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她能拒絕人，卻不能拒絕虱子。張愛玲的晚年，老覺得住處有虱子，她每個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這麼著還不行，只好搬家，張愛玲的朋友，其遺囑執行人林式同說，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算下來她搬了有一百八十次家，這個數字也許有些誇張，但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里也寫道：「我這幾年是上午忙著搬家，下午忙著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她還考慮過搬到沙漠里去，也許那裡可以躲避虱子。在《對照記》里，她提到屢次搬家讓她丟掉了很多珍貴資料。但每到一處仍迅速發現有虱子出沒，看樣子它們要跟她死磕到底了。

順利的人，習慣於朝前看，以為還會有更多的精彩等待自己去創造，賴雅的頭開得太順了，自然不會有張愛玲那種惶恐的自省。他的心靈世界如同江河上的朝日，健康充沛，才華時刻奔涌而出，甚至來不及化為文字，就在良朋宴飲間隨意地流失了。

「我工作了幾個月，像只狗一樣，卻沒拿到一分酬勞」。許多年前，她第一次穿上皮襖，覺得自己像只狗，摸摸鼻子是涼的，覺得更像了。你如果知道那件皮襖是用胡蘭成給她的錢做的，就不難理解那個比喻里對自己的愛嬌了。然而，這一次，她說自己像狗，卻是像一隻沉默的、辛苦的、得不到一點兒回報的狗，兩相對照，讓人如何不心酸。

虱子、臭蟲這樣的小生物，殺傷力有限，被咬上一口也不太疼，只是癢，還覺得臟。它象徵著人與人之間鄙俗瑣碎的糾葛，說不出口的細碎煩憂。張愛玲一輩子都怕這個，這種恐懼深入骨髓，她再搬家，也搬不出自己的內心。

下午4點之前，文藝家們各自待在自己的工作室，寫作、繪畫，或者雕塑，等等，這個由著名作曲家愛德華·麥道偉的遺孀麥道偉夫人創辦的文藝營地，為他們提供住宿及簡單的餐點等，午餐籃子就放在工作室的入口處，4點之後文藝家們才能到大廳里集會。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來到紐約，那時紐約不但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還是出版中心，她孑然一身而又雄心勃勃地來了，夢想著在這裏實現少年時的夢想：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

雖然，也有小小的摩擦，比如張愛玲怎麼也學不會把箱子里的東西分門別類，賴雅的熱情偶爾也會給張愛玲帶來困擾，她嗔他對人際關係的依賴到了過分的地步。有次他的朋友帶了只山羊要給她看，他幽默地稱之為一個朋友要見她，張愛玲非常抵觸，最後他不得不煞風景地道出真相。還有，多少年前和繼母激烈對抗的張愛玲大概沒想到，她也會做人家的繼母，那個和張愛玲差不多大的「女兒」對於這位來自東方的繼母同樣有點兒找不著感覺，她們保持著面子上的客氣，內心並不互相認同。

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風雪襲擊了這一地區，大地蒼茫，覆蓋所有的路徑，沒有從前，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你在我眼前。她說，當他跟我住在紐約時，那城市彷彿是我的，街巷也因此變成活生生的。

他對什麼都興緻勃勃，做什麼都容易成功，時刻處於被誘惑狀態，不會死守著一點。他的生命，就這樣被淹沒在一波接一波的華麗幻影中，絲毫沒有感到命運設計的惡作劇—它對他的厚愛並不見得全是好心。

命運似乎存心考驗張愛玲的承受能力，之後，賴雅又幾次中風，癱瘓在床，大小便失禁，張愛玲不得不在做翻譯工作養家糊口的同時，兼任護士，而我們都知道，她做這些，肯定是不在行的。

當那個人離去，天空也湊趣地放晴，賴雅和張愛玲踩著五彩繽紛的落葉去郵局寄信，然後回到家中，享用晚餐。之後，張愛玲精心地裝扮了自己，兩人一塊兒去電影院，電影很精彩，他們笑出了眼淚，又在冷瑟瑟的秋氣里回家，吃完剩下的飯菜。這樣寫下來，只是一篇流水賬，但是張愛玲告訴賴雅，這是她有生以來最快樂的生日。我想一定是賴雅有那種讓人快樂起來的天分，他是那種掛在懸崖上還要樂呵呵地指導別人欣賞絕地風光的人。

我不知道張愛玲哪天來到麥道偉文藝營的，史料上只說她在3月2日得到通知，她來文藝營居住的申請被通過。3月中旬，她結清在紐約那個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的費用，火車汽車計程車輾轉七八個小時，來到文藝營。這個中旬，想來應該在10到12號之間，因為，13號她就遇見了賴雅。

這裡有必要給賴雅也來個大起底，他的全名叫甫德南·賴雅，父母是移居美國的德國人，他按照德國的生活習慣長大。嚴父慈母，保證了他有一個完美的童年，活潑的性情可以得到舒張，同時，父親絕不會讓他的童年時光白白放空。他的文學天賦被挖掘出來，在親友的生日或結婚宴上，人們總能看見那個幼小的孩子，站在大庭廣眾之下，聲音朗朗地即席賦詩。

中國有句古語，叫「日言百句，其氣自傷」，胸懷大志的人都懂得三緘其口，張愛玲也不無調侃地說過，她是一個作家，有什麼真知灼見也是要放在文章里賣錢的，怎麼會輕易說給人聽。賴雅卻不管這一套，就像一個身家不凡的富翁，想不起來精打細算，他才氣過剩，不用縮手縮腳。

他的委頓，對於張愛玲，是致命的打擊。這些年來，雖然靠她掙錢養家，但他那種「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的精神面貌，應該給風雨飄搖中的她提供著穩定的動力，現在，他倒下了。

