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把顧炎武的一句話斷章取義一回：「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朝代更迭，此時的大清統治者為了坐穩江山開始勵精圖治，工作重點之一就是仔細研究前代的典章制度，完全一副「拿來主義」作風。尤其在作為治國根本的律法一項上，幾乎完全沿用了朱元璋時代的《大明律》，比如，順治三年清代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幾乎就是《大明律》的翻版。人們難免不產生疑問：一個腐敗的、被推翻了的王朝，其律法為何被對手奉為至寶？如果這律法是良法，那麼，這個龐大的王朝又如何走到滅亡的一步？

廣大百姓們很少有機會彙集成「人民運動的洪流」。幾乎在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時期，百姓經常都是處在極其可憐的狀態，歷史的動蕩變遷每每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他們有時會去主動選擇，但多數情況下則是被動接受。普遍來說，他們的生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牛馬般的生活和過不下去的生活。如果誰有力量把他們從過不下去的生活當中解救出來，並帶領他們過上牛馬般的生活，那他們自然會安居樂業、感恩戴德；如果誰剝奪了他們牛馬般的生活，讓他們跌落到過不下去的生活里去，那他們也通常只會安之若素——年輕人有孝道在束縛，老年人有宗教來麻痹，日子就可以這麼過下去。做順民，至少還可以過上牛馬的日子，要做叛民，那就什麼日子都過不上了——事實上，很多造反起義，都是在連過不下去的日子都過不下去的時候才爆發的。這就像天平的兩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而通常來說，任何形式的生都要重於任何形式的死，只有一種形式的死和另一種形式的死做衡量的時候，才可能導致造反的結果——比如，是選擇餓死，還是選擇造反被殺頭？百姓們很少會因為權利、正義等等被剝奪而起來反抗，他們一般只有在生存權得不到足夠保障的情況下才會如此。或許，如果有有識之士發明出一種簡便易行安樂死的辦法的話，順民們也許即便在面臨死亡威脅時也不大容易想到反抗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也許會欣慰於他的人間國土終於如願以償地變成了綿羊世界，而這個綿羊世界卻終於在失去了強有力的頭領的情況下遭受到虎狼的入侵。

——順帶一提：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恰好在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常見東西方的歷史頗多暗合之處。該書第八章「在法國這個國家，人們變得彼此最為相似」里，結尾時對該章標題所做的回答是：「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體制的必然後果。」

南京上下慌亂一團。先是弘光帝秘密出逃，緊接著，權臣馬士英也出城逃走了，剩下的南京重臣之中就該首推趙之龍了。當初，崇禎皇帝委任趙之龍守備南京，認為那裡已經有了司禮太監韓贊周、兵部尚書史可法，如今再加上一個「與國休戚」的趙之龍，則「朕無憂矣」。而此時的趙之龍果然忙上忙下，辛苦非常，匆忙組織了南京臨時政權，但其目的不是為了抵抗清軍，而是安排和組織城中官員和百姓們的投降事宜。

「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按照人們通常對顧炎武這一說法斷章取義的理解，此時此刻，不但是明帝國面臨亡國之虞，大明子民離「亡天下」的日子怕也不遠了。

朱元璋的顧慮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己是可以「說了算」的，但在自己百年之後，繼承人還能不能「也說了算」。為此，朱元璋一方面需要剪除一些官僚集團中的強勢人物，一方面也需要在吏治當中鐵腕立威。從這點上看，官僚集團不僅僅是皇權的統治工具，也可以被看做是與皇權相制衡的一大派系。於https://read.99csw.com是，我們可以理解，歷史上的很多事情都無非是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為了尋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運用的權謀手段的結果。

順利進入南京城的多鐸與不久前在揚州大搞屠殺的時候判若兩人，他公告了明王朝統治階層的荒淫殘暴，並表明大清政權絕不會重蹈明朝統治者的覆轍，而是會實行親民、愛民的德政。多鐸很快就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承諾：他命人在城市當中劃分界限，軍隊和居民分別安頓在這一界限的兩邊，互不干擾，並對軍隊的違紀現象給以嚴懲，有八名搶劫南京居民的滿洲士兵被公開處死。

