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是的。在佔領區我們是納粹的俘虜。總之我的自由大受壓抑，因為它無法在我希望的任何一種形式中得到表達，特別是，納粹佔領法國，我寫的小說就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條件下它們不能發表。現在我覺得這是很奇特的，我在寫作中注意到，除非納粹被消滅，我的作品就不可能出版。正像我選擇的名稱「社會主義和自由」所清楚表明的，抵抗運動使我傾向於社會主義，但我不知道自由在其中是否有它的地位。

波伏瓦：這使你同共產黨人決裂。在1962年你畢竟多少同蘇聯恢復了關係，我們剛才已經說了。但這次決裂是最後決裂。你怎樣解釋你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期間的態度？

薩特：是的，很快這個運動就表明它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它原先的目的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那時它不可能豎起一面與共產黨並列的不同的革命大旗。就革命是拒絕自由的思想說來，在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和作為群眾運動的革命之間是有一種矛盾的。這樣，在很長的猶豫之後，又有另一個矛盾時期——李奇微作戰計劃時期。李奇微來到巴黎。共產黨舉行示威活動反對他，一次激烈的示威活動，幾小時后杜克洛坐著小汽車準備通過，車座上有兩隻鴿子，他被逮捕了，理由是鴿子是帶菌者。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因此我寫了一篇文章為共產黨人辯護，在《現代》上分幾期連載，這使得共產黨改變了對我的態度。

薩特：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後來，在我同人們、事物和同自己的關係中遇到的我的思想上的困境使我把自由弄得更明確一些，給它另一種意義，我開始理解自由同自由的障礙相遇時的情況，然後，偶然性作為自由的對立面，也對我顯現出來。而作為一種事物的自由，它是被先前的時刻所嚴格限定的。

薩特：正是如此，這個同性戀兒童，他受年輕的雞|奸者毆打、強|奸和壓服，被他周圍的流氓像玩物一樣對待，他還是變成了作家熱內。這兒有著自由產生的變化。自由是這個不幸的同性戀兒童讓·熱內通過選擇成為大作家，一個雞|奸者讓·熱內的變形，如果這不是幸福，那麼至少是對自己確認。這種改造也可能不發生。熱內的改造真正是由於他運用了自由。它通過給世界另一種價值而改造了世界。這確實是自由，它除了是這種轉換的原因外什麼都不是。正是自己選擇著的自由本身構成這種改造。

我同你一起去的。這是1955年。

薩特：就我的自由說來，我沒有改變。我認為我是自由的。跟許多人一樣，我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了。在戰爭期間我受到壓迫。我是一個戰俘。我當戰俘時，我是不自由的。但我經受這種戰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種自由。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認為自己幾乎對於一切對我發生的事情都負有責任。當然，是在被給予的處境中的責任。但總的說來，我在一切我做過的事情中遇到了我自己，而我不認為自己的行動由一種外部原因決定。

波伏瓦：這跟你的特別的情況有關，因為你不是常遭強迫的。你有某種特權，多少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你談到生產線上的工人時，你說：「他們沒有感到自由。」你認為他們到底是沒有感到自由，還是他們不是自由的？

薩特：我仍然保有這種思想，自由也包含著可能去死的因素，也就是說，如果明天有某種威脅或其它東西危及到我的自由，死是一種維護它的方式。

薩特：因為我認為自由人應該站在人一邊，反對任何用自己製造的形象來代替人的行為，無論是法西斯主義的人的形象還是社會主義者的人的形象。我認為自由人對立於那些組織起來的表象。

波伏瓦：甚至一種通敵的親納粹的選擇。

波伏瓦：但他們是用這個詞來稱呼自己的。是不是這個原因？

波伏瓦：你在哪兒發表它們？

波伏瓦：是的，但並不是你自己決定去亨利四世中學的，也不是你自己決定不再受你同學的迫害的。

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人為了能是自由的，就需要別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這大約是在1945年到1946年。

薩特：我同共產黨人的關係不是很好。

波伏瓦：但有件事你沒有談到。指引著你的生活的是寫作，對不對？

薩特：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這就是我離開拉羅舍爾和進了亨利四世中學讀一年級。我完全不再受迫害了。我甚至還得到了很好的聲譽。

波伏瓦：於是你決定支持共產黨，雖然你並沒有參加它。

波伏瓦：這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你的矛盾的解決？

波伏瓦：我們回到你個人問題上來，你是怎樣從你的自由是自我滿足的思想前進到所有他人的自由是你自由的必要條件的思想？這是你最終達到的觀點，是不是？

薩特：保留了。但它成了一種較為內向的感受。有一段時間我想通過搏鬥擺脫這種迫害，但結果是無法預料的，或者不如說它們是太可預料了，雖然我不肯做這種預料，我也試圖誘使一些人用種種計謀來幫我擺脫困境。但我不斷地意識到這樣做遇到的障礙。我和別的孩子之間也有著友誼。迫害不是他們對待我的唯一方式；他們也可以同我交談；可以成為我的朋友，同我去散步。我屬於我的學校同學這個集體之中，從這點看，我感到自由。最讓我痛苦的是我開始不同母親在一起的時期，我的繼父確實是這種痛苦的根本原因，我失落了什麼，失落了某種不僅同她相關也同自由觀念相關的東西。在這以前，我在我母親的生活中扮演著一個有特權的角色，而現在我失去了這種地位，因為有了一個人，他同她一起生活，他對她有首要的作用。以前，在我同母親的關係中我是一個王子，現在我只是一個二等王子。

薩特：許多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識分子的聲明，他們都反對這個干涉。

薩特：對，當時，那些贊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們在香榭麗舍大街遊行，有人高喊「殺死薩特」！法國政府希望因為我像其他一百二十個簽名者一樣簽名于這個聲明而對我起訴。但這個罪證是太小了，而我處在這種情況中又是太自由了。我從不屬於任何親阿爾及利亞的組織，但我贊同它們的態度，被它們全體所歡迎。我想說明的是，那些並不很重要的小小行動和我在巴西乾的使阿爾及利亞事業為人們所接受的整個事情都是因我的自由而產生。我想說明，我不由任何人決定，我根據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行動，我完全是自己介入。在這以後我們去古巴然後取道西班牙回家。我們入境時同海關人員爭吵了一番。最後他們總算讓我們通過了，但肯定已向巴黎方面報告了我們的歸來。我們的一些朋友勸我們坐飛機回巴黎，這樣如果我們被逮捕就可以很快地公之於眾，但我們覺得張揚此行沒有必要，更謹慎適當的做法是悄然無聲地返回巴黎。朋友們在巴塞羅那迎接我們——普隆，郎之曼和博斯特。他們同我們一起返回巴黎，警察拿去了我們的證件，並讓我們在一星期內到指定的地方法官那兒去。在我們預定去的前一天，我們從報上得知這個可憐的官員病了。過了一星期他仍在害病，這事就以這個可笑的情況作為結束。以後我們再沒有聽到我們作為「121聲明」的簽名者被控的事情。在數以百計的事件中我僅僅談到了一個小事件。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的時刻，自由使我發現法國人對阿爾及利亞人的真正關係——壓迫。我必然要以自由的名義來反對這種壓迫，自由對我說來是每一個人生存的基礎；作為一個人，我在每一時刻都被要求去採取行動來維護自由。我所採取的手段有賴於必然性，似與維護自由無關，但當我使用它們時，它們完完全全被自由所擊中——它們成了維護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