胡蘭成的文中也說過類似的例子，說張愛玲不敢看車夫的臉，他解釋為張愛玲的眼睛乾淨，不能看不潔的東西，我就不明白了，人家車夫的臉也許不那麼乾淨，但怎麼就「不潔」了？張愛玲的恐懼，是因為她害怕別人把她當成一個大人那樣有所訴求，她是做不好大人的樣子的，她每一個戀人都比她大。

為了生計，張愛玲寫劇本，做翻譯，譯名著。她姑姑曾贊她連英文的物理化學課本拿過來都能看，干這份工作自然不在話下。但張愛玲深惡痛絕，她說，我逼著自己譯愛默生，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她討厭歐文，說翻譯他的書，像是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談話，無可奈何，逃又逃不掉。她唯獨對海明威有好感。

就是在簡陋的女子宿舍里，張愛玲接待了她少年時代的偶像—胡適。

想要讓對方不緊張，首先自己得不緊張，你的嚴肅矜持，讓對方也不得不嚴陣以待，雖然內中並無武器，但一來一往的試探，足以繃緊雙方的神經，誰都會覺得累。所以，適當的魯莽是受歡迎的，《水滸傳》里的李逵、《三國演義》里的張飛最得廣大讀者的厚愛。

張愛玲答應了，當詹姆士如約前來按響門鈴時，卻無人應答。假如詹姆士對於張愛玲日常做派有所了解，一定會生出顧慮而卻步，但那會兒他完全沒想那麼多，只以為不湊巧，想通過各種方式找到她，完成訪問。

就在兩人有「同房之好」（賴雅日記語）的兩天之後，賴雅在文藝營的居住期限已到，張愛玲去車站送他。最後的半小時，她吐露了對他的感情，亦說到自我發展和經濟上的困境，卻不是想要他承擔自己，相反，她還送了他一些現金作為臨別禮物，她深知他的處境，除了精神上，她並不想依賴他更多。

我們做不了自己的主。

她瞠目望著我，說：「你這個人！」然而我已經一溜煙躲開了。

林黛玉鄙夷地稱之為「母蝗蟲」，高潔的她看不上劉姥姥的猥瑣，可是，劉姥姥哪有資本像她那樣高潔？躲不開的塵土，避不開的風雨，到處都是虱子和臭蟲，這就是現實「濁世」，沒有一個幽篁深處的「瀟湘館」給劉姥姥們隱身，她發現了虱子也沒有搬家的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如將自我哀憐當成無用的盲腸割棄，選擇與虱子們共生共存，把虱子的出現當成生活的常態，它還能給你帶來困擾嗎？

張愛玲恐懼生育，曾說：憑空製造出這樣一雙眼睛，這樣的有評判力的腦子，這樣的身體，知道最細緻的痛苦也知道快樂，憑空製造了一個人，然後半飢半飽半明半昧地養大他……造人是危險的工作。

1995年9月初，張愛玲感覺自己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於是把重要資料放進手提包里，留在門邊—她永遠有這樣的理性。一日，她在睡夢中辭世，遺體幾天後被發現，這之前她已經寫好遺囑，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空地，不開追悼會也不立紀念碑，如此，方是真的乾淨了吧？但容我再補一句，只要心中存著乾淨的念頭，便無法得到真正的乾淨，好在，生命解決不了的，可以交給死亡解決，她緊張的、有著無限禁忌的一生，終於安然，得大自在。

張愛玲揭示了賴雅的問題所在。她的說法里也透露了兩點，第一，她懂他很深；第二，他在她眼裡是「迷人」的，儘管她懂得「迷人」背後的問題，但她的口氣，分明是愛而知其惡的。

1956年的3月，在異國他鄉，張愛玲與一個性情天真的男子面對面，周圍的景物很陌生，這一刻的光陰很恍惚，她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尋常女子，只用天性里的單純與聰慧與他相對，而外面，大雪正在飄下來—史料上說，張愛玲認識賴雅沒幾天，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風雪襲擊了這一地區，大地蒼茫，覆蓋所有的道路。沒有從前，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你在我眼前。

她又在香港待了三年，中間去了趟日本，炎櫻在那裡；另一方面，也是想從那兒尋求一條去美國的路。從她後來還是回到香港看，這願望落空了。

她跟宋淇夫婦借了幾百美元，正常情況下，這本是小事一樁，但是這時不知為何她與宋家的關係非常緊張。從她給賴雅的信里看，似乎是劇本接洽中出了點兒問題。張愛玲原本多疑，宋淇熱心但有時又未免急躁，在本來就不順當的情況下，確實容易出問題。總之，她原本殷切盼望的與宋氏夫婦的會面，臨到眼前，卻不無苦澀。

很不幸，新導演不知道她昔日的名氣，沒有耐心可能也沒有能力判斷她現在的價值，張愛玲交了劇本之後，導演要她等著。她在香港待了五個月，最後仍然沒有下文，只好去寫宋淇交給她的另外兩個劇本。

她的朋友，也是她的資深研究者夏志清很不以為然，他想不通她為什麼要嫁給這麼一個又老又窮的過氣作家，還剝奪了她做母親的權利，他甚至懷疑賴雅居心叵測地隱瞞了自己的病史，並做出另外一種美好想象—假如張愛玲嫁個身體健康經濟狀況良好的人，一定不會那麼慘。

1958年9月30日，是張愛玲三十八歲的生日，那天早晨秋雨綿綿，又趕上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來核查賴雅的某項債務問題，就這麼著，都沒能影響他的好心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這個人趕緊離去，好讓他們的節目鳴鑼開場。

胡蘭成曾說張愛玲取人，首先要看聰明不聰明，其實張愛玲對於溫度，亦有需求。當初剛映入她眼中的胡蘭成，未必顯得很聰明，只是他熱情，她遂把他所有的言語，朝聰明上拽，笨嘴拙舌也成了微言大義，她著急貼近於那溫度，變成了一個自說自話的詮釋者。

