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畢竟是與利益相聯繫的，我在前面說過，中國蘇區的蘇維埃政權並沒有實行代表會議制度，政府機關的行使權力過程，除了意識形態的道德準則和黨的紀律之外，不存在什麼約束，基本上他們是靠著道德的自律來行使權力。在戰爭還在激烈進行的時期，這種源於意識形態的道德自律基本上是有效的，但已經比較普遍地出現了分伙「食尾子」（即每月政府的伙食節餘），沒有事情在機關吃公飯，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家分好田等輕微的腐敗現象。農民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的劉宗敏思想，從革命的一開始，就困擾著發動這場農民革命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然而，除了不斷地斥諸「革命的動態結構」即不停頓的運動和道德教育和自律之外，他們一直想不出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在國共你死我活的衝突對立中，蘇維埃政權不啻成了捆在槍上的權力機構。它的生存不僅要依賴主力紅軍的存在，而且自身也時時要與武裝相伴。縣蘇維埃有警衛營或者獨立團，區蘇維埃有游擊隊，鄉村則有赤衛隊，也有叫赤衛軍，縣裡是有快槍隊的縱隊，以下分別是大隊和隊，越往下武器越差，鄉村基本上就是土槍、梭鏢和大刀。沒有武裝配置的蘇維埃，常常是非常虛弱的，福建蘇區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曾經批評有的蘇維埃常常先群眾而逃跑，說有個區的蘇維埃有一次，「有人報告，見山上有一電光，便逃走不敢回來歇宿」。問題還不僅僅於此，因為地方武裝不僅受地方政府的節制，而且還要受正規軍的統一調配，指揮體系有二元甚至多元的傾向，由於政權對於武裝的過分依賴，結果經常會出現形式權力和實際權力的錯位情況，特別是在地方武裝的領導人與同級蘇維埃（甚至包括地方黨）的領導不是出於同一系統時，特別容易出現地方武裝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在實際的權力運作過程中，槍凌駕于政府之上的情景時常出現。「不管邊區和赤區腹地，都有不統一各自為政的地方武裝亂打土豪以自肥，與政府對立，不聽指揮。」閩西「連城的游擊隊甚至被群眾呼為『游擊賊」』。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中，經常出現處理這些軍政關係棘手問題的政策和辦法，但收效甚微。實際上，軍閥時代有槍便有一切的積習並不是因為換了意識形態就完全沒有了。

問：地主豪紳的家屬是否留點生活給他？

蘇維埃政權是按新型的革命理念建立起來的農村權力體系，但並不是一旦確立了階級觀念的劃分標準之後，農村原有的權力結構就全盤瓦解了，一切都以階級界限來安排秩序和等級。原來的家族系統，地緣觀念還會以另外的形式體現出來，家族和地域的權力紛爭也依然會在農村黨、軍隊和蘇維埃內曲折地得到反映。還在湘贛邊區的時代，一份來自蘇區的報告曾抱怨說，「黨的組織，每每一個鄉村，一個支部，開起支部會來簡直就等於家族會議，蘇維埃的組織也是一樣，邊界工作的作（做）不起，這是一個主要原因」。農民黨員在鄉村發展組織，基本只能沿著自己的親族血緣系統進行，因為在那個時代，農民除了血緣和地緣關係之外，很少可能有其他關係，聚族而居的村莊，發展的黨員只能是本家，至多有點表親和姻親。即使是幾個族姓合聚的村莊，農民黨員選擇發展對象也會更多地考慮家族血親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蘇區地方的蘇維埃政權（尤其是區、鄉、村三級）就不可避免地會帶上家族權力分割甚至紛爭的色彩，多個族姓之間與同姓的各個宗族分支之間，原來的權力分割與平衡或者紛爭，並不會由於都屬於共產事業而消退，而且，在某種情況下，由於原來的家族精英群的退出，換上以黨員為主體的新人，往往會因能力等方面變化的因素而導致新的權力分配。權力的分割直接意味著利益的分割，在開展土地革命這樣大規模利益轉換和再分配的時期（紅軍時期的農民分配土地大多是以鄉為單位的），家族對鄉村權力的份額直接會影響到該家族的利益以至於每個農民家庭的利益。這種似乎難以避免的家族紛爭，勢必會影響到蘇區的工作，甚至使其「作不起」。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維埃政權組織生產的功能只是其社會控制功能的一種延伸。我們前面提到的社會組織對於意識形態的灌輸，只是這些組織的功能之一，這些組織同時還有將所有農民網路在黨和蘇維埃旗幟下的職責。比起大力推行保甲的國民黨政府來，蘇維埃對自己區域的控制似乎更有效些，它們基本上能掌握區內的農民，通過各種渠道將農村的人力物力輸送到前線。由於有組織的存在，區內的農村確實具有了軍事化的模樣，蘇維埃政府曾經規定蘇區農戶不許隨便接受外來人的住宿，在大多數村莊都設有少先隊崗哨，沒有路條從理論上講幾乎是寸步難行。然而，過度的控制，有時反而會適得其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肅反，反到一定程度，農民就會走開，在主力紅軍和機關的大規模肅反基本停止，而農村肅反卻依然進行的時候，黨和政府對農民的控制力反而減弱了，紅色恐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那個時候，蘇區的正規軍和上級黨組織，也經常要說服農民不要報復「白區」的農民（因為地主武裝經常以此為出發地），「群眾無論如何要求以燒殺搶劫來答覆白色恐怖，其氣之高真不可制止，及後行委及政權均召集各種會議詳細解釋並定出嚴厲的紀律，結果也免不了燒殺的毛病，不過少些罷了」！雖然，對待地主的政策也有過緩和的時候，但總的來說，激進傾向還是主要的。

農民崇拜馬克思和列寧是因為他們好，因為信仰這兩位大人物的共產黨給他們帶來了土地，所以，對於這些共產黨人所鼓吹和宣傳的一切，他們都樂意按自身經驗的樸素理解去盡量解釋，然後接受。其實，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主張，他們所能理解的只有那變了形的階級觀念，他們曾將收回租界運動理解為「是收回豪紳地主收租的田界」，把「非基運動」（非基督教運動）當成「是飛機運動」（幸好蘇區的農民還見識過前來轟炸的國民黨飛機）。一切在農民的世界里都簡單地化為貧富對立和階級對抗的二元架構，革命在此則被化為對豪紳地主的仇視和對抗，共產黨則被化為窮人的黨。按斯諾記錄，陝北一個村莊貧農團的會之所以能開得非常熱烈，恰是因為人們在控訴白軍的罪惡的同時紛紛念起了紅軍的好處。