波伏瓦：抵抗運動是不是也有一種思想：總是存在著以死為出路的可能性？

薩特：當然是這樣。但我談的是當時我想到的。例如，我認為拷打是令人厭惡的，這是法西斯主義者強迫人們成為法西斯主義的人的意志的結果，是法西斯主義假說引出的原則。

薩特：對。但我還是區別了這兩個概念。我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不是能同自由相結合。

薩特：這是戰爭時期。戰爭爆發了。我是反對一切戰爭的，但我仍然不得不經受這場戰爭。我心中有一種反納粹主義的思想，我認為它必然導致軍事行動，這使我同我周圍的同伴在思想上溝通起來。

薩特：確切他說不是這樣的。這是為了說明在日常生活中和在集體生活的外交、政治和經濟方面發生的事件在一切水平上的重要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每個事件都有不同的層次，每個層次都構成這個事件的一種意義，而且，從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同佯的意義只有在這種特定的水平上被其所包含的東西所改變。主要的想法是，我們應該明白，社會上的每一件事都有許多方面，每一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同時又是完全地表現了這個事件的意義。這種意義可以在完全不同形式中找到，而且它或多或少在不同層次的每一種水平上得到深入發展。

波九*九*藏*書伏瓦：你自己同自由的關係，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薩特：是的。1968年5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大學會堂講了話；我是被邀請去的，我在一個擠得滿滿的大廳講話。當時巴黎大學是在一種奇特的狀態中，學生佔領了大學。這是一種奇景，後來我又在國立大學講話。這樣，我同1968年5月運動有了某種聯繫。後來的情況我比較模糊了。我記得被一群學生朋友召到巴黎大學講話，他們爭論一個具體的問題：他們第二天應不應該搞一個示威活動？這同我毫無關係而我只能在一般水平上說說。一張紙條放在我講話的桌上，「薩特，講短一些。」這表明他們並不特別希望聽我講什麼，而實際上我也沒有什麼可對他們說，我很長時間以來就不是學生了，而且也不是教師。我本來是沒有什麼資格的。但我還是說了一會，我上講台時他們十分熱烈地鼓掌，我下來時掌聲就低落得多了，因為我說的不是他們所期待的。他們希望人們說：「由於這個理由或那個理由，應該有一個示威活動，它有必然實現的條件，等等。」後來我起了一些作用。1970年，《人民事業報》接連有兩位主編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被關進監獄；我不認識毛主義者，他們頭一天還在《人民事業報》上攻擊我，卻請我去主編這個報紙。

波伏瓦：後來呢？有另一份報吧？

薩特：是的，但我認為這並不很重要。我把這當成是正常的。我服從這種安排，就像我坐在一張椅子上，我要呼吸要睡覺一樣，我的自由在一些並沒有重大後果的選擇中——例如，吃飯時要了這種食物而沒有要另一種一表現出來；我去散步或去商店這對我就足夠了。我想我的自由的體驗就在這裏面。當時它首先是一種狀態，一種感受，是在這一瞬間或那一瞬間作出一個決定的意識的狀態——是去買一個東西還是向我母親要一個。我的父母和他們加給我的義務代表了世界的法則，如果我懂得怎樣去應付它，我在對這些法則的關係中就是自由的。

波伏瓦：還有《聖·熱內》。這部書的驚人之處是，幾乎完全沒有脫離現在的自由。你給予個體的教養和他的整個處境一種非常重大的意義。你談到人們赤|裸裸的現實，不僅僅是熱內，而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是作為自由的主體顯現的。

薩特：很早。我有一個關於自由的樸素理論：一個人是自由的，他總可以選擇自己要乾的事情，一個人面對別人是自由的，別人面對你也是自由的。這個理論可以在一本很簡單的哲學書中找到，我用它來作為我定義我的自由的一種簡便方式；但它並不符合我真正想說的東西。我的意思是，一個人即使他的行為是由外部的東西引起的，他也要對自己負責。……每一種行為都包括了習慣、接受來的思想、符號的成分；於是這兒就有某種來自我們最深沉的東西和關係到我們原始自由的東西。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內在地作出另一種選擇？比如說，一種和平主義的選擇？

薩特：對，確實有。開始是作為一種希望，後來成了一種必然的東西；但只是到最後才是這樣的。

薩特：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像紀德在《偽幣製造者》中所解釋和描寫的那樣的無緣無故的行動並不使我感興趣。我讀這書時沒有發現這個詞在我的意義上具有的自由。但尼贊的切割包皮確實是我認為的無緣無故的行動，雖然這顯然是由於他對我隱瞞了動機而造成的印象。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從童年起你就有了這種自由感？

波伏瓦：你是怎樣從「一個人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自由的」思想前進到「死不是自由的出路，相反地倒是失掉自由的東西」這種思想？

波伏瓦：你寫《存在與虛無》時我們談到這個。你說，一個人在任何境況中都可能是自由的。在什麼時候你就不再相信這一點了？

波伏瓦：我們回到自由的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上來，你是怎樣從一種十分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理論前進到一種人應介入社會和政治鬥爭的思想上來的？

薩特：我認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特別令人反感，因為它清楚表明蘇聯對被稱作蘇維埃緩衝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這是一個阻止改變國家政權的問題，如果有必要就通過軍事力量。在一個有些奇特而很快就結束的時期，我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的邀請。蘇聯軍隊一開到那兒，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組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抵抗運動，特別是在布拉格，他們同時上演了我的兩個戲劇，《蒼蠅》和《骯髒的手》，帶著明顯的反對蘇聯的目的。我兩次都到場了。我對觀眾談到蘇聯的入侵，沒有隱瞞我的感受；我也在電視中說了話，話語要較為溫和些。總之，他們要用我來幫助他們同敵人作鬥爭，敵人是在場的但又看不出來。我在那兒呆了幾天，同各種捷克和斯洛伐克知識分子見面、談話。他們都非常厭惡這個入侵，決定進行抵抗。我離開時心情很沉重，但我確信這事情不會那麼容易完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對蘇聯壓迫者的鬥爭無疑會繼續進行下去。不久以後我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文章，這是為利姆的一本書寫的序言。