當年胡蘭成身陷溫州，她千里尋夫，這次，她卻無法在賴雅最需要她的時候，像當年探望胡蘭成那樣，回到他的身邊。因為，她沒錢，她要在香港大掙一筆才有錢買返程機票，此刻，除了去香港，她沒有別的選擇。

賴雅是老病之身不錯，而且沒有錢，但他是那種生命力超級旺盛的人，但凡有一點兒縫隙，他都要活得興緻盎然。婚後他按照張愛玲的喜好，定居在繁華的都市，他喜歡逛街、購物、布置房間、搜尋美食，他帶著張愛玲享受他發現的一切。雖然她惋惜他花太多時間在街頭逡巡，但仍然讚賞他有擔任導遊的天賦，說，當他跟我住在紐約時，那城市彷彿是我的，街巷也因此變成活生生的。

她給賴雅寫信，說：「宋家冷冷的態度令人生氣，尤其他認為我的劇本因為趕時間寫得很粗糙，欺騙了他們。宋淇告訴我，離開前會付新劇本的費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兩部，即《紅樓夢》上與下。當我提議回美再繼續修改時，他們毫無回應……典型中國人的作法，避重就輕，只談我的劇照……但我估計他們會從《紅樓夢》稿費中扣我的錢。我無法入眠，眼疾剛治好，走到陽台，站在一輪紅紅的滿月下，今日是元宵節前一天，他們已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甜心，請你寫信來，你知道嗎？當我在黑暗中孤獨地走在陽台中時，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處境、我的心情，頓時覺得在這個世上我可以投向誰？」

現在，她卻要在賴雅面前扮演大人，能幹的、耐心的、不怕臟不怕累的大人，精神上亦有很大壓力吧？雖然愛情以及愛情轉化成的親情可以使一個人變得慈悲，但那種大無畏精神能支撐五年嗎？沒有文章描述過這五年的光景，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燼餘錄》里的一段：

突然冒出一個打秋風的劉姥姥，認低伏小地弓著腰，皺紋縱橫的臉上是卑微的笑，明知被人惡搞仍能臉不變色心不跳地配合到底，只為一點點殘羹冷炙—你們拔根寒毛比我們大腿還粗呢！粗鄙得連鳳姐都聽不下去。

當然，經濟壓力依然存在，賴雅一開始就坦言自己在改變家庭經濟狀況方面大概會無所作為，張愛玲在美國依然沒能打開市場，還得探回半個身子到母語世界里討生活，靠給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掙錢，在美國花。

雖然一時赴美無望，但張愛玲仍然時刻準備著，1953年她就開始嘗試用英文寫作。1955年，她的英文小說《秧歌》在美國出版，得到評論界的極大讚賞，這應該給張愛玲注入了信心。同年，她終於得到赴美的機會：美國當時有個難民法令，允許少數學有所長的人士赴美，取得永久居住資格，日後也可成為美國公民。

令人窒息的圍困中，她還在尋找突圍之路，在邁阿密大學申請到了駐校作家的職位，這次，她不願意帶上賴雅。她不是一個絕情的人，應該是想排除一切干擾奮力一搏，一旦成功，她和賴雅的生活才能獲得物質保證，這比親力親為照顧賴雅更為重要。

從少年時起，張愛玲就對虱子這東西印象深刻，那年在台灣，她還發現了虱子的同類—臭蟲，並寫進文章中，引起王禎和的抗議。台灣真的有臭蟲嗎？我的疑問無關台灣實際的衛生狀況，而是根據張愛玲晚年對於虱子的瘋狂逃避，無法不懷疑，那些臭蟲和虱子一樣，巢穴駐紮在張愛玲的內心。

撇開精神層面，單就現實來說，張愛玲也沒九九藏書生孩子的條件，經濟壓力自不待言，她對自己的期許尚未達到，身體里卻突然多了個時刻生長著的小孩子，讓生活上相當低能的張愛玲幾近崩潰。

很多年後，張愛玲已經開始了離群索居的生涯，哪怕最信任的朋友也是通過電話信件聯絡，拒絕見面，卻很奇怪地會見了一個名叫詹姆士·萊昂的美國人，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研究者，他對張愛玲的文壇聲名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是布萊希特的朋友賴雅的第二任妻子，便與她聯繫，想要訪問她。

反過來，賴雅跟她講述自己的過往，那些傳奇的故事對她是有吸引力的，能夠把三十六歲的女人，變成一個睜大眼睛聽故事的小女孩，張愛玲那被阻滯了的戀父情結，在她每一段戀情里都發揮了魔力。《小團圓》里，燕山對盛九莉說，你大概是喜歡老的人。盛九莉在心裏回道：他們至少生活過。而賴雅，不但活過，還轟轟烈烈地活過，曾經的「活過」，讓他此刻的「老」，也別具意味。

還是張愛玲看得真切，她對那個布萊希特的研究者這樣說：作為一名好萊塢的編劇，他知道該耍什麼公式、用哪些竅門，正是這些把戲破壞了他成為一個嚴肅作家的資質。「她認為他這個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過迷人），在於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寫作者（太過聰明以至於變得世故圓滑）；在於他缺乏一種固執，一種撐過冗長、嚴肅計劃的忍耐力。」用她的話來說，他少的正是「勇氣和毅力」。

母親去世時留給她一隻古董箱子，她和賴雅稱之為寶藏，他們把裏面的東西一件件取出來變賣，張愛玲總能以超出眾人期望的價錢賣出去，連賴雅也驚訝於她經商的天賦。

她在關於蘇青的文章里寫道：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裏面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惆悵。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嗶哩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僕，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凄凄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裡去取暖，撲出一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沒這麼冷過！遇到賴雅的那一年，就是那樣的寒冷。1952年7月，張愛玲持一紙香港大學同意復學證明從上海來到香港，她曾在這裏讀過三年書，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也是以這個城市為背景。但這次，她並不打算在這裏定居，左翼的壓力使她餘悸未消，香港離內地太近，也不安全，她的終極目標是去美國，離中國越遠越好。