答：富農好田裡的穀子，田分給窮人，穀子歸窮人收，富農不得搶收。如富農搶收穀子，可捆送革命法庭嚴厲辦理。

儘管蘇維埃政權與它周圍的世界處於敵對的狀態，跟國民黨政權和進行農村改革的晉系和桂系彷彿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但實際上它們之間卻存在某種共通的趨向，農村的軍事化和組織統合，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直被視為富國強兵的妙方，所以，民初以來的鄉村社會與政治一直在人為努力下朝這個方向走，蘇維埃政權的實踐實際上延續了這種努力，而且把它推向極致。從根本上講，中國共產主義之所以發生，正是近代拯救危亡、富國強兵大思潮的合理順延，也可以說是另一種走向現代化的嘗試。正因為如此，我們在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過程中，能看到大量的現代化建設的影子——蘇維埃政府至少從形式上是一種民選政權的模式；這個政權推行了普及教育，甚至曾致力於農民的掃盲；它還推行並施行了現代的婚姻制度，廢止了包辦婚姻，給予了婦女以平等的權力；建立了有別於傳統的司法檢察制度等。然而，這大多數的現代意味的框架的建構，落到實處往往只剩下一個尷尬的空架子，黨的一元化領導加上農民對選舉的陌生，代表會議只剩下了空名；大量的鄉村列寧小學由於肅反肅走了教師，因而有名無實；司法檢察制度雖然建立了，但主要用於肅清反革命，對民間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漠不關心。雖然設立了法庭，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甚至群眾團體在肅反期間都可以隨意殺人，有時，處決人犯只要一個團體內大家表決即可，川陝蘇區就有這樣堂而皇之的法令：「窮人皆日『殺』然後殺之！」至於婦女解放雖然不同程度地實現了，但婦女真正的婚姻自主還是會受到政府的限制，蘇區黨的文件中就曾經多次表露過對自由「亂愛（戀愛）」的憂慮，因為婚姻自主的結果，首先是貧僱農容易失去老婆。毛澤東在對中央蘇區農村的調查中，就曾發現鄉村蘇維埃出告示禁止婦女自由找愛的現象。ｈｔtps://rｅad•99csｗ•cｏｍ

凡是發生蘇維埃的區域，階級或者說實質上是貧富的對立異常的激烈，原來的地方精英和一切有錢人與貧苦農民的關係，已經變成了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式的——全部或者全無的邏輯。清末民初以來長期的貧困化和政治惡化造成的貧富對立，社會調解餘地的減少，至少是準備了階級鬥爭的條件，經過紅色革命的中介作用，使得農村的人際關係產生了貧富兩大陣營的斷裂，任何迴旋的空間已經不復存在。紅色政權發生的地方，地主豪紳或者在鬥爭中死去，或者逃到城市（剩下來的只是苟延殘喘），據說吉安和贛州一度一下子就添了幾十萬逃來的「難民」，在國民黨統治區和蘇區交界處的地主豪紳，往往組織「靖衛團」「守望隊」之類的武裝專門與紅軍和蘇維埃作對。幾乎是所有的有錢人，都與蘇維埃政權勢不兩立，逃進城裡的即使在城裡做苦工，妻女淪為娼妓也不敢或者不肯回鄉，而地主武裝也往往表現出比從前的民團更強的戰鬥力，有時居然能與紅軍的主力部隊對抗。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劉安恭（此人曾留學蘇俄學軍事），就是碰到這樣的地主武裝而犧牲的。他們對蘇區的農民往往帶有復讎的心理，非常的兇殘，不僅燒殺搶掠，甚至以挖心剝皮的手段來對付農會和蘇維埃政權中的積極分子。當時湘贛邊區給中央的報告里曾經談道：「豪紳對農民極主徹底殘殺，軍閥則主剿撫並用，農民被正式反軍捉了的或可以不至於死，如被什麼清鄉委員會、剿匪委員會、靖衛團、保安隊捉了的，是萬無倖免的。」。反過來，蘇區的農民對地主豪紳包括富農也十分凶，蘇區的土地革命，曾經實行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在實際運作中甚至乾脆就是「掃地出門」，中央蘇區都發生將為地主做長工的人被當成地主「狗腿子」來打，甚至殺頭的現象，一位當過鄉蘇維埃主席的僱農，就差點被因此而處死。長工尚且如此，地主本人和家屬的處境可想而知。湘贛蘇區就出現過將「16歲以上卅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的現象，說是要將「有能力反革命的」預先除掉。後來雖然糾正了，但地主包括他們的家屬在蘇區也同樣難以生活，因為隨時都可能應付來自農民和政府甚至軍隊的過激行為。蘇維埃政府的司法系統，主要是針對反革命的，其中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無疑屬於主要注意目標。有的地區將地主富農甚至他們的子女編成勞役隊，在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強制勞動。有些政策比較「左」的蘇區，在公開的政府文件中就宣稱不給地主富農留活路，比如川陝根據地蘇維埃政府的「糧食問題回答」中，就有這樣的問答：