在洪武年間的權力博弈中，朱元璋無疑是最後的勝利者。一些老百姓因之受益也好，一些士大夫因之無辜受累也好，都並非這屢屢整頓官場的真實目標，自然也就不是最高權力者在意的事情。而對於百姓而言，國家不是他們的，在家天下的時代里，他們只是帝王的私產，無論被恩典著還是被虐待著，他們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兒。雖然有時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然這句話本身在當時還沒有出現）之類的主張被一些百姓與知識分子天真地曲解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階層就是「天下」的一分子，就是江山社稷的主人之一，但有著這類想法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不是因為很快就遭遇瓢潑澆頭的冷水而有所醒悟，就是被社會殘酷地淘汰出局。主流方面是，在一個權謀的大環境下，許許多多的人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小權謀，必須更多地通過與他人的博弈而非自身的正直努力來贏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在長期的博弈過程中，權謀漸漸演化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無論在何種環境下，人們都會不自覺地運用權謀的思維方式來應對環境，解決問題。無疑，通曉權謀者是不被人喜歡的，但大環境就是如此，所以，中、下層不但受到上層建築潛移默化的熏陶，自身的實際利益又往往很難依靠正當手段來得到保護——除了權謀與心機之外，他們還能靠什麼立足於這個世界之上呢？

出於權謀術的考慮而進行的鐵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動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濫說明了它並不著意于建立一種完善的、可以自行運轉的律法體制，而骨子裡又有著制衡官僚集團的這一深層原因，於是，合理有效的監察機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皇權所追求的是一種「說了算」的制衡結果，追求這種結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麼「程序正義」。

這一句詩，所詠之地為南京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朝初年，孝陵山丘曾有梅花鹿群放養，多時達數千頭。每頭鹿的脖頸上都掛有銀牌以示標記，凡捕殺者以死罪論處。而吳梅村此時所見，苑內鹿群已經無人看管，更遭到當地人的隨意捕殺，鹿頸銀牌也失去了原先的權威，紛紛散落在捕殺者的手中。

該書第十章的一段話看得更加讓人心寒：「十四世紀，『無納稅人同意不得徵稅』這句格言在法國和在英國似乎同樣牢固確定下來。人們經常提起這句話，違反它相當於實行暴政，恪守它相當於服從法律。」——這一格言的實施程度究竟如何，暫且不必深究，只是這一思想的「光明正大」的出現和被宣揚就足以使我們為之瞠目結舌了。這是十四世紀的事情。

南京順民們在趙之龍等人的安頓下開城迎降，家家戶戶用黃色條幅寫好「順民」字樣，並在門口焚香設案，與王秀楚所記之《揚州十日記》中揚州居民的情況如出一轍，只不過揚州順民事出倉促，南京順民準備周詳。而準備得更加周詳的趙之龍等一干文武百官則爭相投靠新朝，力求得到新朝任用。當時有位名叫張怡的漢子在旁邊冷眼觀看，記錄下這些人「膝軟于棉，面厚于鐵」的嘴臉。

