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對於文學創作的執著是令人費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漂泊中，卡佛從未間斷過上學和寫作，並從1961年開始發表小說，1962年開始發表詩歌。但就像他在成名后的訪談中談到的，寫作並不能給他帶來生活的改變，甚至連一點點地改善都談不到。1967年，他的名篇《請你安靜些，好嗎？》被選入了當年的《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卡佛被迫正式宣告經濟破產，就在同一年，他的父親死了。從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沒有停止寫作，也沒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離克拉馬斯河很近》，自己卻搬到好萊塢賣電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冬季失眠》，卻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業救濟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況稍稍好轉，得到了斯坦福大學的獎學金，並在加州伯克利大學代課。那一年，卡佛一家買了自己的第一棟房子。但1974年，嚴重的酗酒問題讓他不得不辭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經濟破產，待業了兩年。1976年3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由紐約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賣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費。

在一次生前的訪談中，當被人問起他對學習寫作的人有什麼建議時，卡佛這樣回答：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後好轉起來的。同一年，短篇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憤怒的季節》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為塞熱庫斯大學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穩定的工作。1981年，後來被尊為簡約派文學典範的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出版，《紐約時報書評》盛讚，並第一次把對一本短篇小說集的評介放在了頭版。1983年是卡佛勝利的一年，春天，卡佛獲得了美國文學藝術院頒發的「施特勞斯津貼」，他辭掉了在塞熱庫斯大學的教九九藏書職，第一次不必再為生計發愁，成為了職業作家。同年秋，小說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國版隨即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獎。

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說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國著名文學雜誌Granta的編者按宣布「一種新的小說正在美國出現，一種罕見而懾人心魄的小說，不僅和現有的任何英國小說不同，也和我們慣常理解的美國文學不同。」兩年後，美國本土的《密西西比評論》重複了英國評論家的話：一種「新的語調和文學質地」不僅浮出水面，而且聲勢浩大。在被命名為「極簡主義」（Minimalism）文學或是「骯髒現實主義」（Dirt Realism）中，卡佛不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數評論家認為是這種「新小說」的始創者。很快，已經有評論家不無興奮地發現某大學竟出現了「『模仿卡佛』小說競賽」；很快，美國「歐·亨利短篇小說獎」的資深評委已經抱怨起「卡佛式」小說過於泛濫了。而就是這位被稱為海明威之後最偉大的美國短篇小說家，在1983年以前，還常常要擔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時刻都會有被別人拿走的危險。

雷蒙德·卡佛生於1938年5月25日，俄勒岡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的一個藍領之家。父親是個鋸木工人兼酒鬼，母親當飯館招待兼零售推銷員。1956年，卡佛高中畢業，立即到鋸木廠里和病重的父親一起工作。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結婚，那一年卡佛十九歲，博克十六歲。年底，他們有了第一個女兒，轉年後的10月，兒子出生了。二十歲以前，卡佛已經有了一個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個家庭醫生的辦公室後面，靠替醫生清潔打掃抵房租。在這之後的二十來年裡，卡佛帶著全家從一個城市輾轉到另一個城市，打過一個又一個臨時工，當過加油工人，清潔工，看門人，替人摘過鬱金香。而妻子則給人端盤子，也做上門推銷。1964年，他搬到了薩克拉門托，在一家醫院里當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這期間開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似乎是為了凸顯生活本身的貧瘠，卡佛在他的小說中發展了一種被評論家九九藏書標榜為「極簡主義」的文體。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說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剝了個精光一樣，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節用一樣，卡佛報復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嗇鬼，剔掉了修辭和所有不必要的東西。當評論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標榜「極簡主義」小說時，她下的定義是「表面的平靜，主題的普通，僵硬的敘述者和面無表情的敘事，故事的無足輕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小說家傑弗里·伍爾夫更乾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隨者命名為了「減法者」（taker-outer）。在訪談中，卡佛經常提到，一篇小說，他往往要「削」十五到二十遍，一個四十頁的初稿定稿時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對文字毫不寬容的刀劈斧剁，讓卡佛成為了作家裡的阿爾貝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對沉默的尊重和對無言的理解，讓卡佛成了小說家裡的約翰·凱奇（John Cage，1912-1992，簡約派音樂家）。

就在《大教堂》出版五年後，也就是卡佛終於可以衣食無憂地生活和寫作五年後，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沒想到吸煙毀掉了他的肺，並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五十歲。

一些評論家興奮地指出，極簡主義似乎終於帶著美國敘事文學，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約翰·霍克斯、托馬斯·品欽及約翰·巴斯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超小說文字迷宮，找到了新的方向。與他們不同，卡佛不再沉溺於文本間的交叉互文，他重新回到了現實與文字的糾纏中。評論家布魯斯·韋伯準確地指出，與超小說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於表現文字本身的虛構和生活鬧劇一般的武斷，卡佛筆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費解的，而只是舉步維艱地沉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對這種文體欲言又止的時候，恰恰是超小說大師，最有號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約翰·巴斯，以一種喜恨交加的語態，為「極簡主義」文學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義：「極簡主義美學的樞紐準則是：藝術手段的極端簡約可以增強作品的藝術效果——九_九_藏_書即回到了羅伯特·勃朗寧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這種節儉吝嗇會威脅到其他文藝價值，比如說完整性，或陳述的豐富性和精確性。」

