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康梁等維新派主流的改革思路而外，社會上還存在另外的思路。對變法表示支持，並不同程度地參加變法實踐的士大夫們，其中有不少人始終將開民智、興學校作為自己的首要事業。自甲午戰敗之後，他們即著手興辦新式教育，像張元濟、孫治讓等人即是如此。他們在變法中對政治的熱情遠沒有辦學的熱情高，只是對廢八股有很大的積極性。在他們看來，中國現狀的改變，最要緊的是開民智、開士智，只要廢掉了八股，將仕進的主渠道疏浚，以後的改革慢慢就會上軌道。所以對他們來說，改革的次序首要一步是興新學，實行教育改革。

世上的事沒有解不開的結，解結的辦法就是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經濟改革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放在首位，事實上，如果沒有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歷經幾十年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顯然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國在1895年還處於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時的狀況，窮盡人們的想象力，也不會想到在中國進行「變制」的改革。可惜的是洋務運動只是使中國出現了大機器，但新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沒有確立，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更是談不上，至於相應的法律框架更是匪夷所思。所以維新運動必須補課，補上發展私人資本的這一課。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也是這樣，按道理政治改革應該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可是當時中國的狀況，等到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自然而然地成長起來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這個可能，「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仁人志士也斷不會坐等，他們斷不會眼睜睜看著中國變成殖民地。所以，必須從政治變革https://read.99csw.com人手，解開近代化進程的結，可是沒有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政治變革每每是乏力的。看起來，政治變革、經濟變革與教育變革誰應放在前面的問題，似乎像在一個環中旋轉的三匹木馬，說誰是第一都可以，但將誰放在第一又都有問題。

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政治改革往往會流於形式，而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改革也會變味。中國辛亥以後的歷史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這樣說不是批評維新派政治改革不應該進行，而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白政治改革的目的，應該看清當時中國政治改革所能進行的限度。在十分清楚大太后小皇帝政治格局的情況下，貿然設計以光緒為核心的變法規劃，幻想手中毫無實權的皇帝可以自立單幹，為之設計出拋開太后的中樞機構，其不現實、不冷靜已經達到了熱昏的程度。對於歷史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的中國，改革只能一點點來，尤其在披榛辟莽以啟山林的時候，急性病是萬萬要不得的。維新派當時即使不能走太後路線，也應清楚依賴光緒變法的限度，只要能達到政府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逐步建立相應的法律框架，在教育系統中廢除八股，興學校，逐步建立新的知識分子上升梯階體系，維新運動已經算是小有成就了。想一步到位的變法，美固美矣，可在事實上卻使中國向後退了幾步。在康梁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中國全面變制的時代尚未到來，首要的任務仍是經濟變革，如果康梁變法能圍繞這個中心那就好了，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自前清甲午中read.99csw.com國師徒敗衄，乙未馬關訂約，國威喪削，有識蒙詬，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普及有本，本在師範，乃知師範之設立不可以已。設師範之資，其數非細，他國師範，義由國家或地方建設而扶助之。當是時，科舉未停，民智未啟，國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謀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顧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營實業。然謇一介窮儒，空弩蹶張，於何取濟？南通固有名產棉最旺之區也，會有議興紡廠于通而謀及者，乃身任焉。

但是，中國當時不存在可以避開政治變革在政治勢力夾縫裡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所以維新運動必須也從事政治變革，儘可能地為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一些條件。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當然很理想，可惜只能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其次，能如維新派所努力的那樣，建立由維新派掌握的中樞政權也很好，如果還不行，也可以再退而求其次，維持一個能容忍資本主義發展的半新不舊的政府，只要它能對民族資本主義持一種表面上的「持護」，就可以使中國經濟發生緩慢的變化。至於教育改革，理應與經濟改革同步，只是在實施過程中，須稍緩半拍。

改革的次序問題，背後隱藏著一個近代化變革的速度問題。當時中國危迫的政治情勢，迫使著人們期望儘快地改革現狀，走向富強，擺脫目前的屈辱，所以大家都想走捷徑，幻想著通過政治改革，以強有力的政府力量來推動經濟改革與教育改革，三五年就走完西方几百年，日本幾十年才走完的路。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國的現實是，改革性急不得，一性急，似快實慢rｅａd.99csｗ•coｍ，進一步可能要退兩步甚至三步，冒進從來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但是，在運動過程中，顯然是受了文化整體論的影響，維新派開始傾向於整體一攬子變法全面鋪開。康有為對日本伊藤博文的談話很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思路，所謂：「行改革事，必全體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則勞而無效」。當然，在全面開花的同時，也需有重點和主次，即有「本原」和「枝葉」的分別。