關於第一點「社會的復甦與發展」，聽上去是個難上加難的問題，實際上卻不必花費太大心力。回頭看來，幾乎任何一個朝代，在其創始階段都能很快地收拾好動亂的殘局，進而迅速走向黃金時代，典型的例子是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究其原因，除了帝國初期的君主大多能力過人並且勵精圖治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九_九_藏_書素是，國家在他們接手的時候通常剛剛結束長年混戰，處於破敗的低谷，而從低谷向上攀登，很容易就上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正如爬山，人在山腳下，怎麼爬都是往上走，況且，每個人先天都有著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當這種渴望被種種外因普遍而持久地壓抑住時，就如同大水被堤壩阻住，這個時候，只要放開一個口子，水流自然會磅礴宣洩。所以，在王朝初創階段，各地的地方官用以誇耀政績的經濟迅速增長，其實與他們本人的管理能力並沒有本質上的關聯，只要大環境「放開一個口子」，水流自然會湍急洶湧，爬山也自然會很輕易地向上邁上幾個大步。於是，儘管地方官腐敗或者無能，通常也只是使當地的發展沒有爬到應有的高度，卻也很難再往下跌——最壞的境況已經發生了，再怎樣都不會比這更糟。社會變革初期的這種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種假象，即，社會與人民在一個「英明」政府的領導下大踏步地向前邁進，而地方官員尤其政績彪炳，為地方的復甦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皇權的獨攬、律法的制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還是不足以使朱元璋放心。對權力的極端慾望使朱元璋有點像一名心理變態的丈夫——他時刻擔心著鄰家男人會動他妻子的念頭，雖然這個鄰家男人看上去老實本分，忠厚和善，對自己的妻子從沒有多看過一眼，對自己也一向以禮相待，但是，這個丈夫還是非要殺掉鄰家男人才能放心，因為，鄰家男人就算再怎麼老實本分，忠厚和善，但畢竟是一個男人，這就始終構成著染指自己妻子的潛在危險。只有把這僅有的一個潛在危險也連根除掉，這名心理變態的丈夫才能真正地放下心來。

但是，照這種局面發展下去，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朱元璋在立國之初，主要面臨著這樣幾個問題：一是大動蕩之後社會的復甦與發展；二是整頓吏治以消除腐敗，使龐大的帝國能夠駛上一條長治久安的良好軌道；再有的就是剷除有可能在短期內威脅皇權的所有隱患。

（按：我在上本書「揚州：選擇與遺忘」一節中，萬語千言其實主要便圍繞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句話，探討即便不考慮處在第三位的「君」，而「民」與「社稷」孰先孰后——也就是約略用現代概念表述為人權與主權孰先孰后——的問題，本文中又將進行對「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闡述，竟然同是《孟子》中被朱皇帝刪節的句子。）

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團不會不明白個中三昧，他們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動與百姓利益之間並沒有任何實質關聯，他們面對的只是來自於皇權的權謀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權謀手段去做出應對。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和皇權派系相對的官僚派系中，還分裂著若干個小派系，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與作為對立派系的皇權一方鬥智斗勇，還要想方設法地利用皇權的力量來傾軋其他的官僚派系。於是，吏治的整頓往往並不像草根階層所看到的那樣某某官僚因為貪污受賄、營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這個倒霉蛋被他的敵對派系藉著整頓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雖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來講往往並不冤枉，但他的對手們，那些打著整頓吏治旗號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們，其自身也不會比這個「受害者」更加乾淨多少。而皇權又正好藉著官僚集團之間的派系傾軋來整治作為皇權派系對立面的整個官僚派系——這是一個複雜的博弈過程，而朱元璋正是這類博弈運動中的佼佼者。單看洪武年間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藍玉兩案，前後歷時十四年，牽連至死的足足有四萬五千多人，而後的空印案和郭桓貪污案再起巨大|波瀾，不但官員被嚴辦了無數，追贓還波及到了全國各地的很多富戶那裡，導致大批富人破產——這讓人禁不住懷疑：藉此大量斂財之舉到底是摟草打兔子的結果還是其本身就是當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在這個過程當中，自然會有一些腐敗官吏受到懲處，自然會有一些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自然會有一些地方得到相對的太平，老百姓歡欣鼓舞，而究其原委，這些所謂「戰果」卻大多只是權謀鬥爭之下的副產品罷了，也就是說，老百姓以為惡狗被好人打了reaｄ.99cｓｗ•coｍ，其實卻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從副產品中得益的百姓們卻不明白個中三昧，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副產品」就是「正式產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頌德，詠嘆皇恩浩蕩。

朱元璋為了培養順民當真煞費苦心，親自審讀「四書」，結果發現《孟子》當中充滿著「叛逆」思想。據說，當朱元璋讀到其中「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句時，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於是，刪去《孟子》書中八十五條，包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語。