應該說，蘇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是具有一定規模的，鄉村裡辦起了列寧學校和列寧小學，有條件的地方還組織了紅星俱樂部和劇社，教授一些諸如《工農兵讀本》和《勞動讀本》之類，粗淺地解釋革命名詞和道理的課本，據說夜校的課本有一種是新的《三字經》，「翻開第一頁是：『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還上演一些具有鬥爭意義的「文明戲」和改良花鼓戲。但是，蘇區農民的政治意識卻並不僅僅是靠這些文化事業的教育和宣傳得以形成的，而伴隨著政權建設進行的「農村軍事化」，成了對農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最好途徑。在那個時代，有些軍閥和地方割據勢力也一直在試行農村軍事化的變革，比如像山西和廣西，但是，它們的軍事化程度比起蘇維埃區域的農村來，則是小巫見大巫了，也許只有高度理想主義者才能夠使中國農村軍事化組織化程度達到如此高的地步，在外人看來有如鐵桶一般。蘇區的社會是被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組裝起來的，每個群眾組織都具有鮮明的軍事和半軍事化的特徵，從半脫產的游擊隊到普及性的赤衛隊，再到兒童的少先隊，都是持有武器的團體，要經常進行軍事訓練，其他的群眾組織如貧農團、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反帝同盟會等也是半軍事化編製，基本上除了應該打倒的敵人，農村中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在各種名目的組織中，其中的積極分子往往一身處在多個組織之中。這些組織不僅按軍事單位管理，進行軍事訓練，而且不斷地開會，「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這句民謠，在紅軍時期就是適用的，而且隱晦地表達了共產黨的「會」對於一般老百姓生活的影響程度。在閻錫山和李宗仁、白崇禧治下的農村社會也開會，後來南京政府在鄉村搞保甲制和推行「新生活運動」時也讓農民開會，但是真正讓農民參与進去的會，還就是共產黨人能開得出來（當然，這裏要經過許多艱苦而耐心的過程，也存在大量的會不僅農民不感興趣，而且連黨員也打瞌睡的現象）。通過不斷的大會小會和各種組織不間斷活動，農民不僅被灌進了許多從前聞所未聞的政治名詞，而且被高度地動員了起來，形成了一種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組織力量，那時，蘇區任何一個縣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組織幾萬甚至十幾萬武裝農民舉行集會和遊行，而且隊伍相當整齊。農民對於政治的知識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種組織、運動和會議的動態模式，雖然個別蘇區領導人對於他所管轄的區域的教育事業頗為自豪，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封鎖，蘇區內部大規模而且嚴酷的肅反（無論哪個根據地，凡遇肅反，知識分子莫不首當其衝），知識分子的境遇頗為難堪，由於缺乏師資，鄉村的列寧小學實際上大多辦不下去，只存在一個名義。所以，蘇區農民的文化水平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提高，自然也難以從課堂和課本上得到更多的政治知識。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前十年，中國還存在著一種「另類」的鄉村政權，這就是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在農村建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中國的蘇維埃政權本質只是一種鄉村政權，儘管共產黨人曾經一度成立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這個「共和國」所擁有的最大城市，不過是大一點的縣城。蘇維埃政權雖然始終在農村，但相對於當時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權形式而言，其來源卻要洋氣得多，是直接從蘇俄引進的躉來物。蘇維埃本是俄文cobet（soviet）的音譯，意思是代表會議。起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當時是一種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隨時選舉並隨時更換，暗含著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形式。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成為俄國新型的政權的標誌，城市和鄉村的最基本生產單位都有蘇維埃，蘇維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可以立法，還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機構。然而，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村而言，蘇維埃的原意實在是過於生僻了，不僅絕大多數紅色|區域的農民始終不甚了了，就是相當多的共產黨人也未必清楚。據一直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的張國燾回憶說，農民根本弄不清楚蘇維埃是怎麼回事，廣東的農民知道著名共產黨人蘇兆征，因此就把蘇維埃當成蘇兆征的弟弟。而湘贛邊區的農民則管蘇維埃叫「埃政府」，因為當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實際上，農民的這些誤解是有幾分道理的，對於大多數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來說，他們理解的蘇維埃，就是共產黨的政府和「埃（我）政府」。這也是為什麼在四面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包圍中，這種政府依然能夠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當時而言，蘇維埃的確是農民最喜歡的政府。

在肅反以運動的方式擴展到農村組織時，即使是一般的農民如果出現對蘇維埃和黨的不滿的話，也會有可能被視為反革命，蘇維埃政府的司法功能在肅反上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由於幾乎人人都在組織中，在組織的活動中比較容易暴露出「問題」，幾乎所有糾紛和積怨都成為殺人和被殺的理由，據一些蘇區老人的回憶，蘇維埃的末期，接待了外地的親戚和對上級機關的人招待不周都會因此而被視為「反革命」而遭到處決。也發生過因與肅反委員爭風搶「野老婆」而被肅反肅掉了的事情。擴紅的時候，經常出現捆人上送的現象。這種缺乏規矩、沒有標準的嚴厲統治，雖然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氣氛，但社會控制的效果反而弱化了，農民不是成鄉成村地逃往國民黨區，就是乾脆暗中結成宗族和鄉里同盟，一起對付上級。面對日益增加的紅軍逃兵視而不見，使所謂的「反逃運動」流產htｔｐｓ://ｒｅａｄ•99ｃｓw.cｏｍ，一起消極怠工，開會睡覺，不討論上級布置的任務，反而大問特問上級領導「馬克思的爺叫什麼名字」這樣哭笑不得的問題。甚至出現地方武裝「拖槍反水」（叛逃），鄉村蘇維埃主席與國民黨區域來的反革命一起喝酒，「守望隊靖衛團暗藏卜殼來蘇區群眾大會中偵探，而群眾知道不捉」的現象。

然而，建立一種反傳統的、徹底打破過去鄉村權力格局的新結構，畢竟是一件具有相當難度的事情，當農民的貧富對立情緒尚未被激發起來，所謂的階級意識還沒有確立時，無論這個政權格局的確立對他們有多少確實的好處，他們也難以有勇氣投身其間，所以，一些農村的流氓無產者就有了用武之地，他們的「革命先鋒」作用已經在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中展示過了，而此時，他們的作用就更普遍而且突出，在紅軍剛開闢新區的時候這些人往往是最活躍的一群，一經動員，最先挺身而出的就是他們。1931年由歐陽欽寫的一份報告說到蘇區蘇維埃狀況時，承認「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問題現在仍成為嚴重問題，因為江西蘇維埃政權是靠紅軍建立的，在紅軍初來到時，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來的大部分是些富農流氓分子，真正下層的工農群眾最初不敢起來，所以在過去的政權機關完全是被富農流氓把持」。紅色政權剛剛成立的時候，原來的富農一般是不可能豁出身家性命出來乾的，所以這裏的流氓之所以被冠以「富農」的頭銜，是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階級觀點的產物，當然，也有可能是原來的流氓無產者做了蘇維埃的官以後財產增加，因而被人們視為富農的。

在清末民初以來農村持續破產的情況下，貧窮和比較貧窮的農民成為農村社會的大多數（而在傳統社會的常態，自耕農這種中間階層應該是最多的），形成了所謂的金字塔結構。面對這樣的農村社會，推行這樣的「階級觀念」，對於發動和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無疑是非常有利的，也確實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不過，這種觀念對於維繫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卻有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它往往造成了一種「革命的動態結構」，結果導致貧富的鬥爭不斷地持續，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則有妨礙。無論在任何一種社會，都難以避免地存在貧富的差距，不過是差異的程度不同而已。在經過了土地革命之後，蘇區的社會並沒有可能進入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境界，重新分得了土地的貧苦農民，由於在經營、勞力諸方面的差異，同樣會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分出貧富來。蘇維埃區域經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反對和清查富農的問題，黨的文件不斷地提醒人們清除混入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的富農分子，這種清查一直到1934年紅軍撤離南方根據地前夕都沒有停止（所謂的「查田運動」，實際上就是查富農），實際上，在貧富和紅白對立如此嚴重的局面下，原來的富農即使還在，也早就成了死老虎，不僅沒有經濟實力，而且很難鑽進黨和政府的權力機關，所查出來的富農實際上都是「新富農」。在這種「革命的動態結構」里，如果有人富了一點，那麼就有可能重新被推入到被鬥爭的行列中去。這種情況的發生，實際上與清末民初以來日益嚴重的農村貧困化所造成的普遍的社會動蕩和不安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普遍而深刻的貧困化過程中，人們對於原來普遍期待的發家致富希望破滅，陷入絕望心態的人們越來越多，幾乎一無所有的農民所能容忍的，只有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決議中批判的那種「絕對平均主義」。

