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桂系來說，他們在農村面臨的幾乎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同一個問題，由於清黨的結果，使得他們失去了與農民聯繫的中介，而且同樣陷入了一個怪圈，要反共就必然站在鄉村豪紳的一邊，如果損害了豪紳的利益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的反共立場。可是，桂系和南京政府一樣，都意識到了現實農村問題的緊迫性，也知道不恢復農村經濟，解決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問題，他們就難以使自己的「國家事業」獲得成功，農村改革必須有大的動作不可。所以他們不約而同地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明知地方精英靠不住，還不得不依靠，至少，不可能完全將他們逐出鄉村政治的舞台。不過，桂系由於堅定的反蔣立場和比較開明的務實態度，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國內一流的人才為他們出謀劃策，因此，他們的農村政策在改變農村權力結構方面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對地方豪紳傷害不大，但的確注入了一些新鮮的因素，建立了一個不同於以往而且比較新的鄉村政治權力架構。

鄉村的國民基礎學校顯然屬於桂系的創造，然而，這種學校其實主要的功能並不是教人識字或者算術。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這些遍布廣西鄉野的學校里畢業了成百萬的成人和兒童，但廣西的文盲並沒有減少多少，識字率也沒有多少提高。連桂系高級官員都承認，「現在的國民基礎學校中，簡直沒有一間好的學校，甚至求其有一間比得上從前縣立高小的，都不可得」。但是他們卻辯解說：「我們要看國民基礎教育的功效，應該從各部門建設成績的上面去找尋，在教育的本身上看，是看不見什麼東西的。」也就是招供，所謂的國民基礎學校，從本意上就不是一種教育體系，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掛羊頭賣狗肉。搞一系列的國民基礎學校，無非是行政的另一根拐杖，網路的別種織法。說白了，就是將農民徹底組織起來的另一個形式，而且將所有的人組織在學校這種形式里，進行某種意識形態的灌輸和教育。已經編人民團的成年男子自不必說，他們的民團組織也是學校的教育隊，其他的人無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還是廢疾之人，統統按軍隊的編製編成隊、排、班，每隊除隊長外，還配有一名指導員。這些國民基礎學校的教育隊，日常要接受的不是識字和掃盲教育，而是「政治教育」，要掃的主要是「政治盲」。國民基礎學校的組織，是一種全體農民都被網在裏面的大網，在這個組織里，人們要在校長和教師的帶領下，在指導員的教訓下，做所有民團剩下來的事情，他們要勸化，要募捐，要防查「壞人」，要學習好人，還要演戲、唱歌，念誦歌謠，宣傳政府的指令和精神。總之，過去所有的文化娛樂活動，都必須在網裡來搞，過去的各種文化類型的民間組織，也須在網裡才能合法地活動。

他們的方針是「行新政，用新人」，所謂的新人就是年紀要輕，思想要新，不能守舊和腐朽。採取的辦法是培訓新人，用黃旭初的話說就是「用人的程序應分五個階段，而以培養為第一」。具體辦法就是開辦「民團幹部學校」和「民團幹部訓練隊」（後來改為地方建設幹部學校和地方建設幹部訓練班），「飭各縣揀選現任鄉鎮村街長副之資格年齡，與規定相符者，並考取曾受中小學教育之青年」，年齡一般限於30歲以下，前來培訓，每期半年，畢業一期輪換一期。「除軍事學外，並授以政治教育，實業衛生等科學，以切于其本職及兼職實用者為主。」後來為了讓這些人勝任國民基礎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的職務，還教一些教育學的知識。這項訓練新人的工作雖然自1931年就開始了，但形成一種固定的制度還是1933年左右的事，由於此事肇基於訓練民團軍官，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沿用民團訓練的名義，其實早已超出了民團軍官培訓的內涵，演變成了廣西的鄉村行政幹部培訓制度。