薩特：是的，這個矛盾本身我看正是自由的主要來源。我感興趣的主要不是我的准對象的自我，我在這上面思考得不多，比較重要的是所謂體驗水平上自我創造的自身的氛圍。在每一時刻，一方面，有一種對象意識，即對於人們居住的房間或這城鎮的意識，這是一個人偶然存在的意識，另一方面有一種了解和評價這些對象的方式——它雖然不是預定的，但也不是同這些對象一起被給定的而是來自自身的。它是即時給出的，它有一種鬆脆——它既顯現出來又能夠消失。自由正是在這個水平上表現出來，大體說自由正是這種意識的狀態本身，它表現的方式不依賴任何東西。它不由先前的時刻決定——它也許與過去時刻有關，但這種相關完全是自由的。從一開始起我就把這種意識看成自由。我同外祖父住在一起，我想，因為我是自由的，他顯然也是自由的。但我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自由的性質，因為他的自由首先以格言、雙關語和詩的形式表達出來；在我看來這不適於解釋自由。

薩特：我重說一下，自由體現了某種不存在但逐漸自己創造著的東西，某種總是現存於我之中，直到我死才離開我的東西。我認為別的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只是意識到這種自由的程度以及自由對之顯現的清晰度則根據環境、出身、自身發展和知識而有不同。我關於自由的思想被我同歷史的關係所修改。我在歷史中；無論我喜不喜歡它，我都不得不沿著某種社會改變的方向運行。不管我對這些改變採取什麼態度，它們都要發生的。這是我在那個特別時期學得的東西：一種有益的而有時是糟糕的節制。後來，還是這種情況，我懂得一個人一生的根本的東西，也就是我的根本的東西是在相互對立的關係之中，例如，存在和虛無，存在和變化，自由的思想和外部世界反對我的自由的思想，自由和境況。

薩特：是的，但我在蘇聯看到的東西並沒有讓我對它充滿熱情。他們顯然只給我看了他們認為可以給看的東西，而我有許多保留。

波伏瓦：你似乎是把自由定義為一個人在某些時刻可能有的自我創造。在你的一生中有哪些時刻對你顯出了這些自由選擇——或者是寧可說是這些創造？

薩特：我給了他一期頭篇文章的位置，然後我同你動身去度假。

波伏瓦：所有了解你的哲學的人都清楚你的著作中出現的自由的觀念。但我想讓你從個人的角度談談你是怎樣產生自由的思想，你怎樣給予它一種重要的意義。

薩特：對，以前已經有過對匈牙利的入侵。

波伏瓦：但你在《解放報》上寫了一篇很有頌揚性的文章。

薩特：是的。我想去看看，通過談話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使他們的世界觀、對彼此的力量的看法，對應該做什麼的看法有某種小小的改變。但首先，我去蘇聯是見像我一樣思考的人——已經自己在做這項工作的知識分子。我去見他們之中的兩三個人。

波伏瓦：對的，但是有沒有一個重新開始寫作的特別的時刻？八歲，這是一個孩子在寫作。這可能終止。

薩特：我沒有選擇它，但我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此作出反應。從一個人踏入這個行列起，他就要對自己怎樣度過這場戰爭作出選擇。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戰爭中我總希望把自己的作用呈現出來。發射氣球是我起的作用。要理解把紅氣球發射到空中和我們周圍的這個無形的戰爭總體之間的聯繫，這要求某種精神上的努力。於是這兒就有我和同伴們的關係，他們由於各種原因總的說來是反對這個戰爭的。我同你以及同其他人的關係。

薩特：說來很奇怪，這完全是亨利·吉耶曼的緣故。他關於拿破崙三世的書《12月2日政變》給了我觸動，在這書中他摘錄了報紙、私人日記和擁護拿破崙三世上台的作家寫的書，這使得我把杜克洛的被捕看九-九-藏-書成是十分嚴重的事情。

薩特：我認為這個過渡很重要。那時我正在寫《存在與虛無》。這大約是在1943年。《存在與虛無》是一本關於自由的書。當時，我跟古老的斯多葛派一樣，相信一個人總是自由的，甚至在可能導致死亡的非常令人不快的環境中，在這點上我有很大的改變。我認為實際上在有的境況下一個人是不可能自由的。我在《魔鬼與上帝》中解釋了我的這種思想。……海因里希這個教士，是一個從來都不自由的人，因為他是教會的人，同時又與人民有聯繫，而他們同他的教士教育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民和教會相互對抗。他使自己處於這些力量的相互衝突之中。他只有死去，因為他決不可能確認自己。我的這種改變是在1942年到1943年或者還要稍後一點，我從「一個人總是自由的」斯多葛派思想——對我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因為我總是感到自由，從不了解我不可能再感到自由的那些非常嚴重的環境一前進到後來的思想：存在著給自由加上鎖鏈的環境。這種環境是由他人的自由產生的。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自由被另一個人的自由或他人的自由加上鎖鏈，這是一個我總在思索的問題。

