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堅持採用這個詞及其所屬的那種包容的姿態，即堅持用這個「提供」。阿德里安不可以懷疑的是，只要是他的這個崇拜者，這個孤獨的上流社會貴婦，只要是她能夠辦得到的，那她就全都提供給了他。她的財富，可以明顯感到，於她，因為有著批判的良心，所以是一種負擔，儘管她並不了解沒有財富的生活，而且恐怕也不會知道該怎麼去過這樣的一種生活。儘可能多地把她的財富，傾其所有、竭盡所能地把她的財富，拿出來放到天才的祭壇上，這於她是不容否認的渴望，而假如阿德里安願意的話，那麼，他的整個生活格調恐怕一夜之間就能按照那個珠寶的模式改變過來，然而，看見他戴這個首飾的也就只有修道院院長工作室的那幾面牆壁。對於這一點，他心裏跟我一樣清楚。我也用不著說，他一刻也沒有嚴肅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就我而言，只要一想到有筆巨大的財產就躺在他的腳邊，他只需伸伸手，就能讓自己過上王侯般的生活，一想到這些，我就會感到某種陶醉，但是，阿德里安和我不同，他肯定從來沒有讓這種想法沾過自己的邊。不過，倒是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他竟然離開普菲弗爾林出門了，總之是出遠門了，跑出去對那種幾乎是君王般的生活形式匆匆進行了一次體驗嘗試，說真的，我還就是情不自禁地打心眼裡希望他永遠都能過上這樣的生活。

說真的，我們自1933，甚至是1939年以來所上演的青面獠牙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狀況，這種稀奇古怪、始終被認為是聞所未聞的情況，這種不懷好意的長褲漢習氣，在當時的那種乖僻、嘲弄世界和被認為是震驚世界的胡鬧中其實就已經顯露出了不少端倪。那種數十億之巨的恍惚，那種災難性的浮夸，終於在某一天結束，我們的經濟生活的扭曲變形的面孔上重新現出理性的表情，我們德國人似乎看到了一個靈魂的休養生息的時代到來的曙光，在這個時代里，社會沿著和平和自由的道路前進，文化進行著走向成熟的和渴望未來的努力，我們的思想和感情善意地和世界常規接軌。毫無疑問，這就是，儘管有著種種天生的缺陷和自我厭惡，這就是這個德意志共和國的意義、希望——我這裏所指的仍舊是：它在外國人心目中所激起的那種希望。它是一次嘗試，一次並非完全沒有前途的嘗試（是繼俾斯麥及其統一手段的嘗試失敗之後的第二次），目的是，在德國歐洲化，或者也可以說「民主化」的意義上，在從精神上將其納入歐洲各民族社會生活的意義上，促使其走向正常化。對於這一進程的可能性所抱有的美好的信仰，那時在歐洲其他各國應該說是很活躍的，對於這一點，今天有誰能夠否認呢？而在我們之中，在德國，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裡，除了農民的頑固不化之外，一個沿著這一方向充滿希望的運動也確實是鐵板釘釘地存在著的，對於這一點，今天又有誰能夠反駁呢？

在他的陪伴下，阿德里安在托爾納城堡過了十二天，沉浸在一種由尊貴的華麗、十八世紀的柱子和高雅居室所構成的家庭氛圍中。他受到了猶如出行歸來的領主一般的接待，他多次乘車穿過大小如同侯爵領地一般的莊園，來到明朗的普拉滕湖濱，由一批畢恭畢敬的、部分為土耳其裔的用人伺候著，享用著一個五種語言的圖書館、兩架氣派的三角大鋼琴、一架家庭管風琴以及形形色|色的奢侈。他告訴我說，他在參觀莊園的時候發現，隸屬於這片華美領地的一個村子，竟然還處在赤貧的狀態，竟然還完全停留于遠古的、前革命時期的生活水準。他們的嚮導，本身也是莊園的管理員，一邊同情地搖頭，一邊把值得一提的稀罕事兒講與他們聽，說這裏的居民們一年裡只是在聖誕節前後才能吃上一次肉，甚九-九-藏-書至連動物脂蠟燭都沒有點的，真的就是雞進窩就上床。這種狀況是令人羞辱的，可是，由於習慣勢力，也由於愚昧無知，這裏人們面對此種境遇倒也心安理得，並不顯得多麼敏感，假使要想對這種狀況，例如村裡的街道髒得難以形容，村民居住的茅屋衛生條件完全沒有，假使要想對此有所改變的話，那可真的就得發動一場革命了，然而，這卻是一場任何個人都無力發動的革命，一個女人就更不可能了。當然，有一點則是可以想見的，即村子里的這種光景應該是促使阿德里安的這位隱秘女友不願在她自己的莊園里逗留的因素之一。