按道理說，桂系這一套強化行政管理，健全行政警察（民團）網路的做法，勢必會導致行政開支的大幅度增加，從而使本來就不寬裕的廣西經濟陷於破產，至少也會令農民負擔陡然加重，造成農村社會的動蕩。然而，這樣的事情並沒有出現，相對來講，在桂系實行農村改革之後，不僅社會秩序比從前大有好轉，匪患大大減輕九-九-藏-書，而且廣西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這是因為通過這場「鄉治」改革，桂系用三條繩索將過去分散的農村捆在了一起，大大地增加了行政效率。他們取消了過去八百余種苛捐雜稅，將農村的賦稅統一起來，徹底廢除了過去的包稅人制度，還將各地大大小小的稅局和稅卡大部分裁撤，從而大大減輕了中間環節的貪污和中飽，而在過去，僅中間環節的損耗，就達整個財政稅收的一半以上。而且由於稅卡的取消，各地商品在廣西一地可以得到順暢的流通，商品稅收因而大幅度增加。所以，比較而言，農民負擔並沒有加重，而財政收入反而增加了，省政府甚至有餘力將一部分原來屬於省款的收入，劃撥到縣以及縣以下的行政單位，給鄉村幹部以相當的「甜頭」，從而令他們對上面更加效忠。顯然，這與從前的自行中飽是有本質區別的，一個是自行掠取，一個是上面的恩賜，前者只會加大離心傾向，而後者則導致向心力增加。

顯然，依賴舊的地方精英來整頓民團，進而整天頓鄉村政治是行不通的。廣西地處邊遠，經濟文化落後，清末民初以來興起的地方精英素質比較差，勇於私鬥，怠於公務，而且與土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獨立和離心傾向較之江南地區大到不可以道里計。任何對他們的遷就，都只能強化他們在鄉村社會的權力，並使之合法化。要想改善農村狀況，強化對農村的控制，只能打破廣西現有的鄉村權力結構，在新的農村權力體制下，形成新的農村武裝。

由於鄉村幹部是由地方選送的，而能夠讀過中小學的青年人，大多為鄉紳富家的子弟，進這種學校和訓練隊之初就明確了將來畢業的去向，所以這些農村知識青年大體上都樂意接受培訓。因為當時中國經濟不發達，即使有點知識，進城謀事也相當不容易，能在本鄉本土做「官長」，也是一件榮耀而且威風的事情。而這些青年的老子，雖然眼看著就要被小輩奪權，但拿走權力的畢竟是自己的子弟，所以雖有怨氣，但因為對自家利益損傷不大，故而也能接受。當然，接班的也不儘是當地豪紳的子弟，有些教書先生或者中等稍富之家讀過書的青年也有可能由此進入鄉村權力機構中，但他們一來是少數，二來在地方推薦時自然就會落下風，也就是說，即使這些人培訓成績優秀，回到家鄉也得屈居有勢力家庭出來的人之下。所以，無論如何，這種鄉村幹部的大換血，對原有的地方精英傷害並不大，至少不會讓他們有傷筋動骨之感。

廣西最有特色的鄉村制度是鄉村政府、民團和國民基礎學校三位一體的基層結構。凡鄉鎮、村街兩級，在廣西都設有三個並列的機關，在鄉鎮是鄉鎮公所、鄉鎮中心國民基礎學校、鄉鎮民團後備隊大隊部；在村街為村街公所、村街國民基礎學校、村街民團後備隊隊部。三個並列的機關，但卻是一套人馬，鄉鎮長既是民團的大隊長，又是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的校長。鄉鎮公所的辦事人員同時又是民團的軍官和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的教師。村街也是一樣，村街長既是校長又是民團隊長，辦事人員也隨著村街長在另外兩個機關里任職。鄉鎮與村街兩級幹部都算是「政府官員」，這兩級機關的收入有「鄉村生產收入，鄉村公產收入，公營事業收入，農倉餘利收入，縣款補助收入，省款補助收入等」。就是說，除了鄉村的收入之外，省和縣還會給這兩級政權一些補助，而這些官員的薪水開支就以「生活費」「辦公費」和各種名目的「籌備費」的名義發給。

與比較有獨立性的省份一樣，廣西縣以下的行政區劃跟其他省份也有所不同，其縣以下為區，區以下為鄉鎮，鄉鎮以下為村街，村街之下為甲。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另設助理員一人，協助區長處理全所公務；辦事員若干，分掌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團務。其中區長屬於省管幹部，薪水由省里撥給，其餘算縣管幹部，經費由縣款支給。區的一級除了區長直接由省控之外，與其他地方並無實質的不同，不過由此可以看出廣西對縣以下區域的控制力度。

