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的知識能夠引起群眾的共鳴。當洪堡於1804年8月把自己有關南美洲的研究結果帶回歐洲時，他受到許多興緻勃勃的人的包圍和熱情款待。抵達巴黎的6個星期後，他在座無虛席的皇家學院宣讀了他的第一份旅行記錄。他指出了南美洲海岸太平洋和大洋洲海水的溫度差異，也描述了森林里不同種類的15種猴子。他打開20個箱子，展示了各種化石和礦物樣本，吸引與會者紛紛擠到前台圍觀。經度研究局向他索取天文觀測的資料，天文台則要了他有關氣壓的數據。他受到夏多布里昂和施特爾夫人的宴請，也受邀加入只有名流（如拉普拉斯、貝托萊和蓋呂薩克等）才有資格參加的阿奎爾學會。在英國，賴爾和胡克熟讀他的作品，而達爾文也對他的大部分發現爛熟于胸。

以後，洪堡離開歐洲長達5年的時間。他回來后，在巴黎定居，並在接下來的20年內出版了一部30冊的旅遊集《新大陸赤道地區之旅》。這部規模宏大的著作確實反映出他的非凡成就。愛默生曾寫道：「洪堡是眾多世界奇迹之一，就像亞里士多德、尤利烏斯·愷撒和克賴頓一樣，彷彿在不同時代里展現了人類智慧的潛能，包括其力量和各種才能，他可說是一個『全能』的人。」

早期為洪堡立傳的作者施瓦岑貝格，將其著作的副題命名為：「一生所能締造的成就」，並把洪堡特別好奇的事物歸納為5個方面：其一，對地球及其居住者的知識；其二，對主宰宇宙、人類、動物、植物和礦物的更高自然法則之發現；其三，對新生物的發現；其四，對已發掘但未完整認識的陸地及其各種物產的發現；最後，對新認識的人種及其風俗、語言、文化歷史遺迹的了解。

一個人為何會對蒼蠅出現的確切高度產生興趣？他又為何會關注長在10英寸寬的火山脊上的一片青苔？這份好奇心並非突然產生的；洪堡對這些事物的關注已久有時日了。蒼蠅和青苔之所以吸引他是因為它們關係到先前出現的更重大、並且對於外行人來說更能理解的問題。

對於洪堡而言，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大自然會出現地域性的差異？」而站在聖弗朗西斯科大公教堂前面的人，心中想到的問題則可能是：「為什麼人們覺得有必要建教堂？」或者甚至會問道：「為什麼我們崇拜上帝？」這樣天真的問題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好奇和進一步的質疑，例如：「為什麼各處的教堂都不一樣？」「教堂的主要建築風格是什麼？」「教堂的主要建築師是誰？他們為何取得成功？」惟有經歷好奇心的漫長演化，看到莎巴提尼設計的具新古典形式外觀的大教堂，才會覺得欣喜，而不會陷入無聊、沮喪。

我在馬德里的探索之旅最終確定由一位女僕來負責接待。她曾3次提著一籃的清潔劑和一把掃帚闖進我的房裡，見我縮進被單里，她還用誇張的嗓門喊道：「喂！對不起了！」臨走前把門甩上之際，她還刻意用手上的東西撞擊大門，發出很大的聲響。由於我不想第4次經歷此種遭遇，便換上衣服，在旅館餐室叫了熱巧克力飲料和一碟乳酪條，然後前往旅行指南稱為「舊馬德里」的地方：

如果說我的好奇心遠不如洪堡（而回床睡覺的衝動卻是那麼強烈），那麼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我們旅行的目的有別。對於任何旅人來說，一個為求得真知而進行的旅程，遠比一個四處觀光之旅得到更多好處。

洪堡的興奮證明了httpｓ://reａd•９９csｗ•ｃoｍ向這個世界提出恰當問題的重要性。因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討厭蒼蠅與不辭辛勞攀登高峰以研究地理和植物，這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

「為了豐富生命」而從旅行中獲取知識意味著什麼？尼采提供了一些建議。他想象有這麼一個人，對德國文化的現狀和任何嘗試改善它的辦法皆感到沮喪。這個人到了義大利的一座城市，比如錫耶納或佛羅倫薩，竟發現廣為人知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只不過肇因於幾個義大利人之努力。他們憑著運氣、毅力和恰當的贊助人，使整個社會風尚和價值取向得以變更。這位德國旅客學會從他人的文化中尋找「曾經在過去充實『人』的概念並使它更完善的東西」。尼采還說道：「歷史中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一些對過往的偉大事物進行反思的人，他們從中獲取力量，深深感受到人類生命的輝煌燦爛。」

