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理想的職位是不需要踩著鐘點上下班的那種，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做白日夢。我有兩個選擇：到一家高級餐廳去彈鋼琴，或去一個闊佬家私授兒童芭蕾或者鋼琴。但我馬上發現私授芭蕾、鋼琴並不逍遙，男主人像所有惡俗羅曼蒂克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上來就動女家教的壞腦筋，而女主人都是讀這種羅曼蒂克小說長大的，嚴防自己成為這類故事的犧牲者，因此對於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來就滿懷敵意。做了三個月，我辭職四次。

我們走在法國梧桐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樹葉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縮了，捲起邊，風從樹杈間穿過去，發出紙張的聲響。我一邊聽一邊想象那個維也納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幾個合伙人創辦了一家私人銀行，做得勤勉至極，放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就是個優秀企業家。經理太太和其他猶太妻子一樣，相夫教子，任勞任怨，理財方面無師自通。家裡沒有任何事情不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包括這次逃離奧地利。母親和父親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幹了起來，把房產出手，銀行兌現，向十多個國家申請移民簽證——不久后是三十多個國家，一年後是五十多個國家——而所有國家都拒絕了他們的移民申請。美國的領事對他們說，不服的話，歡迎他們半年後再次申請。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臨城下，中國軍人們要與陣地存沒與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們脫胎換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時候我和同學們往陣地上送裝著糖果和香煙的慰問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槍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離南京時瘋了似的穿著短褲穿行嚴寒，扒下老百姓的長衫馬褂，往自己掛著勇士傷痕的軀體上套。這時他們的新身份是敗兵、逃兵。

May？五月。我喜歡這個名字。彼得說。

這時彼得和我已經站在黃浦江邊。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國巡洋艦，唱片轉出來的薩克斯吹奏特別的美國。吹奏輕一陣響一陣，江上的風向決定它的音量。風向一變，音樂里混入一股魚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氣味。我看看彼得的側影，希望他不在意這氣味不好的羅曼史序篇。

什麼都不能打擾上海人過他們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艙一艙被殺菌藥粉撒白了的猶太癟三。那個時候我怎麼會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齒罵我年輕的繼母「典型的上海小女人」時，一艘遠洋輪的底艙打開了，其中一個叫彼得·寇恩的年輕人成了我這個故事的起點。

他說他叫什麼、姓什麼，就是我已經告訴你們的那個常見的猶太姓名：彼得·寇恩。

先要告訴你們，我的父親是誰。他是個值得問一問「是誰」的人。因為他是誰決定了我是誰，再決定我下面這段故事必將發生。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對父親說。假如不是我顧及大體，不想讓半法國鬼子、美國鬼子、德國鬼子、日本鬼子，種種的鬼子們看笑話，我定會拉開陣勢和父親爭吵。在別人的國土上長大的人常用這一點給自己提精神鼓勁：絕不讓鬼佬們看笑話。

這和我的祖父在19世紀末的美國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辮子的中國男人被消防水龍頭當街沖洗，沖得大醉般東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們從站著沖成蹲著，然後跪下，最後全趴成一片。

父親說：這筆賣股票的錢，凱瑟琳不知道。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電話，就知道他已經不在了。我聽說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國菜，聽二胡曲，過猶太禮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實我和他之間，並不是人們定義的那種關係。人嘛，總想在一個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慾的事。

我過去不這麼瘦。彼得為他的瘦弱道歉。

搬出家門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個好樣子給父親和小繼母凱瑟琳看看。我要他們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麼一回事。父親還要談政治經濟救國，連我都要羞死了。我退出我們家的政治經濟就是讓他們明白高尚不分先後，自立老少咸宜。我將自給自足，掙出去美國繼續學業的船票錢。

坐成一排的五個男人全部朝我們瞪著眼，全是瞪著一塊巨大而無形的肉，或者（來得實惠些）一塊巨大而無形的麵包。他們靜默地坐在那裡，其實早已廝咬成一團，結果一隻橫飛出來的母貓一口叼住麵包的邊角。你們真該看看他們的臉。

我彈著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給自己翻譜。我知道父親走過來了。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歲的前律師）都對那巨大無形的麵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後兩秒鐘，不甘地陸續站起來。忍了半天不去抓渾身的癢，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幾下。他們幾百人住一個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蟲在夜間從一具肉體逛到另一具肉體上去嘗鮮。

來了上海我哪裡都沒去過，這個招聘廣告還是我在一張猶太人的免費報紙上看來的。

有時候，在上海靠岸的遠洋輪「嘩啦」一聲打開底艙，裏面裝得緊緊實實——一個巨大的人餅。那就是從集中營直接上的「貨」。這樣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會戴著防毒面具，用刺刀撥拉開上海本地猶太人的迎接隊伍，衝進底艙，把殺虱子、跳蚤以及種種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藥粉慷慨揚撒。剎那間，一片黑的人餅就成了一片雪白。

你沒有回答爸爸為什麼呀。父親個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個頭。但他這時跟我說話是用不著佝身歪頭，彷彿哄勸的對象十分弱小。他把身體擺出這個角度完全出於習慣。正如他和我最親的時候，就稱自己為「爸爸」，「你沒有回答爸爸呀」，「你聽爸爸說」，「不是爸爸批評你」……