民國時期，廣西是繼山西之後的又一個「模範省」，也就是說，是又一個集權體制的軍事化與警察化社會控制模式的中國版。其效用在當時是非常明顯的，各自維持了桂系與晉系https://read.99csw.com在國民黨中國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廣西，以其「進步」和「開明」的面目，所擁有的鄉村文化重建的外部特徵，不僅迷惑了許多國人，視之為改造中國的範本，而且連一些西方人都對廣西的「新政」青眼有加。美國人之所以在解放戰爭後期考慮以桂系換蔣介石之馬，在一定程度上，與桂系諸人在廣西的「政績」不無關係。

當然，民團有武裝，是一種准軍事組織，特別是甲級隊的民團（廣西民團為甲乙兩級，甲級由18～30歲的壯丁組成）甚至裝備還相當精良，他們編為聯隊、大隊、隊、排、班，既由地方政府監管，又由省里的正規軍統一調配指揮。每個團丁初期要經過每年90次，180個小時的軍事訓練，1935年以後，甲級隊的訓練時間增加到每年4個月，一旦有需要，這些民團可以立即編成正規軍派往戰場。可以說，民團就是桂系的預備役軍隊。但是，廣西民團的作用遠不止於此。其他地方和廣西過去的民團（或者類似的鄉村武裝），成員是招募或者半招募來的，他們只是地方精英統治鄉民的工具，有時候也能起到有限的地方自衛的作用，然而，改良以後的廣西民團，主要作用是將農村的青壯年硬性地組織在一個半軍事化的組織里（18～45歲的男丁，除了殘廢之外一網打盡），既可以看住別人，更可以管住自己。「自編練民團后，以民團的組織為民眾組織，所有壯丁，均為後備隊團兵，受軍事的管理，使境內不良的分子沒有機會去做非法的事情。若是外面新來的人，經過任何鄉村，必因面生引起村民的注意，監視極嚴，而內地又無人可以勾結，無法活動；同時，凡交通路線，無論窮鄉僻壤，每日均由附近的鄉村派遣團兵放哨守卡，盜匪在平時既不易於立足，搶劫后亦難以通過，即幸而通過，亦無處藏匿。」防盜其實只是「組織起來」的效用之小部分，主要是可以防共，防止非政府系統的一切「異動」，因此讓桂系特別得意的是依靠民團在1930年左右撲滅了韋拔群的紅色起義。廣西民團的另一個主要功能是強化行政效能。按傳統的鄉村體制，如何使上層的政治意志和行政命令傳遞到下層，並讓下層貫徹這些意志，執行這些命令，應該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晚清以前，中國傳統體制對鄉村實行的是無為而治，政令頻度小，而且並不太追求效率，而清末民初以來，對現代國家的學習，民主政治方面一塌糊塗，但對於行政效率和上下信息的貫通倒是比較在意，廣西的民團應該說是已經部分地解決了這個難題。自從民團健全之後，很少再出現那種村長將上面來的告示往街頭一貼就完事大吉的現象了。「新受民團訓練之鄉鎮村街長，他們都以軍隊的精神來辦理政治，而且壯丁就是團兵，傳達命令，指揮工作，均極便利，所以上級政府一個命令下來，便很迅速地傳達到了民眾的本身，民眾便馬上實行起來了。」當然，要民眾「實行起來」，還得有團兵的槍杆子的督促，而這個環節恰恰是最重要的。

桂系這套做法，無疑會使鄉村裡的「行政官員」膨脹許多，由於一套班底有三種事情要做，鄉村實際的「行政人員」無論如何也會比別處多上一些。廣西是個小省（民國時期的廣西比今天還要小些，沒有沿海地區），它的縣從人口上講比江浙一帶的一個區還要少，佔地也比不了大多數北方省份，一個小小村莊（少則五甲，多則不超過十五甲，一般是八到十甲），百十戶人家，居然要搞一隊民團，一個學校和一個村公所，脫產的幹部至少也得有七八個，再加上若干半脫產的，總有十幾人在張羅。僅僅村級國民基礎學校，除校長之外，須設專任成人班教師一人，兒童班班主任一人，「設有託兒所及幼稚園者，並各設主任一人，保姆若干人」。雖說是三位一體，三個班子一套人馬，但民團的教練卻只能用複員退伍軍人，所以，除了三套班子的「長」都是一個人以外，各套班子還必須配備相應的人員，因為這是各項工作的性質決定的，性質相差太大的事務，自有各自的專業要求，要一套人馬完全擔起來，事實上也不現實。而且鄉村有「公差」的人員，實際可能還不止此數，因為廣西還有一種特殊的鄉村制度，即農倉制度。每個鄉鎮https://read.99csw.com和村街都要建立一個農倉，每年由每戶農民按田畝數抽取一定數額的糧食，交由農倉統一保管，管理的許可權也歸由三位一體的鄉村行政機關。這種農倉，雖然說是可以在糧荒時賑濟農民，由於還糧時有相當的利息負擔，農民不敢輕易言借。實際上成為農民的一種新的負擔，真正意圖是為了戰備儲糧。農倉每年都要出賣舊谷，儲藏新谷，自有一套保管、儲運、出納和計量的制度，這也不是教師或者民團教練可以勝任的，所以，必須有專人管理。雖然從效果上看，農倉制度並不成功，但始終這個制度都沒有取消，所以始終要配備吃補助的人員來管理。