旅遊因為表面的地理邏輯扭曲了我們的好奇心，這好比大學課程的指定教科書只看其厚度，而不問其主題一樣。

這種危險因為地理原因而進一步加劇。同座城市中的建築物或紀念碑可能不過咫尺之遙，然而鑒賞它們所需具備的能力卻有天淵之別。我們到一個或許不再重遊的地方觀光，覺得自己有必要接二連三地觀賞一系列景物，然而這些景物，除了地理位置相近，別無其他聯繫可言。實際上，要求人們對各個景物都有適當的了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不同的鑒賞能力是很難在同一個人身上找到的。我們受到感召，對一條街上的哥特式建築風格產生興趣，接著我們的注意力又得迅速轉向伊特魯斯坎的古物。

1561年，菲利普二世把馬德里定為他的首都時，它只是卡斯提爾高原上的小鎮，人口不過20000。馬德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發展成為一個強大帝國的樞紐。在摩爾式要塞的後方，出現了狹窄的街道，街道兩旁建起了房子和中世紀風格的教堂。要塞後來被哥特式的宮殿取代，最後才成為今天我們見到的波旁王朝式宮殿——皇家宮殿（Palacio Real）。這座城市因16世紀哈普斯堡王朝的統治而被稱為「奧地利人統治時期的馬德里」。這段時間，修道院受到資助，教堂和宮殿也建了起來。到了17世紀，增添了「大廣場」（Plaza Mayor），而「太陽門」（Puerta del Sol）也成為西班牙的宗教和地理中心。

洪堡從來不被這些問題所困擾。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目的都是明確的，即：發掘事實，驗以證之。

1802年的6月，洪堡爬上了當時公認的世界最高的山峰——海拔6267米的秘魯欽博拉索火山。他的報告這樣寫道：「我們不斷攀越雲層。多處山脊不超過8—10英寸寬。在我們的左方是冰雪覆蓋的懸崖，它的表層結了冰，玻璃般閃閃發亮。我們的右方則是可怕的深淵，在800至1000英尺的深處，有許多突出的巨石。」即便是危險重重，洪堡仍對多數人忽略的東西作了細緻的觀察：「在海拔16920英尺高的雪線上，我們看到了一些長在石頭上的苔蘚，我們最後一次見到青苔則是比這個高度低2600英尺的地方。在15000英尺的高處，龐普蘭德（洪堡的旅伴）捕捉了一隻蝴蝶，而一隻蒼蠅出現在比此處高出1600英尺的地方……」

這樣的區分未必是錯的，但是它卻造成不良的影響。當旅遊指南對一個景點讚賞有加時，它無形中產生一股壓力，迫使讀者接受其權威性，締造一股熱忱，至於景點會使遊客感受到沉默、幸福還是興緻勃勃，它則毫不關心。早在未進入三星級的王室赤足女子修道院之前，我就曉得自己得配合這種源於權威的熱忱：「這是西班牙最美麗的修道院。有壁畫裝飾的樓梯看起來十分堂皇，上方則是迴廊，這裏的小禮拜堂一間比一間更奢華。」或許旅遊指南還應該加上這句話：「那些不同意以上說法的遊客必定有問題。」

尼采提供了第二種旅行方式的建議：通過歷史了解我們的社會和身份認同如何形成，從而得到一份延續性和歸屬感。進行此類旅行的人「超越了個人的短暫生命並感覺到自己是他寓所、種族和城市的靈魂」。他能夠凝視著古老的建築並體驗到「一份快樂，即他知道自己的存在並非完全偶然或任意的，而是過去的繼承者和成果。因此，一個人的存在是合理的，且確有其存在的意義」。

當洪堡繞著一株仙人掌打轉，或在亞馬孫測量溫度時，其好奇背後的驅動力，肯定源於一種服務他人的意識，因此就算他受到疲勞和疾病的威脅，這種意識也能夠支撐他。洪堡發現，幾乎所有關於南美洲的現有資料都與事實不符，或疑問重重，他因此有機會對它們一一修正。1800年他航海到哈瓦那，他甚至發現這個西班牙海軍最重要的戰略基地在地圖上的位置也是錯誤的。於是，他取出自己的測量儀器，重新確定了正確的緯度。一名西班牙元帥為此還請他吃了一頓晚餐，以示感激。

