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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次口述

第四十三次口述

季羡林:那時候,是這樣子,還有我的嬸母老祖和我的夫人彭德華兩個人都住在北大校醫院。所以我的任務呢,就是早晨起來,吃完了早飯,到圖書館善本部,11點出來,到校醫院,去看嬸母老祖,和我的夫人,彭德華。每天來回。
季羡林:我說在這個封建社會啊,最危險的地方,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宮。皇宮那個老皇帝,下邊生的兒子,說不定什麼時候,誰殺誰。康熙就是雍正殺的啊,這個都知道的啊!
蔡德貴:薩滿教現在研究挺熱。
蔡德貴:原詩作是《神釋》。
蔡德貴:孝悌忠信,就是說魯文化著重講內心,內在的;禮義廉恥,齊文化講外在的,約束人的地方多。
蔡德貴:您的《中華蔗糖史》出版以後,給他寄過嗎?
蔡德貴:他那個境界也很高啊,有超越感啊!
季羡林:那時候倒是沒有心理負擔,沒有感覺到。因為我這個人啊,一研究起來,就什麼也不顧了,忘記別的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道家思想,順其自然。
季羡林:沒有任繼愈。
季羡林:這個也不用清楚,為什麼原因呢?無非是征服么。得動用武力。也有文武兼重的。主要是動用武力。
蔡德貴:先生,您對薩滿教熟嗎?
蔡德貴:莊子里齊國的方言很多,《齊諧》么。
季羡林:太子誰立啊?後來,不敢立了。誰(被)立了,就殺誰。印度那個,是莫卧爾帝國。
蔡德貴:莊子的祖籍在山東曹州府東明。《秋水》篇,講的是黃河泛濫。那時候黃河故道在山東。
季羡林:嗯。陶淵明是道家思想,受莊子影響很大。我受莊子影響不那麼直接,因為莊子他畢竟時代太早了啊,陶淵明就比較接近一些。
季羡林:我說,順乎良知、良能的,就是好的,違背良知、良能的,就是不好的。當時那個閻曉宏告訴我,中央文件哪,就把我後來這個個人關係加進去了。什麼樣的中央文件,我也不知道。當時中央不知道開什麼會。
蔡德貴:他的歷史研究還是相當不錯的。
蔡德貴:還沒有。是不是《佛教十五題》?
蔡德貴:莫卧爾帝國是不是受伊斯蘭文化影響也很大啊?九*九*藏*書
蔡德貴:黨的十七大以前,正好是溫家寶來看您,您就是談和諧。
蔡德貴:大陸的署長啊?
蔡德貴:要每天送飯嗎?
季羡林:不會。不會。
蔡德貴:對。但是沒有一個孝的。
蔡德貴:這實際上還是孟子的,儒家的。
蔡德貴:他們同時住院?
季羡林:對。
季羡林:是閻曉宏,他告訴我,中央文件哪,寫的時候把我那個天人關係、人人關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還有個人關係,那個個人關係的觀點,是我加的,中央文件把這個個人關係也加進去了。當時我主張,和諧,人與自然要和諧,人與人要和諧,一個個人要和諧。個人怎麼叫和諧呢?我就把中國那個良知、良能,給搬出來了。人之初,性本善,這個不一定。不一定善。不過,人之初,他那個性啊,其實有吸收的能力,性相近,習相遠,那個個人的和諧,我就搬出中國的良知、良能。
蔡德貴:我一篇文章認為莊子是齊文化培養起來的。台灣的陳鼓應認為可能是對的。
季羡林:有一段時間,就是不敢立太子,原來不是立太子嗎?後來不敢立了,立了誰,就殺誰。後來一個什麼辦法呢?就是老皇帝把太子的名字寫下來,掛在「正大光明」的那個匾下,很高的。在那兒,平常誰也看不著。老皇帝死了以後,拿出來,看看是誰。
蔡德貴:伊斯蘭教產生的時候,佛教已經快有1000年了。
蔡德貴:溫家寶在英國劍橋大學提出,申述一個觀點,強國必霸,不適合中國。申述的這個觀點,引起重大反響。
蔡德貴:那您自己https://read.99csw.com的生活也很艱難啊,您自己不會做飯。
季羡林:沒有一個孝的。不但不孝,都殺的。比印度野蠻啊!印度是囚而不殺,中國是殺而不囚。