我們在十一點十分走出餐館。他兩手插在褲兜里，微微縮著脖子。才當幾個月的難民，就有了難民倉皇寒酸的姿態。可以想見我祖父他們走到舊金山金融街——那條街和唐人街幾乎相連——的樣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我父親是我祖父投資教育的唯一一個兒子。讀財會專業，出來好做事，報紙上天天都有招財會的廣告。我祖父貧賤慣了，一分錢學費都不能在我父親頭上白花。學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親學完財會很不走運，那年各校的財會畢業生大豐收，華人的公司里的出納位置都是一個坑三人填。他聽說接著念書可以白花學校的錢，只要不花他父親的錢，他不反對一個個學位念下去。這樣，他學出了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后。他突然覺得他懂了華人在美國為什麼混得那麼慘，那不賴他們，那是幾千年來中國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愚盲。父親那時知道一個叫馬克思的猶太經濟學家，他很喜歡他著《資本論》的文采。

後來彼得·寇恩說：你一進來，我就被你的優雅美麗征服了。陳詞濫調，是不是？不過那時候我們都看慣了好萊塢的浪漫故事，對類似浪漫的陳詞濫調充滿期待。別出心裁的浪漫語言，反而流行不了。

你呢？我問他。

他明白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這場天定的緣分。他把我摟得緊緊的。

我拎著熱水瓶，他敞著風衣，相對而立，剎那間看到的，就是我們形影相弔的父女關係。誰也幫不了我們。再堅強再洒脫，在別人的國家成活下來，都是創傷累累。凱瑟琳是不會懂得這些創傷的，做了亡國奴也不會懂。

我突然感到了我們肌膚的接觸。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擠著我，我貼著你。奇怪的是，只有心裏突然有了什麼，肌膚廝磨才發生意義，所以一切都是心靈作怪。我馬上向旁邊移了一點。沒有用，他的體溫和氣息與我的仍在交融。一陣燥熱來了。我ｈtｔpｓ://ｒｅａｄ•９９csw•coｍ的避讓反而使我們更敏感。

就在那一瞬，一個可怕的念頭向他襲來。他突然停住了，一隻手緊拉住車幫：他是不是猶太難民？

他高興地說那麼一塊兒吃飯去吧。我們去國際飯店，還是梅龍鎮？他知道我們已經和解了。

反正在外白渡橋宵禁之前，過到橋那邊就成。

1939年年底的一個傍晚，我從靜安寺街上的一處英國豪宅里走了出來。從那個女主人藍灰色的眼睛前面「滾出去」了。在這之前我用英國人十分鄙視的美國唐人街英語說她的女兒一邊屁股蛋比另一邊大，沒法學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個中國用人把工錢給我，叫另一個中國用人到馬路上去為我叫黃包車，又叫第三個用人去清點一下她女兒卧室的東西，看看少了什麼長絲|襪或緞髮帶沒有。我往門外走的時候，她又把我叫住，「請」我走側邊的門。因為之所以設正門和側門就為了主、仆永遠不會肌膚相觸或撞個滿懷。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複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我旁邊的人說話了。他對我說他非常需要這份工作，因為他得掙錢養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負責」的事。你要養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時六角錢，這該誰負責？早期來上海、更早期到哈爾濱的猶太難民，他們九死一生、迢迢萬里，這些都該誰負責？我祖父登上美國海岸時，消防水龍頭把他沖趴下，這可不是我把一個琴凳讓給你能夠解決的。

我讓車夫把我拉到徐家匯。在馬路上晃蕩了一會兒，走過一家法國餐館，又返了回去，因為支在門口的黑板上除了當晚的特例菜還有一則招聘廣告。這條馬路是我父親常來的，他特別喜歡附近的一家圖書館。這一年他從學校請了長假，為了著一部關於中國農業經濟和政治互動的書。其實他是在和小夫人談判，要去內地的西南聯大。這是一家新開張的餐館，兩年多以前，這裏還是一家診所，躺滿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國抗日勇士。

下面，彼得對我講起他的家庭。

我說：等一個在這裏遇到的人。

你大概知道，我當時是復旦大學二年級學生，修財會專業。學校內遷重慶的時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國舊金山去繼續學業。

所以，你看，我那時把跟彼得的戀愛看得那麼重。對於我們那個年紀的男女，可以沒有麵包但不能沒有戀愛。我們對於荷馬、莎士比亞、海涅、普希金、拜倫、雪萊，以及貝多芬、勃拉姆斯、門德爾松、舒伯特的解讀其實始終留著一些亂碼，要到一次真正的戀愛爆發，才能最後將它們解密。這就是二十歲的我。

彼得接著往下講。

我剛才說過，我心裏特亂，一團大亂。我和我父親一樣，常常會有這種滿心大亂的時刻。這是突發奇想，或者大徹大悟，或者產生什麼大善大惡念頭的時刻。一般在這個時刻我目空一切，周圍發生什麼我都充耳不聞。我在一片混亂的思緒中似乎抓到了什麼，但再一理，發現抓到的已經溜掉。似乎是一個關於責任的追問：誰該對我眼前看到的飢餓的悲哀的面容負責？不該我負責。仔細一想，也不完全該希特勒負責。因為類似的大迫害在幾千年的人類史上早就發生過多次，只是希特勒由於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這迫害變得如此浩大。

你看，我賣琴藝不妨礙我和彼得閑聊。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義比較馬虎，卻都是和平主義者。「八一三」一仗打到11月，日本人開進來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說：這下好了，打也打進來了，就不會再打了，讓西洋人來，總不見得不讓東洋人來。到了1938年大批猶太癟三來的時候，上海人誇誰家小姑娘漂亮不說她漂亮，會說：這個妹妹像煞個小東洋！

