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日本人、朝鮮人，往往不那麼容易識別，疑心一起，見到有人拿藥瓶，尤其是帶西洋字碼的藥瓶，民眾就會生疑。一次一個西藥房派人送葯到某工廠，結果路人以為是受日本人指使前來下毒，逮著就一頓好打，結果受傷送了醫院。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只因帶著兩個藥瓶在街上走，也被民眾懷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將孩子扭送往警察局。下毒謠傳，已經引起了相當廣泛的群體性恐慌。這種時候，如果恰好有因天氣炎熱而群體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會把賬算到日本人身上恐慌，因為有了「切實的」證據，而愈演愈烈。

昨天上午當我走入城裡候家浜時，我看見一個小孩從小販那兒買了一塊糕來吃，這孩子覺得不對，便把吃過糕的一塊從口裡吐出來，立刻嘴唇上起了一個泡。當我在北海路，萬年樓茶店時，我看見一人送蜜餞給小孩吃，旁一老人看了便制止說，不要吃這東西，而將此物投入水中溶解，這時水便沸騰起來，他要抓住這人，但被其逃掉了。

可是，誤會也是難免的。被鄉下人誤為日本人來下毒的中國人挨揍的事，時有所聞。上海駐軍的現役軍官，一個營副，也在城郊龍華附近被誤為下毒之人而遭痛毆，驚動了上海護軍使盧永祥。最嚴重的一個事件，是官拜凇滬護軍使咨議官，陸軍少將的官成鯤，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時，被鄉民誤會成前來下毒的日本人，正趕上這位少將又言語不通，估計態度又不好，結果誤會更深，一頓暴打之後，竟然隕命。

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決不是謠言。（由於是整理者從英文轉譯過來，有現代人的語言感覺。——筆者注）這樣的小報謠傳，跟此前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期間洋人下毒的同類揭帖，非常相似。都強調「親眼所見」，前面提到的1892年傳洋人下毒廣東揭帖，結尾處也強調，這些事「蓋系海豐秀才在南陽教書目見」。而義和團期間一份玉皇大帝下凡傳諭滅洋的揭帖，也強調是「親眼所見」，而且賭咒發誓，說是如https://read.99csw.com果假造，「五雷將劈了我」。顯然，這樣的強調，無非是藉以強調揭帖的真實。

「五四」期間洋人下毒的謠傳，由於普遍的仇日情緒，理所當然單一地集中在日本人頭上。從目前的史料看，恰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上海，這樣的謠傳最多。據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報告，自上海開展聲援北京學生的三罷運動以來，有關日本人下毒的謠言就滿天飛。儘管工部局警務處經過仔細的調查，發現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虛烏有，但謠言卻沒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報紙，也「每天不斷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國居民信以為真」。後來，工部局警務處採取了強制措施，迫使中文報紙撤掉這些報道，並不斷發布工部局的闢謠公告，才逐漸平息事端。但事實上，謠言的平息，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即使租界內沒有人敢傳謠了，但華界還在傳。華界政府也出告示闢謠，強調這種謠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風捉影，全屬無稽。」但一點作用都沒有。後來，連上海的周邊地區，都在傳，害的不明就裡的，神經過敏，平白生出很多事來。事實上，只有在運動本身平息了，謠言才會逐漸銷聲匿跡。

最近城內外流傳著關於某外國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我想那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行為的，只不過是謠言而已。然而後來我不僅聽見這些事實，並且親眼看見這些事實。

需要一提的是，在這種恐慌氣氛中，整體上在運動中比較克制的日本僑民，也有人意欲斥諸暴力，對付中國人。公共租界警務處的報告說，在1919年5月27日，發現兩個日本學生佩戴手槍，說是要「打中國人」這種來自日本人的反彈，無疑加劇了空氣的緊張與恐慌。