蘇維埃政權是名副其實從槍杆子里出來的，建設蘇維埃政權的最常見的模式有兩種，一是先有紅軍，紅軍打到哪裡，由軍隊在佔領的地方建立政權。二是先由地方黨組織暴動，再由暴動的武裝建立政權。在現實生活中，前者顯然要多於後者。建立政權之初，往往不是一下子就成立蘇維埃，如果有現成的農民協會，就由農民協會暫時代行政府職能，更多的情況是先建立革命委員會，待政權鞏固以後，再成立蘇維埃。據蕭華回憶他1931年春在江西廣昌開闢新區建立政權的程序是這樣的，先是「登門上戶，深入群眾」，同時「開群眾大會，演戲」，然後「調查摸底，摸清當地的土豪劣紳」，即使是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仍然需要「我們派出有群眾工作經驗的紅軍戰士幫助地方先後成立了貧協會和革命委員會」。接下來還要「協助區鄉幹部帶領窮苦人開展了打土豪的鬥爭」，最後還要協助分田，然後將革命委員會變成蘇維埃政府，直至成立游擊隊、赤衛隊。一般來講，由地方黨主導的模式對紅軍的依賴相對要小一些，但同樣要依靠黨組織和由黨建立的地方武裝，一般是農民暴動與土匪武裝的混合體。無論哪種模式，早期的蘇維埃政權一般是四級：縣、區、鄉、村，後來「正規化」了，才將村一級取消，省乃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其實是在廣泛的鄉村蘇維埃基礎上安的一個「帽子」，並不能算是實體性的政權。在蘇維埃運動的頭幾年，即使是同一個地區，政權形式也相當混亂，比如贛西，在1930年以前，「有農協，有約會，有革命委員會，有蘇維埃（東固），組織名稱極不統一，如是召集了贛西臨（時）工農兵代表會議，產生了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兩種模式產生的蘇維埃從形式上看並沒有什麼不同，但結果卻有相當大的差異，那種由主力紅軍開闢新區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對軍隊依賴比較大，這樣的地方有的在紅軍到來之前就已經存在地方黨組織，但由於地方是由軍隊開闢的，國民黨政權和豪紳武裝都是軍隊消滅或者趕跑的，甚至連土地也是軍隊主持分的，所以軍隊比原有的地方黨在農民中具有大得多的威望，這種政權無疑屬於軍隊導向的。而由暴動產生的蘇維埃政權則不同，由於地方黨往往是暴動的組織者，因而前種模式中軍隊所具有的地位在這裏歸到了地方黨組織的名下，所以，這一類政權屬於地方黨導向。顯然，各個蘇區的情況雖各有不同，但均以前者為主，畢竟，開闢蘇區，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力量是主力紅軍。應該說，隨著紅色根據地的發展，兩種模式的蘇維埃政權都經過「正規化」的整合，但整合的結果，卻使前一種導向更趨明顯，蘇維埃政權始終帶有濃厚的為軍隊服務的色彩。在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中國共產黨江西蘇區省委在總結報告里，曾經批評江西相當多地方的蘇維埃工作在黨的包辦下，已經「完全變為事務機關，變為專為招待紅軍，打路票，找俠子的事務所」。其實，無論何時何地的蘇維埃政權，都免不了要以軍隊為中心展開工作，如果離開了紅軍的保護，它就會被國民黨政府和地方勢力吞噬掉。

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是伴隨著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暴動和起義開始的。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變之後，隨著國民黨清黨的屠刀砍下，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武裝反抗之路，在作為獨立武裝鬥爭的標誌的南昌、秋收和廣州三大起義之中，廣州起義率先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在那個時候，共產黨人最想建立的還是中心城市蘇維埃，模仿十月革命的道路凱歌行進式地完成革命。對於自發走向農村的革命武裝，開始並不是很在意，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還為此背了處分。從1927年年末到1928年年初，各地尤其是湘贛邊區建立的革命政權各種名目的都有，比如1927年年底彭湃在海陸豐建立的政權叫蘇維埃，1927年11月毛澤東在茶陵建立的政權就叫做工農兵政府，楊善集在海南搞起來的叫人民委員會。即使這樣的政府，開始也只是將舊政府換了塊牌子，依舊坐衙門審案子，後來才有所改進。加上那時的中央還有所謂的「燒殺政策」，即用燒殺使農民變成赤貧，然後驅使他們革命。這種愚蠢的政策能夠出台，一方面說明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幼稚，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共產黨對農村革命的不重視，因此，根本沒有長遠打算。從1928年春夏開始，城市起義已經變得沒有可能，各地轉入農村的紅色武裝相繼有了起色，由於自身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相對鞏固的根據地，而根據地的建設，政權是必不可少的，於是蘇維埃政權開始全面移植到了鄉村紅色割據地方。

蘇區意識形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基於階級意識的革命精神。如果說，前面那種充塞了貧富對立的階級意識，是靠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實踐和相應的宣傳形成的話，那麼革命精神的培養，也同樣靠與國民黨及地主武裝拼殺的實踐以及不斷地灌輸而形成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和「擁護蘇維埃」的口號在蘇區隨處可見，人人耳熟能詳，對於國際歌，雖然農民未必能全明白其中的意思，九-九-藏-書但曲調是他們所熟悉的，當然他們最熱衷而且會唱的革命歌曲還是《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和《十罵反革命》這樣充滿階級仇恨的通俗作品。雖然農民並不清楚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但他們知道大鼻子的外國佬是革命的最兇惡的敵人，雖然也弄不清蔣介石的來龍去脈，但他們知道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還是中國最大的地主頭子，所有土生土長的地主武裝和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都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派來的，現實的血腥仇殺和宣傳鼓動很自然地攪在了一起，所以農民也自然地被培養起了基於階級仇恨的革命精神。

