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陳志讓的說法，北洋時期的軍閥，在文化觀上，多屬於保守陣營。胡景翼雖然去過日本，跟國民黨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對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但是對時事頗為關心。在五四政治運動爆發之前，他不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頭記索隱》，而且還知道陳獨秀，「然對陳獨秀輩之說，亦不覺為是，而覺其放誕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裡，陳獨秀不過是個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在中國，吳宓算是個很有知名度的學人，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到王國維、陳寅恪，總能聯繫到他。五四運動當口，他在哈佛讀書，專業是英美文學。傳統上，留學生尤其是學文科的學生，對於國內局勢相當關心。日本威逼中國簽訂21條的時候，這些學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憤過一次。巴黎和會與「五四」抗爭，動靜更大，國際關注的程度更高，留學生激動程度當然更高。但是，吳宓這個幾乎每天記日記的人，竟然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顯然，這裏沒有消息不通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報紙，對五四運動有報道，而第二年跟「五四」相關的山東問題之間交涉事件，吳宓的日記在同一時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諸如白話文學、寫實主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適、陳獨秀，他在日記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從火燒趙家樓到商民罷市，工人罷工，最後政府妥協，在他的日記里，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有。

從表面上看，吳宓的對「五四」的看法，跟國內一班兒看到女https://read.99csw.com子剪髮、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國粹派老朽，沒有什麼區別，其過敏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我們還沒有聽說，國內有哪個遺老遺少因為新文化運動而想到過自殺。不過，吳宓輩的牢騷，畢竟跟衛道士有所不同。因為在美國校園裡見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戀愛，未婚同居，下課攜手鑽樹叢，赴「桑園之約」的景象，社會上也有。在中國人看來，太多離婚通姦，尋妓作樂之事，但年少力壯的他，卻什麼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與女人相見，雖欲一睹驚鴻之過影，一聆嚦嚦之鶯聲」，「亦勢所不能。」因此夜思夢想，未免「氣憤愁慘傷懷」（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時發現，美國也有相當多的知識界人士，對此現象很是反感，視為病毒。於是，他的這種氣憤愁慘傷懷，多少變得有點正當了。反過來發現國內的新文化運動，倫理批判，個性解放的結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國現實一樣。因此，在他看來，所謂新文化的新，其實是學了西方壞的東西，等於把垃圾引進來。

不用說，五四運動是件大事。儘管運動的後期，商人和工人也參加進來，但大體上，人們還是習慣性認為，這個運動跟學生和知識界關係更密切。而跟軍人，則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軍人和一個留學美國學文學的留學生比，大家肯定多半會認為後者對五四運動會更關心些，而前者，五四運動應該不會在他生活中留下什麼痕迹。但是，我手邊有兩本已經出版的日記，一個是在哈佛留學的吳宓的，一個是陝西軍人胡景翼的，讀完之後，得出hｔtｐs://ｒｅaｄ•９9cｓw.com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預想，完全相反。

歷史是複雜的。很像樣的學者，也有一時看起來很不怎樣的表現，而名聲不佳的軍閥，也有發乎內心的愛國情感。

胡景翼曾任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團長，後來參与組織有國民黨色彩的靖國軍，跟督軍對著干。直皖戰後，胡歸屬直系，為直系偏師的一個師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跟馮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國民軍，為第二軍軍長，也算是一個民國知名的軍閥。五四運動當口，他主掌陝西靖國軍，在陝西跟皖系的陳樹藩對峙。

當然，如果仔細搜的話，「五四」在吳宓的日記里還是有點蛛絲馬跡的。至少在三個地方，吳宓還是影影綽綽地表達了他的一點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餘字的日記中，借批評男女同校，女子參政。他寫道：「處中國危亡一發之際，自以強固統一之中央政府為首要，雖以共和為名，亦切宜整飭紀綱，杜絕紛擾。」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議論清華的一次小學潮，發揮說：「今學生風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範圍，上下撐拒攻擊，到處雞犬不寧，不日必來外人之干涉，以外人為中國之君主。中國之人，尚不憬悟，清華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進一步近乎絕望地議論道：「中國經此一番熱鬧，一線生計已絕。舉凡政權之統一，人心之團結，社會之安寧，禮教之綱維，富強制企致，國粹之發揚，愈益無望。」這番熱鬧指什麼，應該是就是指五四運動。不用說，吳宓對作為政治抗議的五四運動，很不滿意，很有微詞。但是礙於中九*九*藏*書西幾乎一致的對運動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發聲唱反調，即便在日記里，也是如此——日記終要給人看的。