作為這種思路的延伸，在百日維新前後，變制的努力變成了組織變法中樞之爭，實際上是掌握政權之爭。

維新派的改革思路前後是有變化的。在運動之初，他們在批評洋務派改革本末倒置時，集中強調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無意中暗示了這樣一種次序：要以政治改革為龍頭，拉動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儘管他們在向皇帝上書時往往提出的是一攬子變法方案，但每次上書的重點所在卻是不言而喻的。

哪一種改革次序更合理一些？這是一個現在不好評判，當時幾乎沒法判斷的問題。把開民智放在改革的首位，從道理上講沒有什麼不對，但此舉如果沒有政府有力且長期的支持，缺乏比較堅實的經濟基礎，似乎有難以為繼的危險，所以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不能不相伴而行，如果沒有后兩者的伴行，那麼教育救國就會變成以一桶水澆灌千頃沙漠的努力，很難改變國民素質低下的國情（我們在日後的歷史中曾經看到過這樣的努力，像陶行之、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的鄉村教育、平民教育事業都很感人，但對於中國幾億農民而言，不過是杯水車薪）。

戊戌維新從總體上看，主要是一場政治變革，不僅發https://read.99csw.com動運動的維新派的先期意圖是以洋務運動為前車之鑒，立意「變制」，而且，百日維新的種種措施也以政治變革為主。但是，無論是維新派還是光緒都沒有打算將改革只局限在政治領域。這裏，就有一個改革的次序問題。

張謇也確實像他說的那樣做的，他辦起了大通紗廠，賺了錢之後就興辦了南通師範學校。南通師範與另一位實業家葉衷澄辦的衷澄學堂等新式學堂由於有實業支持，辦得十分紅火，而孫治讓等人的興學，則左支右絀，十分艱難，一受制於頑固派官紳，二困於經費短缺。

還有一種思路是先實行經濟變革，即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主要是發展中國自己的工業。執這種觀點的，主要是一批投身實業的士大夫，張謇就是他們的代表。在狀元公張謇看來，救國拯世，書生當仁不讓，而救世不在於空言，關鍵是切實的行動。「既念書生為世輕久矣，病在空言，在負氣，故世輕書生，書生亦輕世。」書生要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就不能再恃清高，抱殘守缺，視工商為可不為的賤業，須以佛入地獄的決心，投身「實業救國」的事業。而在工商之間，工業尤其為中國之必需。張謇承襲了先期投身實業的鄭觀應等人的觀點，認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製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而後商賈有懋遷之資，有倍徙之利。」要振興工業，走洋務運動的老路肯定是不行的，以衙門方式來經營近代工業，方鑿圓枘，非失敗不可，就是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只要沾上官字，也難免被扯到背離市場規律的「https://read.99csw.com官營工業」軌道，不然就被侵吞盤剝，讓你難以為繼。官督商辦最後變成了侵奪商人的借口。所以，張謇認為振興近代工業，只有走「民辦」這條路，：「聽民自便，官為持護，則無論開礦也，興墾也，機器製造也，凡與商務為表裡，無一而不興也。」也就是說，興辦民族T商業，不能讓官府來經辦，而官府只需「持護」即可，即制定相應的保護民族工業的政策法規，實行相應的稅務保護和獎勵工商業發展措施，而不是插手其間，橫加干涉。

所以，合理的改革次序應該是首先注重的應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和教育啟蒙，對政治變革應視政況的許可程度，儘可能爭取一個較好的結果。指望一舉在中國變製成功，從而在一個西式化的政府領導下迅速走向近代化，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面貌，走向富強，理想雖然可觀，其實很不現實。至於在政權尚未掌握的情況下就推出一攬子全面變法的規劃，更是不現實的毛毛雨。雖然從理論上講，改革應該系統全面，否則改此不改彼會發生扦格與滯礙，但在現實的改革實踐中只能一點點地來，絕對不可能一下子把一切都改好，一新全新。可以說，全面改革的設想是一種改革的理想主義，將這種理想主義推行到變法的實踐中，不僅不能保住甲午之後舉國求變的好形勢，將政治改革推進一步，為經濟改革創造一個好的政治環境，反而導致大的反動，差一點倒退到洋務運動之前的中國政治狀況中去。

然而，作為士人，張謇的「實業救國」設想與他的一些好友「教育救國」路線並不抵觸，他甚至認為興辦實業只是為教育救國提供物質基礎，只有發展實業，才能興辦教育。他後來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