薩特：對，我可以自由地作出任何選擇。

薩特：對，是一個自稱彼埃爾·維克多的人領導的毛主義黨。這是我的又一次自由行動；看到毛主義者對我並不怎麼友好，我沒有受到任何人強迫一定要同意這事。但一天上午，一個毛主義者——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來同我談話，我答應他從這天開始我主編這個報紙。我同意當一個挂名的頭頭，因為我對他們的傾向和原則並不怎麼了解。我沒有實際當主編，他們也沒有讓我這樣做。我只是把我的名義給了他們，如果發生什麼事，我就同他們一起行動，給他們創造一點安寧的時間，不讓他們作為一家報紙和一個團體而受到鎮壓。使事情弄得複雜一點的是，不久之後開始對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審判，我作為《人民事業報》的第三任主編要出庭作證，並表示我同他們的一致。這一天內政部作出鎮壓「無產階級左派」的決議。這個黨遭到取諦。同時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受到很重的判決。此後不久，蓋斯瑪也被起訴，他躲藏起來，但最後被發現並帶去受審。我也為他作證。我不為自己擔心，我沒有被抓起來；他們認為我不是《人民事業報》的真正的主編，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實情，我同報上寫的那些東西沒有關係。但每一個人都知道我是主編，這是就避免其他人當主編被逮捕而說的。我沒有被捕，因為他們怕造成太大的影響。這樣，《人民事業報》有了一條奇特的生命，它有某種合法性，因為它出版了而我是它的主編，同時它又是被查禁的。當發現誰賣《人民事業報》時，就會把他抓起來關上幾星期。他們在印刷廠只搜查到很少的一點報紙，大部分報紙我們在這天以前都用卡車運走了，它們發送到各省和巴黎。我們採取了兩次冒險行動，有一部分送到勒克萊爾將軍大街，一部分在沓瓦森尼爾大道。我遭到警察的監視。這些行動使得我同在報社工作的毛主義者的關係親密起來。他們開始願意對我談話。我們見了一些面，維克多、蓋斯瑪和別的人同我討論各種情況各種看法，最後，在這第一階段雖然我沒有成為真正的主編，我開始意識到可以在「無產階級左派」的價值。我開始意識到「無產階級左派」中發現一種戰鬥性的自由，一種在社會和政治水平上影響我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中我看到有設想一種自由地進行戰鬥活動的戰士的可能性，雖然這乍看起來是矛盾的。而這確實不同於跟一個戰鬥性的共產黨員在一起的情況。雖然我從沒有參加過「無產階級左派」——我說過，它被解散了，但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著——我逐漸接近毛主義者的某些主張。我同他們的討論，通常是單獨同維克多在一起，變得越來越密切；我看到「無產階級左派」可能對我有多麼重要；我開始同編輯部成員談論《人民事業報》和其中一些文章的情況，最後我自己主編了一兩期，集中了各種投搞者，這些領導人反對我這樣做；他們願意看一看這會產生什麼結果。我顯然採取了毛主義者思想的一般傾向，但僅僅是就他們……吸引了我的地方而言。這樣我搞了兩期，然後我多少又退回來了，雖然我仍然在首頁上保留著我的名字，而最後《人民事業報》終於停刊了。但毛主義的精神仍然存在，並且我把自己看成是它的一個代表，雖然毛主義這個名稱再沒有任何意義。我和維克多、加維在我們出版的《造反有理》中表達了我們的思想。我從1970年到1973年在「無產階級左派」中走過的歷程就是這樣的。

波伏瓦：你創辦《現代》是為了參加政治鬥爭吧？

波伏瓦：這也可以解釋你同社會主義的關係，對不對？

薩特：不論什麼時候，我以這種或那種政治和實現行動的方式介入時，從沒有拋棄過自由的思想。相反地，我每一次行動時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我從未屬於哪一個政黨。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贊同某個政黨——現在我對毛主義傾向有一種認同感，毛主義組織在法國開始被解散，但它沒有被消滅——有持續性的好感。因此我同各種團體接觸，但不屬於它們中的哪一個。它們請我做事情。做不做在我是自由的，無論同意還是拒絕我總是感到自由。例如，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態度。這時我發現我同共產黨的區別，確切地說，它和我希望的不是一回事。它也設想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但只是作為一種可能性，而我們則同意民族解放陣線對未來獨立的直接要求。我們和共產黨人在某種程度上又一起去建立一個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團體。我可以說這走得並不太遠，因為共產黨人打算損壞我們的努力成果。我總是把殖民主義看成一種完全的強盜行為，是對一個國家殘忍的征服，是一個國家遭受另一個國家的殘酷剝削；我認為所有的殖民地國家或早或遲都必然要擺脫它們的殖民者。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我完全贊同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政府，雖然許多法國人贊同保持一個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於是我同某些法國人有著持續的鬥爭，而同另一些贊成阿爾及利亞解放的人的友誼和結合卻變得更為密切。我走得甚至更遠。我同讓森一起去跟民族解放陣線接觸，我為他們的秘密報紙寫文章——我說這些事情只是為了說明，自由是怎樣包含于這個事件之中。這是某種原初的自由，它使我在十六歲時就把殖民主義看成一種反人類的獸行、一種為了物質利益毀滅人的行動。自由使我成為一個人，而使殖民主義成為某個卑鄙的東西，自由使我成為一個人，而殖民主義卻毀壞了別的人，因此，要使我立身為一個人，就意味著要反對殖民主義。我十六歲時思考的東西到後來可能發展得更加強烈和深刻，而我甚至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之後還在思考它，而且我現在仍在思考它。1960年我在巴西。巴黎的朋友們打電話到里約熱內盧給我，他們告訴我，讓森、他的朋友和同他一起工作的那位婦女受審的時間，請我寫一個證詞讓他們在法庭宣讀，因為我不能在他們給我的期限內趕回。但我顯然無法口述這個證詞。因為電話非常糟糕，我聽不清他們說什麼，他們也聽不清我說的話。我只讓自己重複記住證詞的幾個基本點；他們總算弄懂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他們會作很好的加工的。我讓他們寫了這個證詞，我回去後讀了它，我覺得他們寫得十分恰當。

波伏瓦：你經受他們的迫害時還保留了自由的感受嗎？

薩特：因為這不再是一種用一些國外旅行作點綴的教師生活。我投身於範圍廣大的社會境況之中。

薩特：對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我相當滿意的假說，但在我看來它沒有向自己提出真正的問題。例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是什麼的問題。不得不用需要的滿足來代換關於人的本性的完全唯物主義的概念。這是在戰前我對社會主義感到煩惱的東西。一個人為了成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必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我不是唯物主義者。為了自由的緣故我不是唯物主義者，只要我不能找到一種使自由唯物主義化的方式——我一生后三十年力求找到這種方式——我在社會主義中總可以發現某種使人厭惡的東西，因為個體在有助於團體的名義下被除掉了。社會主義者有時用自由這個詞，但這是一種集體的自由，同形而上學沒有任何關係。戰爭期間和抵抗運動中我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上，那時我對自己是滿意的。我做戰俘的時候，晚上，在營房，我給同伴講故事，說笑話。大約八點半熄燈。我們把蠟燭放在小罐頭盒上，我開始講故事。我是唯一坐著和沒脫衣服的人，他們都在床上躺著。我具有一種個人的重要性，我是使他們高興和感興趣的夥伴。