我父親出生在美國，家裡開洗衣坊。那時十個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個開洗衣店。不像現在，這又累又不賺錢的行當幾乎讓韓國人壟斷了。我們的祖先是客家人，長著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潑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臉。我父親的兄弟們把祖父留下的幾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遠也搞不清他們有多少抵押、多少貸款，永遠也搞不清是賠是賺。

1938年之後，我乘車兜風時，常看見穿著皺巴巴的西裝、背著雜貨箱串門賣貨的猶太癟三。這是我活到二十歲見過的最凄切的面孔。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們做得那麼認真，那麼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會好起來。他們還希望你千萬別看到他不體面的西裝、集中營髮式。我突然覺得冬天的灰色黃昏中那些蒼白面孔擊中了我，擊中了我心裏一塊從未發現的傷。

好，這就是我父親在角落餐桌坐下時的我。他來得可真是時候，我正有氣沒處撒。假如不是他那個俗媚的、跟狗都發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個家弄得俗不可耐，我會落到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國餐廳來當女琴手！若不到這裏來我怎麼會遇到彼得，讓他付了我的黃包車錢一去不回頭？我一晚上的柔情詩意就值那點車錢？

不過他們坐得越來越不安。這個人彈這麼好，幹嗎不去別處高就，來搶他們一小時六角錢的工錢？

你說呢，May？

父親等到我十一點下班，才和我續上四小時前中斷的對話。中間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電話，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老闆怎麼會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僱用難民會成為他慘淡經營的徵兆，客人們會看破它。老闆讓所有考生吃完麵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讓我回去等他的電話。我在霞飛路560弄的住址告訴了他，彈鋼琴這碗飯對於我來說可吃可不吃。

你要諒解我的拖沓。到現在，你想聽的人物還沒有出場。不過你應該快要看到了：貌似不搭界的一切實際上全都緊密相關。

為什麼？父親問。

他說：那你呢？

為了他這一夜能睡個好覺，我說：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

年輕的彼得二十五歲，看上去更年輕一點，因為瘦弱，好像誰都能傷害他似的，也因為兩隻憂傷的六神無主的眼睛，任何時候都在等你現成的主意。發現他其實蠻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後的事。那時他的上海經歷及難民的嶄新身份使他脫胎換骨。那個時代一夜間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嶄新身份，不該脫胎換骨地去叛變、出賣或者反抗、犧牲嗎？

你看，我就是這麼個人，一邊做手裡的事，一邊做白日夢。我彈琴彈得不好不壞，手指頭靈巧如飛，不過如果你讓我打一份不關我事的公文，它們同樣靈巧如飛。

父親說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闆辭職的話，由他去說。這是他在逼我。老闆就在一米以外，父親只要一句話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獨立自主的飯碗。

海關大鍾敲了一下——十二點半了。

他說的傻話比較少，但我知道我不該對一個剛從集中營出來沒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說了跟我一樣多的傻話，我說不定會失望。

但她想錯了。窗帘動了動，露出一張十分文雅的中國面孔。隨後玻璃降下來。那面孔和所有中國面孔一樣，不露聲色。

旁邊這個人說我的小指沒力氣。我說我知道，謝謝。他問我幹嗎不請一個人做教練，訓練小指頭，用不了一年，小指頭就能給訓練好。我笑了笑。

你是指當教練這事嗎？他問道。他的英語有相當重的倫敦味。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西服筆挺的黑髮黑髯男子。法國人，或半個法read.９９cｓw•ｃｏm國人，那一半大概是阿爾及利亞人。半法國老闆聽得無動於衷，眼神流星一樣不斷向幾個坐著客人的餐桌隕落。在鋼琴左邊，坐了五個男人，一律的難民面容。到了這一會兒，上海人對於救濟餐喂出來的半飢半飽的難民辨識力都很好。

我並不著急，因為我相信彼得能夠在莫里埃餐廳找到我，就是我們相遇的那家法國餐廳。

我告訴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諧音。五月的女兒，所以就叫五月。我們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圖省事。但我在家裡叫「妹妹」，因為我伯父、姑姑們的孩子都年長於我，我是所有晚輩的「妹妹」。

父親問：等誰？

我最近收到一筆錢。在美國投資的一點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幫我做的投資——賣掉了，賺得不錯。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樣對號。我懷疑彼得是表面消極、被動，實際上頗有攻擊力的小夥子。他馬上問我，結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塊兒出去走走。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東不忍心了，請他進去等，遭他謝絕後，讓娘姨端出這張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個黏糊糊的太陽。沒有那個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種父女關係，非常非常坦誠，也非常地相依為命。我和他都有小夫人無法參与的那一部分生命，就是我們在別人國土上成活的那部分人格。

假如彼得這時來了，我會把他介紹給父親：喏，這是彼得·寇恩，我離家后的第一個「Date」（幽會人或艷遇對象）。

何總領事開口了。他的德語非常輕柔，告訴彼得的母親，按說他現在正在接受審查，沒有權力發籤證，但他會想想辦法，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這個時候還在集中營里。納粹對所有離開奧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難政策：必須有接受國的簽證才能獲得離境准許。何總領事知道關在集中營的人只有有了離境准許，才能獲釋。

他拉開車門，請彼得的母親上車，然後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張紙、一支筆。他請彼得的母親把所有需要簽證的人名和住址給寫下來，然後回家去等郵件。