她希望賴雅的女兒能夠暫時收留老父，遭到拒絕，又曾僱用兩個黑女人照料他的生活，也失敗了。最後，她從邁阿密大學回來，把賴雅帶回了學校公寓，親自照顧他，直到1967年10月8日他去世，那時張愛玲剛過完四十七歲生日不久。

她曾說，小時候讀《紅樓夢》，看到的是一點熱鬧，現在再看，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煩惱。沒錯，《紅樓夢》里的煩惱太多了，王夫人的，邢夫人的，鳳姐的，連賈寶玉和林黛玉在一起，也都是重重疊疊的煩惱，但與張愛玲不同，曹雪芹回望這些煩惱，並不當成華美的袍上的蚤子，而是當成生命河流上的美麗的波紋，過往不可追，但可以記下，他的栩栩如生的描摹里沒有嫌惡，凈是柔情。

十天之後，她的情緒也壞到了極點：「我的手腳都腫了（輕微），因為從舊金山飛來，其實是沒錢買大一點的鞋，等舊曆年大拍賣再說。跟宋家借錢是件極痛苦的決定，而且破壞了我們之間的一切，我無法彌補這種艱困的關係。」

很多人看好他，資深前輩，名流大腕，都看好他，看著他神采飛揚的高談闊論，妙語如流星般閃爍不盡，旁觀者只剩下跟他一道熱血沸騰的份，怎麼可能懷疑他的前途。

美國人賴雅是負不了這個責任的，他說他總是點著火就跑掉；張愛玲也不見得就想讓他負這個責任，且不說她的自尊和精神潔癖等，就從他也在這免費的文藝營里暫且存身看，他的狀態不比她好多少。同是天涯淪落人，不同的是，他比她更老，身體也不好。胸有大志的人，不可以背負太多的包袱。

當然，一定也會有陽光充沛的時刻，光線涌動，空氣也變得甜柔，她與他相對，內心柔軟，情感悠長，彷彿可以天荒地老。她對他的感情的底色，仍然是深沉的愛。沒有一樣感情不是百孔千瘡的。

如果說一開始張愛玲更為主動，現在則賴雅愛她更多一點兒。這當然是因為他天性仁厚，和誰在一起久了，就會產生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張愛玲一旦放鬆下來，亦有她的一種可愛吧，倒不在於她的錦心繡口，而是一個尋常女子的溫情，又比尋常女子來得更為乾淨。

張愛玲之前給胡適寄過自己的小說，他的高度評價令她十分振奮，然而，出現在她眼前的胡先生也有落魄之態，一次說起自己給美國某雜誌寫文章，不好意思地笑笑，說，他們這裏都是要改的。這裡是美國，胡適的讚賞，不能讓她東山再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她來到了麥道偉文藝營，與一個溫暖的、放鬆的、對她一無所知的男人不期而遇。他們都是此地的過客，那相遇也是萍與水的相遇，彷彿是寂寞的旅途中，他們被命運安排在對面，還沒來得及開口，已透過車窗玻璃，發現對方是一個可愛的人。

記憶點點滴滴，便是初見，亦恍如別後經年。在這異國他鄉，昔日一呼百應的文化領袖，曾經名噪一時的曠世才女，相見於如此不堪的地方。張愛玲無可奈何地笑，胡適卻四面看著，滿口說好。

唯一的安慰是賴雅來信告訴她，他在女兒所在的華盛頓租了一個小公寓，還把房間的藍圖畫給她看，張愛玲對那張藍圖非常滿意，說，那就是我真心想要的家。她對未來依舊有所期盼，「據我所知，我們的運氣會在六十三年中好轉」，但眼下的情況卻讓她覺得很棘手，「可是我卻為了如何度過六十二年而失眠」。即使這樣，她仍然不忘溫柔地表達她的愛：「甜心，快樂些，吃好點，健康點，很高興你覺得溫暖，我可以看到你坐在喬家壁爐前的地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附上我全部的愛給你。」

當大雪終於落下來時，他們已經像朋友那樣相處了。4月1日，張愛玲和賴雅並肩坐在大廳里共享復活節正餐。幾天後，張愛玲把自己的小說《秧歌》拿給他看，這說明她已經對他不設防，他對她的文筆表示讚賞。

張愛玲和曹雪芹之間的差距，是林黛玉和劉姥姥之間的差距。

我把一疊鈔票向她手裡一塞，說：「姑姑給他們，好么？」「為什麼？」「我害怕。」

我想張愛玲的放鬆，應該是來自賴雅的放鬆，他對她一無所知，就是一個尋常女子，剛剛結識的同行。他按照自己熱忱友善的天性，問她一些親切的問題，如同火車上的陌生男女，萍水相逢，彼此都沒有背景，本初的性情凸顯出來，她跟他的那些話，也就像絲綿蘸著胭脂，滲到了心裏。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賴雅也在度日如年地期待著她回來，過盡千帆皆不是之後，賴雅不禁抱怨她的歸期總是「無限期延長」。張愛玲表示，她是沒辦法，她要留在這裏，掙八百美元的稿費，這筆錢可以維持他們四個月的生活。之前她寫的關於《紅樓夢》的劇本沒有獲得通過。

問題出現在1943年，這九_九_藏_書一年他不小心摔斷了腿，又輕度中風。他向來身體很好，看上去很強壯，但這樣的人，一旦出現問題，就是兵敗如山倒，在他遇到張愛玲之前，他還中過一次風。

如果說，當年與胡蘭成那段恩怨，還可以以鄙視他終結的話，與賴雅這些年來的磕磕碰碰，就找不到解脫自己的理由了。賴雅是個好人，「痴愛」她，也為她所愛，他去世多年之後，她還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這樣，她心中的陰鬱更難消解。