事後的慶祝是短暫的，因為阿德里安又頭疼了。第二天他決定，先不忙返回施魏格施迪爾家，而是就他的那位世界女友人的意思，到她在匈牙利的莊園去看一看，從片刻放鬆他的生活的角度出發，我對他的這個決定是能夠理解的。由於她當時正好——神不知鬼不覺地——逗留在維也納，所以她不在莊園那裡的條件已經滿足。他直接給莊園那邊打電報通知了他將作短暫拜訪的消息，接著，正如我所猜測的那樣，在莊園和維也納的一家飯店之間來回進行了幾次溝通。他動身前往，可惜陪他去的人不是我，因為我幾乎不可能為了他的這場音樂會而去請假失職不上課，當然這一次陪他的也不是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陪他前往，這個跟他有著一樣的眼睛的傢伙嫌累，根本就懶得去維也納，另外也可能是他手頭沒有足夠去到那裡的旅費。最後反倒是魯迪·施維爾特費格順理成章地成了陪同他前往的那個人，此君既有時間，又正好在場，而且他和他剛剛還有了一次順利的藝術上的合作，另外，他對他不知疲倦的親近舉止恰巧也在那段時間大獲成功——一場後果嚴重的成功。

這件事情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年了，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他接受了托爾納夫人固定不變的、永遠有效的邀請，她邀他到她的某個莊園里去住一住，只要他願意，住多久都可以，前提當然是在她不在那裡的時候。他那時，即1924年春，正在維也納，在當地的埃爾巴爾大廳里，在所謂的「《伊始》之夜」的一個晚會上，魯迪·施維爾特費格第一次極其成功地——特別也是為他自己——演奏了那部最終為他而寫的小提琴協奏曲。我這裏說「特別也」，我的意思是「首先」，因為某種程度地把興趣集中到演奏者身上恰好是這部作品的意圖之一，儘管它的音樂手稿絕對不容混淆，不過，它卻不屬於萊韋屈恩最登峰造極、最驕傲的作品之列，而是，至少是部分地，帶有某種盡義務的、恩賜的，我最好是說：居高臨下的意味，這令我不禁想起了早年的一個預言，而發出這個預言的那張嘴此間已經永遠地閉上了。——阿德里安也拒絕在節目結束時到熱烈鼓掌的觀眾面前露面，當人家四處找尋他時，他已經離開音樂廳走了。我們，即舉辦者、興高采烈的魯迪和我，後來在一家小旅館的餐廳里和他碰了頭，他已經在這家位於紳士衚衕的旅館里登記住下，而施維爾特費格原本以為自己是應該住進一家位於環行大道上的飯店裡的。

對我而言，指出這兩行詩的出處並不困難，它們是卡里馬科斯所著《阿波羅頌歌》的開頭兩句。它們以充滿神聖驚恐的筆觸描繪了這個神在他的神殿顯靈的先兆。它們儘管字跡微小，清晰度卻保持完好。反倒是鏤刻在它們下面的小花飾樣的標誌顯得有些模糊，這個標誌，最好用放大鏡，可以確定為一個長了翅膀的蛇形怪物，它口裡伸出來的舌頭呈現箭的形狀。這個神話的幻象讓我想到了克律塞島上的菲羅克忒斯被射傷或被蛇咬傷的情形，也讓我想到了埃斯庫羅斯給這支箭所取的名字：「嘶嘶作聲的長了翅膀的蛇」，但同時還讓我想到了那種存在於福玻斯的箭和太陽光線之間的關係。ｒｅａd.９９ｃｓｗ.com