就像現在一樣，你去上海的幾家名餐館名酒吧，常常看見的就是那幾幫人。

等這個人彈完，我被老闆叫了起來。老闆其實沒什麼不對，他找我這樣的年輕女鋼琴師可以興旺生意，等他發了財，他的孫輩可以做沙遜、嘉道理那樣的大善人。他叫我彈剛才那個琴手彈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說我沒有翻譜的呀。老闆叫剛才的琴手別走，坐下來為小姐翻譜。

老闆對大家說每個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會請他們來，由B角變成A角。前律師說，到那時他的全家已經餓死了。他衝著我來了，問我是不是缺了彈琴這碗飯就會餓死。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話：我真是白養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歲的豆蔻年華去和一個沒錢沒國沒家的難民廝混，何必要花那麼多錢培養你跳芭蕾、彈鋼琴、騎馬？何必揮舞戒尺，左一聲「為你好」右一聲「為你好」地做你的死敵？

我說：沒多久。

我可以做你的教練，他說。

我跟半法國人用英文交談了幾句。他用差勁的英語說我現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說正彈奏的這支曲子還沒完，他大聲說完不完他一句話。

我一邊彈奏，一邊告訴年輕的瘦子（要到一個多小時以後，我才會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選擇這家餐館，因為這一帶的書店和圖書館都是我父親常來的。我墮落到做餐館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我去你的亭子間找了你好幾次，父親不理會我的挑釁，自顧說道，你每天夜裡都回家很晚，身體吃得消嗎？

你看我父親多可憐：他想給我一些錢，讓我的大腿好自為之，別去餵養各國水手、大兵們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說會刺傷我，就這樣撒謊，繞彎地哄我接受他的錢。我知道他在美國從來沒有一分錢富餘供他去投資股票。他始終是個窮學生，只有別無選擇地做學生才能拿到一筆養家糊口的錢。他是到了中國才過上好日子的。每個伯父都掏出點錢，為他們最小的弟弟在上海買下一幢房。怎麼可以沒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們鄙夷地否決了父親的意見。從祖父開始，他們有點錢就買房置地，誤認為這樣買就能把人家的國土買成自己的。他們不知道，就憑他們的黃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們也想通過為弟弟買房把一隻腳插在上海，可是這房所基於的國土已淪喪給日本人了。

年輕的瘦子非常靦腆。如此靦腆，卻找上門要掙我的錢，給我這個毫無指望彈鋼琴獨奏的人訓練小指頭。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沒見過那樣的眼睛，幾乎沒有白眼球。你別忘了，我不是個對外族男子缺見識的女人。我在美國長到十二歲，是讓異族人當異類看待的。但身邊的年輕瘦子不一樣。我說過街上那些背貨箱的難民有一天讓我突然感動不已，讓我發覺了心靈某處秘密存在的一塊傷，那麼，這個猶太青年讓那傷刺痛起來。他想賺我一票，想玩一點手腕讓我僱用他的企圖太可悲了。他還想讓兩步之外的老闆聽到他對我琴技的診斷，這些都讓我心裏發堵。

只要父親再逼問我一句，我就告訴他，我找了個窮鬼，並且是個無國籍寄居此地的窮鬼。

因為我必須在這裏彈琴。

從那晚之後，父親有空就來和我吃一頓晚飯。有時把我的坤包拿過去，問一聲：可以嗎？我不作聲，他便打開包，往裡面放幾張鈔票。如果我說「No」，他會尊重我的獨立自主，把包還給我。每次收了他的錢，我都覺得窩囊，會好一陣不理他，他也會有種不好的感覺，他的小夫人以為我真的硬碰硬獨立自主了，而父親卻一直在為我這份獨立偷偷摻假。

再往遠一點，三艘日本海軍的巡邏艇燈光星星點點。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軍艇吃水太深，在更遠的江面上打盹兒。大家劍拔弩張，卻相安無事。

彼得的面孔跟他們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動人的一張。就在他頭一次站在領救濟餐的長隊中，向一大鍋捲心菜洋蔥湯移動時，我提著箱子、臉盆從父親的房子里走出來。讓你這個上海小女人贏一記吧，我想，你這個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頭油、噴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猶太人住的豪華社區送洗乾淨的衣服，回來時腦瓜讓猶太男孩兒們開了瓢。同一個表哥，有一次和幾個唐人街的男孩兒開了一個黑人小夥子的瓢。美國是個好地方，各種人都能找著歧視的對象，形成一個歧視的大環鏈。

走進去的時候，一個瘦削的身影已經在鋼琴前面彈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彈一面向周圍張望，這樣輕鬆的彈奏只能讓他當音階練習。

我藉著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邊。他的所有不滿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發泄。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親哼哼著說，連他在哪裡做事，做什麼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我父親假如走到你們面前，你們會為他的體態、嗓音吃驚。其實他並沒有那麼高大，只不過他動作起來莫名其妙地佔地方，所以顯得高大。還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個人，相對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適。我繼母把這叫做「洋派」。可他這是裝的。他的樣子讓你認為他屬於倒頭就能睡著，一覺睡到大天亮的那種人，吃起來胃口特別好，好吃不好吃都不會挫傷他對吃的熱情。其實他失眠加胃潰瘍，兩種病都跟他過分敏感緊張有關。他https://read.99csw.com也許不知道自己在裝，但我知道，因為我也裝。