所以，此時此刻，南京的百姓或許反倒會慶幸城市被這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佔領，而多鐸手下那些人數遠遠超過滿人的漢人士兵面對此情此景不知又該做何感想呢？

詩人吳梅村並沒有仔細探尋過這個問題，他在荒涼的孝陵故地撫今追昔，遙想洪武盛況，生髮著「王謝堂前燕」式的蒼涼感慨——歷史總是如此相似。

——孔尚任「煙雨南朝」用詞工巧，明朝歷十七帝的江山終於變做了「南明」。「揚州十日」之後，多鐸的軍隊開始逼近南京。這時候的南京，不再是大王朝的帝都，而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首府。

1653年，即清順治十年，四月間，詩人吳梅村來到南京，拜謁兩江總督馬國柱。其時戰亂方歇，南京的景象給了詩人深深的刺痛。回想明王朝立國之初曾經建都於此，畫角吹難，氣象萬千，而南明弘光小朝廷龜縮南京，那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轉眼間家國易主，物是人非，吳梅村有感而口佔七律，末句有「無端射取原頭鹿，收得長生苑內牌」，尤其令人有撫今追昔之慨。

可以想象的是，雖然在山腳下時，不必花費太大心力就可以向上邁上幾個大步，但是百尺竿頭，卻很難更進一步。天縱之才的朱元璋顯然明白這個道理，經歷過元代統治，他很了解正是由於元代晚期吏治的極端腐敗才給了自己以推翻舊朝、建立新朝的機會，而他自己的天下，自然不能重蹈元朝覆轍，在得國之初，更不能疏忽了對吏治的整治而為今後的江山留下隱患。

朱元璋採取了未雨綢繆的做法，並且狠辣果決。他對群臣的告誡是，要讓那些貪污腐敗分子猶如置身荊棘叢中，寸步難行，即便是僥倖出了這荊棘叢，也要落得一身體無完膚。朱元璋頒布《大明律》，把《受贓》專設一篇，條目詳盡嚴謹，懲罰苛刻殘酷，並且，在《大明律》之後，又相繼頒布《大誥》《大誥續篇》《大誥三篇》等等，這一切便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僅見的對官吏貪污行為的超強律法羅網。律法內所規定的刑罰手段，其殘酷程度駭人聽聞，實施之中，不少官員被凌遲、閹割、剁手、挑筋，諸多漢代即遭廢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一些則是全新的發明——這一層是刑罰之「重」，而刑罰之「廣」也相當駭人：一是凡有賄案發生，必定順藤摸瓜，斬盡殺絕；二是不避皇親國戚，凡皇族貪贓，量刑尤重。

「剝皮實草」雖在後世史家中尚存爭議，但朱元璋在吏治方面用刑之苛、之酷確屬歷代所罕見。如此的用刑之酷和牽連之廣，乍看上去，很容易使人以為是後來魏忠賢麾下的東廠作風，但這兩者之間的重要不同是，洪武年間的風格更加註重律法。歷朝歷代，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皇帝能夠在對律法的重視程度上和朱元璋媲美，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即把綱紀法度的建設明確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他認為這樣做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朱元璋頒布一系列律法的出發點也並非本著「以法治國」的目的，依然是中國歷史上慣常的「以權謀治國」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眼裡，律法僅僅是諸多治國權謀中的一種，正如「百姓利益」在一些「英雄人物」那裡通常只是一種途徑而非目的，只是一種口號而非本質。

揚州十日的深深傷口彷彿一下子就在南京得到愈合了。任何人都會相信，如果開進南京城的不是多鐸的清軍，而是當初保衛南明政權、保衛南明百姓的「四鎮」部隊，南京百姓的遭遇絕對不會比「揚州十日」好上多少——雖然這是「自家的」軍隊面對「自家的」百姓。

