幻想抱持迷惑，那一定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

支持《史記》之文一字千金不可移動的人可能會嫌劉歆多事，因為《西京雜記》里所增補的細節似乎無關宏旨。然而細節之附麗所能九*九*藏*書提供的不只是「所知之事」，同時也提供了「可信之據」。在大體上，劉歆其實未嘗如前文所述的莊子、皇甫謐那樣試圖顛覆早期的文本，他反而在植入顯系虛構性的細節之後增加了《司馬相如列傳》的可信度，我們彷彿隱約可以看見劉歆捧著一襲鷫鸘裘，對《史記》的讀者宣稱：「太史公是不錯的，這裘正是相如家徒四壁、無以酤酒的證據。」

首先，他增加了相如取鷫鸘裘賒酒和文君抱頭哭窮的細節。其次，他更改了相如夫婦當壚賣酒的地點——因為在《史記》里，相如既已家徒四壁，又何來可賣之車騎供二人先返臨邛、再買酒舍？再其次，劉歆還描述了文君的姿容、年齡與性格以及相如的糖尿病（甚至以為該病與二人漁色交歡之情有關）。

顯然，莊子是看不起「小說」的。近世治小說史或文學史的人多隻片言帶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即雲：「（小說）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達史》第九章第四節首段幾乎全抄此語，亦未多作解釋。這些史家大約根本不相信莊子正是後世小說觀念之中的第一位小說家，要不就是很難費勁地去解釋：首創「小說」一詞的小說家所鄙夷的小說並不是後世觀念之中的小說。也正因為這一寓巧合與誤會的雙重夾纏，使人們難以從莊子的鄙夷態度里發現先前所提及的第一塊拼圖，那塊「另類知識」的拼圖。

《高士傳》自然不是傳記，而是小說。皇甫謐假借傳記表述了他對真正的隱者和虛偽的隱者的看法。他筆下的許由就一如莊子筆下的堯或孔子一樣，都不再只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種俗知鄙識的化身。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確認或實證莊子鄙夷堯或孔子、皇甫謐鄙夷許由，我們只能把莊子筆下的堯和孔子以及皇甫謐筆下的許由看作兩位小說家所要對抗的知識符號。小說家所提供的則是另類知識。為了捍衛「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持論者——如中國古代的史家，才會像孔子那樣論斷：「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才會像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那樣獨裁：「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減法尚未充分褫奪小說活力的那個時代，小說像稗子，還很野，很自由，在濕泥和粗礫上都能生長；它只擁有也只需要第一塊拼圖而已。

每一個寫小說的人也註定與一整部及其身而止的小說史遙遙相對。倘若其間的距離不是如此遙遠，他也就不至於對小說如此迷惑。我們可以如是假想：一個能夠靈活書寫的少年在立定志向從事小說創作的那一天開始，讀到了佩特羅尼厄斯（Petronius，？～66）的《登徒子》（Satyricon）殘卷二章和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約123～約180）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在此之前，他必須從未讀過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約978～約1016）、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或施耐庵（1296？～1370？）的作品；當然，也更不容許他先讀喬伊斯（James A.A.Joyce，九*九*藏*書1882～1941）以迄于王文興或魯迅（1881～1936）以迄于黃春明的作品。換言之，我們為這有志於成為小說家的少年打造好一個從小說源起時代直到當世的閱讀環境、一樁巨大的教養工程，使之一步步在浸潤于小說發展歷程的訓練之中，發現一代又一代的小說如何踵事增華，抑或折枝萎葉。務使其體系性地認識古今中外小說演替的各種技術，甚至美學原理。如此一來，這少年對小說這一行自然有了（像堆疊「樂高［LEGO］玩具」一般）纖毫不錯、分寸不亂的理解。然則，這少年能夠成為一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締造新典範的小說家嗎？我猜想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那樣為愛彌兒（Emile）完整設計的教育體系裡，作者也在《愛彌兒》（Emile ou de 1' Education）的自序中坦承：「這本書的內容，一點沒有次序，而且不大連貫；無非想給賢良的母親，作個參考。我起初在作些短篇論文，不意接連地寫得很多，竟做成一部書了。」世間沒有一個按圖施工、照《愛彌兒》教養長大的活人，恐怕更不會有一個按圖施工、依小說與小說理論的體系培育出來的小說家。