我回答說不是的，我是指「A角」。這個鋼琴手的A角理所當然該是他的，但我暫時急需這位置。如果他願意，我可以再幫著找幾個比我還沒音樂天分的學生，因為他們學不出來，所以他可以永遠教下去，永遠有收入。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會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張口就這麼玩世不恭，但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是個不會正經八百的人。

半法國人正要還擊那個抗議者，我笑笑說，插隊是我們中國人的壞習慣，我願意改正。於是我抓起掛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準備往第六位候考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過來，這個瞬間我正好離鋼琴不到一步，在彈琴人的右側。

每天下午五點，我去莫里埃餐廳上班，穿著老闆指定的黑旗袍。從側面看，旗袍開衩是一個完整的「7」，幾乎裂到我三角內褲的底邊。黑絲絨上攀爬著龍和鳳，以及祥瑞雲朵。半法國人難道看不出，他的餐廳沒有龍鳳祥雲就已經似是而非得夠嗆了？

父親說：你算了吧。

……

我要我父親看到他女兒自食其力的場面。這可是經典場面，多有戲劇性。在某個宅子里私授鋼琴課，遠遠不如這場面催他自省，策他痛疚。

我說這很難說。我聳聳肩。看好萊塢電影看壞了，學到一系列程式化形體語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現在微笑著的傷感。好萊塢流行的表情有那麼幾種尤其典型：微笑著殘忍，調侃著抒情，爭執著浪漫，等等。

就像母親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樣，辦理去中國的簽證也是她的留一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爆發了。父親的一個合作夥伴被打死了。父親並不曉得厲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響想跟一個在政界的熟人「談一談」。第二天一清早，父親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帶走了。彼得抱著他的內衣內褲、降壓藥片、安眠藥片、床邊書籍追了兩條街，不知怎麼一回事，負責逮人的男子一順手把彼得連同包裹一塊兒拎上了囚車。

其他人都請坐吧。老闆打了個手勢，讓五個考生坐在一張桌旁。不久，法式麵包捧來了，黃油和果醬跟著來了。老闆真有做嘉道理的潛質呢。

我就那麼看著他，但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樣。他明白了，把一條胳膊圍了過來。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漸漸地，我的肩、手、脖子、臉頰，都是他的了。我整個人在一分鐘內全是他的了。我們就那樣重疊著看著一些船上的燈熄滅了，一些船遠去。

不知為什麼，我心亂了，是一時間想到許多很不具體的悲哀事物的那種亂。似乎包括我那個被消防水龍頭的淋浴沖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這六位，抖掉頭上的消毒藥粉，立刻滿城鑽營，即便報上登的「此房不對難民出租」、某某職位「歡迎應聘，難民除外」都擋不住他們。

父親不作聲。他在某些方面跟我開洗衣坊的親戚們差不多，假如我的某個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鋪或雜貨鋪的男孩兒來往過密，我的伯母們會說：找了那麼個窮鬼！

他最終挑了個年紀僅比我大六歲的女人。他們結婚時我十六歲。在娶這個女人之前我們有過無數次失敗的長談。等他的小夫人住進來，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處滾動著她的話梅核、五香豆殼的時候，我便威脅父親要住到學校去。那時我還在念高中。我指著父親的小夫人罵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點也不覺得我在罵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台上的人彈完了，另一個走上去。我好像同時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麼都沒想。我被另一個人的彈奏驚醒。這人大約二十四五歲，也是個瘦子（瘦子已經不能作為猶太難民的相貌特徵了）。這個年輕的瘦子彈得好極了，好得我應該站起來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沒有一個願意走，他們衷心希望老闆是個老粗，此刻甄別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國人的一半。

我說我找到這個工作才一個星期。怎麼樣，我的獨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腳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國水兵們個個在瞬間飽了眼福。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說。

我父親桌上的蠟燭亮了。他居然不轉過臉來看看，誰把《獻給愛麗絲》彈得心急火燎，毫無真誠。他什麼都不關注，什麼都沒給他看到眼裡。他的漠視真徹底啊，朝我轉了一下臉都沒認出我。小夫人凱瑟琳雞零狗碎、嘮嘮叨叨的幸福讓他偶爾氣悶，來一次短暫的離家出走，到這種地方來發發獃，對天下每天爆發的大災難回回神。我是到後來才知道，他那一陣在打一個大主意，想獨自去內地。因為他的小夫人絕不離開上海，他準備給她留一筆錢就悄悄離開。他將會把聯繫方式也留給她，假如她有興趣，可以按一條九曲十八彎的路線到內地和他相聚。

彼得的母親可沒閑著，在丈夫被五十多個國家的領事館拒簽之後，她找到了一個地址。中國總領事館的地址。不少猶太人開始傳遞這個地址，說是那裡可以簽發去中國上海的簽證。母親告訴全家，中國領事館里有個何總領事，所有在總領事館門口大排長龍的猶太人都是等何先生開恩的。何先生一開恩就可以讓全家到中國上海。

父親明白了。什麼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發生在他女兒身上。他本來還有一句訓誡，但想到自己在這方面也不是什麼好榜樣，就不說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鋼琴前面，憑記憶彈了一支中國的滬劇小調，居然沒惹惱誰。大概也沒誰在聽。一邊彈我一邊看父親跟人吵架。他上前台來和我談話時，侍應生以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給了四個日本人。父親本來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現在和別人吵去了。四個日本人見父親對那侍應生（大概是個法國留學生）張牙舞爪，把會說的所有法語都拿了出來，趕緊嫌惡地離開了莫里埃餐館。老闆走過去，馬上就站在了父親的一邊，對侍應生伸出一根瘦手指，指著廚房的方向。等我再轉過頭的時候，老闆陪坐在父親對面，隔著一瓶白葡萄酒。老闆知道父親這種人大有培養前途，可培養成為他的老主顧。