當然，李、白、黃等人絕非等閑之輩，僅僅幾個月後，他們又乘機東山再起，入主廣西，經過一番與蔣介石的軍事對抗和政治外交周旋，在1930年左右，他們終於在廣西站穩了腳跟。此後，儘管蔣介石對桂系使盡了手段，可是桂系始終能作為與國民黨中央分庭抗禮的一系存在，一直維持到大陸易色。

廣西的民團整頓，大體上是分為三步進行的。早在1930年，李、白就開始對民團著手初步整頓，首先採取的是民團「官化」的措施，在各縣成立民團司令部，由縣長擔任司令，副司令則由全縣民團中實力最強的團總擔任。司令部設在縣城，裏面充實上一些職業軍官，統一負責指揮管理全縣的民團。顯然，如此辦理並不足以削弱把持民團的地方精英的勢力，於是，兩年後，又撤銷民團司令部，將民團事務一併歸到縣政去管理。這樣一來，阻力陡然增大，地方的武化豪紳沒有了司令之類的名義，十分不快，與政府離心傾向加大，而且這樣做並不能使他們的武裝得到削弱，沖淡武化色彩，使之民政化。結果又來了一個反覆，1934年實行專任副縣長制，由原來的民團副司令出任副縣長，不僅管理團務，而且可以過問其他政務。這種以妥協和退讓換取地方勢力支持的做法，使得民團整頓幾乎完全落空，省政府對於鄉村武裝更加難以控制，地方精英反而可以名正言順地染指地方民政，使得地方政務多有不暢，幾乎有失控的危險。用做過多年廣西政府官員的邱昌渭的話來說就是：「設副縣長一人，由民團副司令擔任，協助縣長辦理全縣政務，此制由廣西特創，原意不過增加一種名義，使其于團務推行上有加強效率之可能，施行以後，縣長得一軍事人才為之佐理政務，可謂至善。唯權責不明，往往發生推諉、掣肘、武斷等弊。」按他的說法，縣裡的秘書在行政才能方面也比那武職副縣長強，所以萬萬不可讓副縣長代行政務，有了副縣長之後，「則互相傾軋，意見橫生，權利則相爭，過失則相諉，更為勢所必至之事」。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在省政府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對此有多麼的憂慮。

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為首的新桂系，是在大革命時期興起的廣西少壯軍人，他們思想比較新，治軍有方，兩三年工夫從一群小營長，趁著混亂，一躍成為廣西的主人。並主動參加國民革命軍序列，率先北伐，在北伐中能征善戰，戰績顯赫，因而迅速擴張了實力，在張學良易幟、全國統一之時，他們已經擁兵數十萬人，儼然與蔣介石、馮玉祥和閻錫山鼎足而四，實力足可以與掌握南京政府的蔣介石相抗衡。然而，經過1929年的蔣桂戰爭，蔣介石用利誘收買、分化瓦解的手段，幾乎不戰就將桂系在北伐中積累起來的軍事力量摧垮，使他們領教了什麼叫真正的政治手腕。

無疑，桂系的「鄉治」，確有其成功之處。除了前面講過的措施和步驟的得當之外，模式的得當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在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山西「村本政治」中，已經有了編織緻密的行政網路和利用更新地方武裝實現農村社會的警察化和軍事化的模式。廣西三位一體的鄉村政權，從表面上看，其實只多了一個官辦的、成系統的「學校」，但實際上農村比其他地區要多加了兩條繩索，被三條自上而下的繩索捆牢。李、白、黃諸人的成功在於，他們將原來完全由民間興辦的鄉村武裝和鄉村學校統一在了行政網路之中，極大地強化了他們對於鄉村的控制。繩索之所以為繩索，其妙處就在於它能在政權的系統之內，將社會軍事化警察化與社會教化有機地結合在一reａｄ•99cｓｗ.coｍ起。在行政機構的統攝下，民團不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學校也不是簡單的教育機構。桂系是力圖構築一種與傳統有聯繫，但又有別於傳統的權力網路，使權力的合法性基礎重新建立在鄉村的文化根基上，以爭得人們更多的認同。這種思路雖然在南京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地區也有人試驗過，但真正切實實行的還就是廣西。