薩特：因為一致性是合乎一個人的生活中的願望的，但它僅僅對於正題或反九九藏書題適用。我說的正題是觀念和習慣的一種總合，它寧可說應該大體是一致性，儘管本身包含著一些細微的矛盾，同樣地，反題也應該有一種一致性。這兩者之中的每一個，正題和反題都可以解釋為對另一個的對立物。然而我來為你展開可以被稱為正題的東西；而其餘的東西可以為你解釋為反題。在我生活的第一階段，雖然有些模糊，我看到了我的自由和世界之間的對立。戰爭和戰後這些年除了對立的發展再沒有別的什麼，這是我選擇「社會主義和自由」作為我們抵抗運動的名稱時我想指出的東西。一方面是一種有秩序的團體的思想，每一個人都按照自己的主義發展；另一方面，自由的思想，這是每一個人和全體的自由發展，在我看來，這兩種思想是相對立的——甚至在每一個單獨存在著，一個人從另一人那裡分開的時候。在戰後我所發現的東西就是我的矛盾和這個世界的矛盾，在於自由觀念，個人的充分發展的觀念和個人所屬集體的同等的充分發展的觀念的比照，二者一開始就顯得矛盾。社會的充分發展並不必然是一個公民充分發展的先導，在這種水平上，一個人可以為我的歷史，戰後我的清楚明白的、戰前我的模糊朦朧的歷史提供解釋；也就是說，我的自由的觀念意味著他人自由的觀念。只在他人自由時我才能感到自己自由。我的自由意味著他人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不可限制。但我又知道有著制度、政府、法律，總之是強加于個體之上，不讓他以任何方式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一整個對立物。就在這裏我看到矛盾之處：因為作為一個社會世界必須有某種體制而我的自由又應該是完全的。這個矛盾在佔領期也很明顯。抵抗意味著非常重要非常嚴格的許多準則，例如，進行秘密工作或完成特別的危險的戰鬥鬥爭任務，但它的更深的意義是建立另一個應該是自由的社會，因此個體自由的理想就是建立他為之戰鬥的自由的社會。

波伏瓦：你的自由概念基本上是斯多葛的自由觀——那些不依我們而定的東西並不重要，而那依我們而定的東西就是自由。因此一個人在任何境況中，任何情況下都是自由的。

波伏瓦：你還幹了別的事情嗎？

波伏瓦：是當時的《解放報》……

薩特：有關係，但那是在事件發生以後。在《現代》中我們注意到了大學問題。特別是我們談到講課。教授的講課，克拉韋茨寫了一些文章；後來，像每個法國人一樣，我們出乎意料地被1968年5月事件所抓住，當時青年們並不十分看重我。

薩特：在巴西，阿爾及利亞的代表要見我。我同他見了面，談到支持阿爾及利亞人的宣傳；我們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我在聖保羅就阿爾及利亞戰爭作了一個演講，我還記得這次演講。聽眾熱情如潮，他們大批地湧來，主要是學生。他們猛然打開門，大廳上下到處擠滿了人。我說明了我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觀點。這也是民族解放陣線的觀點，有個法國人試圖駁斥我，他這樣做是需要點膽量的，因為聽眾總的說來是站在阿爾及利亞人這一邊。他受到嘲罵，講話沒人聽。我回答了他，他溜走了，這個集會變成一次聲援阿爾及利亞人的示威活動。通過這一切我感到是完全自由的；我本可以拒絕作這個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演講，或者用一個文學主題來代替，但我希望去講述使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的確切事實，我作這個演講時，我是自由的，同時它的主題又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由。在這個水平上，我發現我的自由——以自身為目的的自由——和反對任何可能妨礙自由的東西——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他人的活動——之間的聯繫又一次清楚地表現出來。因此，問題在於要把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由作為最高的絕對的目的，而把戰爭看做阻止人們解放自身的企圖。

薩特：對。我正是由於一種意識狀態的性質而總是感到自由。

薩特：這是我使聽故事的人，對我感興趣的人，大笑的人結合成統一體。這是一個綜合的統一體，而我是創造別的統一體、社會統一體的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我承擔了我的自由。我看到自己在我的自由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小小的社會。

波伏瓦：應該說當時你已是筋疲力盡了。

薩特：這是一次再沒有真正恢復過的決裂。從1962年開始，同共產黨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恢復，我又去了蘇聯。

波伏瓦：你沒有感受過壓迫嗎？

薩特：對。我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我接觸的孩子完全接受了我的態度，因為他們也非常維護自己的權利。我上一年級、哲學班和文科預備班的那幾年是十分愉快的，我感到自己完全是可被人接受的。

波伏瓦：你並不是選擇自己投身於其中的。你是被徵集入伍的。

波伏瓦：我們回到那些時間上來，當時你大概感到不自由，但你回過頭來看時，你有著重要的選擇。

波伏瓦：現在你怎樣看待自由？你的自由和一般說來的自由？

波伏瓦：1962年我們一起去的，實際上有兩次；然後是在1963年、1964年、1965年。

薩特：有《解放報》！好像很自然地，我應該是《解放報》主編，這不是毛主義者的報紙，但這是由毛主義者和其他一些左翼團體的代表共同創辦的。我被邀請當主編，因為我是《人民事業報》的主編。我同意了，因為我想，這可能意味著真正進展到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左翼，一個極左翼的報紙，當每一個事件發生時，我們都可以完全明確地說出我們想說的東西。在這個報社中，我又有點像一個挂名主編。起初是因為主編的職責不明確。後來原因很簡單：我病了，這妨礙我在《解放報》中真正起作用。現在我再不是主編了，我因病不得不辭去此職，但我還是新編委會的成員，這個編委會決定報紙的大政方針。你知道，我仍然十分疲弱；我既不能讀又不能寫——我可以用某種方式寫，但我看不清我寫的東西。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設法讓人們了解我的觀點。這裏的自由又總是根本的東西，是我選擇的理由。而新的《解放報》在這個夏天改辦了；我、維克多、加維和其他一些人研究了新的形式，現在新《解放報》幾天內就要出版，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薩特：我說過，使他們決定自己行為的是別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壓抑感、職責感和虛假的契約感；總之，是把一種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弄得混亂的奴隸般的勞動。這仍然存在著，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造反？但這往往被集體主義的形象、被每天強迫完成的重複行動、被未經自己仔細思考而得到的觀點、被知識的缺乏所蒙蔽。有時自由在不用自己的名義的情況下對他們顯示出來，例如像它在1968年乾的那樣。他們要打倒整個壓迫者階級，使之不能動彈，使之消滅，為的是找到一種他們可以為自己和社會負責的狀況，這時，他們是自由的。我認為在1968年他們開始意識到自由，只是在後來他們又失去了這種意識。1968年這個時期很重要，很美好，既不實在又是真實的。這是一次由技術人員、工人，這個國家的活躍力量進行的行動，他們開始意識到集體主義的自由是某種跟所有個體的自由的結合不同的東西，這就是1968年所體現的東西。我認為當時每個人都能理解他自己自由的本性和他屬於集體的本性，歷史上常有這種時刻，巴黎公社就是這種情況。