上海？那是個什麼鬼地方？太遠了，彼得的父親反對。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說。

我知道他一定沒吃，所以我回答說：沒有啊。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關的繁文縟節時，我正在我父親位於卡德路的房子里預謀出走。

我把這句話大聲小聲罵了好幾年，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個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見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會向父親訛詐，逼出一筆錢來；看見她坐轎車出去，等車一回來，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幾條馬路兜風也好。

他說妹妹你吃飯了嗎？

下了車她才想到，該說一句冤案澄清是遲早的事，總該給這好人一句祝福。該告訴他天下好人都一樣，往往受到懷疑，太好的心腸沒法解釋啊；太好的心腸自古就惹人不高興，從基督開始就這樣啊。彼得的母親恍恍惚惚地在馬路上走著，想到自己幸虧做什麼事都留一手，想到猶太人不得不留一手，還想到她逼著孩子們得滿分、當體育冠軍、拿鋼琴比賽名次都是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幾手。儘管祖祖輩輩都學會過日子防這防那，做人留好幾手，該流離失所還是流離失所。彼得的母親走在別人的維也納大街上，看著音樂廳璀璨的大門，裏面從此不再有他們一家的坐席。維也納的好日子，從此不再有他們一家的份兒。歧視和迫害也有好ｒead•９９ｃｓｗ•ｃoｍ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猶太人逼得個個十八般武藝，人人都有投機天賦。

我說這些，是因為這些導致了我的新身份：一個出生在美國，成長在中國，眼下正離家出走的女大學生。所以，你還要忍受我跑一會兒題。

好吧，隨你們的便，把「情婦」這個字眼用來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發窘的地步，沒有這名分已經夠受。你的書我讀過幾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說什麼，都不會照實出現在你書里。干你們這行的，非得添枝加葉，對此真是拿你們沒辦法。

其中一個五十來歲的瘦子對老闆說，起碼應該聽一聽他的彈奏。他五歲就參加過鋼琴比賽。法學院畢業的時候，他參加了德累斯頓交響樂團。他做律師的二十年從來都是交響樂團的候補鋼琴手。對了，也許老闆也需要一位候補琴手？哪個劇團都有A、B角啊……這個小姐看起來纖細脆弱，說不定會頭疼腦熱，總需要個B角吧？

父親在我搬出去的第二個禮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飛路560弄來了。是閨中女友把我的地址賣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攤子上的熏魚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裡的大號熱水瓶。就在我提著一瓶熱水走進弄堂時，父親從一個剝毛豆剝蝦仁的廚房竹凳上站起來，「布克兄弟」牌的風衣被風掀起，活脫脫一個瀟洒倜儻的便衣。

你叫什麼名字，小姐？

不用告訴你了，我當晚就被半法國老闆留下來，彈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幾個陳詞濫調。現在，年輕的瘦子開始打聽我的姓名。

母親這句話使全家苦笑了。對於從來沒國土的寄居者來說，哪裡算是太遠？「Far from where?」（離哪裡太遠？）問這話的似乎不止母親。寄居者們幾千年來都會這樣苦笑著玩味這句詰問。

好，對我的家史我就說到這兒。

夜裡的外灘是情侶的，沒錢的情侶。還不是情侶的人在這裏盪一盪，分手時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美國也是個排擠歧視猶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嗎？彼得停下講述，朝我睜圓巨大的黑眼睛，討公道地攤著兩隻蒼白的巴掌。美國給猶太人的簽證定額並不因為納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說：我你就放棄吧。我豈止是小指頭的毛病？

這時我猛地想到，我無法兌現我的諾言。盪外灘盪得倆人忘了人間煙火，最後該交換住址電話時交換的是長長的一個注視。那麼急需工作和工錢的猶太小夥子應該現實一些啊！而正是他對現實的短暫疏忽令我感動。什麼都擋不住戀愛，飢餓、前途渺茫都擋不住。

謝謝關懷。

他朝我側轉臉，鋼琴上的蠟燭映在他眉弓下兩泓深深的潭水裡。

我叫了一輛黃包車，跟他擠在車座上。車先送他去外白渡橋，還有二十分鐘就要戒嚴了。然後車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間。這樣就免了彼得掏車錢。可我到達自己亭子間樓下，車夫告訴我彼得偷偷地把倆人的車錢全付了。他已經開始預支我隨口許諾的那些工作的工錢了。

父親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對所有菜都是門外漢，上海菜只知道個梅龍鎮。我和父親這個晚上是死黨，幹嗎敲他竹杠？所以我說特別想吃大排骨年糕，父親哈哈一笑，用英語說：今天我有個Cheap Date（省錢的約會伴侶）。

他顯然沒聽懂，這是什麼樣的父女關係。

我現在有資格評論你的私人生活了嗎？我裝成很經打擊很經傷害的樣子，笑嘻嘻地說：因為我也是過來人了。

他問我等的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心跳了，手指頭也開始亂。他那麼想把這個夜晚變成我們倆的，卻又那麼六神無主地看著我，要我把他對我的邀請變成我對他的邀請。不知怎麼，這一點特別打動我。走走有什麼不好？它是最沒有後果、最不需花費的溫馨時光。這是一片淪亡的國土，周圍全是亡國的人們，和這個清秀優美、祖上就沒有任何國土的小夥子走一走……我點點頭。

