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參与、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的途徑也多樣化了。這是因為引進了現代新聞出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傳媒制度、稿酬（版稅）制度，還有保護言論自由和著作權益的法律制度（憲法和著作權法）。有此制度，知識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以此方式參与和介入公共事務，不但能盡到「社會良知與良心」的職責，一展憂國憂民的情懷，還可因此而獲得相應的報酬（收入高的可以購房買車，收入低的也能養家糊口），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均無後顧之憂。何況你還可以不介入、不參与、不過問，豈非「進退自如」？想當年，魯迅、胡適他們就是這樣的。

誠然，由於社會分工的專業化和社會生活的多樣化，我們不應該再像傳九九藏書統社會那樣，要求知識分子都去介入、參与、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更不能規定他們只讀只寫政治倫理方面的書。他們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學科領域為國家民族做出貢獻。但我以為，儘管身份變了，工作變了，現在的知識分子已不再是過去的讀書人，更不是過去的士大夫，過去讀書人的「意氣」和過去士大夫的「氣節」，卻仍應該繼承和保留。資中筠先生的這本書中就講到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氣節，並認為這是有著許多缺點的士大夫「一個極寶貴的優良傳統」。資先生這篇文章是說大專辯論賽的。她指出：「雄辯的力量在於堅定的信仰，大至哲學思想，小至解決一個具體問題的方案，總是認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才值得https://read.99csw.com竭盡全力為它鼓與呼；抽掉了這點『自以為是』，等於抽掉了辯論的靈魂。」我也想跟著說一句：知識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識，而在信念。知識本身並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這種「有知識的信念」表現於為人處世，就是「書生意氣」。抽掉了這點「意氣」，等於抽掉了知識分子的靈魂，而這種「意氣」本是源於讀書人之入世情結的。我想，這或許是入世和出世「理應不成問題」時資先生還要思考這一問題的原因之一吧？

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條件。條件也只有三個字：可選擇。或者「當局」可選擇，或者「途徑」可選擇。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前，存在著第一種可能性。那時，士人或出（如張儀、蘇秦），或處（如ｈttps://reaｄ•９９ｃｓw•ｃom老子、莊子），都相對自由。入世的，也用不著時時以出世為退路，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不妨「朝秦暮楚」。何況那時士的分量也重，幾乎決定著諸侯各國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叛）魏魏傷」，因此「賣價」也不錯。

秦以後，第一種可能性不復存在，我們也不希望它存在，因為這意味著國家的分裂。於是可以爭取的就是第二種可能，即途徑的可選擇。這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介入、參与、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途徑的多樣性（官方渠道或民間渠道），二是選擇的多樣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參与也可以不參与，可以過問也可以不過問，當然還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這兩種多樣性，出處就不再成九-九-藏-書為問題。

這就要靠社會的變革。中國歷史上與知識階層之命運密切相關的重大社會變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滅，邦國制立，知識者由巫變成士。第二次是秦滅六國，邦國制滅，帝國制立，知識者由士變成讀書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國制滅，共和制立，知識者由讀書人變成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概念我們前面已經說了，就其廣義而言是依靠知識和智力來謀生的人。他們可以是科學家、工程師，可以是教員、醫生，可以是編輯、記者，還可以是文學家、藝術家，並不是只有做官一條路。

其實出處原本就不該成為問題。《周易·繫辭上》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三國志·魏志·王昶傳》也說：「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見並沒有誰規定你只能「出」，不能「ｒｅａd.99ｃｓw•com處」；只能入世，不能出世；只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為矛盾，是因為讀書人希望介入、參与、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卻又只有做官這唯一途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只有讓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還有別的路可走。

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應不再成為問題。如果說仍是問題，那麼，問題就很可能出在知識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以天下為己任」，不再有「事事關心」的熱情，也不再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激|情。傳統士大夫和讀書人的「書生意氣」沒有了，而這種「意氣」其實是很重要的。沒有了這種「意氣」，讀書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而只是「腦力勞動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紙簍」和「傳聲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