在賴雅面前，是否也有這樣「陰沉」的一瞬呢？不同的是，假如有，張愛玲過後是會自責的，畢竟她對愛情對親情，對於感情有信仰。可事實證明，她的感情支撐不起現實的磨難，對於讓她經受這種考驗的人，她是有恨的，但愛讓她覺得不可以恨，這種「不可以」的負疚，使她的恨更刻骨了。

這也許是賴雅衰弱的開始。之前，他雖同樣顛沛流離，貧困潦倒，但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赤條條來去無牽挂，他不用求助於任何人。這一次不同了，他眼巴巴地企望張愛玲留下來，很可憐，很弱勢，卻沒有得到回應。

在這毫不諱言的公開讚賞之外，另一個細節也許更能透露他們的婚姻狀態。賴雅有次對張愛玲笑言，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你是我的填房，張愛玲立馬反擊，說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你還是我的接腳婿呢。這樣的玩笑，也許沒有「低到塵埃里」那麼優美，不如「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那麼抒情，但它去除了後者的表演性，不再拿捏身段，還原成一對平實的夫妻，在對方面前百無禁忌。

賴雅很生氣，他是個直腸子的人，生起氣來就很直接，提前歸去，這時布萊希特才發現他對這位老朋友的了解不足，寫了幾封信想要挽回，但賴雅那邊音信全無。

然而現實離她更近，因為經濟原因，她搬進了救世軍辦的帶有慈善性質的女子宿舍。服務員是街上無家可歸的酒鬼，鄰居們是落魄的打算老死此地的胖太太，那種環境的可怕不在於條件簡陋，而是，出來進去之間，它總有辦法提醒你，你已經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

看得出，張愛玲想要放手一搏，旅費不菲，她甚至都沒有籌到返程的機票錢，就帶著大展身手的雄心和破釜沉舟的決心去了。

五祖知道他悟了，就將衣缽傳給了他。

從1931年到1942年，他在好萊塢做了十二年的編劇，幹得還不錯，不菲的報酬，讓他不但能夠豐衣足食，還能燈紅酒綠。

但是就在這年5月，賴雅再次小中風，同年12月，他因疝氣手術需要住院，曾經花錢如流水的他，卻因不願意付二百塊預付費而拒絕入住，他每月的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在張愛玲和女兒霏絲的堅持下他讓步了，住院七天花費四百一十五美元。這之後他們得到短暫的安寧。1963年7月，賴雅散步時跌了一跤，他的身體狀況本來就很差，這次竟致卧床不起。更糟的是第二年宋淇離開電影公司，不能再為張愛玲接洽劇本，她失去了最主要的生活來源，不得不搬到位於黑人區的廉價住所里。

《紅樓夢》的前八十回，都在用林黛玉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唯美，精細，眼裡容不得沙子，有什麼經得起這樣的打量？所以她常常傷感、尷尬、耿耿於懷，大不自在。

「剝奪做母親的權利」的指責當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張愛玲和賴雅養活自己都困難，再來個孩子只會雪上加霜。至於「嫁錯郎」這件事，嫁給誰又能保證百分之百正確呢？—賴雅也不是故意要生病的。況且，人在一時一境中，是會有盲點的，那一刻，張愛玲只能孤注一擲地撲到賴雅的懷中。

但這些畢竟無關大局，張愛玲和賴雅的關係，已經是她感覺到的各種人際關係中，比較完美的一種，他的單純讓她能夠不設防地掏出自己的單純，他的痴愛讓她可以放鬆到放肆，他不可救藥的樂天精神讓貧窮也不再那麼難以忍耐，餘生似乎可以就這麼度過，用彼此的一點兒暖來慰老溫貧。

接下來的日子比較輕鬆，張愛玲會見粉絲，遊歷寶島，這時她在台灣已為文學小圈子裡的人知曉，並擁有了一批忠實的擁躉。儘管作家們都聲稱自己喜歡安靜，但絕對的寂靜亦會令人惶恐，余華曾不無調侃地說，電話可以不接，鈴聲不能不響，張愛玲大概也不能免俗。從時人所寫的印象記中看出，她的心情不錯，她給好友的信里也說，至少台灣之行的目的是達到了。

又按照他的推薦，去讀《海上花》《醒世姻緣傳》，閱讀記憶里，有著她對於一大段好時光的依戀。她還記得戰後胡適回國時的照片，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兒，她姑姑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他們一桌打過牌。

這種莽撞成全了他，他不但找到了張愛玲，還看到了她最為放鬆的狀態，她對這個美國人敞開心扉。事後，還跟他通過好幾封坦誠的信。詹姆士對她的印象是談吐嫻雅，怡然自若，熱忱又令人舒坦，絲毫不覺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與人接觸的想法。

也許讀者會質疑，他是否想借炒作布萊希特給自己臉上貼金？張愛玲的第一任丈夫胡蘭成干起這種事是一把好手，都分手多少年了還「愛玲」「愛玲」地喊得讓人如聞其聲。但賴雅卻正好相反，他宣傳布萊希特的作品，卻並不四處張揚自己和他的友誼。張愛玲提到，有次「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萊·劉易斯家作客后，寫了一本書，（賴雅）讀後相當憤慨。平日他也會把辛克萊的事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但僅止於嘴皮上說說。我也不認為他有意將這些事寫成文章，可以說那就是一種朋友間的忠誠吧！」他對布萊希特就是這樣。

五祖看了，說凡所有相，便是虛妄，這個偈子還在門外，沒有到門裡。

張愛玲善寫「如匪浣衣」式的悲哀—堆在盆邊的臟衣服的氣味，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用江南話叫「霧數」，她自己做人，則力避這「霧數」，朝爽潔可喜里去做。然而，「洗手凈指甲，做鞋泥里踏」，在灰撲撲的天地下，這種努力常常證明是徒勞，就算和親人之間，都有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芥蒂，像華美的袍上蠕蠕爬動的虱子。