我很不情願用這個平庸的說法：「在純精神領域」。這種說法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同某種實際的硬朗矍鑠很不相稱，而這種硬朗矍鑠則正是那遙遠的藏而不露的忠誠和關懷所特有的。一種來自那對面的非常嚴肅的音樂和普遍的歐洲的素養賦予他們的通信以一個非常實際的支撐，因為他們的通信正好就是在那部《啟示錄》作品的準備階段及其譜寫期間定期進行的。人家很善於給他的這部作品的文字結構提建議並弄來難以弄到的材料——正如事後所證明的那樣，那本有關保羅幻像的古法語詩歌體翻譯就是那個「世界」給他弄來的。後者精力充沛地為他操持忙碌，儘管是以轉彎抹角和藉助中間人的方式。正是在她的促使之下，《伊始》發表了那篇很有見地的文章——然而，這裏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個能夠以欣賞的口吻談論萊韋屈恩音樂的地方。而「萬能編輯」出版社之所以滿口答應保證出版他當時正在進行的那部清唱劇，也是由於她的暗中授意。1921年她同樣也是以隱蔽的，讓人搞不清楚資助來源的方式，為普拉特內爾的木偶劇，為在多瑙厄申根能夠昂貴盛大地和音樂上完美地上演《羅馬人的功績》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

我現在就來說說我所知道的有關這個奇女子的情況。托爾納夫人是一個富有的寡婦，她的丈夫很有騎士風度，可也十分放縱無度，不過，他最後倒並未毀於惡習，而是死於賽馬，他沒有給她留下子嗣，卻給她留下了一座位於佩斯的宮殿，一塊巨大的，從首都往南要走幾個小時路程，距離施圖爾森堡不遠，處於普拉滕湖和多瑙河之間的騎士封地，外加一幢城堡式別墅，位置就在剛才所說的那個湖畔，即巴拉頓湖畔。此外，那塊封地還帶有一棟華麗舒適的建於十八世紀的裝飾一新的莊園住宅，整個封地除一望無際的麥田之外還包括大片的甜菜種植園，種植園所收的甜菜都在封地上自家的製糖廠里加工成糖。市區房屋、封地宮殿和消夏別墅，這些逗留處所沒有一個是被它們的女業主較長時間使用過的。她以旅行為主，可以說：她幾乎總是人在旅途，所以，她把她的這些固定住所放手讓給雇來的管家和主管照看。她顯然並不依戀它們，它們帶給她不安或是尷尬的回憶，驅使她逃離。她住在巴黎、那不勒斯、埃及，住在恩加丁，不管走到哪裡，身邊都有一個婢女、一個男性僱員和一個醫生陪同前往，男性僱員大概負責安營紮寨和充當旅行侍從，醫生則是專門給她一人看病，由此看來，她的健康可能有點問題。

哦德國，你正在走向滅亡，而我正在紀念你的希望！我指的是你當年曾經激起過的那些希望（也許我並未和你分享這些希望）；那些在你上一次比較溫和的崩潰之後，在那個皇帝帝國的謝幕之後，世界想要注入你胸中的希望，那些，儘管你的放縱的舉止，儘管你困苦的全然失常的、瘋狂絕望的和極度示威性的「膨脹」，即那種醉醺醺地衝上天的貨幣的通貨膨脹，儘管如此，你卻似乎在長達幾年的時間里，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有理由懷有希望。

我可以證明，阿德里安那時收到這個重要的，從那陌生、同情的遠方給他寄來的禮物時，高興得跟個孩子似的，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它，雖然他從未在人前戴過它，卻也私下裡演練過這樣的習俗，或者我該說：儀式，即在搞創作的時候戴上它：在譜寫《約翰啟示錄》的整個過程中，如我現在所知，那他都是一直把這件珠寶戴在他的左手上的。