對待這些農村中的流氓習氣的「革命先鋒」，是蘇區知識分子型的共產黨人必須面對的兩難之局，一方面，他們的革命事業需要這些勇敢不怕死的人響應和開拓，缺少了這些人的衝勁，他們打開局面無疑是有相當難度的。但是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大多懷有某種革命的理想主義情愫，對那些有流氓習氣的農民具有先天的反感，同時，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里，流氓習氣無疑又是一種破壞因素，長期重用這些具有流氓習氣的人，顯然並不利於動員那些本分的農民參加革命事業。事業越是擴大，政權越是穩固，這些原來的「革命先鋒」的副作用就越是突出。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相當多的紅色|區域採取了「過河拆橋」的替代辦法，逐步以各種名目的借口或者罪名將這些人替換出蘇維埃政權，但也有相當多的共產黨人對這些「革命先鋒」相當欣賞，處理他們的時候存在相當多的溫情式的妥協，不是對他們的惡習視而不見，就是強調爭取改造這些人，一份來自贛西南的蘇區報告明確指出：「肅清流氓領導，但並不是開除流氓分子，而是糾正其行動。」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利用階級觀念將農村的金字塔結構倒過來，使昔日的最窮最令人看不起的人處在權力架構的最上層，處於最令人羡慕的地位，呈現出一種所謂的倒金字塔結構，這對於激勵和鼓動人數最多的貧苦農民參加革命無疑是最佳的一種方式，這種權力和榮譽假借，加上土地與地主浮財的分得，使得貧苦農民感覺到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的關懷，得到了做夢也難以得到的實惠，這一切才是蘇區農民在外界人士看來不可思議的「赤化」的根基。但是，即使是最具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也難以真正讓占農村人口多數的人成為統治者，能進人權力架構的畢竟只是少數幸運兒，農村中見過世面的流民和半流民，讀過幾年書，粗通文墨的農民知識分子，樸實能幹，表現勇敢又為上級特別看好的貧僱農都是最有希望的人選，能被選上最大的前提就是敢於出頭露面。儘管鄉村蘇維埃政府成員對文化的要求不高，但文牘旅行是任何一個政權體系都免不了的，所以儘管肅反打掉了許多知識分子，但各級蘇維埃仍然離不開識文斷字的人，以至於中國共產黨蘇區的文件中屢屢有批評鄉村蘇維埃「秘書專政」現象。蘇維埃的主席肯定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貧僱農，但他們能不能夠說了算就很難說了，如果政權清一色的「苦大仇深」，那麼辦事效率往往很成問題，因為游擊隊和蘇維埃負責人不識字而耽誤事的現象也時有所聞。

同樣，就像傳統社會地緣關係會在鄉村權力結構中佔一點份額一樣，地緣關係和意識也影響到了蘇維埃政權，由於歷史上湘贛兩省土客籍矛盾相當尖銳，所以中央蘇區鄉村政權中的地緣因素似乎影響更大一些，主要表現在土客籍的矛盾和紛爭上。一般來說，無論土籍還是客籍，在黨、蘇維埃和武裝組織中占的份額大一點，說話的分量就大一點。一份蘇區文件提到，寧岡的土地革命，開始由於由黨組織主持（黨組織以土籍為主），第一次分配土地不利於山地居住的客家人，於是遭到客家領袖袁文才的反對（袁的部隊雖然被正規紅軍收編，但實質上一直是地方武裝的面目），於是又重新分配，但土籍農民則集體以瞞田不報來抵抗。實際上等於是客籍憑仗袁文才在武裝部隊的力量影響了地方政權的事務，而土籍則憑藉在黨和蘇維埃的勢力施行軟性的抵抗。蘇區的土客籍矛盾甚至在原本沒有成見的上級領導印象中得以反映，一份關於湘贛邊區的報告這樣說道，「黨內土客籍界限尚存，但是土籍的同志雖比較忠實，可惜這些忠實同志，又都是沒有能力的，而且是不努力的，可以腐化的黨員」。顯然，這種土客籍印象不能說不是他們各自實行權力運作的部分結果，通過對上級的施加影響，增加自己一方的權力份額。土客籍雖然紛爭不已，但畢竟已經在同一塊土地上共處了幾百年，彼此間有界限，也有混雜，其地緣的分野已經沒有他們的祖先那麼強了，所以大體上他們還是可以在一個蘇維埃旗幟下和平共處的，如果碰到真正的外鄉群體，他們的地緣排他意識就會以非常強烈的方式宣洩出來，儘管可能打的是革命的旗號。江西吉安的義富和冠田兩個村莊，均為南遷的河南人，他們從河南帶來了紅槍會組織，經常與周圍的村莊發生械鬥，而且能佔上風，蘇維埃運動期間，這種械鬥仍舊發生，而且摻進了紅白鬥爭的色彩，由於「蘇區群眾」的強烈要求，當地黨和蘇維埃討論這個問題時「曾有激烈的爭論，但結果不消滅紅槍會，則必脫離群眾」，最後一致決議要消滅紅槍會，認為那是一群「反動群眾」，當然，紅槍會很快就被消滅了。顯然，這個結果與中國共產黨一向爭取紅槍會的政策並不相符。

答：地主豪紳整窮人，不管窮人死活，現在蘇維埃只是要窮人個個有吃有穿，地主豪紳家屬集中起來在蘇維埃監視之下做工開荒都行，不能分一寸土地一口糧食給他們。

有意思的是，當時蘇區的中國共產黨文件竟然將這種「黨包辦一切」的現象說成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理論的遺毒」。顯然，這樣兩個劇烈對抗的政治集團，互相「遺毒」是有難度的，但是各自身上都有蘇俄的影響卻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從另一個角度可以說明，面對中國當時的狀況，國共兩黨對待國家政務的處理，特別是地方事務的處理，實際上採取了大體近似的模式。

蘇維埃政權是按照一種新型的理念建立的，這就是「階級觀點」，即按列寧主義的觀念依照社會人群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情況，分成不同的階級這樣一種理念。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階級理論主要基石是現代工業的社會化大生產，而階級的對立也主要是同樣掌握了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列寧主義雖然產生在比較落後的俄國，但對於農民問題，理論上卻不太健全，俄國革命的實踐對農民和農村也同樣不算成功，這種態度反映在中國蘇維埃運動實踐中，不僅僅是頑固的城市中心論，而且還表現在農村黨和蘇維埃政權中強調工人成分和工人階級領導，包括在蘇維埃代表選舉中人為地規定工人擁有比農民高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比例額。然而，所有理論的輝煌和知識分子的妙想，在所有蘇區（均為落後貧瘠的農村地域）都被無情地湮沒在農民革命的浪潮之中，不管當時少數知識分子如何引導，蘇維埃運動的參加者還是將「階級觀點」理解成了一種中國古已有之的「貧富對立」，階級劃分的生產資料佔有程度這樣一個標準，被在實踐中化為了簡單的財產多寡尺度。人「窮」的程度成為在革命過程中的世界里新的等級排列的唯一標準，最窮的人不僅在土地革命中可以分到最好的土地和財產，而且最有可能被新的權力機構吸納而佔據農村社會權力結構的上層。這是一種「顛倒歷史」的巨變，不僅推翻原來的鄉村精英統治，而且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威權結構。雖然，以往的農民起義也會出現短時間內人下人變為人上人的現象，但那只是屬於中國歷史上的貧富互易的一種方式而已，做了富人的農民，很快就會學著原來東家的樣子活起來，結構依然是那個結構，然而，這個千年不易的結構卻在蘇維埃時期受到了顛覆。