薩特：有一段時間是沒有。

波伏瓦：你有一種綜合的思想。

薩特：那時共產黨對我的態度有了改變，這樣我對它的態度也有了改變；我們成了同盟者。其餘的左翼不再存在。社會黨人繼續站在右翼一邊，他們同共產黨作對，儘可能地對它發動攻擊，在我看來，要做左派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附共產黨。儘管有許多保留，《現代》是同共產黨人聯合在一起去實現一種有利於共產黨的政策。

薩特：所以，這種選擇使我繼續前進——從戰俘營回來后我參加了抵抗運動，然後是社會主義。這一切都來自那第一次選擇。我認為它完全是基本的。我和我的同志是1940年戰爭的人。這戰爭、被俘以及同我們的征服者呆在一起的五年對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挨著一個打敗我們的德國人生活，而且他是一個對我們什麼都不了解的普通士兵，他不會說法語，這個事實是我首先作一個戰俘然後作為一個被佔領國家的自由人體驗到的。我開始比較清楚地懂得什麼是反抗當局，戰前我沒有這種反抗。我只是有些蔑視把權力加在我身上的當局，這是政府，行政機關。但從我是一個戰俘起當局就成了納粹或在某種情況下是貝當分子。當時你和我都十分鄙視他們兩者。我們儘可能地不服從他們對我們的命令，例如，他們不允許我們進入自由地帶，而我們進去過兩次，有時不允許我們進入巴黎的某些地方……

波伏瓦：是不是從那時起，你就試圖讓一種自在自由的在場同對每一個人的自由的要求一致起來？從那時起你個人的自由遇到了他人的自由了吧？

薩reａｄ.９９ｃsｗ•ｃom特：對。為了維護我的自由，必須對歷史和世界起作用，在人和歷史、世界之間造成不同的關係。這就是出發點。戰前我首先體驗到一種個體的自由，或者至少我相信自己體驗到了它。這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它呈現出多種形式，但總的說來這是一種個體的自由，這個個體正試圖表現他自己並克服外來的力量。戰爭期間我體驗到一件在我看來是與自由絕然相反的事情——去打仗的職責——一個我沒有弄清楚原因的職責，雖然我完全是反納粹的。我無法真正理解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應該進行一場生死搏鬥。我在對這場戰爭的介入中第一次理解了我的矛盾，我希望是自由的介入，然而這不過是某種強加在我身上的東西，不是我真正自由地渴望的東西，而且這東西強加于我甚至可以導致我死亡。然後有了抵抗運動的自由，這使我把一種專制的社會力量同反對它的個體的自由相對立，我認為這些個體將會贏，因為他們是自由的，他們自由地看到他們希望的是什麼。在解放時期我覺得他們釋放出來的力量與納粹的力量本性一樣，不是說他們有同樣的目的或者他們使用了類似殺害百萬猶太人和抵抗戰士的方式，而是說，這種集體主義的力量，這種對於秩序的服從，跟納粹是同一種類。而美國軍隊到達法國，對許多人說來，包括我自己，好像是一種暴政。

波伏瓦：這同自由有什麼關係？

薩特：是有改變也有重新開始的時候，而每一個時期都不相同。

薩特：從童年開始，我總是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自由的觀念在我這兒有發展，它沒有那些模糊、矛盾和抽象難解的地方；而人們一旦把它看成讓與，就會產生種種誤解。它在我這兒是越來越清楚的。從生到死，我都帶有一種深刻的自由感。我從小就是自由的，這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所有那些談到自我的人——他們說，我希望這；我想干那——都是自由的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並不是說他們真正是自由的，但他們相信自己的自由。自我成為一種實在的對象——它是我，它是你——同時又是自由之源。一個人一開始就感到這個矛盾，而這個矛盾代表一種真理。自我同時又是隨著自身力量而時刻展現的意識生活方式。一個人在相同的情況下也看到同樣傾向的連續再現。他可以描述他的自我。後來我在自己的哲學中，通過把自我看作一個在某些情況下伴隨著我們的表象的准對象而試圖解釋這一點。

波伏瓦：是什麼使你寫了這篇文章？

薩特：在《現代》，在《信使報》上，也在讓森的小報《為了真理》，這多少帶有地下報紙的性質。

波伏瓦：蘇聯當局對達尼埃爾和西尼亞夫斯基進行審判時，你終止了六年去蘇聯訪問。你認為那稱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事業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復存在。但有一個重要事件使你得到補償，這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如果自由拒絕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種自由。如果人們不著重他人的自由，那麼，一段時間表現在他們之中的自由就會立即被摧毀。

波伏瓦：但你沒有意識到人們經受的壓抑因素吧？

波伏瓦：以後你花了三十年時間規定你所說的自由吧？

波伏瓦：在所有這些體驗——同學、繼父以及你回到巴黎——之後，你的自由感有什麼發展？

薩特：是的。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一個人不是通過自殺而是通過一種可能導致死亡或者自我毀滅的行動來結束自己的一生，這種思想是在抵抗運動中產生的思想，我對此很欣賞。我覺得自由地去死是人的一種完美的結局，比帶著病，老化，衰朽或者總之帶著在死前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力量的削弱走向一個緩慢的終結要完美得多。我寧可要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完全的犧牲，被同意的犧牲，因此，不限制自由為其本質的某個存在的自由的犧牲。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自己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自由的。後來，在海因里希的情況中，我說明在許多許多情況下，一個人不是自由的。

薩特：因為它否定自由。在我看來，一個人應該自己決定自己——也許與他人結合在一起，但又是自為的。而在法西斯主義中他被地位高於他的人所決定。我總是很厭惡等級制度，在現實的反等級制度的某些概念中我發現自由的一種意義，對於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等級制度。沒有任何東西能超于自由之上。因此，我自己決定自己，沒有誰可以強迫我作出決定。

