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這種自我調節的修補功能，雖然能滿足政治變革的部分需要，也確有減少政治震蕩的好處，甚至面對西方的衝擊，也能作出相應（雖然很笨拙）的反應。但是，修補一旦成為一種政治慣性或者傳統，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為因循守舊提供堂而皇之的棲息地。當步入近代面臨近代化和對付西方侵略這雙重課題時，修補功能就愈發力不從心，機構的疊床架屋，政策的混亂重複，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隨著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務的日重，這種修補政策實際上已經走上末路窮途。可惜的是長期的修補傳統在人們心理上已經形成了因循遲滯，得過且過的慣性，和對徹底變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補舊的九九藏書操作定式。這樣，人們在進行大規模變革的時候，其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就顯得格外的厚重。李鴻章在晚年曾不無自嘲地稱自己是個於事無大補的裱糊匠。不錯，李鴻章給清王朝這座風雨飄搖的大廈裱上了淮軍和北洋水師，裱上了洋務企業和幾個半洋的學堂，可急風驟雨一來，依舊房倒屋壞，補丁畢竟只是補丁。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還遠遠談不上像我們一般作為常識公認的那樣是僵化的，它在適應情勢變化方面，還是具有彈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數時間里，能夠應付統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運作過程中，衍生出一種「補丁機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應付局面，或者為統治九九藏書者所不喜時，用某種「補丁」政策和要素來修補之，並不去掉舊的。道光帝對此曾有段佳妙的議論，他說：「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東邊倒塌，就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這種「補丁機制」運行起來有兩種情況，通俗點說，就是一種補丁小，一種補丁大。不論補丁大小，要的就是補得「整齊」，面上光。

屬於大補丁的情況相當多，像內閣之於議政處，軍機處之於內閣，前者雖然沒有撤銷，但職能均為後者抽空，成為名副其實的「閑衙」。再有像以湘、淮軍為首的勇營之於八旗與綠營，以及後來的新建陸軍，遞次相補，國家正規軍的位置先是由勇營擠走了八旗read.99csw.com綠營，而後新軍又擠走了勇營，但直到清朝覆滅時，八旗與綠營仍在苟延殘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實行低俸祿制，正七品的知縣，年俸四十五兩，四品知府一百零五兩，巡撫與總督，貴為封疆大吏，也不過一百五十五兩和一百八十兩（乾隆時米價，每兩不過買一石米多一點）。明知這點官俸根本不夠養家糊口，卻不肯加增，開始默認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後來則添加高出俸祿百倍的養廉銀。最典型的莫過於漕政，漕運在晚清由河運改為海運之後，河漕的一整套機構無事可做，但一直擺在那裡，戊戌變法時好容易要撤了，沒幾天又恢復了。在這種情況下，補丁有時已經大過了它所補的東西。事實上是聽任原有九-九-藏-書的東西自我萎縮，自生自滅。

清季統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講究「祖制」，或許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許是少數民族統治的特有謹慎，總而言之，清朝統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著近乎神聖的意味。日常事務，以循行祖製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於祖制則理直氣壯，不合則躲躲閃閃，有時明明是新舉措，也偏要打著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變以後，西太后那拉氏與恭親王奕聯手，為了遮人耳目，混淆視聽，故意給奕以實際上已經廢置了一百多年的議政王稱號，來陪襯她的「垂簾」，即讓祖制上有的「議政王」掩著祖制上沒有的「太后垂簾」。

中國進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論，是進入了衰落期，統治方面無論是制度還是經驗手九*九*藏*書段都過分地緻密而煩瑣，政治目標體系中保守主義傾向加重，過分地強調政治穩定，儘可能地避免或減少任何可能的動蕩乃至波動。相較而言，清代比明代這方面的特徵更明顯。

前一種情況的例子比較典型的是清代的財賦政策。清代中晚期，社會動蕩加劇，軍費開支陡增，囿於賦稅不增的祖制，儘管軍情火急絕沒有人再敢在國家日常賦稅上打主意，於是只好開捐，最後又加上厘金徵收，儘管捐額與厘金比例越來越大，但比起國家常稅，它還是一種小補丁。又如總理衙門的設立，儘管不僅彌補了原政府機構欠缺的外交職能，而且凡有洋務之處，無不插手，事實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職權領域，但比起原來龐大的政府機構來，它承負的行政功能還是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