從蘇維埃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來看，引進這種政權概念的共產黨人還是努力地貫徹了其在蘇俄的本意，將「代表會議」的精神注入中國蘇區的鄉村政權里，在最初分散的地區蘇維埃組織法里規定，除了地主豪紳和富農外，凡滿16歲（有的規定18歲）的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鄉、村兩級的蘇維埃由鄉民大會直接選出，區蘇維埃由居民代表選出。具體的日常政務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處理，鄉、村級的蘇維埃執委會比較簡單，有幾個人負責統抓一切，而區蘇維埃執委會則設有專門委員會，各設人民委員負責。在大多數地方，為了貫徹「階級路線」，都規定了工人要比農民在代表名額比例上要高五倍左右，但由於蘇維埃區域幾乎沒有什麼產業工人可言，所以，這種規定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不僅如九-九-藏-書此，有的地方還按蘇俄的做法，強調了如果選民對蘇維埃代表不滿意，可以隨時罷免調換，術語叫做「招回」。下級蘇維埃如果多數表示對上級蘇維埃不滿，也可以要求改選。中華全國蘇維埃成立以後，又以立法的形式將這些條款確定下來了。但在現實中，蘇維埃的蘇俄原意並沒有被貫徹下來，農民「只知道『埃政府』是他們的政府而不知道『埃政府』的內容，一般農民都應有實際參加政權的權利，就是常常要召開群眾代表大會討論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道政權有二，一為代表會議，一為執委會，不知道代表會議才是合法的政權機關，而執委會不過是代表會閉會後，受代表會委託的執行代表會議的處理日常事務的機關，更不知在一哄而聚的群眾大會之中能討論問題，必須假手于代表會議。他們以為選出幾個人坐在機關里，就叫做蘇維埃，所以各級機關時常只有執委會議（甚至執委會很少開，只有主席、財務、赤衛或秘書幾個人處理一切）而沒有代表會議。這是一般群眾政權的意識太薄弱，而一般同志對於政權的認識也是莫名其妙的緣故」。顯然，對於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一般同志」而言的蘇區絕大多數人，區、鄉、村的蘇維埃政府，實際上與過去的區公所、鄉公所和村公所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就是過去印把子握在地主豪紳手裡，現在換成了共產黨和農民。有的地方的農民甚至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很長時間了，腦袋裡對於政府的印象還是過去的稱呼。一位黨的負責人說，「群眾並不認識他們自己的政府，認為不過如像反動統治過去設的什麼一樣，有什麼糾紛即到政府里去解決，有些群眾實際叫政府為局，如我經過安福的桑田，我問農民政府設在什麼地方，他不懂，結果他答覆我是『局』設在某處才帶我去，就要他帶我到局裡去，路上我同他解釋他才明白」。晚一些的紅色割據地區如川陝蘇區，可能意識到了蘇維埃代表會議制度在中國農村施行方面的障礙，在蘇維埃組織法上就不再強調政權的代表會議性質，對作為蘇維埃制度核心內容的「代表招回」制度，根本隻字不提。甚至，明文規定的蘇維埃選舉，也很難真正貫徹「民主」的意義，一般蘇維埃無論如何選，都是原來在黨工作的那幾個活躍分子，真正而且認真的「代表會議」，即使在蘇區的農村，也難以實現，連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也承認，幾乎所有的政權機關都是由「一哄而集的群眾會」產生的，1930年6月贛西南特委的一份通告也提到，有些地方把蘇維埃看成是形式主義的，「如人民委員會成立了就不開代表大會，由少數人包辦」。一些黨的文件甚至坦然承認，蘇維埃並沒有實行「真正民主制度」，「尤其是鄉一級只有召集最少數的群眾大會來執行選舉，沒有建立代表會議制度」。實際上，政權還是會歸於那些樂於張羅的人，甚至在那些勇於充作「革命先鋒」的流氓無產者手裡。

由於內容與形式相互扞格，蘇維埃政權實踐的現代化意義被大大地消減了。一場骨子裡是先進知識分子改造農村的革命，最終只有革命的價值在高揚，本來需要改造的落後的農村，卻在革命過程中被賦予了某種先進的意義。本來中國農村社會成分是相當複雜的，即使僅僅以社會進步一個參數來考察，社會各個階層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完全依其階層來劃分。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到了紅色根據地，已經簡單化成了貧富分野，用如此簡單而直線的貧富尺度來分割農村社會，結果只會造成日益嚴重的紅白對立，而順便形成的貧窮等於高尚的價值取向，只會將農村中的平均主義推向極致，勢必使革命的運動模式不停頓地向前滾動，越來越多的人由於各種原因被劃到富的一邊，最終滾到白色陣營中去，紅色政權的基礎也就越來越薄弱了。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總結這段歷史時也曾對那時「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進行了反省，視為主要的失敗原因之一。事實上，如果按照蘇維埃的路線行進下去，中國革命是很難成功的。

應該說，蘇區基層政權中存在的家族以及地緣意識，在實際的革命過程中，已經被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很好地抑制了，其影響被限制在很小的範圍內，在戰爭期間，在人們的理想主義最大限度地被激發出來的情況下，這些屬於「私人雜念」「封建意識」的東西，顯然是比較容易被抑制的，甚至可以說，某些家族觀念的流露，並非黨員幹部有意識的行為。但是，農民的家族以及地緣觀念是與幾千年來他們的生存境態息息相關的，蘇維埃革命並沒有提供瓦解這些境態的可能性，所以，抑制只能是暫時的，一旦時機成熟，這些觀念還會頑強地冒出來。