其實不用賭咒發誓，強調親眼所見，「證據」自己就會冒出來。謠言滿天飛，類似的「事證」，突然之間就滿街都是了，自動出來證實這些謠言，不是空穴來風。首先，日本和朝鮮人的行為九九藏書，在國人眼裡，開始變得可疑起來。但凡見著有拿粉狀藥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藥店買葯，手拿藥水的日本人，都會被人懷疑為下毒之人。弄不好，會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有兩個日本人上街買葯，帶著兩瓶藥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間後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國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傳，這兩人是前來下毒的。最後警察出面保護，總算沒有出事。不僅粉狀和水狀的東西可以是毒藥，連銅元，也可能被人懷疑為帶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銅元掉到水缸里，即便這個人穿著打扮不像日本人，也會被視為喬裝的日本人下毒。「打醬油」是現在人特別的調侃名詞，但早在「五四」時期，在洋人下毒的語境下，外國人打醬油則有了麻煩。有一次，一位高麗人（朝鮮人）到醬園打醬油，就遭遇了這樣的麻煩。因為市民將他當成了日本人，非說他是借打醬油之機，在醬園的醬油缸里下毒。高麗人走掉了，但醬園老闆吃了虧，最後他不得不把醬缸里所有的醬油都倒掉，眾人才罷手。兩個日本人，買了兩瓶醬油，「因瓶上稍染污穢，在華法交界自來水龍頭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煩。眾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醬油送到捕房驗證確是醬油，才算了事。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看，上海是民眾對下毒過度敏感的地區，但不意味著其它地區就沒有這樣的謠言和相應的恐慌。北京遊行請願的學生，也曾懷疑過一個日本記者下毒，將之扭送警局。

啊！中國人的生命！哪裡有公道！哪裡有王法！

但是，五四運動從本質上講，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其發生的背景，跟義和團一樣，有著民族危機的因素，至少是參加者意中的危機。對於義和團運動來說，山東直隸一帶的民教衝突，以及由德國蠻橫佔據青島和強修膠濟鐵路，的確對這場運動的下層參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毀掉了維新變法的朝廷上層，不僅要面對自甲午以來的邊疆危機，而且還要面對列強因停止變法的不滿和壓力。同樣，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ｈｔtｐｓ://rｅａｄ.99ｃsw.coｍ，在學生和關心時局的部分市民看來，也是一種國家危亡的前兆。而這種認識，在部分社會上層人士，包括部分軍閥和政府內部親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鳴。

因此，五四運動雖然看起來很文明，不僅不直接對所要反抗的日本人採取行動，最有力的武器，無非是抵制日貨。甚至連日貨這個名稱也隱晦起來，改為「仇貨」，或者「某貨」，以求徵得西方列強的同情，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鎮壓遊行，開槍打死打傷多名遊行民眾時，也沒有因此而掀起一場針對英美的抗議運動。但是，一個自反洋教騷動到義和團運動以來的魔咒，卻在號稱文明理性的五四運動中，還是出現了，這就是所謂的洋人下毒的謠傳。

一場新式民族主義的運動，在一個類似巫術的下毒魔咒上，卻出現了舊式種族排外運動的影子。從謠言的製造，流行，對運動動員的作用，都跟五四運動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有著非常相似的品相。從本質上講，它們是完全一樣的東西，都具有煽動民眾情緒，加熱運動氣氛的動員作用。事實上，一場文明的民族主義運動，只要需要表達對列強的抗議，只要動員波及到了社會的下層，對抗議對象的敵視，很容易轉換成最古老的巫術魔咒。因為只有這種魔咒，才會真正激起下層社會的恐慌和敵意。在運動熱潮中，儘管主導運動方向的學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卻很少有人會站出來闢謠，甚至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有意無意，推波助瀾。在日本人壞這個大前提下，運動的參加者，即便是有知識的大學生，其實對這種古老的巫術謠言，也沒有多大的抵禦能力。有知識的學生，在某個具體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許有判斷能力，但往往無法否認整體上日本人壞，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國人的這個大命題。因此，洋人下毒的這個古老的魔咒，就這樣在一場說起來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議運動中，流行開來。