季羡林:不知道。現在外邊學術界的情況,都不清楚了,眼睛也看不了,讓別人給我念《參考消息》啊,容易,念這些學術論文哪,還沒有這麼個人,念不了,得有點水平,才能念。反正總而言之,中國這個民族是一個不需要(西方意義上)宗教的民族。我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啊,原來啊,研究那個印度的,印度那個,叫什麼來著?他都是兒子把父親囚起來,而且成為一個制度,幾乎是制度,就是所有的父親都讓兒子囚起來了,兒子囚父親,可是他不殺父親。當時我讀這個歷史的時候,心中有點飄飄然,怎麼飄飄然呢?說我們中國就不會,後來我才知道,中國比他們還野蠻,中國都是殺掉,不是囚起來。
蔡德貴:就在醫院里吃。
蔡德貴:不殺了他,怕掌權。
季羡林:中國這個,咱們的歷史有個特點,沒有宗教戰爭。歐洲的宗教戰爭一打就是幾百年,我們沒有。我記得,恩格斯用過一個詞,就是宗教的需要。世界這個民族啊,有的有宗教需要,有的沒有(宗教需要)。我想這個問題,歐洲人怎麼解決的呢,不用解決,自己就解決了。他好解決,他人一下生,就有了一個宗教。歐洲宗教最大的就是兩種,基督教、天主教,父母是什麼教,兒子自然就是什麼教了。當然有改的,這是不可避免的。崇拜的對象是耶穌,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所以歐洲這個問題是不解自解。中國歷史上沒有宗教戰爭。唐代認為,孔子是個教主,不是有個三教論衡嗎?儒、釋、道,儒也是一個宗教,後來我們改變了,不認為這個儒是宗教。其實,你要按這個現代學者的,對宗教下的定義,定義什麼呢?第一個有主義,你宣傳什麼東西,然後有組織、有信徒。缺了這三個,就不能成為宗教,這儒教是有主義,信徒當然也有啦。有組織,每個縣都有孔廟,這就是組織。所以說儒教,是有根據的。因為這個宗教具備的條件,這三個方面,中國的儒家都有。我就說,中國這個民族是不需要(西方意義上)宗教的民族,這個問題就是看怎麼說,西方不解決自己解決了,是一read.99csw.com下生解決了,當然有改的,西方也有改的,不信天主教,改為基督教,但是崇拜對象,還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中國沒有宗教戰爭,那個白蓮教,那不是宗教,那是邪教。白蓮教啊,它是農民起義借這個名字。
季羡林:薩滿教啊,知道,沒有研究過。
蔡德貴:新疆這個地方,是很奇怪的。過去是佛教的領地,但是後來完全伊斯蘭化了。
季羡林:就是,印度的文化,跟伊斯蘭文化,混合的。
季羡林:我不知道說什麼,中華書局出的書,《季羡林談佛教》,你有了嗎?《季羡林談佛教》,一,二,三……
季羡林:嗯。
季羡林:家裡請了一位保姆。大概有兩年吧。每天早晨起來,吃完了早飯,到圖書館善本部,11點出來,到校醫院,去看嬸母老祖和我的夫人。
蔡德貴:那時候您生活也成問題了,吃飯怎麼辦?
季羡林:我忘記了。聖嚴這個人啊,他是個學者。我研究糖史,他也對糖史有興趣。
季羡林:那時候皇宮裡邊,一殺,把他老皇帝一殺,新皇帝上台,下邊人也不知道,就叩頭跪拜。
蔡德貴:但是用武力征服,歷史上有記載嗎?
蔡德貴:他的書把唐代與西域的文化交流搞清楚了。
季羡林:有一陣我的想法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啊,是魯文化的中心,「禮義廉恥」啊,是齊文化的中心。那個「孝悌忠信」是講倫理的,不是講做生意;禮義廉恥呢,做生意就得講這個。
季羡林:當時我跟他談的主要目的是,我的觀點是,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治亂世啊,容易,治治世啊,不容易。我們現在不是亂世,而是治世。我就說,你們國家最高領導群的,應該了解這個情況。我們這個治世啊,仁和政通,海晏河清,我說,你想什麼辦法,能夠讓這個中國十三億人口,都感覺到我們一個非常有作為的領導群,來領導我們,你用什麼辦法讓大家來了解,我說很難。亂世啊,容易,亂七八糟的,你最高領導人只要有辦法,你有魄力,一下子就扭轉過來了。現在我們是治世,怎麼辦?他也沒有回答我怎麼辦。我說不容易。我的意思就是,眼前咱們是治世,仁和政通,有什麼辦法,能讓十三億人口都感覺到,我們有一個偉大和諧的領導群,來領導我們這個國家。當然不會有什麼九-九-藏-書結論了。我就提出這個意見。
季羡林:後來那個新聞出版署副署長叫什麼?
蔡德貴:我看您是受莊子影響有一些。
蔡德貴:就是皇帝,在宮廷裏面啊!