但她的活動性似乎並不因此受到影響，再加上她有著一股子狂熱，而這種狂熱又是建立在直九*九*藏*書覺、預感、對神秘莫測的移情和心靈相通的敏銳感知——天知道是什麼——的基礎上，所以只要有演出活動，她總是有辦法到場出席，令人好不驚奇。事實表明，凡是膽敢讓阿德里安的音樂響起一星半點的地方，這個女人全都去過了，而且每次都是不顯山不露水地混進觀眾堆里：她去了盧卑克（經歷了那部歌劇首演遭遇嘲笑的場面），去了蘇黎世，去了魏瑪，去了布拉格。她來無影去無蹤地到過多少次慕尼黑，又有多少次是離他的居住地很近，我不得而知。更有甚者，她還很熟悉普菲弗爾林，偶爾還會偷偷地露面：對於阿德里安所住的地方，他周邊的環境，她都悄無聲息地摸清了底細。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她還恰好就在那間修道院院長工作室的窗戶下面站過——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光就這些，就已經夠引人入勝的了，還有呢，更奇怪、更能觸動我的，而且更加引發那種類似於朝聖和朝山進香的想象的則是，她，正如很久以後且多少有些偶然所表明的那樣，甚至還去過凱澤斯阿舍恩，她本人甚至在奧伯魏勒爾和布赫爾農莊獲悉，也就是說熟知了那種——總讓我感到有些壓抑——存在於阿德里安童年的活動場所和他後來的生活環境之間的平行對應。

「不管怎樣您沒有」——要不就是：「師傅沒有」——「比她更為熱心的崇拜者了。」

現在，我準備在我的敘述中引入一個人物，而一個小說作者從來都是不可以向他的讀者推出這樣的一個人物的，因為不可見性和藝術的乃至小說敘述的條件明顯是對立的。而馮·托爾納夫人就是一個看不見的人物。我無法把她帶到讀者眼前，她長得什麼樣，我一無所知，因為我沒有見過她，也從未得到過有關她的描述，因為我所認識的人之中沒有一個是見過她的。姑且不論，艾德曼博士是否，還有《伊始》的那位撰稿人，他是她的同鄉，是否敢誇口說認識她。就阿德里安而言，他當時對這個維也納人所提的這個問題所給予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他不認識這位女士——但他那方面卻沒有反問這個人到底是誰；所以艾德曼也就不再去作解釋，而只是說：

這枚戒指是制約、束縛，甚而是服從的象徵，這一點他想過嗎？他顯然沒有這樣想過，相反，他把他作曲時戴在手上的這個東西視為一條看不見的鏈子上寶貴的一環，在他眼裡，它就是把孤獨的他和世界連接起來的紐帶——這個世界於他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像，它的面目，個性如何，他幾乎不得而知，可是，他好像並不急於打聽它的個性特徵，因為我在這方面的打聽比他要多得多。我問我自己，莫非這個女人的外表有什麼毛病，因而決定了她同阿德里安的關係的基本原則只能是隱身、迴避、永不謀面？她可能長得很醜，可能是瘸子，是駝背，可能被某種皮膚病毀容。我不接受這樣的揣測，我倒是更多地認為，如果真有某種缺陷的話，那也是心靈上的，而且，這種缺陷使得她很容易去理解任何形式的對珍惜的需要。他們的關係註定要嚴格堅守在純精神領域，對於這個原則，她的夥伴也確實從未有過要去動搖的念頭，反倒是一味地默默地加以遵守和服從。

他顯然把這個「不認識」理解為是對事實的限定和小心掩飾，其實它就是事實。阿德里安可以說是作了如實回答，因為他和這個匈牙利女貴族的關係是一種缺乏任何個人接觸的關係，而且——我在這裏還要補充的是——按照雙方心照不宣的約定還將永遠會是這種關係。他很久以來就和她保持書信交流，在他們的這種通信交往中，她被證明是他作品最聰明絕頂、最精細準確的行家和擁護者，此外也是無微不至的友人和顧問，是無條件服務於他的存在的那個人，而他那方面呢，則是做到和給予了一個孤僻的人所能做到和給予的最大限度的健談和信任——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經談到過兩位貧家女子，她們通過無私忘我的付出，使自己在這個男人肯九*九*藏*書定是永垂不朽的生命中得以佔據小小的一席之地。而這裏所涉及的是第三個，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女人，就無私而言，不僅不亞於那兩個普通女子，反而有過之而無不及：禁慾，放棄任何直接的接近，堅定不移地遵守隱身、克制、不打擾、永遠不見面的戒律——這樣做不大可能是由於笨拙怯場，因為這裏所說的是一個闖蕩世界的女性，在普菲弗爾林的那個隱士眼裡，她也真的就代表著世界——那個為他所熱愛、所需要、所忍受的世界，那個有距離的世界，那個出於知性的珍惜而始終停留在遠處的世界……