我說：怎麼樣？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過你要做好捶胸頓足的打算，他們比我還沒指望。

我看他一眼。是個帶些貴氣模樣的人。那雙手細長無節，簡直沒得說。

彼得·寇恩濃黑鬈曲的頭髮上一層白藥粉，走出船艙，絕望了：船艙外是1939年8月的上海，無盡的腥臭來自誰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艙里好多少。

我必須在這裏工作。因為我必須等一個人。我一吐為快地告訴父親。

車窗的帘子動了動。這一動彼得母親得寸進尺了，拚命拉住車門把，只要車子開動，她就給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跡。

去哪裡走走？

我四下張望不僅是由於無聊，也因為我在等待彼得。在剛剛開始的戀愛中，戀人們的自尊非常嬌弱，生怕自己過分主動，前一次約會流露過多而嚇著對方。六十年前，坐在一個叫做「莫里埃」的餐廳里把琴彈得油腔滑調的我就是那麼想的：我在外灘一定流露過分了，傻話說多了。可是我多麼不甘心做個輕浮的年輕女郎讓彼得·寇恩記住或忘掉。其實我掉進了那種男女遊戲的圈套：因為想證實自己沒有被輕視而對彼得更加死心眼兒，或者為了扳回自己尊嚴的得分而更執著地要等到他。彼得那麼需要我要給他介紹的工作，他怎麼會不出現？他要養活一家五口，看在這份工錢的份上他也會利用一下我的痴情來把工作拿到手。我寧可給他利用，我顧不上那麼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這懸疑在我心理上迅速形成壓力，壓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愛彼得還是更愛自己那被輕賤的尊嚴。

五個人中的一個忍不住了，站起來叫我坐到第六個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樣子就是那種無事生非從家裡出來找事做的女人：一條墨綠色低領口連衣裙，雖然是美國舊貨店裡來的，但它畢竟是闊佬的垃圾，質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個聖誕節，就把它和一堆闊佬們的垃圾用海運寄給我了。還有就是我的態度：逍遙自在，去留兩可，這是半法國人最中意的一點，也是六個猶太癟三即便變成肖邦本人也敵不過我的一點。

告訴你的這個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種人。這個上海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勉強把有英國國籍的塞法迪猶太闊佬看作人，猶太闊佬又把俄國流亡的猶太人勉強當人看，而所有這些人再把有錢的中國人勉強當人看，把沒錢的中國人完全不當人。再來看看中國人，中國人在這裡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強當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錫克人當「紅頭阿三」，把歐洲來的猶太難民當「猶太癟三」。假如中國有個說法是「三教九流」，那麼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太遠？彼得的母親反問，離哪裡太遠？

嗯，所以還會有不少時間。

也許我在美國生活的那十二年（雖然成長在洗衣坊的後院），讓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過的中餐一樣容易接受。也許是從小讓我母親的戒尺抽著學芭蕾，弄出了個優雅的假象。也許很簡單，我就是那種讓男人們認為很好上手的女人。

現在他不用給我翻譜了。那些調調太熟，自己找到路，從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鍵上。我希望他緊挨著我坐在同一張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結束這一晚的工作。

他被引往一個火車座餐桌。他一進來我就認出他了。我告訴過你們，我的理想工作是一面幹活一面做白日夢。就是這種半夢狀態下，我觀察到餐廳布置的每一個細節：義大利北方尤比諾似的拱頂拱門、埃及圖案的牆腰、洛可可式的吊燈、北歐鄉村的桌布、后工業化的蠟台…htｔps://reａｄ.９9csw.ｃｏm…所有的風格都在抬杠。我也同樣觀察每個客人，四個德國軍人非常吵鬧，一看就是年輕的莊稼漢；幾對上年紀的中國男女自以為他們吃的是正宗的法國菜，面色肅穆，可見開如此洋葷之前痛下了一番決心。

剛才我們斷在哪裡？對了，斷在他瞠目結舌的一刻。他聽我說我在此地廉恥也不要，露著大腿彈琴是為了等一個不知去向的男人。

他說：我是問，那麼好的掙錢機會，你為什麼不去？

我也講了我自己。唧唧喳喳的一個年輕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給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靜下來，彼得就會總結性地說：謝謝你給我的這個美好夜晚。江水的聲音越來越響。我們四束目光投向遠處，投向氣味不好的夜色深處。我轉過臉，嘴巴離他的耳朵只有幾英寸。他的頭髮好密，一定是一個毛孔長了三根頭髮。只有風把頭髮吹起，你才發現他的額頭有多麼高大。典型的猶太額頭。他等我轉過去，再去面朝江水時，便也轉過臉來看我的側影。我的側影沒什麼看頭，欠缺一點起伏，過分含而不露——一個不怎麼漂亮的側面。我在他來不及轉頭時，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告訴你們的這個上海有個最大特徵，就是氣味。氣味可不怎麼樣。成千上萬輛馬桶車走出縱橫交錯的里弄，走過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濃稠的黃色液體。馬桶車向裴倫路的糞碼頭彙集，如同好東西一樣給仔細裝上船，順著臭墨汁一樣的蘇州河走去。河邊擠滿烏篷船，所有沒錢住陸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裡晃悠悠地洗刷、飲用、排泄。