不過，即便如此，這種換血還是很有意義的。在那個時代，青年和老年的分野比現在還要分明，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觀念方面可能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對於那些讀過一點書的人來說尤其如此。雖然新上來的年輕人不可能去主動傷害他們的老子，但總不至於像他們的上輩一樣，將家族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他們年輕（很多人才20歲出頭），很容易受某種宣傳的鼓動和感染，他們實際與他們的老子那一輩是有著權力的紛爭的，由於他們有文化、有能力，往往傾向於看不起那些頭腦冬烘而且頑固的父輩，他們其實相信，如果讓他們來做，將會做得更好。可是，如果按正常順序，他們是不大可能在如此年輕的時候接班的，可是，民團訓練學校給了他們這個機會，使他們年紀輕輕就擔當「大任」，合法地將他們尚且精力旺盛的父輩晾在了一邊，這個機會是誰給的呢？不用說是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廣西領袖。因而，今後他們對於省里的意見將會尊重得多，自然也就聽話得多。

「鄉治」首先的任務是整頓民團，清除匪患。廣西是中國歷史上匪患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一方面由於地處邊陲，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多民族雜居，平民百姓也養成了好勇鬥狠的性格；另一方面則由於廣西地理條件的限制，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所以一向比較貧窮。加上多山而且喀斯特地貌造成的地形地勢的複雜多變，極易藏污納垢。所以自明清以來，匪患無時或已。清末政權力量衰落，維持地盤往往要藉助大股土匪的力量，故而匪而官，官而匪，面目不清，舊桂系陸榮廷實際上就是土匪出身。結果連帶著長期以來地方民團的面目也十分含糊，在長期的混亂局面中亦兵亦民亦匪地稱霸一方，根本起不到防匪的作用，採用李宗仁的話說就是：「至於傳統的地方民團制度，更是無用。所謂團練多數為地方土豪劣紳所包辦，魚肉鄉民則有餘，能持治安則不足。」

鄉鎮村街的行政機構下面配上民團和國民基礎學校的組織網，就實現了所謂的「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文武合一」，實際上還要加上個農倉，有武裝有文化還有糧食，可真是固若金湯了。

甲是廣西鄉村行政系統的最底層的一級，也是行政警察網路的末梢神經。甲多則管十五戶，少則五戶，甲長是義務的，政府規定甲長的辦公所就是他自己家。甲長的職責不少，計有呈報本甲人口，勸導禁止本甲成員不違反政府法令，勸導本甲成員子弟做工讀書，遵守推行政府法令，勸導督促本甲成員從事社會公益。但總的來說虛的多，實的少，看來甲長實際上是個虛應故事的產物，鄉鎮和村街政府在辦理公務的時候，實際上主要依靠的是民團和學校這兩個工具。由於廣西的鄉鎮和村街規模都不大，所以，有了大隊和隊的民團，再加上一些心腹的「學生」，自然就沒有辦不了的事了。

這種類型的鄉村權力機構的大換血還有另外一些好處。儘管我們說清末民初以來傳統類型的鄉紳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多的武化和劣化的地方精英取代了他們，但是，這些人之所以成為亂世的精英，拋開道德因素不講，或多或少有其「成功」的道理在，儘管這些道理可能不成其為道理，但至少在機智或者說狡猾方面有過人之處。由於他們這些人的地位和財富，使得他們的子弟在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不免要超過平常的鄉民，同時，傳統的精英人士還在，他們的子弟也能進入鄉村的權力中心，所以，讓這些人的子弟接班掌握鄉村政權，不僅可以減少社會動蕩，而且還有助於保障鄉村政權的「精英」屬性，也確實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