但我在這裏另外還要紀念的則是德國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對1922年成立「國際新音樂協會」所作的貢獻，以及這個組織兩年後在布拉格舉辦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出自阿德里安《形象啟示錄》中的一些合唱片段和器樂片段在清一色由來自全世界音樂大國的知名來賓構成的聽眾面前奏響。這部作品那時已經出版，而且不是像阿德里安以前的勞動成果那樣，是在美因茨的碩特，而是隸屬於維也納的「萬能編輯」出版社，該社的社長叫作艾德曼博士，年齡幾乎不到三十歲，但卻年輕有為，在中歐音樂生活中頗具影響，有一天，也就是在《啟示錄》還根本沒有最後完成的時候（因為作者老毛病複發而中斷了幾個星期），這位社長突然現身普菲弗爾林，出其不意地要向施魏格施迪爾家的這位房客提供他的出版服務。他的這次造訪明顯和一篇評論阿德里安創作的文章有關，這篇不久以前發表在維也納一家激進的、進步的音樂雜誌《伊始》上面的文章出自匈牙利音樂學家和文化哲學家德西德里烏斯·費赫爾筆下。在這篇文章里，費赫爾提請文化界注意這種音樂，對其所具有的那種知性的高度和宗教的內涵，那種驕傲和絕望，那種罪惡的、被推向了靈感的聰穎，給予了一種情真意切的評論，由於這位撰稿人同時還羞愧地承認，這件最有趣、最動人的事情倒並不是他依靠自身的力量而發現，憑藉自己內心的引領而撞見，而是肯定受到了來自外界，或者，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來自上界的，出自一個高於任何淵博學識的領域的，即那個愛和信仰，簡言之就是那個永恆之女性的領域的指引的，所以這份情真意切就顯得更加情真意切了。總之，這篇，就其討論的對象而言也算不上不合適的，融分析和抒情於一體的文章，讓——當然是以模糊的方式，讓一個多愁善感、知情的和用實際行動去宣傳自己這份知情的，歸根結底就是其真正的始作俑者的女人的形象隱隱約約地透射出來。不過，既然艾德曼博士的來訪被證明是受到維也納發表的那篇文章的啟發，那麼，就可以說，他的這次來訪也是間接地由那個溫柔的、一直藏而不露的能量和愛所促成。

我現在談的是本世紀的二十年代，當然，尤其是它那促成文化中心從法國向德國轉移的後半段，這段時間依舊表現出來的一個極為明顯的特點是，前面所提到過的那場首演，說得更明確一些就是：阿德里安的那部關於世界末日的清唱劇的第一次完整上演就發生在這個時間段之內。當然，上演地法蘭克福儘管屬於帝國最友好的正直的城市形象之一，但是，這次上演卻並不是沒有遭到憤怒的批駁的，而且，指責它是對藝術的嘲弄，是虛無主義，是音樂罪犯，或者，用當時最流行的罵人話：指責它是「文化布爾什維主義」的聲音也並不是不義憤填膺的。不過，話又說回來，這部作品及其表演的大胆也同樣遇到了聰明的、能言善辯的擁護者，而且這種好的勇氣，這種是熱愛世界和自由的勇氣，在1927年前後達到高潮，這種針對那種尤其以慕尼黑為老巢的民族主義、瓦格納風格和浪漫主義的三合一反應所唱的反調，早在那十年的前半段里就已經成為我們公共生活的一個要素——我現在又想起了諸如1920年在魏瑪舉辦的音樂家節和次年在多瑙厄申根舉辦的音樂節之類的文化盛事。這兩個音樂節——遺憾的是在音樂家本人沒有到場的情況下——絕對是具有感染力的，我想說的是：具有藝術和「共和」思想的觀眾展示了萊韋屈恩的幾部作品，連同其他幾個被視作新精神和新音樂態度的範例一道：在魏瑪是那部《宇宙交響曲》，由節奏上特別值得信賴的布魯諾·瓦爾特指揮，在位於巴登的音樂節舉辦地，則是《羅馬人的功績》中全部五個作品和漢斯·普拉特內爾著名的木偶戲聯袂——真可謂一次難忘的經歷，觀眾的心在虔誠的感動和歡笑之間從未有過如此這般地來回撕扯。read.99csw.com