我說：我等你都等老了。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說。我爸爸不止一次說過，他更喜歡說中文的我，那個我帶著我故去的母親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種大人跟孩子說話特有的娃娃腔。後來我學了英文，不管怎樣，背後都有了一個說英文的龐大主流社會，人就變得老三老四。而講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讓父親覺得有一個不可視的私密空間，那裡面只有母親、他和我。

彼得是個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寬肩細腰，明眸皓齒，看你的時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暫，但你相信那一瞬間他什麼也沒幹就是專門在看你，所有的思維都空出來，把看到的你放進去。他走上碼頭，拎著兩個牛皮箱，看到迎接人群中的一張張猶太臉龐，一張張女性臉龐。女性都是些歲數一把的人，卻很沒出息地認為這小夥子對於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對其他女人來得深刻。

過去我反對他娶那個小女人，他說等你懂得這種感情的時候，再來評論我的私人生活。

首先要告訴你一個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猶太難民卸貨一樣傾瀉在碼頭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頓時黑了一大片的那個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猶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讓他們靠的岸。場面相當壯闊，不難想象這個以遷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遷移：2世紀，猶太種族全體從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圖被抹殺，首都被更名。13世紀到15世紀從英格蘭、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趕盡殺絕。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猶太佬們站在甲板上，趴在欄杆上，陌生的上海撲面而來。你不難想象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兩百多萬他們的同胞被逐出俄國國境，帶著跟他們一模一樣的憔悴和疲憊，向全世界各個角落四散。

母親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貝多芬廣場邊的中國領事館對於彼得母親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經來過兩次，每次都因為排隊的人太多而放棄。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領事館的大門上貼了納粹的封條，說是「此建築為猶太人產業，已被政府沒收」。而在不遠處的約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猶太人。彼得的母親在這裏聽說，納粹封了中國領事館之後，何先生自己花錢租了一間私人公寓，掛出了領事館牌子，繼續辦公，給猶太難民發放去上海的簽證。等候簽證的人攻城一樣，里三層外三層圍著領事館的院牆。一片竊竊私語，說不知誰告發了何總領事，何總領事的上司派了調查員來，看看何總領事到底一張簽證賣多少錢。人們開始對小公寓內大聲說話：我們可以作證啊，何先生一分錢的賄賂也沒收過；假如何先生可以賄賂，我們寧願讓他發財，也不願把帶不走的動產不動產留給納粹啊！

餐館還有幾個客人不聲不響地坐著，希望醒了酒好開路。我和父親走出餐館，在門口，他說：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十二歲。那年父親的朋友把他介紹到聖約翰大學，做政治經濟學教授。我父親是到上海之後，在男女方面才開竅的。其實上海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給自己放放假就來上海。再說，各國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風化也只能管到某條大街之內，而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圖總是留下死角和夾縫。所以我父親一來上海，才發現自己在風月方面是運道很好的人。

等我彈完，父親噼里啪啦地鼓起掌來。旁邊的人樂得有人帶頭起鬨，便跟著喊了幾聲：Bravo！我爸爸剛才喝了兩杯葡萄酒，偽裝滿不在乎，豪爽率性裝得更逼真。他站立起來，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隊。

父親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著，什麼也沒再問。他叫了輛黃包車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館門口等他的司機開車來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機看見我，小夫人就會知道我沒出息到了做餐館琴手的地步，也會知道他和他女兒在外面接頭。我也不願那小女人知道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親在黃包車走出去十多米還跟在車后，滿臉自責：他不能在這樣混亂兇險的大上海把女兒護送到家。何況還是個正在飽嘗戀愛苦澀的女兒。

好吧，我對年輕的瘦子說。

該是大批客人進餐的時間了，父親轉過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圍怎麼一下子如此熱鬧。如此的鋼琴聲大作。這琴聲耳熟啊。等一等，那過分嫻熟又總差那麼一點力度的彈奏還能有誰？父親站起來，往我這邊看。一群美國水兵抽煙是鏈接式的，餐館被他們抽得茫茫陰霾，所有人都讓微辣的空氣弄得微含淚水。所以我父親更加不敢認黑絲絨旗袍上端的側影。更不敢認，黑絲絨開了條「7」形縫隙，露出一整條腿的側面。

餐館在十一點就基本沒什麼客人了。到底是家新餐館，來這兒的人都是為了趕飯，不是圖享樂。名牌餐館到凌晨天蒙蒙亮，還會有新到達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總是會在那幾個餐館照上面。

半法國老闆對我打著冷峻的手勢，要我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親看見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點了捻兒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趕緊向老闆揚手一笑。

我說了一些傻話，現在就不跟你重複了，都是些不難想象的傻話。

人們圍到了中午，又圍到下午。太陽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親是唯一沒有放棄的人。晚上，公寓的門開了，裏面開出一輛黑色轎車。彼得的母親一頭扎過去。汽車閘發出一聲怪叫，停了。誰都能看出這是個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氣的聲音對車窗帘後面的人說：請給我們簽證！我的丈夫和兒子都進了集中營……她的架勢很明顯：你不答應她什麼都幹得出來，包括死在你車輪下。

我每天晚上一面彈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個晚上，等來了我父親。他是一個人來的，一看就知道在圖書館躲清靜，讀書讀得忘了午飯，五點半就餓得頭暈眼花，跨進圖書館外面第一家看上去乾淨的餐館。

一點鐘宵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