波伏瓦：還有另一些對你是非常重要的選擇時刻嗎？

薩特：對，我是這樣想的。我認為我們的目標並不相同，但可以同他們一起前進。

薩特：這些矛盾的解決必定都是臨時性的。首先是革命民主聯盟，同胡賽和諸如奧爾特曼那樣的人在一起，編輯《解放報》……

波伏瓦：但你沒有一種強烈的依賴感嗎？你觀看的東西，度假的地方，這都是為你選擇的。這一切畢竟都是由他人選擇。

波伏瓦：這維持到什麼時候？

波伏瓦：這是你第一次有關於社會性的實在感。那時你試圖建立一個你稱為「社會主義和自由」的抵抗組織，那麼你開始考慮這兩者可能一致？

波伏瓦：你從個人自由向社會自由的觀念的過渡是怎樣發生的？

薩特：對。一個人是自由的而他人不自由這是無法接受和難以想象的。

波伏瓦：那時你是把自由和無緣無故的行動放在同一位置上，是不是？

波伏瓦：你最強烈地體驗到這種矛盾是在什麼時期？你是怎樣在每一境況中解決它的？

波伏瓦：許多人都不希望去死，一個工廠僱員在生產線上工作是感受不到自由的，但他並不通過選擇死使自己自由。

薩特：是的，他感到不自由，他沒有給自己仍然具有的自由一種價值。這是一種混亂的精神狀況，人們對自己自由的這種精神狀況使政治事件變得那樣複雜難解。

薩特：在這期間我感到自由，但我沒有對自己說，「我是自由的。」這種感受還沒有確切的名稱，或者不如說有多種名稱。在巴黎時，在亨利四世中學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學班，我學得了自由這個詞，至少是它的哲學意義，後來我對自由的態度越來越熱烈，成了它的保護人。尼贊在大學時被唯物主義所吸引，這導致他後來參加共產黨。第二年我在路易大帝中學文科預備班。我是一個寄宿生，休息時我們常常在一個陽台上來回走，爭論著自由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是相互反對的，他立足於理住的具體論據上面，而我為某種人的概念辯護，但我沒有為自己描述的人提出過任何論據。應該說我們都沒有得到什麼。我們辯論著；誰也沒有辯贏誰，談話仍然沒有結果。一天，尼贊幹了件唯物主義的事情，給我證明他的自由。他進行了一個活動，我不知道詳細情況，那是跟過去沒有關係的——我不能發現它同過去有什麼關係。他從星期五直到下星期一下午都離校未歸。他回來后我問他去哪兒了。他說他去動了切割包皮的手術，我大吃了一驚。尼贊是天主教徒，他母親也是一個天主教徒，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他，他說這樣要清潔一些，他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在我看來這事是毫無道理的。他決定去切割包皮——這是一個愚蠢的決定，因為這並沒有任何好處，他在旅館住了兩三天，陰|莖頭用繃帶包紮著。

波伏瓦：你試圖同東方國家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建立聯繫，這也是熱愛自由的表現吧？我的意思是，你在1962年到1966年去蘇聯旅行，是不是想要幫助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實現自由化？

薩特：我當然寫了！我寫文章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反對仍在進行的拷打。

波伏瓦：當時你認為共產黨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

波伏瓦：你選擇了某種態度？

波伏瓦：會不會有這種危險：這可能導致你採取十分保守的態度？如果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很好，不再需要對任何人做任何事了，每個人都只是創造他自己的生活。因此一個人可能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內在生活之中，怎麼能夠不產生這種結果？

波伏瓦：在1960年你也寫了許多文章。

薩特：是的。

薩特：不，不是這個，因為這是反對納粹的。液伏瓦：但和平主義可能是對你的一種誘惑。我們談到過這一點。受阿蘭的影響，我比你更接近一種和平主義。你完全認識到，如果法西斯主義贏了，將會發生什麼，你的選擇概括了你的總的態度。

波伏瓦：是的，然後是1956年，你同共產黨斷絕關係。

薩特：從1952年維持到1956年……

波伏瓦：但我在這裏看到了許多一致的地方。我們馬上就回到你說的矛盾的問題上去。這兒你指出了一個文化人的生活，你的寫作找到了對自身的限定——它是介入的。你主編《現代》，這也表現了同樣的傾向，這一切在我香來完全是一致的，剛才你為什麼談到矛盾，並說你戰後的生活是在某種矛盾中度過的？

波伏瓦：你已經談過這一點。我感興趣的是，看到你認為臨時解決的東西實際上是錯誤的。

波伏瓦：你開始意識到，你的自由存在於對歷史和世https://read.99csw.com界壓力的反抗之中。

薩特：一個生死攸關的時期是戰爭。

薩特：後來我感受到這個。這是在拉羅舍爾，我面對著一群外省學生，他們對一個巴黎人往往是心懷惡意的。他們比我大，他們合起來跟我過不去，但直到五年級末也就是大約十一歲我才感受到這一點。也有一些人來幫助我使我免於困境，對我提出忠告。我沒有受到很多打擊。大概有幾次，我真正嘗到了那些外省學生帶有形而上學意味的可怕的勇敢精神的滋味。但多數時間我是受到鍾愛的。我小的時候沒有感受到壓迫。相反，我意識到一種肯幫助我發展的理智的關懷。只是在我和同齡孩子交往中我才開始理解人們相互關係中的敵意。

波伏瓦：你感受到某些決定你命運的選擇嗎？

波伏瓦：你列舉了一些事實，有一個事實你忘了，它可以證明你剛才說的一些情況，這是「121聲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擔心由於簽名于這個聲明我們回到法國時可能被關進監獄。讓森受審也主要是由於它。

薩特：這是科乾的。

波伏瓦：你是什麼時候從一種觀念前進到另一種觀念的？

波伏瓦：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你有什麼政治行動？你同1968年5月事件有什麼關係？

薩特：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很可鄙的詞。

薩特：在某種程度上是我自己決定我的同伴不再迫害我。他們不那樣做是因為我不再是某個可以被迫害的人。我改造了自己。

波伏瓦：那時這是「無產階級左派」。

波伏瓦：但這並不妨礙你深切地關心社會問題並激烈地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場上，至少在思想上，比如說，你為什麼支持人民陣線而激烈反對佛朗哥？