那個被打發在後院劈柴的惠能，也做一偈，道：

他們拿掉了那個小孩子，結了婚。許多人認為張愛玲的這段婚姻里有太多現實打算，卻忽略掉居無定所的賴雅並不是年輕多金的范柳原。張愛玲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是幫不了自己的，反而有可能連累自己，以她那樣理性的頭腦，又胸懷宏大的抱負，也不見得想把這段感情向婚姻推進。應該是「懷孕事件」讓她慌了手腳，如同在兵荒馬亂中奔向一個人，奔向一隻伸過來的溫暖的手，顧不上其他了。

姑姑問我：「錢預備好了沒有？」

又說：我們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時間也有限，可做，該做的事又有那麼多—憑什麼我們要大量製造一批遲早要被淘汰的廢物？她還曾引用「地母」的話：「生孩子有什麼用？有什麼用，生出死亡來？」

如此的摯愛，尚且生出各種磨難，那麼，人與人之間的煩惱是註定的了，再交往又何苦來哉？她於是閉門謝客，守護住一方凈土。她極少與人來往，接電話也視心情而定，即使是好友，或者她有求對方，她也習慣於跟對方書信來往，那些信，倒是寫得有情有義的，她對於塵世，並非沒有留戀，只不過不願再與塵世貼得那麼緊，她喪失了信心。

初識胡適，是在那個已經過去的繁華時代里，不，應該說是繁華時代的尾聲里。那時，張愛玲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rｅａd.99ｃｓｗ•ｃｏｍ千金大小姐，成天朝父親書房裡跑，把書一本本拖出去看，但那套《胡適文存》，她是坐在書桌前看完的。

傭人、手藝人，他們所做的事我不在行的，所以我在他們之前特別地聽話。常常阿媽臨走的時候關照我：「愛玲小姐，電爐上還有一壺水，開了要灌到熱水瓶里，冰箱上的撲落你把它插上。」我的一聲「噢！」答應得非常響亮。對裁縫也是這樣，只要他扁著嘴酸酸地一笑，我馬上覺得我的衣料少買了一尺。有些太太們，雖然也吝刻，逢到給小賬的時候卻是很高興的，這使他們覺得她們到處是主人。我在必需給的場合自然也給，而且一點也不敢少，可是心裏總是不大情願，沒有絲毫快|感。上次為了印書，叫了部卡車把紙運了來。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很多年後，那個研究布萊希特的美國人與她見面之後，說：「她與賴雅最後的那幾年過得艱難（賴雅晚年健康狀況惡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幾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訝異在這樣的前提下，她能敞開心懷毫不忌憚地與人談論他。言詞中，她對這個在生命將盡處拖累她寫作事業的男人，絲毫不見了怨懟或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態度稱許她先生的才能，說明他的弱點所在……」

大廳位於一座別墅式的建築之中，屋外是大片的草坪，4點之後，人聲噪噪，文藝家可以手持一杯雞尾酒，與自己感興趣的鄰居交談，張愛玲與賴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遇見的。

張愛玲號稱一錢如命，跟姑姑都要算清楚，這也是前面所說的清潔使然。金錢太容易引向曖昧，只有在完全不設防的人之間才可以有通財之義，愛他愛到坦然地跟他要零花錢是一種，心無芥蒂地送他錢也是一種。

那年五祖讓諸門人做偈，最被大家看好的神秀苦惱了幾日，在粉壁上寫道：

她讓賴雅再等她六個禮拜：「在未來的六個禮拜，請你好好地為你我享受那小公寓，如果你因為擔心我而生病的話，豈不是破壞一切了嗎？親吻你的耳朵。你還是邊吃邊走動嗎？最近都吃些什麼？請好好照顧自己，愛你。」

他們到第二天才有機會交談。賴雅大致知道她從香港來美國不過半年，此前住在紐約。賴雅對張愛玲印象很好，覺得她既莊重大方，又和藹可親。這個印象跟張愛玲留給讀者的不同，跟胡蘭成第一次見到的她也不同，難道生活教會了張愛玲不再那麼清高？似乎也不是，她過去的緊張木訥很大程度上不是倨傲，而是不知所措。

中年之後的賴雅，變得很弱勢，弱勢人生不復有浮華遮蔽，視野能夠更清晰一些。賴雅回過頭，想要重新拾起小說，當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捲土重來時，卻忽略掉了一點，他，還能寫出好的小說嗎？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1956年的美國新罕布希爾州彼得堡，直到3月依舊很冷，有時甚至能達到零下三十四攝氏度，而處於新罕布希爾群山包圍中的麥道偉文藝營，更是寒意侵骨。

張愛玲的文章里有這麼一段：

除了生活的藝術，張愛玲也推崇他的道德水準。賴雅是著名作家布萊希特的好友，當年布萊希特從德國流亡到美國時，賴雅給他提供了最為熱情的幫助，包括資助他，並幫他把家眷弄到美國，等等。倆人還合作寫過一部《伽利略傳》，但是布萊希特在最後的定稿中沒有把他寫的部分編進去，有人懷疑這是兩人友誼轉淡的原因，張愛玲則認為賴雅對人熱誠，且有著性情隨和的特質，所以這件事無關宏旨。1947年布萊希特離開美國之後，賴雅還擔任過他在美國的正式代理人。之後布萊希特聲名鵲起，一度邀請賴雅到歐洲發展。賴雅的字典里大概沒有「虛邀」這兩個字，1950年左右，他興緻勃勃地看望老朋友去了，到那兒才發現自己「很傻很天真」。在眾人的簇擁之下，布萊希特已經學會淡漠地有距離地微笑，並將這種笑容運用到和賴雅的見面上。