即便這樣，蘇格拉底當時並沒有死。在小說里，另一個女巫潘絲亞用海綿為他止了血。挨至天明，目睹整個巫術毒刑的阿里斯都門赫然發現蘇格拉底身上連一點傷痕都沒有。直到兩人出門上路，蘇格拉底吃了非常多的麵包和乳酪，直叫口渴。可是當他的嘴唇剛碰到溪水的剎那——傷口大開，海綿滾落，鮮血湧出，蘇格拉底僵硬了。

這是一則非常奇怪的故事。因為劉歆不再是「竄入」正史，添補枝葉，他居然捏造廣陵王劉胥的死。

當小說被寫得中規中矩的時候，當小說應該反映現實生活的時候，當小說只能闡揚人性世情的時候，當小說必須吻合理論規範的時候，當小說不再發明另類知識、冒犯公設禁忌的時候，當小說有序而不亂的時候，小說愛好者或許連那輕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說也就死了。

這是多麼羞辱斯文的一則妙喻！但是它肯定要冒犯正襟危坐、講究道統的學者。南宋鮑彪便在注本上補記道：「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

那位口吃難言，卻為同代宮廷辯者輯纂了三套辯論手冊的劉向編過這麼一個「楚圍雍氏五月」的故事，收錄在《戰國策》第二十七卷的《韓策》。故事的大意是：楚國攻打韓國，包圍雍氏達五月之久。韓一再遣使往秦國求救，使者尚靳還用「唇亡齒寒」的譬喻來說明秦出兵救韓的必要。接下來是秦宣太后召尚靳入宮談話的一節，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的：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寫小說的人便活該與一部小說史遙遙相對，對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小說霧裡看花。如此只便宜了那些僥倖出頭又懶惰行事的寫小說的人。小說愛好者倘若不以小說為餘興娛樂，不把小說當作是人生青澀階段九-九-藏-書誤打誤撞、錯織錯就的夢想，不將小說看成是晉身文化場域博名獲利以便冠「小說家」之名奠定其社會地位的工具，那麼終將有一天，他勢必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小說在人類文明發展上曾經產生過何等何樣的影響？這個問題的另一層是：我所愛好的（無論是閱讀過的或者創作過的）小說又在小說史上產生過何等何樣的影響？

這是一段堪稱細膩的描述，相對於《史記》其他一百二十九卷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內文而言，司馬相如騙色詐財的「小」故事已經算得上占足篇幅了。然而，到了《西京雜記》（託名為劉歆所撰）那裡，猶有未盡之意：

「小說所能冒犯的還不只是知識而已。」手裡握著第一塊拼圖，遲遲不忍為自己這一行建立一套體系的小說家的答覆只有這樣一句話。

終將有一天，小說愛好者會和這樣一個巨大的、紛陳的、複雜的、繁瑣的甚至看似零落錯亂的體系碰面。

謂之零落錯亂，乃是基於一項現象面的事實：文明史不只是一套加法計算出來的。正如人們無從斷言，在政治或經濟上，我們所置身的20世紀末、21世紀初是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人們也同樣無法斷言，當代的小說是否已超越了前人的成就。越來越細膩的許多比較研究、影響研究、類型研究、主題研究的探索反而經常告訴我們：在小說這個體制的發展過程之中，某人某作其實是某人某作的遺緒，某件諸元其實是某作諸元的脫胎。關於小說的諸般理論倒像是要宣稱：小說史之形成自有一套減法。不能承認這套減法確乎存在，便無法正視小說史的零落錯亂。而所謂零落錯亂，簡單一點來說，就是指小說絕非后出而轉精、益學而漸巧，有一定向而線性的進化。相反地，小說史上不擇期亦不擇地而出的經典作品之間，卻常出現漫長的停滯、衰退、縮減、逆變。無以數計的小說作品從未依據任何一條自然律法或科學法則推擠堆疊、迎向（或造成）某一高峰，由小說所構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龐然的混沌。所謂「小說的體系」或「小說的理論」幾乎可以被視為一矛盾語。