整個南京城ｈｔｔｐｓ://ｒead•9９cｓｗ•cｏｍ裡，沒有多少人反對趙之龍他們的決定。猜想一下，雖然接受異族統治會讓人們感到非常不適，但趨利避害的現實主義和幾代傳承的順民心態還是使他們作出了「明智」的決定，根深蒂固的順民心態使他們對所謂「正朔」的順從程度遠遠低於對強權的順從程度，更何況，聰明的順民們早已習慣了在博弈中求生存，在委屈中求發展。「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即便臣對君不以「寇讎」視之，最起碼也同樣視作草芥吧？極少數的滿洲人摧枯拉朽式地橫掃中原大地，非但很少遇到過真正有力量的抵抗，反而迅速吸納著歸順過來的漢人勢力，使自身的實力翻番地擴張。

除此之外，對待那些文臣武將們，朱元璋還有著另外的一手——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後發布了《鐵榜文》、《資世通訓》、《臣戒錄》和《至戒錄》，苦口婆心地告誡大家，效忠皇帝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光榮，而欺瞞犯上又是如何的不可取，如何的會傳為千古罵名。朱元璋甚至還鼓勵儒生們去向一眾武將宣揚忠烈死節的道理，總之，朱元璋的確用心良苦。

一番風雨，清軍入關。

當然，其中也有極少數人倖存下來，並且為自己贏得顯赫的聲名。著名的海瑞就是非常接近聖人標準的一位，他的家徒四壁似的清廉使他註定只能成為一個戴著光環的榜樣而無法為更多的人效仿。對於整個社會，海瑞式的人物起著一廉遮百丑的重要作用。對於皇權來說，海瑞的這種作用怕是要比他實際的政治作為還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夠極大地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觀者看來，這樣的情形卻正應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洪武年間最駭人的刑罰當屬「剝皮實草」：凡受賄數額在六十兩以上的官吏，梟首后在地方衙門旁邊專設的「皮場廟」剝皮，皮被剝下以後被填上稻草，擺在衙門的公座邊上，起著殺一儆百的作用。讓人覺得還算人道的是，這畢竟不是活剝。

道德倫理永遠是與實際利益衝突著的。官方永遠在宣揚著聖人式的道德指標，而對這類宣傳信以為真的人卻經常成為被社會秩序迅速淘汰的對象。

但是，英明神武的朱皇帝忽略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單以這句話而論，它表明的道理是客觀存在的，是先賢從社會現實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所以，即便把這句話從教科書里徹底刪除，即便讓全天下人都接觸不到這一句「大逆狂言」，但人心和社會卻都是按照這個規律走的。這就像即便你能把所有文字中和太陽東升西落有關的話全部刪除，也改變不了太陽每天東升西落的這個客觀存在。

另一方面，權力集團的博弈使得人事的任免主要取決於忠誠而非能力。無論對於皇帝也好，還是對於某一個官僚派系也好，對某個人的任用或者貶謫甚至罷免，很大程度上和這個人稱職與否沒有直接關係，倒是此人對自己的忠誠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百姓們對青天大老爺的天真期待往往成為泡影。

所以，朱元璋制定律法再完善，再嚴密，懲治「貪官污吏」再果斷，再狠辣，但既有權謀機心在先，又有隨意司法在後，而順民們偽順之道即是權謀之道，最終，還是一場場以權謀對權謀的博弈。君待臣以權謀，則臣待君以權謀，「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當初，朱元璋對全國子民加強思想鉗制，八股取士，把「四書」限制在朱熹的《四書集注》的思想框架里，參加科舉考試之人不得有任何的個人見解。科舉制度給平民百姓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但是，這就像是一筆交易：任何人，如果想要改變命運，想要獲得晉身之階，就必須放棄個性而養成奴性，放棄思考而一味順從，這簡直和西方傳說中的為了獲得現實利益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故事一樣。