如果不是後來那樁突發事件，他們的關係也許會發展成細水長流的兩地戀情，通信，見面，把愛情坐落在信箋與票根上，相望于不同的江湖—他喜歡寧靜的小鎮，她熱愛繁華的都市，彼此在對方的生活里來來去去也可。然而，意外改變了他們的生命走向：兩個半月之後，賴雅收到張愛玲的來信，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飽藏著生命能量」的賴雅倒下了，從身體到精神。1965年的聖誕節，他的小外孫偕女友來探望他，我不知道孩子們看到了什麼，只能按照有限的生活經驗去推想，房間里的光線，氣味，和躺在床上的老人的眼神。賴雅生命晚期，骨瘦如柴，一輩子都神采奕奕的他，不願意再與他人對視，一次他的一個表親來探望他，賴雅把頭轉向牆壁，要求他離去。

賴雅的生活狀態開始走下坡路。他結過一次婚，妻子是一個活躍的女權主義者，兩人相處不來而離婚，現在他是孤家寡人。如果手中有錢，單身漢的生活也自有妙處，但賴雅雖掙到過很多錢，卻到手就花掉了，他沒有吃過沒錢的苦，真的視金錢如糞土，都說「汝狄在錢上好」，《小團圓》里這樣說。他一向本著有錢大家花的宗旨，後來選擇了共產主義。

撇開她和宋家的關係不提—後來他們又神奇地恢復了，張愛玲說起宋淇夫人鄺文美，依舊是：越是跟人接觸，越是想起Mae的好處，實在是中外只有她這一個人，我也一直知道的—她對宋家的那些抱怨，也許是煩難處境里的過激之詞，但可以看出，她對賴雅有著永遠的信任，和愛。

快樂的旅程在台東火車站終止。火車站站長前來告知，她的朋友麥卡錫先生來電，說她先生賴雅中風了。張愛玲那一刻表現得很鎮定，她回電話，並和氣地請身後等著打電話的人到另一個電話亭去。台東是游不成了，張愛玲轉身趕回台北，麥卡錫告訴她，在她離去之後，賴雅一個人昏迷在醫院里，他的情況應該很嚴重。

眼看著這個樂觀的、明朗的、曾經給過她安全感的男人倒下來，張愛玲有怎樣的感覺？抱歉？憐惜？感傷？—讓我老實說，是否還有一點點的嫌棄？她說過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現在，看到這個男人，在自己面前低下白髮蒼蒼的頭，會不會像看到她最怕的軟體動物一樣，生出那種夾雜著驚惶、恐懼和不知所措的嫌惡？

儘管賴雅不想再與他發展友誼，卻仍然保持著對於朋友的忠誠，他提起布萊希特的文字仍然讚賞有加，還推薦張愛玲去看布萊希特的劇作《四川好人》。

張愛玲的放鬆也是來自詹姆士的放鬆，詹姆士把她當成平常人，她便沒有盛名之下的矜持、曠世才女的身段，她顯得舒緩從容多了。

張愛玲號稱有一種大悲憫，那是一種寫作態度，她與《金瓶梅》里的潘金蓮李瓶兒也可以知心，對於現世，亦有蒼茫的同情，聽到「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的戲詞，會為「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而生落淚之心。在文字的世界里，她成熟、理性、深刻、溫存，只因文字與人生到底隔了一層，以局外人的態度對待，是可以這樣美好的。

然而，張愛玲並不是一個有了愛情就可以滿足的女人，這又要說到她的偉大志向上去，來到美國好幾年了，她始終沒有打開市場，小說被頻頻退稿，她到處受到冷落。一天夜裡，她夢見自己並不認識的一位中國作家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心中惆悵萬分。醒來之後，她跟賴雅複述這個夢，不由得潸然淚下，內心的隱痛被揭開，她從未甘心蜷縮于平凡生活的一隅。

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作為作家的張愛玲早就參透了這一切，作為尋常女子的張愛玲長期以來卻不肯相信，直到這一刻ｒead•９９ｃｓｗ.ｃｏm，她才不得不承認，她說過的這些，都是真的。

不是她心如鐵石，她也不想這樣，張愛玲完全白描的手法里，未必沒有對於人性的失望，這篇描寫戰爭中的人性的文章里，她同樣有對自己的拷問，只不過人性由老天賦予，她有失望，但不自責。

唯有一個小插曲值得玩味，張愛玲後來在「印象記」里提到台灣有臭蟲，這引起一路陪伴她的青年作家王禎和的不滿，他寫信向她抗議，張愛玲調侃地解釋了一句：臭蟲可能也是從祖國大陸撤退的吧。

多年來，她的好友宋淇在香港幫她接洽劇本，付給她最高的稿酬，這次也不例外，等待張愛玲的任務是把《紅樓夢》改成上下兩集的電影劇本。

和賴雅的十年婚姻，前五年雖然靠她掙錢，但賴雅給了她許多的溫暖與愛之外，還幫她解決做家務、跑郵局之類的瑣事，後面五年，賴雅倒下來了，要「低能」的張愛玲來照顧他。「低能」是一個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張愛玲自稱「低能」時，是理直氣壯的，也就是說，她心底未嘗不認為，相比寫作才華，缺乏生活能力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賴雅倒下之後，她最需要的，恰恰就是這個能力，為之所苦的那些歲月，她對賴雅不可能沒有怨恨。

然而，作為後來者，我們可以輕易地翻到最後一頁，看到賴雅的終極成就，不得不遺憾地說，他也許算一個出色的作家，卻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完美的童年及後來的一帆風順，像一柄雙刃劍，讓他元氣充沛，卻沒有得到淬火的機會，他的世界是偏明朗的，沒有陰影輔助，缺少了張愛玲那種參差對照的層次感。

1962年2月18日，農曆正月十五的前夜，她站在公寓的屋頂，與生平最愛的月亮對視，她寫過樓板上藍色的月光，像是靜靜的殺機，寫過陳舊模糊的月亮，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下的淚滴，這個元宵夜，她看到的是一顆紅色的滿月，怪異，驚怖，在天宇下，不動聲色地與她相對。