按照卡佛自己的標準，卡佛是幸運的。

幾乎所有評論家都從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變化來。在這本創作於1982年到1983年間的小說集中，如果說人物和情節仍延續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無法自拔的話，在幾篇篇幅較長的作品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塵封的天窗推開一條縫隙，灑下了一點點光亮。仍然可以讀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裡摸爬滾打：重逢戀人被轟出了剛剛借來的房間（《瑟夫的房間》）；生活就像壞冰箱里的食物一樣腐臭變質（《保鮮》）；奔波的人失望地離開，扔下了曾經摯愛的東西（《馬籠頭》）；父親在痛苦的回憶中，拒絕下火車去見來接站的兒子（《軟座包廂》）；甚至有因耳屎堵住耳朵帶來的不便和恐懼（《小心》）。交流的匱乏與艱難，成了整部小說集凸顯的主題，不管是在父子間、情人間、夫婦間，還是朋友間，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間，語言和身體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蒼白的角落。然而，在《好事一小件》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維艱地一點點「遠離那威脅性的模糊，朝著希望而不是恐怖邁進」，不管這種希望是多麼微弱和渺茫。我們讀到了一對剛剛失去兒子的夫婦和一個一直打來騷擾電話的麵包師之間的和解；一個男人放下了心裏的抵觸，在一個盲人的指觸下，閉上眼感覺著大教堂。在訪談中，卡佛解釋了自己的改變：「我想，現在的感覺樂觀了一點。當然在大部分小說中，人物的麻煩得不到解決。人們的目標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時，而且恐怕是經常，人們自己不會枯萎，他們把塌下去的襪子拉起來，繼續走。」

成名后的卡佛不無自嘲地解釋，自己之所以選擇寫短篇小說和詩歌，主要是因為他只能寫坐下來一次就能寫完的東西。總是借住在別人房間里的卡佛，「無時無刻不擔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隨時都會被人移走。」在四十歲以前，卡九-九-藏-書佛幾乎從沒有坐穩過，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顛沛流離。但就在這種居無定所勉強度日的狀態中，就在每一次戰戰兢兢地坐下來后，卡佛創造了自己艱難生活的鏡像，用四本小說集創造了一個讓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齒的世界，一個「無望之鄉」。

我來美國不久，在一家舊書店裡碰到了卡佛的書，之後的幾年中，斷斷續續地買到了他全部的小說集。翻譯時手中用的1989年版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一家名叫「節儉的繆斯」的二手書店裡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樣，我在租來的房間里，躺在撿來的床墊上，讀著卡佛的小說。對卡佛的喜愛觸手可及，因為床墊下面的地板，正在我每一次輾轉反側時，生硬地硌在後背上。非常感謝譯林出版社給我這次翻譯卡佛的機會，我相信中文版的卡佛會有愛他的讀者。最感謝的是我的愛人，我們在兩所不同的大學里讀書，只有在和她這幾年來間斷相聚時，我們才會有一點點安穩和家的感覺，讓我們知道自己還不是卡佛筆下的人物。

如果說是巴塞爾姆在70年代徹底革新了短篇小說的形式，那麼是卡佛在80年代讓短篇小說作為可以閱讀的文學形式獲得了新生。《大教堂》精裝版到1984年就已經賣出兩萬冊，在義大利出版時竟成了最佳暢銷書。1993年，大導演羅伯特·奧特曼選了卡佛的九篇小說和一首詩歌，改編成電影《浮世男女》，得到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事實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極簡主義」這個標籤的，而且，他公認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與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區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文字變得更「慷慨」了。這本至今已經被翻譯成近三十種文字的小說集中，收錄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選入《1982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好事一小件》獲1983年「歐·亨利小說獎」第一名，並被收入《普施卡特獲獎小說九*九*藏*書集，Ⅶ》。《發燒》入選《美國短篇小說傑作選》。《好事一小件》和《維他命》一起被改編進了奧特曼的電影《浮世男女》。《羽毛》也被改編為了電影。

應該記住的是，在創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和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干各種底層工作，品嘗著接踵而來的失敗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繪了一個彷彿可觸摸的藍領美國，而他自己就是這個社會底層階級的一員。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貧困和絕望不是回憶中的過去時，而是小說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現狀。卡佛是真正的藍領作家，是寫失敗者的失敗者，寫酒鬼的酒鬼。在小說中，可以看到一連串底層形象：飯店女招待，車間工作，機械師，郵遞員，剃頭匠……當然，還有出現最頻繁的失業者和酗酒者，他們在與生活的第一輪較量中，便被打得遍體鱗傷。失敗不是故事的開始，也不是故事的結束，而是他們故事的全部。生活的變質和走投無路后的無望，不是人物性格命運的轉折點，不是通向某種解脫或升華的中轉站，而是人物的常態。卡佛不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個鮮有的能夠以悠長的凝視直面無望的失望者。當被人指責在他故事結尾，問題往往得不到解決，人物停留在一種模糊的僵滯之中時，卡佛說：「對於我寫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來說，困難優雅的解決，不僅是不合適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以前的寫作教師曾經跟我說，『你做好了忍飢挨餓十年的準備了嗎，而且在十年當中，干各種做牛做馬的工作，忍受各種回絕、遺棄和挫折？如果這樣過了十年，你還在寫作，你有可能會成為一個作家。』我不會跟想寫東西的人說這些，但我會跟他們說，他們必須堅持寫，並誠實地寫，寫那些對他們自己來說重要的事。如果他們幸運的話，有一天，會有人讀的。」

為了便於讀者了解卡佛自身的經歷以及他對寫作的態度，我從他的兩篇隨筆《論寫作》、《火》和後人編選的訪談錄《與雷蒙德·卡佛對話》中挑選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這本小說集後面。相信讀者會發現，卡佛的談話像他的小說一樣樸實而富有敘事性，不僅可讀性很強，而且是我們今天文學閱讀與寫作的一個冷靜而富於稜角的參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