歷史總是喜歡在關鍵時刻玩一點小的噱頭，將幾千年中國鄉村權力格局翻過來的革命，居然是在這樣一個俄國式的名詞下進行的，儘管這個名詞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依舊沒有多少人明白它的真實含義，可卻沒有耽誤人們在它的旗幟下奮鬥。蘇維埃運動在中國農村的開展，以及農民對這個運動的誤讀，暗示了中國革命的列寧主義趨向以及這種趨向的中國化命運。

這是不是說，蘇維埃政權與以往的農村政權就沒有多少本質的區別呢？當然不是。無論在十年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階層如何堅持「城市中心論」，中國共產黨最基本的革命實踐就是農民革命，其政權實踐的蘇維埃本質上就是一種鄉村政權。但是與以往的鄉村政權不一樣，蘇維埃政權帶有強烈的排異性，它不可能像其他形式的政權那樣，可以為不同的統治者服務。這恰恰是由於共產主義革命所特有的階級排他性和打碎既成國家機器的更替性色彩決定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與我們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種農村改良和改革都不同，它無時無刻不伴隨著暴力的衝突，武裝的消滅和反消滅的過程，它與舊政權之間不存在任何妥協的餘地。蘇維埃的建立，首先要摧垮地方精英的武裝，取而代之，然後掃蕩舊的政權機關，基本上不存在什麼留用人員，因為縣區兩級的所有政府人員非死即逃，而鄉村政權的人員不是隨著地主民團武裝的瓦解，就是被當成土豪劣紳或者走狗打倒了。

所以，在現實的蘇區中，基本上不存在蘇俄原來意義上的蘇維埃，幾乎所有的蘇維埃政府鄉村具體管理各種事務的政權機構，鄉、村兩級基本上就是執委會（或者常委）三五個人在管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取消了村蘇維埃，改為由鄉蘇維埃派出代表小組），縣、區蘇維埃雖然設有專門委員會，但各人民委員也等於是原來的科局長和辦事員。中央蘇區1929年的蘇維埃組織法規定，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5至7人，候補委員3人，而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7至9人，候補委員5人。川陝蘇區的鄉村蘇維埃規模稍大，區執行委員會多至15人，鄉則為9人，村級為3人。除了村蘇維埃以外，鄉區兩級均可配備一定數量的工作人員，這些人都有工資，而且其中的常委「均需脫離生產」。從人員配備和脫產情況來看，自清末以來政權下移，強化對鄉村行政控制的趨向，在蘇區也依然得到了延續。

問：富農搭了場子，穀子歸誰收？

然而，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被灌進腦袋裡的新意識形態觀念和意識並不可能真的在幾年內被消化吸收，甚至對他們中的相當多的人而言，恐怕終其一生也難以理解某些俄國化的政治概念，但是這並不耽誤他們按自己的理解遵照這些概念行事。農民喜歡用他們所能理解的方式來解釋和接受這些陌生的政治概念。其中特別喜好的一種方式是將共產主義事業用人格崇拜的形式來尊崇。在黨和蘇維埃的教育或者說強制下，農民不再公開燒香拜菩薩了，「許多農民家裡以前貢（供）著家神『天地君親師』位的，現在都換以『馬克思及諸革命先烈精神」』。實際上，在紅色|區域的大大小小的公私場所，大多懸挂著或者說供奉著馬克思和列寧的像，這些像都是鄉村畫匠或者是會一點塗鴉的農民的手筆，如果馬克思和列寧的故鄉人來看到這些畫像的話，肯定認不得他們是什麼人。在1936年訪問陝北的外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對他所見到的那些紅軍列寧室里的畫像發過這樣的感慨：「像中國的一些基督一樣，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像一般都帶有鮮明的東方人的外貌，眼睛細得像條線，前額高大，像孔子的形象，或者全然沒有前額。」應該說，在這些農民眼裡，馬克思和列寧其實與他們過去供奉的「天地君親師」以及灶王、菩薩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他們似乎更靈驗，能給農民帶來土地和其他的好處。原有的信仰和崇拜對象雖然換了，但崇拜的模式卻依然如故。帶有傳統意識形態色彩的「天地君親師」崇拜延續hｔｔｐｓ://reａｄ.99ｃｓw•ｃｏm了幾千年，現在被一些革命的符號所替代，這種替代雖然是農民自願的，但也必須伴隨著某種軍事化的社會結構形成的壓力才能夠實現。原有的信仰模式在新的世界里頑固地展示著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天地君親師」的崇拜並沒有從農民心目中被驅走，只不過在暫時的替代的身影後面躲了起來而已。

在傳統的中國，雖然貧富的概念本身就具有某些道德的意味，對「為富不仁」的抨擊一直貫穿整個歷史，但窮畢竟是一種不光彩的景況，至少不值得稱道，富則無論如何都是大多數農民畢生的追求，而在這種「顛倒歷史」的巨變中，附生出的一種道德意義上的價值觀念就是窮不再是一種恥辱，而是一種光榮。窮在道德上意味著某種正面的價值，開始只是因為它意味著不剝削別人，反而受別人剝削，後來則附加上去大多數的優秀品質，諸如正直、勤勞、善良、樸實等。誠然，大多數農民的確具有上述品質，但這些品質並不簡單地與窮或者窮人對等，然而，在蘇維埃革命的情景中，兩者顯然被畫上了近似的等號。就這樣，變了形的階級觀念，成為蘇維埃區域新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成分。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蘇維埃政權的出現都是中國鄉村政權的一個嶄新的形式，雖然農民始終沒有弄清楚蘇維埃名目的含義，也難以消除由與這個政權相伴的一系列俄式名詞帶來的陌生感，但它的確把中國的農村翻了過來，至少從形式上實現了鄉村統治的精英專制到貧民專政的轉變。儘管有組織強化和集體從眾效應的作用，這個政權還是得到了農民比較廣泛的擁護，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正是藉助這個政權形式，才得以在中國農村生存。除了在政策非常激進的時期以外，農民在蘇維埃政權下畢竟得到了清末民初以來難以祈望的好處，不僅可以靠田裡的收穫活命，而且還可能有所剩餘。儘管在蘇維埃治下，農民失去了傳統社會裡的那種自由，但這種自由已經在軍閥統治時期的武化地方精英的鄉村統治中喪失殆盡，農民自然也就不會在乎再被管得更緊一點，只要日子能好過一點。只是在根據地的後期，由於反「圍剿」越來越不順利，紅軍的損失過大，而蘇區的政策也愈發激進，蘇區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從紅軍到蘇維埃政府困難異常，而越是這樣，政策就越是激進，惡性循環。這樣才出現了普遍的農民背反的現象，擴紅（即紅軍的徵兵）越到後期就越難，不僅農民極不樂意，而且徵到的兵逃跑者也比比皆是，一次長汀「擴大了五十七個新兵，但歡送到省蘇只剩了五個人，其中三個有病的，結果去前方的只二個」。由於擴紅跟不上，1932年底湘贛蘇區在給中央的報告里說，蘇區的第八軍全部人員不滿二千，抵不上過去的一個師，「還有一千上下的槍支沒有人背」。這與紅軍盛時有人沒槍的情況正好相反。有的地方，甚至連農村的黨團員都明裡暗裡地抵制從軍。有的地方甚至發生了整鄉成村農民逃往國民黨統治區的現象，以至於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嚴厲鎮壓。到了這個地步，實際上根據地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基礎已經相當薄弱了。