然而，雖然對陳獨秀不以為然，但五四運動，卻在胡景翼日記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於北京政府的封鎖，也由於陝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從《益世報》上看到運動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學潮，上海的響應，蔡元培的辭職。由於不明巴黎和會上的真實情況，他認為首席代表外交部長陸征祥「可斬也」，「否則外交亦無進步，而人以為賣國為常事矣。」此時，他對於五四運動，基本上還是抄報紙，沒有多少自己的評論。

在做歷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里做假。對於很多人來說，日記，尤其是記述得比較詳細的日記，在奮筆疾書的當時，就存了心，日後給別人看。如果這個人恰巧是個知名人士，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不過，就算是當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記日後會出版，作者對經過的事件，在敘述上興許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想法，至少這種想法，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里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麼說，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有關。我前面講到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九-九-藏-書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罵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綱上線。當然，我相信，吳宓是真心誠意這樣想的。在他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僅國將不國，而且家將不家，具體地說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為這個運動「邪說流傳」，「『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盛行，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為湮喪。」想到這裏，吳宓甚至悲觀地要自殺——「則宓雖欲求一家之安寧、父子之慈孝、伉麗之親愛，亦不可得。嗚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勞愁如此，吾生何樂？誠不如自戕其生，則數分鐘內，一切苦難，均冥然不知。清靜之極，快樂之極！……」（1920年4月19日）而且，據他自己說，他很長一段時間里，總是有這種念頭。

耐人尋味的是，運動過後，胡景翼開始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連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書看完，感覺「其中無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顯然，政治的意向，已經悄然影響到了文化觀念。

胡景翼是個軍閥。不過，當時反對段祺瑞聯日推行武力統一的人們中，有不少都是軍閥。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脅的南方軍閥，也有北洋內部的直系軍閥。誠然，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爭的因素，但未嘗沒有對段祺瑞爭取日本援助而出賣主權的不滿。其中，吳佩孚、馮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軍閥趙恆惕等人，還是相當具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在平時，他們的軍隊紀律就比較好，而且沒有多少劣跡。因此，他們對五四運動的呼應，不僅僅是出於派系之爭而爭取輿論，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隨九_九_藏_書著運動的發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免職，總理錢能訓隨之下台，他明顯感到高興，說：「此舉或順天意也。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曹等數人，人怨極矣，天豈有不願者乎？」但是唯對錢能訓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覺得此人還不錯，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買槍，招兵發財」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樹錚）排擠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時，胡已經站在了學生一邊，而天視民視的說法，跟吳佩孚的五四通電，很是相似。自打這時候起，原來跟直系沒有多少關係的胡景翼，對吳佩孚一天天欽服起來。到直皖戰爭爆發的時候，雖然雙方孰勝孰負還沒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吳佩孚已經是關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當聽人說此次運動大有成效，不僅英美法都樂意幫助中國，而且日本「亦欲讓步」（其實不確），胡興奮之極，說學生比宋時的太學生還要厲害，「予（胡的自稱，筆者注）喜予國民氣尚未盡死，公理尚在人心，國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覺他也是學生了，他的愛國事業不孤單了，居然在日記中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萬歲」，「予之事業萬歲」！有意思的是，胡景翼還發現了這場運動跟陝西人的關係。陝西學生屈武上京到總統府請願，「屈武以頭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諸人懼，又感其誠，遂得許多完滿結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覺得陝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關於這次請願，屈武也有回憶，不過，沒有說他以頭撞徐世昌的腳，也沒有碰柱子，而是以頭碰地「血流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