跟山西的閻錫山一樣，桂系在廣西的統治也是相當有特點的，比較起來，他們的統治比閻錫山在思想意識上要新一些，對傳統意識的依賴沒有閻錫山那麼大，與蔣介石的中央具有更強烈的敵意，但是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卻也持有比較強烈的排斥立場（這似乎與192https://read.99csw.com9年蔣桂戰爭中同屬桂系的具有親共意識的俞作柏、李明瑞的倒戈，致使他們迅速垮台有關）。跟別的舊軍閥不同，他們在廣西還是比較注意建設的，對於他們來說，只有將他們的根據地廣西建設好了，才會有個堅固的立足之地，才能在與蔣介石中央的角逐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在他們的政治與政策中特別注意三點，一是儘可能地發展廣西經濟；二是實行對廣西農村的立體控制；三是注意保持與周邊地方軍閥搞好關係。應該說，這三項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這裏主要談的是他們的「鄉治」建設。

廣西的鄉村政權建設，基本上屬於20世紀20～30年代世界從集權到極權進程趨勢的一個小小的碎片，很多國家和民族主義情緒特盛的人們，真心地相信通過這種手段可以迅速地從貧弱走向強盛，用剝奪人們起碼的自由的方式，以軍營化的形式來整合社會，以尚武和服從精神來充斥人們的大腦，以斯巴達式的訓練強化人們的體魄，將政府的權威發揮到極致，使每個散漫的農民都依附在國家權力的戰車上。在今天看來，這種設想與做法無疑是錯誤和荒謬的，因為它最終會與法西斯主義接軌，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也決不會因為落後國家沿襲類似的主義而不將屠刀揮向他們。而且中國畢竟是中國，要想不打破原有的結構，僅僅依靠採用新人更替舊人的做法，實際上依然難以建立一個完全的統治社會，「新人」固然年輕，但也不可能真的擺脫家族勢力與觀念的影響，僅僅靠桂系那點不成片段的思想，雜湊起來的意識形態，很難真的取代舊的傳統觀念和積習。一旦「新政」實行久了，所有過去的毛病都會慢慢地死灰復燃，當新幹部變老的時候，也許就是一個老的豪紳復生之日，只不過這個老的豪紳比他的前輩與政府聯繫更緊密，官氣官派更足些罷了。

但是，桂系的「鄉治」成績，只是將農村管住了，政府控制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加強，其實並沒有解決農村的破產問題，更談不上農村的建設。農村的現代化只是漂在水面上的浮萍，一些貌似先進的口號，表面時髦的政綱，農民還是那些農民，本質上並沒有什麼變化，經過國民基礎學校畢業的他們，可能依舊一個大字不認識，但卻被灌進了一腦袋令他們莫名其妙的觀念，他們真正學到的，其實就是「服從」兩個字。桂系治理下的廣西農村，即使在全國其他地方鼓吹地方自治的時候，也看不到任何「民主」的影子，連表面文章也不做，廣西的村街民大會遲至1936年才剛剛有了名目，1938年開始實行，然而即使有這種「大會」的地方，也很少開會，就是開，也是村街長的一言堂，成了他們宣讀政府法令和訓誡老百姓的機會和場所。有人列舉了廣西村街民大會規則的各個要點后說，「廣西的村民雖然有了集會的權利，可是在人民看來還是不敢滿意。我們很擔心所謂的『村街民大會』，會不會僅是政府政令的一架播音機。只有由上至下的作用，而不能發生由下至上的作用。仔細看看上面所引的『村街民大會規則』，我們連最低限度的四權（選舉、複決、罷免、創製）運用，都找不出它的蹤跡」。實際上，從「村街民大會規則」上看，村民只能在會上提一些無關痛癢的議案，根本不能選舉村街長。從這個意義上講，桂系雖然與蔣介石長期作對，但他們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由於在與蔣介石的角逐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人在1930年左右才重新在廣西立足，而這時的桂系已經是元氣大傷，一年前擁師近百萬人，佔地橫貫中國的盛境，恍惚昨日。對他們來說，整軍經武固然重要，但鞏固廣西的地盤，在農村中紮下根來似乎更是當務之急。所以，廣西的鄉治，實際上開始於1931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整個國民黨體系迫於外患的壓力，開始強調內部團結，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對反對派以武力消滅的政策有所鬆緩，恢復了包括桂系首領在內的所有對手的黨籍和職務。廣西面臨的外部軍事壓力有所減弱，這樣就給了桂系一個整頓內部的機會，於是，李、白等人開始著手進行內部建設，提出的口號就是「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力求將廣西建成又一個「模範省」。這時黃紹竑已經離開，投入國民黨正統懷抱，主持民政的省主席已經變成了黃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