張愛玲不甘心眼下的灰暗，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沒有才華，她受到冷落的原因，應該是中西文化的隔閡。張愛玲選擇張學良為主人公原型，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因為這個人被美國人知曉，寫一個他們認識的中國人，他們總會有興趣一些吧？

也難怪，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都太冷了，她們喜歡清潔，冰清玉潔，冰和玉都是冷的。張愛玲也喜歡清潔，她最怕的是虱子，但她沒有母親和姑姑那股「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的勁頭，對溫暖，有種嚮往。

3月16日，張愛玲終於離開香港，飛回華盛頓，奇怪的是，賴雅在華盛頓機場看到的她沒有一絲萎靡之態，反倒是「生機勃勃」的。這應該是丟棄一個爛攤子的如釋重負，還有「重整河山待後生」的摩拳擦掌，也許在飛機上，她就在心裏與往日分道揚鑣，決定在小說創作上大顯身手。當賴雅提出要陪她遊覽她最喜歡的紐約時，張愛玲認為來日方長，她喜歡紐約，是想在那裡定居而不是做一個遊客，這個夢想，寄托在下一部小說的成功之上。

十七歲，他進入賓州大學，修文學，二十歲以前，已經寫出不少詩，和至少一部名為《莎樂美》的詩劇。二十三歲，他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創作的劇本《青春欲舞》被前輩欣賞，兩年後，該劇在麥克道威爾戲劇節上上演—四十二年後，他和張愛玲在這裏相遇。

滿世界的風雨都潑了過來，張愛玲給賴雅寫信，只有他，能夠跟她共同分擔壓力，賴雅迅速給她回了信，向她求婚。他不是想以此給孩子一個名分，他同樣要不起一個孩子，應該是張愛玲信中的驚惶讓他感同身受，他用求婚來為她壓驚。

1961年夏天，張愛玲開始籌劃一趟東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國的香港和台灣。除了尋找更多的經濟渠道外，張愛玲還另有一偉大計劃，為創作以張學良為原型的小說《少帥》搜集素材，最好是能跟張學良本人見一面。

經雲，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曰，心不隨境轉，得大自在。張愛玲像林黛玉一樣「時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東躲西藏，堅壁清野，導致的後果是，越發感覺虱子的存在，那些虱子其實是駐紮在她心裏，連醫生都對她的「虱子說」將信將疑。

「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這是張愛玲那篇《愛》的結尾，寫這文章，是在她二十幾歲的年紀，在上海。如今她已經三十六歲，大概已無心於那樣的遇見。和賴雅的第一次見面平淡至極，在文藝營的大廳里，在晃動的人影與聲音中，初來乍到的中國女作家和年過花甲的美國老作家友善地打了個招呼。

張愛玲對賴雅的形象也很推崇，說：他戴的扁帽則予人十分歐派的感覺。她曾聽過與他初會面的年輕人以及年長女士評論他的外形，言詞中饒富敬佩之意。

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她對理想的嚮往，1961年10月，張愛玲如期登上了前往台北的飛機，對於賴雅的歉意淹沒在開拓未來的躊躇滿志中，她指望憑藉《少帥》翻盤。然而這趟旅行一開始就不順，在台北，她申請拜訪被蔣介石軟禁多年的張學良本人，這個幼稚的想法自然地碰了壁，好在張愛玲並不打算寫出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小說，她的視線，主要停留在這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關係上，想象力可以填充未知的那部分，所以，據知情人透露，這部小說還是完了工，但不知什麼原因，至今未見天日。

現實中，她無法做得那樣好。胡蘭成有一句話說得對，她不喜歡小孩子小貓小狗小天使，是因為她自己是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住在她心裏，跟了她一輩子，她願意喜滋滋地仰起臉，看大人們走來走去，她害怕作為一個成人存在。

她是喜歡他的，溫度之外，還「飽藏強烈能量」—許多年之後張愛玲這樣形容他，他永遠生機勃勃，困境中也能給身邊人以安全感，而這，正是張愛玲所需要的。

對於張愛玲的「重利輕別離」，賴雅很難接受，心理感覺變成生理感覺，他渾身上下都感到刺痛。他寫信給麥道偉文藝營申請重返那裡，又寫信給女兒問能否把自己的東西運送到她那兒，給女兒的那封信，他特地給張愛玲過目，讓她感覺到自己的那份無助與酸楚，但張愛玲沉浸在對未來的想象中，顧不上照顧他的感覺。

好萊塢拋棄了他，就像一個魅惑但輕浮的女子，對誰也沒有長情。一代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總有新人脫穎而出，賴雅又非一線編劇—他就沒有做一線編劇的野心，十二年之後才過氣，已經很夠意思了。

好在親情沒的選，愛情有的選，愛情比親情更私人化，她立意在自己選擇的愛情里，扮演理想中的自己。上次她的乾淨碰上了胡蘭成的油膩，她也並沒有完全灰心，這次，她仍然用那種東方式的賢淑、單純與赤誠去對待賴雅。她的付出獲得了回報，炎櫻說起賴雅對她的感情，說我從未見一個人如此痴愛另一人；賴雅的女兒說起父親對於繼母的感情，也不約而同地用了「痴愛」這個詞。

又是一段閃電式戀愛，不到兩個月，張愛玲便以身相許。「以身相許」這個詞用在這裏似乎不準確，它東方色彩太濃，柔婉的語氣背後未嘗沒有一點兒訛詐意味—我從此是你的人了，你要對我負責任。

這封信寫於1962年2月10日。

時光能否如沙漠上的風，在清晨抹平前夜留下的雜沓腳印？我覺得不能，很多年之後，張愛玲表面上的平靜並不能說明那一切沒有在她心中留下痕迹，那痕迹不是怨恨，而是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