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者文化」是我離開華為後，任正非提出的一個新名詞。對此，我似乎似曾相識，又似乎有點陌生，我感覺陌生的成分還要大些。為何任正非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艱苦奮鬥？在這之前，任正非不提文化很久了，而曾經華為文化是多麼的響噹噹。1995年，華為市場部大辭職拉開了整個華為文化的高潮，隨後是連續幾年轟轟烈烈的「英雄系列」、《華為基本法》、IPD、研發的「工程商人」文化等—那時，這些在我們眼裡都屬於華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漸漸地，任正非一度主動「放棄」了華為文化，放棄了以企業文化為由展開相關的活動。他做得如此之好，以至於公司內部的人都已經習慣了沒有「文化」的日子，再也不把華為文化順口溜似的掛在嘴上，漸漸地我們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認可了不說華為文https://read.99csw.com化。

天空沒有留下痕迹，而鳥兒已飛過。當我的目光重新回到電腦屏幕，額外的感慨已經平息。我們又不是沒有碰到過任正非不斷帶給我們新震驚的情況。我們早已熟悉這種震驚。說不定，「奮鬥者文化」不過是任正非另一次「打造」行為、另一次「打造平台」而已。要知道，哪怕經過了20多年的良好發展，華為還有謎一樣的外人幾乎無從知曉的東西，那就是華為的股權結構和接班人問題。不知道這個可能的打造是否會是任正非的最後一次「打造」。

當然我們是從邏輯上這樣說的—實際上，對於任正非，重視管理和變革、重視流程和制度建設在《華為基本法》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把世界級作為目標也不是《華為基本法》頒布后才產生的想法，更不是在頒布后九_九_藏_書，就立即著手進行「大躍進」式的發展，非要「三年超英，五年趕美」。在任正非那裡，事情從來不是一勞永逸地、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決，而是像素描、像雕刻，一筆一筆地、一刀一刀地、反反覆復地、螺旋上升般地行進著……

到了一定時候，企業家和企業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分離：企業必須形成自身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而不僅僅依賴企業家個人的品行、德性和權威。這本身也是理想型企業家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即企業家個人的理想必須升華到企業的制度建設中。或許應該說，理想型必鬚髮展為制度型（從邏輯上說，理想型的下一個發展目標是制度型，不過目前我還無力去說這個制度型）。任正非通過《華為基本法》，部分地做到了一些，這也就是說，他個人創辦華為的早期的理想主義色彩，在《九_九_藏_書華為基本法》的起草中顯了像、定了影，不過還是黑白照片，不能算是彩色照片。

現在任正非又「撿起」文化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撿起來，「自2008年5月31日~2009年4月，任正非分別在五大體系的奮鬥者表彰大會上作了五次講話」。這兩三年內他連續在各種不同的場所重複地提「奮鬥者文化」和艱苦奮鬥，重複程度之高，已顯得沒新意了。而且，就我所接觸了解到的，這個「奮鬥者文化」與現在的華為人之間，再也沒有當年我們與華為「英雄文化」之間那種生動活潑、性情自發、新境迭開的勁道，只有一種苦口婆心，只有一種分配關係，似乎這個文化搞來搞去就是為了實施新的股票、獎金和薪酬的發放方式。而為了分配的原因再提文化，在我聽來，倒是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哎，仔細九-九-藏-書想來，現在華為重提的文化，已不是原來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文化，而是「奮鬥者文化」，說白了就是「老闆文化」，因為任正非是最大的奮鬥者。是不是低調的任正非終於感到有點沒人為自己說話的苦悶了呢？抑或是他終於意識到，只靠自己一個人自我批判、自己一個人在思想上艱苦奮鬥，是遠遠不夠的？

在我寫完本書初稿，正不斷潤色、修改中時，赫然聽說了華為的「奮鬥者協議」：「我自願申請加入公司的奮鬥者，自願放棄所有帶薪年休假……」雖說這仍然是任正非一貫的風格，我們這些曾經的華為人不應太吃驚，然而我還是暫停了打字，把目光瞟向了窗外的藍天。莫非這是老任在華為這個他的作品上又刻下的重重一刀？

《華為基本法》開章明義地說：「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實現顧客的夢想，並依靠點點滴滴、鍥而九九藏書不捨的艱苦追求，使我們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世界級的目標一旦被挑明，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我褒義地取用這個詞，盒子代表世界級），藏在裏面的「世界級生產系統」、「世界級產品質量」、「世界級研發體系」、「世界級供應鏈」、「世界級營銷方法」、「世界級財務體系」和「世界級治理機構」等紛紛找上門來，「驅迫」理想型企業家又必須重新出發：企業里所有的一切，包括以前做過的、沒做過的，做好了的、沒做好的，通通都要重新再來一遍，都要按世界級這個標尺來重新衡量、重定目標。該改弦易張的改弦易張，該脫胎換骨的脫胎換骨，該由表及裡的由表及裡，該推陳出新的推陳出新。《華為基本法》之後，任正非的精彩，才算真正開始。

也可以說，《華為基本法》是任正非的理想型的一個結晶體。但也就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