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也是分層次的，張仲禮認為生員屬於下層紳士，優貢拔貢到舉人為中層紳士，進士為高層紳士，而村圖中將鄉紳分為「在籍官員」和「貢舉生員」兩級，雖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況下，只有中了進士才能做官，但在現實中存在少量的由貢舉直接入仕的以及數量並不太少的捐班，在村圖所反映的19世紀70年代，捐班的數量相當龐大，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員的地位並沒有貢舉高，當然如果官做得足夠大則除外。由於貢舉的名額非常有限，在多數鄉村中，有貢舉和副榜功名之人就應該算很了不得了，他們與在籍官員一道構成了鄉紳階層的上層。他們出於身份的緣故，一般不會擔任鄉村基層政權的任何職務，鄉約、里（保）正這樣的「鄉村幹部」，卻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而生員一類的下層紳士在鄉村的地位顯然要差得多，如果他們經濟實力比較薄弱，是個窮秀才，那麼說話的權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農民的聲音要大。另外，鄉紳還有文武之分，文舉明顯高於武舉，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氣許多。在村圖中我們可以看見，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後面。自然，對於紳士們在鄉村政治結構中的位置，鄉紳個人的能力、修養、人品和年齡以及在宗族中的輩分等因素也會使他們在鄉村中的影響力提高或者降低幾分，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這一項。

村圖中對村人的這種排列，倒是有意無意地像一種中國傳統農村政治文化的說明。鄉紳無疑是鄉村政治的中心，農民自然對這些人有仰視之感，而上頭的政權在處理所有涉及鄉村的政務時，也首先要顧及他們的意思。不過這些人成為中心，主要並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們頭上的功名，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因為他們有文化，會念子曰詩云，能開筆作文，宋朝的皇帝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有科舉制度在，地位與金錢都可以通過讀書，確切地說是科舉考試換來，不用說爭得了功名的舉人、秀才，就是進考場混過一回的人，就比沒進過場門的要牛氣幾分，可以穿長衫，自稱生某某，在鄉人眼裡，他們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場的人強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難怪有俗語道：「能進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一般說來，鄉紳在鄉里社會說話分量重，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在農民眼裡，他們是知書達https://read.99csw.com理的人，而所謂的知書達理，是因為他們明了正統儒家倫理的道理，因而擁有道德解釋權和評價權。鄉里社會幾乎所有「露臉」的事都需要有他們的主持參与，至少，有了鄉紳的參与，鄉民的婚喪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僅僅是祭禮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眾人矚目的焦點，排紛解難的仲裁人，就像過去喪禮上的牌位所有該寫的都寫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硃筆「點主」一樣，鄉紳的作用就是這麼「一點」，在筆意上雖然未必是畫龍點睛，但在精神上卻可以起到這種作用。當然，鄉紳幾乎必然會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實際上，功名本身就會為功名的擁有者帶來經濟上的好處，功名級別越高，帶來的好處就越大，君不見，《儒林外史》中，范進進學（中秀才），換來了胡屠戶的一串大腸，而中舉則房子、土地並帶僕人、老媽子一齊來也。當「知識」變成了金錢時，往往又會進一步催生功名，所謂的詩禮之家就這樣出現了，雖然未必會傳之百代，但在傳統社會，畢竟上幾代有讀書傳統的人家，後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我們需要強調的是，鄉紳在農村中的權力來源首要的，不是經濟實力，一個土財主不論有多少土地和元寶，都未必會換來鄉民的尊重。

在村圖上，除了鄉紳之外，還點出了耆老、節孝、窮民、殘廢四類人，前兩項實際上體現著鄉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維繫農村的社會政治秩序，長幼有序是一個必須遵守的原則，村中具有一定德行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裡的事務中沒有足夠的發言權的話，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須受到尊重，傳統農業社會出於技能上的需要而產生的尊老習俗，與政治上的秩序需求就這樣結合在一起。在實際的鄉村生活中，即使是鄉紳政治，年齡依舊算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層次上，年紀大的就比年紀輕的說話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連個秀才也沒。有，那麼也許就是長老們說了算。節孝是指貞（節）婦與孝子，只有在這裏，女人才會露面。也就是說，女人只有變成了含辛茹苦的節婦，或者守寡經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為「政治眼」所關注，而她們與孝子一道，不過是一種道德的象徵，維繫著傳統農村的政治秩序完整，並沒有在政治上說話的權利。

我們看到的這份村圖繪製的那個年代，西方已經敲開了中https://read.99csw.com國的大門，圓明園被燒了，外國公使也已經堂而皇之地進駐了北京，南方的一場農民大起義剛剛被撲滅，但是除了多了幾個捐班出身的官兒，大多數北方農村此時還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所以說，掛在李鴻章名下的這份村圖，基本上反映的還是傳統社會農村的社會政治狀況，解剖這個「麻雀」，可以一覷傳統農村社會之一斑。