黨和政府的關係也同樣存在著問題，蘇維埃政權是軍隊建立的，也是黨建立的。即使軍隊建立政權，也是通過軍隊中的黨組織。雖然按蘇俄蘇維埃的原意，以及後來蘇維埃的組織法，黨對蘇維埃的領導是要通過蘇維埃里的黨團進行，但在現實中，沒有什麼人了解黨團的含義，更談不上如何運作。蘇區的黨組織一般是縣、區設黨委，鄉村設支部，基本上有蘇維埃的地方，都有黨的組織。黨政關係混亂的最主要特徵是黨包辦政府，「蘇區一般的自上到下形成一貫的黨包辦蘇維埃工作的錯誤路線，蘇維埃好像是黨公開活動的形式，蘇維埃工作經常照轉黨的決定，這樣就把政權機關群眾意義抹殺了，失卻了政府工作能力，現在一般的政府經常不開會，不計劃工作，只是個把主席、秘書在機關里發發信件，招待來往行人，很少計劃和執行政府本身一切工作，而且因為各級黨部包辦政權的結果，使得各級政府工作系統無法建立，形成各自為政的狀態，下級政府不能經常向上級政府報告，上級政府也就不能指導下級工作」。這種情況已經普遍到了俯拾即是的程度，連蘇區正式向中央的報告也不能不承認：「各級政府都成立有黨員，由各級黨部指揮，但是政府不健全的很多，黨團不健全也很多，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級黨部解決，由政府會議議決通過執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黨部代替了，就是西南政府也是好些，所以引起政府人員的不滿意，又如儒行區黨部我實際見到的就是殺，一與黨無關的犯人都要來問過黨部，黨部說殺，由政府出一布告就殺，還有更小的日常事情農民都要求來黨部決定，因此使群眾認識黨部而不認識政府……」但這種情況對當時的蘇區政府工作影響並不如我們現在想象的那麼大，當時蘇區黨組織和政府以及各種群眾組織（蘇區黨的文件中時有將蘇維埃政府當做「群眾組織」的現象）時有混淆不清的現象，很多人參加了群眾組織或政府，就自以為是黨員了，所以還出現過開黨代表大會而由蘇維埃送代表來，送來的代表竟然不是黨員的現象。現實的情況是，時常基層的蘇維埃和黨甚至群眾組織都是一班人馬，黨本身擔負的職責與政府基本上是雷同的，自然包辦就在所難免，但卻于大局無礙。其實，就當時而言，解決黨、政、軍關係最後的辦法，也許就是在鄉村層面上，將三者的領導機構合一，鄉村的蘇維埃主席同時是黨支部的成員，而黨支部書記則是蘇維埃的成員，他們同時又掌握著赤衛隊，幾乎大多數的公務都要伴隨著赤衛隊的配合，在戰爭到來的時候（這種時候很多），蘇維埃幾乎跟赤衛隊成為一體，分不出彼此。這樣的體制，在戰時無疑是非常有效率的，據當時的一些老赤衛隊員回憶，他們不僅能夠配合主力紅軍行動，還可以自主地依靠當地的地形，騷擾進剿的國民黨軍隊，收繳敗兵的槍械，與小股的敵軍對抗。這種黨政一體的形式，實際上已經開了後來中國共產黨政權模式的先河。

即使是在革命年代，政權也不能僅僅進行政治活動，在經歷了短暫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狂歡之後，蘇維埃政府就在革命武裝的配合下，從事征糧徵稅的「業務」。應該說，在那個時代，蘇維埃政府的這種業務儘管開展得並不嫻熟，但基本上能供應根據地紅軍的所需糧食和一部分物資，但由於政策的過於激進，嚇走了大部分商人，同時也由於國民黨的封鎖，根據地的生產和消費品包括食鹽都非常缺乏，經費也十分緊張。半是出於習慣，半是由於困難，相當一部分的紅軍甚至地方武裝的經費還需要依賴到國民黨區「打土豪」取得，有的地方武裝非常熱衷到國民黨區去打土豪，綁地主的票，不管所綁的票有多麼「反動」，只要交上了贖金，就馬上放人。雖然在經費方面沒有能滿足軍事上的需要，但蘇維埃政權組織生產方面還是卓有成效的。革命的「運動模式」基本上排除了農民個體發家致富的可能，但根據地和紅軍又需要經費和糧食，所以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配合不斷的意識形態激勵和紅色恐怖的震懾，鼓動起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實現物質生產增加。紅軍時期，紅軍的戰鬥減員相當之大，因此需要根據地不斷補充，越是鞏固的根據地，出來當紅軍的就越多，很多地方的男人除了老人和孩子都上了前線。在鄉村黨和蘇維埃以及各種團體組織的動員下，從前沒有下田習慣的蘇區婦女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由於婦女顯然缺乏生產經驗，於是集體生產形式開始在蘇維埃的倡導下普及開來，各種耕田隊和耕牛合作社紛紛被組織起來，甚至按軍事編製組成大隊和小隊，剩下的男人和婦女都被組織進去，有經驗的老人擔任指導，而大腳的婦女們則擔負起從春種到秋收的所有農活。而各鄉之間，開展各種名目的「革命競賽」。甚至連孩子們也在少先隊的組織下，「開展鏟草皮、放牛、拾狗糞等競賽活動」。儘管在蘇維埃時期蘇維埃政府在組織生產和提供糧稅方面，做得還算差強人意，但在總體上日趨激進的政策驅使下，還是日益走向困境，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為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開始大量發行公債，強行向富農募捐，由於根據地早已經沒有了什麼富農，因此這項措施變成由政府用武力挨家挨戶強索，極大地挫傷了農民對蘇維埃政府的親和感，再加上幾乎無限制的擴紅徵兵，以及隨之到來的抓逃（兵）運動，使農村生產受到了很大衝擊，到了紅軍長征前夕，根據地的經濟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