「師傅，您認識，」——我現在甚至認為，他當時問的是：「師傅認識」——「馮·托爾納夫人嗎？」

真的只是間接的嗎？我是不能完全肯定的。我認為有可能的是，這個年輕的音樂商人也得到過直接來自那個「領域」的啟發、暗示、命令，而下面的事實又進一步強化了我的這個推測，即他所知道的比那篇文章要多，那篇文章只是故作神秘地勉強披露：他知道那個名字並且說出了這個名字——不是馬上，也不是一開始就，而是在交談的過程中，在交談快要結束的時候。在他幾乎已經是遭到拒絕，但他仍不死心，依然想方設法達到了他的求見目的之後，他請萊韋屈恩把自己正在進行的創作向他作了介紹，還聽了那部清唱劇的音樂——第一次嗎？我很懷疑！但他可真有辦法，萊韋屈恩最後居然還顧不得身體的疼痛和虛弱，親自跑到尼基廳里去給他演奏那部手稿里的幾個較長的部分，艾德曼聽后當即拍板，為「編輯」購得了該作品的出版權：第二天就有人從位於慕尼黑的「巴伐利亞莊園」飯店送來合同。不過，在他告別之前，他用維也納的、從法文中借用過來的問候語問了阿德里安一個問題：

我剛才忘了提了，就連那個位於薩比內爾群山裡頭的彈丸之地——帕萊斯特里納，她都沒有遺漏，還在馬納爾迪家逗留了幾個星期，看那樣子，似乎很快就跟西格羅拉·馬納爾迪成為知心朋友。每當她在她那部分用德語、部分用法語寫成的書信里回憶起這位女房東時，她都會稱她為「馬納爾迪媽媽」。她也對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使用同樣的稱呼，正如從她的話中所流露的那樣，她看見過後者本人，而後者卻沒有看見過——或是注意到——她。那她自己呢？加入這些母親人物的行列，和她們以姐妹相稱，她是這樣想的嗎？在同阿德里安·萊韋屈恩的關係中——她應該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稱呼呢？她自己又希望用什麼樣的稱呼呢？保護神，埃格麗婭，幽靈情人？在她（從布魯塞爾）發給他的第一封信里，她隨信附上了一枚戒指作為表示敬重和崇拜的禮物，像這樣的戒指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當然，這也說明不了很多問題，因為寫這封信送禮的人真的對這個世界上的貴重東西不大在行。這個東西——對我而言——是一個無比美麗的無價之寶。這枚雕花戒指本身就很古老，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上面的石頭是淺綠色的烏拉爾綠寶石的大平面切割的精製品，好看極了。可以想見，這枚戒指曾經裝飾過某位教會諸侯之手——它上面所帶有的異教的銘文也幾乎難以駁斥這樣的想象。在這塊綠柱石寶石的堅硬之處，也就是在它上部的打磨面上，用極為精細微小的希臘字母刻著兩行詩，如果轉換成德語說的話，意思大概如下：

不過，話又說回來，對於我的這位朋友的嚴肅人生當中的這樣一段略顯古怪的插曲，我也只能是粗略地作個勾勒而已，因為能夠對此進行更為詳細的描述的人並不是我。我當時並不在他的身邊，就算他當時有意邀上我，我也是不可能去的。當時陪在他身邊的是施維爾特費格，他倒是很了解情況的。可他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