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是一種精神力量，而這種力量是能讓濫用公權力者膽寒的。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學信徒紛紛決定前來為他送葬。這個消息立即讓當局驚慌失措，下令地方官嚴加約束，以防學人聚眾鬧事，或者趁機妄談國是，謬議朝廷。結果，葬禮上便只有寥寥幾人。

偽君子和變態狂，就是這樣產生的。

知道了這些史實，也許就不難理解兩宋理學家為什麼比任何時候任何人都重視氣節。因此，儘管我們堅決反對寡婦守節之類慘無人道的變態主張，卻仍不妨對理學派表示歷史之同情。是啊，沒有氣節，他們又怎麼能堅持下來。

這一點都不奇怪。實際上從殺害岳飛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為過去，為了鞏固皇權可以犧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為帝國的潛意識。只不過有了程朱理學，洗腦變得更加方便並得心應手。岳飛可以死，文天祥必須死，王玉輝的女兒豈非更該自己去死？她母親就算哭天搶地，又頂什麼用？

事實上，從江湖走向廟堂，或許是朱熹們的幸運，卻是我們民族的不幸。問題不在於程朱理學是對是錯，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權力神聖化，就會變得死氣沉沉。朱熹有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麼請問，程朱理學被奉若神明之後，還能見到並接受些許清泉嗎？hｔtpｓ://rｅａd•9９ｃsw.com

這下子朝廷無話可說，只好同意。

後來承繼大統的趙昀（讀如勻）也懂朱熹。這位因崇尚理學而被尊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後由朱熹政敵的政敵擁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識到，只有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學，才是鞏固皇權和維持統治之最為有利的思想武器，於是下令特贈朱熹太師銜，冊封為國公，又將他和北宋四位理學家的牌位供在孔廟。這當然尊貴之極，儘管由於政敵被暗殺，朱熹在寧宗後期已經恢複名譽，他註釋的《論語》和《孟子》也成了官辦大學的通用教材。九*九*藏*書

那麼，朱熹的影響力為什麼這樣大？

誰的心靈強大，誰又色厲內荏，豈非一目了然！

理學和皇權，一齊成了天理。

那好，現在就去讀讀宋詞。

這種盛況也不難想象得出。畢竟，無論民辦公助或官建民理，白鹿洞或象山之類的書院總是具有私學性質，生徒也都是慕名而來，受教而去。講師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對書院的興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反過來也一樣。當學生心悅誠服其觀念主張時，他們的學說也就能夠得到廣泛傳播。

與此同時，程朱理學中的惡開始沉渣泛起，比如對個體生命的冷漠。這些惡原本就是胎毒，現在則有了溫床。得到滋養的癌細胞漸漸向全身擴散，就連肌體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開始變得不合理，最後終於變得邪惡而血腥。

曾經的偽學和妖術，現在變成官方哲學。

事實上，從二程兄弟開始，兩宋理學家們在世時大多數沒有顯赫的官方地位，相反還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嚴重的一次是南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敵們彈劾。他的學說被誣為偽學，學術被誣為妖術，學生被誣為逆黨，本人則被奏請按照孔子誅少正卯先例斬首。最後結果是朱熹跟程頤晚年一樣，在監視居住中黯然去世。

原因之一在書院。

當然，程頤和朱熹都沒說寡婦非死不可，但自會有人替他們說，因為上有所九_九_藏_書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盡忠守節是道德，實行起來就只會層層加碼。何況程朱理學已經是官方哲學，道學先生便有了要求別人的權力和理由。結果是什麼呢？是調門越來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著去做，便只好裝。

可惜，失去制約的同時也失去了幫襯。當唯我獨尊的皇帝決心乾綱獨斷時，身邊就只剩下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著王炎午面具的留夢炎。最後，真正成為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將自己和自己的帝國一併了斷。

書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與理學緊密相連，並且成為文化現象，則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書朝廷，請求修復白鹿洞書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經給賜經書，應該作為名勝古迹予以保護。誰知此議一出輿論嘩然，奏請也被駁回。於是朱熹又提出：現在佛寺道觀遍地開花，書院卻寥寥無幾。那麼請問：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哪個有利，哪個有害？

這樣的話，目不識丁的也聽得懂。

傳播的途徑有口碑和書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業興旺發達的時期。朱熹把握了這個歷史機遇，甚至身體力行親自開辦出版公司，以至於陸九淵的學生也要到朱熹的書店印廠來買書。不過，朱熹刻印得多，盜版更多，害得老先生為此傷透腦筋，甚至為了防止謬種流傳誤人子弟，不得不將那些粗製濫造錯誤百出的盜印書版買下銷毀。https://read.99csw.com

萬事開頭難。白鹿洞書院修復后，全國各地和其他學者紛紛效仿，理學也終於有了傳播思想的陣地。比如陸九淵在江西貴溪的象山書院開壇佈道，學生結廬其旁；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在朱熹和張栻主持講學期間，生徒竟多達千人。

原因之三是他的學說平易近人。無論多麼複雜的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出來。比如他教學生讀書，就是這樣說的：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

後來成為統治思想的理學，其實命運多舛。

黨禁對朱熹學派打擊極大，列入「偽學逆黨籍」黑名單的無一倖免。扛不住壓力的改換門庭，過門不入；立場堅定者也只能蟄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裡來見朱熹。

泥菩薩是不會過江的。

請問，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當然，事情弄得不可收九-九-藏-書拾，要到明清以後。在中華文明走到歷史岔路口的此時此刻，儘管北國已是鐵血，南宋卻兀自風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現了所謂中興氣象，儘管這很快就成為過眼煙雲。但不管怎麼說，兩宋文化的繁榮精緻都登峰造極。尤其是那餘音繞梁三日，讓人回味無窮的詞，絕不會隨著宋的滅亡而消亡，反倒會流傳千古，歷久彌新。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元黨禁」。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此後理學的地位扶搖直上，無人能及。從元仁宗欽定朱熹的《四書集注》為科舉考試教材，到明太祖規定四書五經為儒生必讀，再到康熙帝極力拔高朱熹地位，三個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權，觀點居然驚人地一致，程朱理學統治中國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時間便長達七百年之久。

各個學派輪流坐莊的事，再也沒有。

現在看，朱熹真是懂教育，懂傳播。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那時，皇權是受到制約的。宰相們可以對皇帝的決策表示反對，實在不行還可以辭官不做。明清兩代可沒有這等好事，皇帝的權威和聖明跟朱子學一樣不容置疑。也許，正是為了保證自己至高無上專制獨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嚇人的地步吧？

朱熹有這種風格也不奇怪。前面說過，理學是要跟佛教爭奪思想文化陣地的；而禪宗和凈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簡單明了，不故作高深。這就值得借鑒學習，也該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何況理學講義理之辨，當然要說得明白；講正心誠意，當然要直指人心。

理學在南宋，其實有一陣子是地下黨。

朱熹影響力大，這是原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