薩特：當時的《解放報》，這是一份激進的社會主義報紙，後來有點親共產黨，然後成了共產黨的報紙，以後又多少有點親共產黨。這個運動希望從共產黨那裡分離出來，同時又是革命的，它想以革命的手段造成社會主義。其實這都是唱的些高調，它們沒有任何意義，首先，是改良還是革命？是一種在運動中僅僅讓改良來鼓氣的革命？那麼這就是自己反對自己——這是戰前的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或者它真正是一種革命運動？在我看來，這兒雖有一些帶著這種傾向的人，但革命民主聯盟的改良主義成分大大地多於它的革命性，特別是因為胡賽，一個從前的托洛茨基分子，除了他那張唱高調的大嘴，沒有一點革命性。我是被勸誘進革命民主聯盟的，我並不是堅決自願參加的。我參加之後，他們給了我一個重要職務，我接受了；但我和胡賽之間有著十分嚴重的對立。我看到胡賽正轉向改良主義，他想為革命民主聯盟向美國工人聯合會申請資金。這在我看來近乎發瘋，因為這意味著讓一個法國團體在財政上依賴這個美國大組織，這同我們提出的左翼政策是那樣不同。我反對胡賽的這種傾向。這個矛盾在胡賽去美國后爆發，他在那兒募集了一點錢。他更多地是和奧爾特曼，為那些可能對革命民主聯盟感興趣的人們在法國組織了一個大會，邀請了那些美國人。

波伏瓦：你受教育的方式使你產生這種關於自由的強烈印象吧？

薩特：八歲以後它就指引著我的生活。

波伏瓦：然後你參加了和平大會。

薩特：我在《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中十分認真地研究了它。

人們是戴高樂主義者。我不是，但我感受到他們感受的東西：一個法國政府的權力的必要性，一個政府的權力，因此也就是戴高樂的權力的合法性。我並不同意這一點，但我感受到這種觀點的力量。此外，解放后，開始出現一個非常強大的共產黨，比它在戰前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得多，幾乎包括了法國第三等級的所有的人，對於這些統治我們的集團採取某種態度已成為必不可免的事，就我說來，我呆在它們之外，就像梅洛-龐蒂一樣，雖然我們的原因並不相同，我創辦了《現代》評論，我們是左翼，但又不是共產黨。

波伏瓦：你在盧森堡廣播電台作了一個支持學生的聲明，這個聲明甚至以傳單形式在拉丁區散發。

薩特：自由的概念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但它根據一個人受教育的方式被給予了不同的重要性。就我說來——我在《詞語》中談到這一點——我被當成施韋澤家的一個王子、一個雖然不很明確但超出自身一切外在的表現形式的寶貝兒。就我是一個小王子而言，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同那時我認識的所有的人相比都更自由一些。我有一種由自己的自由而來的優越感，這種感受在我認識到「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之後就失去了。但當時我的認識模糊的。我是我的自由，我認為別人不像我一樣感受到自由。

波伏瓦：是的，去休息了一陣。然後是赫爾辛基，這是另一次和平大會。

波伏瓦：你在《自我的超驗性》中說到這個，是不是？

波伏瓦：但我們有一些朋友，他們是深深反對斯大林主義的。你有另一次十分重要的介入——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在這個戰爭中你做了許多頗為重要的事情。然後在1968年你同毛主義者有了關係。你是怎樣讓你要求個體自由的願望同意味著紀律和命令的集體行動協調起來？

薩特：我記得這個時期跟我轉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形態時期是相同的。不是社會主義產生自由。相反地，在我們知道的形態中它是拒絕自由的；它立足於從必然性產生的團結一致本身。例如，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是一種自由的意識，這是一個被其他階級、資產階級壓迫和傷害的階級的意識。這樣，它不表現為自由的。它顯得是產生於無望的境況之中。我對於自由作了一些研究，在許多筆記本上，現在已經遺失了。在這些研究中包含著許多倫理學、哲學和政治評論方面的東西。那時我用一種新的觀點研究自由。我的這些研究把自由看作是在某種情況可能消失的東西以及把人互相聯繫起來的東西。

薩特：這是後來逐漸發生的。不要忘記，直到1937年和1938年，我都賦予我稱作「孤獨的人」以巨大的意義。就孤獨的人的生活跟他人不同說來，他實際上是自由的人，因為他是自由的，他使事情在他自由的基礎上發生。

薩特：1952年到1956年我同共產黨人的關係，這在匈牙利事件時破裂了。這種關係使我設想有可能同反對政府同時又完全立足於社會的政治上的人們建立關係。

薩特：我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同這個黨沒有任何交往，而且總的說來是厭惡它的，我寫的目的是說杜克洛的被捕是一件可恥的事。後來這文章逐漸變成對共產黨的半頌揚性的文章，而到最後，它成了反對當時法國流行觀點的實際上是頌揚共產黨的文章，結果，共產黨派克洛德·魯依和另一個人到我這兒來——克洛德·魯依是共產黨同非黨知識分子打交道的代表——問我可不可以同那些抗議逮捕亨利·馬丁的知識分子一起集會。我同意了。我參加了這些知識分子的聚會，我建議寫一本要求釋放亨利·馬丁的書，一本我可以提供評論的由各種文章組成的書。我幹了起來；這書名叫《亨利·馬丁事件》，它出版了。遺憾的是，由於技術性的困難，它在亨利·馬丁被釋放后兩星期才出版，但這也是事實：他是在那個特殊時期被釋放的。

薩特：對，而且我們同一些阿爾及利亞人見了面，他們對我們談了阿爾及利亞的情況。

波伏瓦：你為什麼認為這種假設是令人反感的？

波伏瓦：你認為這在哪一方面是重要的？

波伏瓦：1954年你去了蘇聯。那時你同他們關係還不錯。

波伏瓦：那麼有一個基本的選擇總是存在著？

波伏瓦：你的回答在我看來是非常唯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不只是給了人法西斯主義的人的形象，他們還把他投入監獄，拷打他，強迫他做某些事。

薩特：確實是這樣；同時我實現的一個行動並不總是一個自由的行動，雖說我總是可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在我看來，自由和意識是同一個東西。理解自由和是自由的是同一回事，因為這不是被給予的——通過體驗到這點，我把這創造為實在。但我的行動不都是自由的。

薩特：從根本上說，這不是一種解決。這維持的時間也不很長，而我一生中只有幾次短時間地把自由同擁護某一團體的思想聯繫在一起。

波伏瓦：這是你一生中的這樣一種時刻，回過頭來看，你覺得有一種選擇，一種自由的東西。還有別的時刻嗎？

波伏瓦：是的，他在這書中彙集了一些聲明……

薩特：有，巴黎高師是這種時刻的一個頂點。它就是自由。學校的規章使我有行動的自由。一個學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半夜之後他可以翻牆而入。我們是三四個人一個房間，後來是兩個人，最後，尼贊去了亞丁，我一個人一個房間。我們在學校吃午飯或在附近的一個小餐館吃。我們還常在另一個小餐館同當地姑娘和小夥子聚會。我們每天晚上都外出，我們在書房工作時環境十分安靜。一星期有兩次我同家裡人吃午飯，然後回到學校。我同家庭的關係變得非常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