跟群體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儘管https://read.99csw.com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強調文明抗議，摒棄暴力，但在「下毒」威嚇下的民眾，針對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實上很難控制。這一點，在上海，表現得相當明顯。而上海恰是下毒謠傳最為流行的地方。不斷出現日本人在街上行走，遭遇襲擊或者群眾圍觀的事件。一個日本人騎腳踏車在虹口西華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發現，「大呼『東洋人』來了！」嚇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罷市第四天，有兩個日本入迷路，也差點被居民群毆，急往崗亭求助警察，也得免。然而，去鄉下的日本人，就沒這麼幸運。一個名叫片岡恆雄的日本人，乘一輛黃包車在滬西郊外，被鄉人發現，誤以為他是來下毒的，結果遭數百人群毆，以致重傷如果有中國人這種時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免不了的。

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所有有民眾參与的政治運動，從抵制美貨、收迴路礦權，到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等等，都很自覺地把自己跟義和團划道線，對外強調自己不是鬧義和團，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強的內容，也是文明排外。這條線，就是文明。五四運動，當然更是這樣。運動的參加者，無論學生還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覺地把自己的行為，放在「文明」的藩籬之內，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爭取給外國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動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範圍之內，對深惡痛絕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從義和團到五四運動，中國人在列強壓迫下的危機憂慮始終存在。雖然，五四運動發動和主導者對於緩解危機的方式，跟義和團的農民，有根本的不同，但運動一旦波及到了下層社會，這種不同，也就看不出來分別了。反過來，下層社會特有的動員方式，也感染著運動的上層。從這個意義上講，義和團和五四運動，並沒有一條可以截然分開的鴻溝。

在人類歷史上，外人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風潮相伴而生的一種謠傳。每當一個地區發生瘟疫或者其它災難的時候，排外總是一種地區居民緩解焦慮的一種選擇，而外九九藏書來人下毒，則是排外行為的最好解釋。它提供了人們瘋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據。在歐美歷史上，被懷疑下毒的人，依次為猶太人、吉普賽人和中國人，或者其他東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異比較大的外來人，被懷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過來，在中國近代的排外風潮中，西方人則成了「下毒者」。在太平天國覆滅到義和團運動興起的這30多年裡，眾多的打教（針對基督教的教案衝突）風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個永恆的主題，只要有瘟疫發生，謠言就會自動生出來。1892年在廣東揭陽流傳的一份打教揭帖，專說洋人下毒，說是洋人會在「餅餜糕糖」里下毒，然後給孩子吃；會在東西里下毒，送給人拿了就中毒；會在錢上下毒；會在筆里下毒。後來發展到有瘟疫發生，大家懷疑洋人下毒，沒有瘟疫，大家也認為洋人會下毒，只要存在衝突和緊張，洋人下毒，是人們談起色變的一個永恆話題。義和團運動中，並沒有伴隨大規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許多義和團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謂的解毒藥方，說中洋人下的毒之後，按方抓藥，可以無事，比較典型的有「烏梅七個，杜仲五錢，毛草五錢」，「吉豆一碗，烏梅七個，大王麥七個，花生十個，白菜疙瘩七個，紅糖一兩」。有意思的是，前一個所謂解毒藥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機中，也出現併流行過。

最嚇人的謠傳，是傳說日本人在公共自來水裡下毒，而且聽說在法租界南陽橋附近，已經當場拿獲了一個「置毒藥於水桶之日人一名」。因此，華界的每個自來水水桶邊，都已經加派「崗警防範」云云。又有傳說，日本人在旅館的茶壺裡下毒，被當場抓獲。還傳日本人拿瓶毒水，傾入居民區的井中。此後所有的飲水井，都加上了蓋子。總之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當年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期間，有關洋人下毒的謠傳，口傳之外，主要通過揭帖流布，「五四」時期則有傳單性的街頭小報。當時上海有份小報《救亡雪恥報》，這個小報上就有關於日本人下毒的「親眼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