蔡德貴:一登基,就大權在握了。
蔡德貴:您談的是對人文素質的幾點意見,解決三個關係: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自身的關係。
蔡德貴:實際上自古以來,朝廷從來沒有安靜過。
季羡林:不要送飯。
蔡德貴:佛教還要說什麼嗎?
季羡林:你知道這個伊斯蘭教什麼時候開始啊?
季羡林:黃河不是改道嗎?
季羡林:對。《經行紀》,我用過。那時候唐朝周圍的少數民族啊,文化幾乎沒有,尚武,打仗行。唐朝時呢,就是打仗打不過他們。中國這個民族啊,鄭和下西洋為例子,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基本上不是欺負人的民族,鄭和下西洋,要放到歐洲人身上,在外國,在外邊,得設立好多好多據點,鄭和下西洋沒有設立一個據點。咱們研究西域啊,比較晚。那個方面的書啊,只有向達的一本,講得多一點,《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他對那個西域,講得多一點。那時候,長安那個地方啊,有點像後來的上海,各種民族都有。當時當然中國是文化經濟中心。
季羡林:同時住的啊!
季羡林:嗯。對。
蔡德貴:所以這個皇帝不好當,太子也不好當。
季羡林:我跟向達很熟,他比我大一點。他在歷史系待過啊,當過北大圖書館館長。
蔡德貴:那時候您心理負擔很重吧?
季羡林:對。
季羡林:國內,因為它這個,記載的就是,很早以前的,班超的,在伊斯蘭教以前。
蔡德貴:伊斯蘭教產生之後,為什麼新疆這個地方很快的伊斯蘭化了?歷史上能清楚嗎?
季羡林:在中國是隋末唐初,穆罕默德,時間不長的,不能跟佛教相比,佛教興起是公元前五六世紀。
季羡林:我剛才不是講么,原來覺得最安全的地方,是皇宮,現在知道最不安全的地方,也是皇宮,說不定哪天,誰殺誰。可是中國呢,這個皇帝虛偽,幾乎沒有一個皇帝不打出旗號,「以孝治天下」。
蔡德貴:聽說您寫《糖史》的時候,師母生病了。
蔡德貴:唐代時期,和唐朝打過一仗。唐朝被阿拉伯打敗了,杜環就是怛羅斯戰役被俘的。他的《經行紀》您還用過。
蔡德貴:那次有任繼愈九*九*藏*書
蔡德貴:他們住一個房間嗎?
季羡林:嗯。我家裡沒有主婦了。
季羡林:他是很下功夫的。特別是《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他那本書出版時頗為轟動的啊!他的不足之處呢,是本人不懂西域流行的語言,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這些語言他都不懂,就是根據別人寫的材料。不過他那本書,當時還是頗為轟動的,相當厚的啊!後來是北大圖書館館長。
季羡林:嗯。陶淵明也是,有一陣子,我的座右銘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那是陶淵明的,形神對話的。
季羡林:《莊子》啊。我當然喜歡讀《莊子》,因為從文章來講,諸子百家,文章寫得好的,還是莊子。
2009年2月6日下午2:40~5:00
季羡林:他們兩個住院,一人一間。
季羡林:嗯。就是講這個啊!不過他的缺點呢,是不懂西域流行的語言,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當然梵文、巴利文比較早了,阿拉伯文比較晚了。阿拉伯國家對世界的文化交流啊,有很大的貢獻。比如這個糖,糖英文不是sugar么,都是從梵文來的。世界的糖史,就是糖的歷史,有2本,一本是德國人寫的,那個書,北京圖書館有,我借過。一本是用英文寫的。德文寫的那本啊,材料多,比較謹嚴。英文寫的那本,很潦草,反正是關於中國的那一部分,幾乎全是錯。所以後來我寫過一本《中華蔗糖史》,那個書我是費了2年的時間。2年時間哪,我每天必到北大圖書館善本部,為什麼到善本部呢?它那個《四庫全書》擺在善本部,從善本部爬一個梯子,上去就是教師研究室、閱覽室。這個閱覽室,放了2層樓的書,架子,書架是雙排的。就是因為《四庫全書》那個書,(我去北大圖書館)。這個書是,我用得最多,我應該說是每一本哪,都看過,不是從頭看起,都翻過,跟我有關的。
蔡德貴:您的這個觀點在《光明日報》發表過,是在一個座談會上講的。
季羡林:忘記了,應該寄過吧。我知道他對糖史感興趣。我們談過這個話題。在台灣的時候。我1999年去台灣,就是聖嚴他邀請我們去的。那時候去了不少人哪,十幾個人,都是聖嚴出的路費。我們哪裡負擔得起啊?
蔡德貴:您跟向達很熟吧?
蔡德貴:公元七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