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讀古人書，千萬不要太過天真。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幾乎沒有不以清高自詡或相推許的，但「假冒偽劣」也很不少。比如潘岳（安仁），是美男子，也是大詩人，寫過有名的《閑居賦》，很清高的，卻其實是官迷。為了討好權臣賈謐，竟然每天守在賈府大門口，看見官車揚起的塵土立馬倒頭便拜，正所謂「高情千古閑居賦，爭（怎）信安仁拜路塵」（元好問詩）。實際上，除少數幾個如陶淵明外，大多數人的「清高」，不是因為走投無路，就是因為裝模作樣，當不得真的。

做官本身雖無所謂清濁雅俗，從政出仕的動機卻有高下之別。為報國保民而做官，就高尚；為弄權斂財而做官，就卑下。這兩種人九_九_藏_書，歷史上都有。後者可以蔡京、嚴嵩為典型（他們可都是既讀書又做官的士大夫，蔡京寫得一筆好字，嚴嵩寫得一手好文章），前者可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代表。文天祥、史可法這樣的士大夫其實人數並不多，正如蔡京、嚴嵩這樣的「奸佞」也是少數，居多的是「不好不壞」的中間狀態者，這才有所謂「出處」問題。因為倘若一開始就是蔡京、嚴嵩，便只有「出」，沒有「處」；如果一開始就是陶淵明，則只有「處」，沒有「出」。當然，如果一開始就是文天祥、史可法，大約也只有勇往直前、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問題是他們既非蔡京、嚴嵩，更不是陶淵明，也不想在和平時期沒來ｒｅａd.９9csｗ.cｏｍ由地獻出生命。也就是說，他們只想「以身報國」，不想「以身殉國」，除非萬不得已。或者說，他們是既想報國又想全身的。稀里糊塗搭上小命的事，他們多半不幹。

何況麻煩還不止這一點。

更重要的是，這裏說的「身」，既包括「身家性命」（肉體），也包括「意志情感」（精神）。讀書人與一般人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知書達理」。知書，就難免書生氣；達理，則難免認死理。再加上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更難免「有點傲骨，有點傻氣，甚至有幾分狂」。這都是和官場遊戲規則格格不入的。當然，如果當真要做官，這些毛病都可以改，或者暫時把尾巴夾起來（即所謂「王莽謙恭未九-九-藏-書篡時」）。難辦的是，真正的讀書人還都追求心靈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獨立，至少在精神領域和心靈世界里擁有一片個人的空間；而所謂「精忠報國」，則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於是他們就總是處於矛盾和痛苦之中。處，則「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出，又「身在廟堂，心存山林」。出，則「常恨此身非我有」；處，又不能「忘卻營營」。這種矛盾和痛苦，豈是一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可以解決的？

前面講過，中國傳統社會的讀書人是由士演變而來的，而士原本就有參与國家大事的資格和義務，其中不少甚至是文武雙全的。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士變成了讀書人，讀書成了他們主要ｈttps://reaｄ•９9cｓｗ•cｏｍ的生存方式，但「修齊治平」的理想卻沒有變，「憂國憂民」的傳統也沒有丟，滿腦子還是「內聖外王」，想做的還是「出將入相」。這是他們不能不入世的原因。這裏面有理想，有抱負，有責任，有義務，並不是一個「俗」字就可以打發或了斷的。

蘇東坡們不能「忘卻營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報國情結」。

相反，出世和清高反倒有些可疑。資中筠先生說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清高「大多是逼出來的」，我想補充一句：還有不少是「裝出來」的。所謂「養望」是，「終南捷徑」是，甚至故意唱反調也是——「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由「持不同政見者」變成「最堅決的擁護者」，有時竟只要一夜工夫。總https://read.99csw.com之，條條道路通羅馬，無論「康庄大道」，還是「羊腸小道」，都通向仕途，只不過有的「青雲直上」，有的「曲線救國」而已。

其實想做官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自秦漢實行郡縣制，尤其是隋唐實行科舉制以後，從政已逐漸變成一種職業，做官和做工、種田、做生意一樣，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無所謂光榮或可恥。可惜大家認識不到這一點，或認識到了又不肯承認，這才有了「假清高」和「真勢利」，嘴巴上恥言利祿，骨子裡鄙視貧寒。難怪李贄要痛斥那些虛偽的讀書人，說他們「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因此「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做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