果如盧梭所形容的拉封丹寓言故事：沒有誰知道他的用意，恐怕也沒有誰能準確說明阿普列尤斯這樣糟踐蘇格拉底的用意究竟如何。而蘇格拉底——就任何一個心智健全且稍具常識的人而言，不是為了捍衛他的真理而被判飲毒自盡的嗎？

是的，在冒犯了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同時以及之後，小說還可能冒犯道德、人倫、風俗、禮教、正義、政治、法律……冒犯一切盧梭為愛彌兒設下的藩籬和秩序。冒犯它們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說的價值盡在於斯，但是小說在人類文明發展上註定產生的影響就在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時會找到一個新的對象，一個尚未被人類意識到的人類自己的界限。

然而，這一片混沌必有可解之途。就像盧梭論教育之初所感知的頭緒萬端一般，他甚至開宗明義地暗示（人為的）教育之不可能（「無論何物，出於自然的創造都是好的，一經人手就弄壞了」），但是盧梭畢竟完成了他的教育論。推測他「沒有次序」「不大連貫」的書寫之始，心中也只有整個體系的第一塊拼圖——依循自然。試圖為小說的混沌世界摸索出一個體系的可能性亦復如此。這裏的第一塊拼圖是：另類知識。

在莊子那裡，朱漫的故事可以直接喚起「人生耗擲於一幻」的聯想。到了劉歆筆下，這個旨趣縮減了；可是「學屠龍」一變而九*九*藏*書為「學格熊」的痕迹至明，「為獸所傷，陷腦而死」的謠言（或虛構）則益須對照莊子的旨趣方能看出：劉歆運用一篇只有三十四個字的小說總括性地諷喻了廣陵厲王耗擲于鬥狠好勇的一生。

或者小說家並不在意他所提供的駁雜知識是否像主流的、正統的知識那樣被視為正確、真實。《西京雜記》上另有一則故事是這樣的：

那麼，十五歲的愛彌兒也一定不可以讀阿普列尤斯的《變形記》。這位比莊子晚生大約四百多年的小說家是西方小說史上的二祖之一，他在《變形記》的第一章里便讓蘇格拉底闖進一爿黑店，被女店東蜜羅——一個會使魔法的女巫——整成這副慘狀：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里敘及垓下之圍，項羽只剩下殘兵敗將二十八騎的時刻，發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的慨嘆。在數千漢騎的圍困下，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不會打仗，項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述及司馬相如以「琴心」挑逗新寡的卓文君，使之夤夜與之私奔：

儘管《莊子》一書的真偽如謎，詳考各篇歸屬更莫衷一是，即使連《外物》一篇都有西漢道家所作、莊子自作後人增補、秦漢之間學者所作、莊子後學逸文而由漢人編輯等諸說，然而以莊子整體學術的旨趣而言，編造故事以模糊知識界聖賢地位的企圖則清晰而一貫。質言之：莊子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堯、舜、老聃、仲尼、顏回、惠施乃至魯哀公、梁惠王、衛靈公等歷史人物之名，製造情節和對話，或則全然對反於創學立說者原本的知識，或則令那些學說在言辯機鋒的對峙之下被莊子自己的知識所掩覆而傾絀，莊子對他筆下的孔子之立論是否前後矛盾、自相扦格可以說毫不措意，因為他的作品正是在滲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識。舉個例子來說：當儒家一徑歌頌著堯、舜公天下的禪讓政治時，《莊子·逍遙遊》卻讓許由教訓了堯一頓，而留下了「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著名玩笑。

倘若全然滿足於《司馬相如列傳》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姑不論司馬遷是否也像寫《項羽本紀》時一般為這對情奔詐財的男女添抹了虛構之筆），劉歆無須另為雜記以錄之。然則劉歆對《史記》的敘述又有什麼地方不覺愜心貴當呢？

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像司馬遷那樣大胆徑用小說家手法所書寫的歷史，也有其他「另類知識」可以滲入的空間。

莊子是中國第一個有小說家自覺的作者——雖然他發明使用的「小說」二字既不討他所喜，詞義也絕不與後世所用者同；而劉歆並沒有站在他的肩膀上另立典範。那是因為莊子對「另類知識」在書寫領域和文本傳統上所能產生的作用有一先驅性的看法。他發明了中國的小說。

那麼，讓我們來看一看史家所造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