我們看見村圖上還標明了各村的廟會和集市，它們是鄉民們貿易、娛樂和交際網路中的節點，原則上它們都不在居民區內，但又離得不會太遠。廟會是定期舉行的，但其原有的祭祀意義早已淡薄，人們趕廟會不過是借敬神的名義交易、交際和找樂。集市是鄉民生活網路中交叉的集合點，大一點的村莊都有集市，鄉民或許一、三、五去那裡，二、四、六上這裏，有集市時摩肩接踵，熱熱鬧鬧，集散則人去地空。各村還有許多廟宇，真武廟、關帝廟、娘娘廟等五花八門，絕大部分沒有住持，如果有的話和尚、道士往往混在一起，絲毫沒有宗教上的界限，木門店村的村圖上，村東頭，有座關帝廟，村西頭有座娘娘廟，不過，關帝廟在村中街道的中軸線上，而娘娘廟則要偏一點，顯示出鄉民對它們各自「神格」的看法。

我的老師程先生曾經在華北農村一個村莊做過田野考察，在調查中，得知該村的「能人」有這樣一干人等：「張義、長茂、『二刀黃』，『包麻子』、董五、王慶祥、陳祥、『大刀』、董石璞，西街有個『抓山李』，道北有個『溜地楊』。順口溜里的董石璞，有財產有功名，是在官面上吃得開的核心人物。張義是個不大講理的肉鋪老闆。王慶祥是到處串村的風水先生，號『小諸葛』。『抓山李』和『溜地楊』是兩位好打抱不平的訟師兼教書先生。陳祥是聰明能幹的小商人，在村裡修戲樓時設計了一個不動台柱換樓頂的方案，外號『大主意』。其他五位都是以看青、賭博和四處謀食為生的窮漢，以敢作敢為著稱。至於人們對該村最大的一位土財主董兆玉卻不屑一顧：『一輩子連一條新鮮黃瓜也捨不得吃的看財奴！』」這些「能人」的排列，雖然已經帶有晚清社會變化的濃重痕迹，九-九-藏-書一些流氓氣十足的「光棍」居然也列入「能人」的行列，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很可能他們中的若干人就會進入「有槍階級」，從而陡然發起來。但是，就這個調查所反映的時代，也還能反映傳統農村社會權力結構的大致模樣，正好可以為我們解說的村圖，做一個註腳。

廟會、集市以及各村的廟宇除了各自的社會功能之外，對於村政也有相當的意義，比較大的集市的管理人背後往往有強宗大戶的支持，而官府也要通過他們實現稅收，也可以說，他們是農村社會與官府連接的又一條管道。廟會的背後常常有各種香會的背景，香會是一種民間非政治性組織，但在一定情況下，也會發揮一定的政治功效，農村香會的組織者由於其組織才能和資源，同樣可以爭得一定的發言權，與香會頭目地位相近的是「戲頭」。廟會、集市和大一點的廟宇往往是鄉民農閑或者有事（如求雨）時演戲的場所，演戲無論是外請戲班還是農民自演自娛，均需要有人張羅組織，沒有個三板斧顯然是不行的，類似的能人，在農村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也是自然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雖然拳會與各種名目的民間教門和幫會在清代一直處於非法和半非法的狀態，但並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取締和消滅，因此鄉村社會也必須默認它們的存在，並且由於它們擁有強大的組織和其他資源，往往不得不在鄉村權力結構中為這些民間組織的頭目（即傑出的光棍和半地痞們）留下一定的空間。

實際上，鄉里社會在認同讀書人特權時，同時還賦予了他們鄉里道義與禮儀的內涵，他們是上層典籍文化的道德與樸素的鄉里道義混合性的象徵，這多少沖淡了鄉紳身上的官味，從某種意義上也約束著他們的行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規範，至少在公開場合他們的行為要合乎這種規範，一旦他們逾出自身的角色規定的道德約束行事，不唯有被士大夫群體唾棄的危險，而且也存在喪失自身文化權力合法性依據的可能。

至於窮民和殘廢則屬於農村中的最下層，非鰥寡孤獨即喪失勞動力的廢疾之人，他們最窮苦，日子過得最艱難，從政治的角度看他們也是最沒有發言權的人，但是，他們卻是傳統政治中經常被統治者顧念的人群，這群人的狀況在某種情況下是統治狀態的晴雨表，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頭」表達「德政」的對象。同樣，作為村政的一種表達，鄉紳們也必須定期對這些人施些恩惠九-九-藏-書，或者通過某種手段讓富人出點血澤及窮人，傳統鄉村自身就存在著對這些人的救濟機制，通過對最貧困者的救助，以穩定整個鄉村秩序。