孝陵內屍骨已朽的朱元璋不知道生前有沒有想到過他的王朝這未來的傷心一幕，但無疑可以肯定的是，他當初確實曾為王朝的順利延續而殫精竭慮，煞費苦心。

自上而下地全面、嚴格地整頓吏治，歷來是中國百姓最樂https://read.99csw.com於看到的事情，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百姓們得知腐敗的官員受到酷刑懲罰的時候該是怎樣一種歡天喜地的心情。在這樣的事態下，法外施刑的屢次發生並不會讓更多的人產生憂慮，相反，多數人倒是欣慰于看到腐敗官吏受到最殘酷的懲罰，而無論這種懲罰是否屬於律法系統合乎程序操作的結果。最高統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視為英明決策，在這裏，程序正義是退居其次，甚至是無人關注的，一個良性的、可以自動運行的律法系統和監督系統也落到了人們的視野之外。要知道，這些嚴刑峻法的實施，並不僅僅是依賴官僚機構的制度化操作，皇帝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實在非常之大。朱元璋把皇權發展到高度集權的地步，廢除中書省與丞相，幾乎一手總攬天下事務。

朱元璋對律法的建設幾乎到了事必躬親的地步，在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的時候，每完成一篇，便要謄寫給朱元璋一份，由朱詳審裁定。這僅僅是眾多同類例子中的一個，就以此來窺一斑而知全豹吧。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太子朱標曾經勸說朱元璋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氣憤得把一枝荊棘摔在地上，讓太子揀起來。荊棘多刺，太子難以下手，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禿禿的荊棘塞到太子手裡，說：「我這些做法，都是在為你削除荊棘上的尖刺啊。」

那麼，其間真正的「聯繫」是在哪裡呢？

雖然，後來的科舉制度更加強調「胡蘿蔔」的作用，但「大棒」的餘威卻並沒有就此消散。在胡蘿蔔與大棒之下，天下臣民漸漸按照朱元璋的心愿變成順民，變成具有奴性的順民，而讀書人更是成了奴性最強、偽性最重的一個階層。回顧宋儒張載的口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際當已成為廣陵絕響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元璋也許更希望自己成為一大群綿羊的頭領，而不是做一位人間的君王。

笙歌西第留何客，煙雨南朝換幾家。

所以，雖然洪武年間的法律體系已經在皇帝不遺餘力的力抓之下而相當完善了，但是，此時司法上的不完善程度卻足以與立法上的完善程度一爭高下。對於廣大官員和士紳階層來講，小心謹慎不去觸犯律法並不能確保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這兩者之間還常常毫無必然聯繫。

那麼，明朝「正朔」之興衰，就由肉食者謀之好了，「保天下者」究竟是哪些人呢？不知道，縱觀歷史，除了五代馮道，一時還真難想出第二個例子。

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南明朝廷其實已經符合「亡天下」的字面標準了：道德清議橫行，腐敗無能遍地，而權謀的博弈更加如同痼疾的惡化，愈演愈烈。這個時候，多鐸的軍隊已經在「揚州十日」的屠殺之後繼續進軍，輕易突破了長江防線，逼近了南京。

但這「副產品」從源頭上就註定了它的不可持續性和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更為讓人恐懼，因為，你雖然有可能成為一場上層社會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樣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牽連進去，成為受害人。

現實利益的誘惑是巨大的，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當誘惑足夠大的時候，有幾個人還情願孤高自重呢？況且，即便有人想孤高自重也是要承擔巨大的風險的——在明王朝初立的時候，科舉的作用還沒有形成，朱元璋迫切網羅人才任職做事，他的出發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對那些拒絕被網羅的知識分子便不惜採取強硬手段。在朱元璋親自編定的《御制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裏面，記載著一段這樣的事情：貴溪儒生夏伯啟叔侄不願被明政府徵召為官，雙雙剁下了左手拇指以示決心，結果被朱元璋砍頭抄家。這樣的做法，在歷朝歷代的開國時期都屬極為罕見。

我們不妨把皇權和官僚集團想象為統治階層中的兩大派系，派系之間尋求的是一種平衡，朱元璋為了使這種平衡能夠在自己的任上保持下去，並且還能安穩地持續到他的繼承人那裡，就不得不想盡辦法「傾軋」官僚集團，使官僚集團的力量弱化到能夠和自己的繼承人取得平衡的地步，因為，繼承人的力量到底是不如自己的，而皇權與官僚集團間的力量平衡才能保障政權的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