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都標志著世界範圍的領先地位。

這真是讓人情何以堪。

戶計又叫諸色戶計，是元帝國的一種統治手段。具體的做法是把全國居民按照不同職業和其他標準分門別類，劃分為各種戶計。比如當兵的叫軍戶，打獵的叫獵戶，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叫匠戶，種地務農的叫民戶。戶計一旦確定，必須世代相承不可變更，哪怕後代的職業和身份發生變化。

郭守敬的《授時歷》也很了不起，不但形成了天文常數系統，而且將一年「365」天之後的小數，精確到了0.2425。他的三次差內插法和弧矢割圓術等發明，則不僅是數學在天文學中的運用，也是數學本身的成果。

這可都是讓人大開眼界的事情，也讓郭守敬的科學研究有了來自西域的營養。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在全國建立了二十七個天文觀測站，河南登封的觀星台即是其中之一。觀測成果也很可觀，不但記載了已經發現的1464顆恆星，還發現和測定了未定名的一千多顆，刷新了有史以來的紀錄。

儒生或士人卻不領情。國之四民士農工商，讀書人從來就是高端人群，誰要跟什麼獵戶匠戶被一視同仁？誰又要跟那些僧人道士、答失蠻（伊斯蘭教阿訇）和也里可溫（聶斯托利派基督教主教）平起平坐？更不用說排序還在之後！

難易程度也不一樣。漢人和南人要求寫千字以上，蒙古和色目人只要五百。錄取又分左右兩榜。蒙古人和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和南人左榜。右尊於左，授官級別不同。更何況帝國的三大機構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都不允許ｒｅad•９９cｓw•ｃｏm漢人和南人進入，他們中了進士也沒有什麼高官厚祿。

然而元帝國卻遲遲不開科舉。

嘿嘿，雞同鴨講啊！

那又何妨聽他幾曲。

蒙古人卻並不認為有什麼不妥。在他們看來，儒生就是漢民族的薩滿。據元末明初學者記載，忽必烈曾經問：孔子是什麼人？得到的回答是：怯里馬赤。怯里馬赤就是天意的傳達者。孔子是怯里馬赤，儒生怎麼不是巫師？

但不管怎麼說，儒生主要來自漢人和南人，即帝國的三等和四等臣民。這種族群地位的法律界定在過去的征服王朝中從未有過，不能不讓人感到壓抑。要知道，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區分族群的標準在文明程度。文明的是華夏，不文明的是蠻夷，華夏是優越于蠻夷的。現在，蠻夷們僅僅因為實際上或者傳說中的血緣甚至投降的先後，就高踞于儒家士大夫這些人中龍鳳之上，怎麼能讓他們心情舒暢？九九藏書

何況還有戶計。

然而就連這樣並不公平的考試，也不能正常進行。大元歷時近百年，科考只有十六次，取士只有上千人，比宋太宗淳化三年的錄取人數還少。也只能說，好歹有科舉。

這是一個兩難選題。不要，就沒有容身之地；變成大元的官學，又會失去獨立自由。我們知道，程朱理學原本是有獨立性和批判性的。理學家們也堅持道統的崇高地位，並以「致君行道」為己任。但是隨著他們與元政權的妥協，這些優點都不復存在。到明清兩代，理學更是墮落為專制主義的幫凶。只不過這已是后話，也只能從長計議。

漠視而非蔑視，可能是更準確的表述。

當然，元政府後來還是恢復了科舉，但與唐宋兩代多有不同，可以說極具征服王朝的特色。據正史記載，當時規定每次科考的名額，是考生三百，錄取一百。兩種名額都按各佔四分之一的比例，在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中進行分配。這看起來好像很平等，其實不然，因為南人的總人口是漢人的五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一百四五十倍。都錄取二十五名，公平嗎？對漢人並不公平，對南人就更不公平。

士大夫在兩宋的地位很高，而且恐怕是中國歷史上地位最高的。他們可以與皇帝共治天下，也都理所當然地以天下為己任。但是蒙古人把這一切都毀滅了。天下固然已經不再是華夏文明的天下，他們自己也今不如昔。按照所謂「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其地位甚至還在娼妓之下。

原來的士大夫變成了儒戶。

其實，理學僅僅是薪盡火傳，科舉為知識精英提供的出路也十分有限。元代真正驕人的成就是在科技領域，最耀眼的明星則是郭守敬和札馬魯丁。札馬魯丁是波斯人，與郭守敬在忽必烈手下同朝為官，分別執掌回漢司天台。他在華期間最重要的貢獻，一是編製了《萬年曆》，也就是回曆；二是編纂繪製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地理文獻和大元read.99cｓｗ.cｏm地圖；三是創製了七件西域天文儀器，其中就包括地球儀。

結果是什麼呢？

理學的北傳卻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大事。我們知道，理學原本發源於中原地區，只是由於靖康之變才在南方通過朱熹完成了體系。因此，當它隨著被俘的宋儒北上，並被統治者和北方儒生接受時，也可以說是回家了。可惜，這個家園已江山易主，統治者不再是相對開明的趙宋官家。那麼，回家的理學要不要成為征服王朝的官方哲學呢？

這裏面同樣有著多種原因。一方面，作為馬背上成長的草原民族，以及實用主義的征服王朝，忽必烈們不會有漢族士大夫視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的成見，反倒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何況這些研究還有用。另一方面，既然做官不再是讀書的唯一目的和出路，知識精英的聰明才智就會向其他方向尋求發展。因此，儘管統治者文化程度不高，元代的中華大地卻不會變成荒漠。在特殊的氣候條件下，這裏將開出與眾不同的花朵，奏響別具一格的音調。

這不難理解。事實上，帝國的統治者很清楚，如果恢復科舉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肯定無法與漢人一爭高下，更考不過南人，他們把持政壇就不再可能。朝廷里的理學家們也反對重開科考，因為程朱理學原本就對科舉不以為然，他們更主張通過書院講學來繁榮學術傳播思想。元政權和理學家不經意的殊途同歸，便讓許多讀書人希望落空。

因禍得福的是理學，因為朱熹的《四書集注》被認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教材和出題藍本。這當然是南宋的理學家們北上之後，跟北方儒生們一起努力的結果，與忽必烈和他的後代喜歡理學，也不無關係。此事的直接影響，是明清兩代都只考程朱理學代表的儒家經義，理學也終於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真不知道這是幸呢，還是不幸。九_九_藏_書

平心而論，元代統治者這樣對待士人或儒生，其實沒有蔑視羞辱的主觀意願，反倒可能出於一片好心，因為他們對各色人等是一視同仁的。何況成為儒戶，就可以不服勞役和免交苛捐雜稅，讀書期間還有獎學金。要知道，帝國的免稅特權原本是只賦予宗教界神職人員的，這豈非優待？

不過，學術界的研究已經證明，這種流傳甚廣也甚久的說法其實缺乏充分證據，大元當局也從未想過要用什麼方式來羞辱儒生。他們只是杜絕了漢族士大夫成為帝國高級官員的可能性，至於這些人失去了政治前途之後會怎麼樣，是否繼續作為精英集團和社會賢達而存在，則不在考慮中。

不過，即便消除誤會，士人也仍然有理由不滿，因為元帝國戶口登記的目的在於便利賦稅和兵源的徵調，以及識別有技能的工匠。這還是不把儒學看作道，與士人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和歷史使命豈非隔著十萬八千里？顯然，只有恢復唐宋科舉制度，讓他們走上仕途，才能解決問題。

崖山之後，最痛苦的人是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