村圖圖文並茂，圖上繪出「村」的地理位置、離城的遠近、周圍的村莊與集市，還有村上房舍與田地、水井與廟宇，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與圖相配的文字，因為它們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編織在那個地理空間的社會制度網路。在所有村圖的說明中，關於村中「人」的列項，大體上是這麼幾類：在籍官員、貢舉生員、耆老、節孝、窮民、殘廢。在籍官員和貢舉生員是鄉紳，在農村屬於社會上層，而窮民和殘廢屬於鄉村中的棄民，居於社會最底層，居於中間的耆老和節孝，一則老而有德，一則守節孝敬，都與道德有關，本身並不是一種社會階層。至於一般的農民，從沒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農夫，一概榜上無名。

憑著掃平太平天國的「功勞」，李鴻章在短短十余年間由一個無足輕重的「詞臣」一躍成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後的歷史從此與他有了無法分割的聯繫。在日後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這個位置上，李鴻章上趕干朝政下推洋務，幹了很多大事，簽了若干條約，訓練了一支當時遠東第一號的北洋水師，隨即又將它葬送了。以至於後來的史學家，談及這段歷史就要將李鴻章痛詈不已。不過，李鴻章做直隸總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沒做，主持修訂《畿輔通志》就馬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學家不該再罵）。雖然出面編撰的是著名學者黃彭年，但李鴻章「領導」之功亦不可沒，修訂這個地方志，看起來上上下下還真的有幾分認真，前前後後一共花了十幾年的工夫，各州縣要將自己所轄的每個村莊人文、地理、社會等情況調查清楚，開列成冊，並繪有各村地圖，作為編撰《畿輔通志》的素材，這些素材有幾份流傳了下來，人稱「村圖」。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徵著他們擁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資源，也意味著他們擁有權力，雖然生活在鄉村的他們基本上沒有被編織在具體的行政網路之中。鄉紳權力的最初來源無疑是傳統政治體制對於讀書人的重視，自春秋戰國以來，無論何種選官制度，對統治體系的填充，「士」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晉南北朝很貴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貴族也大體上要同時具有「士」的身份。科舉制度實行以來，讀書可以制度化地https://read.99csw.com將一個鄉下人通過一種固定的管道變成國家官員，鄉紳無疑大多從這個管道經過，而且被官僚體系所吐納，不是候選官員就是卸任官員，具有來自正統權力體系法定的身份，來自權力體系的拉力賦予了讀書行為以神聖的官方色彩，而伴隨著選官與教育體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內容儒家倫理對於鄉里社會也有相當大的親和性），無疑極大地強化了鄉民之於讀書人、讀書行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聖感，鄉民們對讀書人特殊性的認可成為習俗，成為一種內化行為，這不僅為鄉紳的權力提供了基礎，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演化為一種權力的來源，即使在暫時脫離了上層的權威支持時，鄉里社會依然會認同讀書人的特權。讀書行為被神聖化，不僅反映在讀書人擁有鄉里特權，而且反映在鄉民對這種行為的仿效上，從村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私塾和義學，鄉間的男童大多數都要進私塾學上那麼幾年學，儘管最終能學出點名堂的像白烏鴉一樣的稀少。

還有一些村圖上沒有明確點出的階層和人物，實際在鄉村的權力結構中也擁有一定的地位。在傳統農村社會的政治結構中，宗族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要素，北方的宗族在組織網路上沒有長江流域那麼完備，實力也比較弱，但依然是一種不可小覷的力量，村圖上沒有直接將宗族顯示出來，但是它標有義學和義倉兩項，按慣例，這都是宗族所建立和管理的，所以實際上是曲折地透出了鄉村宗族在政治中的份額。在傳統中國的大多數農村都有宗族組織的存在，南方的宗族勢力相當強大，像無錫七房橋的錢氏，不僅有完善的組織，而且擁有龐大的族產，有義莊、義田和義學，在動亂年景可以輕而易舉地發展自衛武裝；北方的宗族勢力相對較小，但至少也有祠堂和塋地（直隸的村圖大多數村莊都沒有義倉、義學）。單一族姓的村莊，族政即是村政，雖然族長未必與里正合一。族中各分支在村政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每個分支功名的分量和出仕的情況，其次就是各分支男丁的人數。多族合居的村莊，各族在村政中的發言權同樣取決於各族入仕以及功名的狀況，在一般情況下，雖然族長都是鄉紳或者類似有地位的人，但宗族其他的管事人員則未必是讀書人，有的宗族鄉紳出於各種原因不願意出頭露面，所以也往往由另外的人出來管事，這些依憑宗族組織的頭面人物，無疑在鄉村事務中有著相當大的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