洪堡卻沒有感到這種威懾。當時很少歐洲人到過他留下足跡的地域，他者的缺席，正好給洪堡提供了自由的想象空間，使他能憑自己的感覺決定自己對什麼產生興趣。他能自如地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無須遵循或刻意推翻他人的權威。當他到達處在內格羅河旁的聖費爾南多傳教會時，他可以自由地設想這裏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又或許根本沒任何有趣的東西。他的好奇心指向了植物，這對洪堡遊記——《旅程》——的讀者而言並不會感到意外。在談到聖費爾南多最有趣的地方時，他寫道：「我們在聖費爾南多最感到驚訝的是栗椰子。它的出現為這裏的鄉間帶來了獨特的風貌。這種植物長滿了刺，而樹榦高度超過了60英尺。」接著，洪堡測量了這裏的氣溫（很熱），並注意到傳教士住在布滿藤蔓植物的宅子內，它們周圍都有花園，非常漂亮。

不過在馬德里，一切都已經知曉，所有的事物都已經測量好。大廣場的北側長約101.52米。它是在1619年，由德莫拉建成的。這裏的溫度是攝氏18.5度，風向朝西。大廣場中央的菲利普三世騎馬的雕像高5.43米，是由詹博洛尼亞和皮耶羅·塔卡合力鑄造而成。旅遊指南介紹這些詳情時，偶爾顯得有些急切。接著，它又指引我來到聖米格爾教堂。這是一座灰色的建築物，為了不被遊客一眼帶過，它建得與眾不同。書上這麼寫道：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時，卻覺得非常疲累，血管就像被砂糖或細沙堵塞著似的。陽光從粉紅和灰色的塑料窗帘透進來，而外邊巷子傳來車水馬龍的聲音。桌上擺放著幾本旅店提供的關於這座城市的雜誌，以及我從家裡帶來的兩本指南。它們都以不同的描述，向我們展示著一座充滿刺|激、五花八門的城市——馬德里。它由紀念碑、教堂、博物館、噴泉、廣場和購物街所組成，正等待我去欣賞。然而，儘管這些景觀我聽得多了，也知道難得一見，我卻因為自己的惰性和一般興緻勃勃的遊客相去甚遠而感到無精打采、心生厭煩。此時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賴在床上，如果可能的話，搭乘早班飛機回家。

我們當然阻止不了他，更恰當的做法應該是對他表示支持和敬意。但在對他的旅程表示欽佩時，我們或許也不應該排除對那些身處醉人的城市，卻偶爾有強烈賴床的想法和想立即回家的旅人表示一些同情。

知識是有其用途的。對於測繪師和研究德·莫拉作品的學生來說，測量大廣場北側的尺寸是有用的。對氣象學家來說，獲知馬德里中部四月天的氣壓也是有用的。庫馬納仙人掌的圓周為1.54米。全歐洲的生物學家對洪堡的這個發現，也感到特別有興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仙人掌可以長得這麼粗大。

當洪堡從拉科魯尼亞啟航時，南美洲對於歐洲人來說相當陌生。韋斯普奇和布甘維爾曾經繞著南美洲的海岸環行，拉·孔達銘和布給也曾經勘察過亞馬孫和秘魯的山河，但是當時還是沒有精確的南美洲地圖，也沒有關於那裡的地質、植物和原住民的任何資料。洪堡將歐洲對於南美洲的認識提高到另一個層次。他沿著南美洲北部的海岸線和南美洲內陸，行進了15000公里，一路上採集了1600個植物樣本，並發現了600個新品種。他根據計算精確的天文鐘和六分儀所測量出的數據，重新繪製了南美洲的地圖。他研究了地球的磁場，並且是首個發現離開地球兩極越遠，磁場就越弱的人。他也是第一個描述橡膠樹和金雞納樹的人。他畫出連接奧里諾科河和內格羅河的流域。他測量出氣壓和海拔高度對植物種植的影響程度。他研究了亞馬孫河盆地土人的宗族儀式，也發表了關於地理和文化特徵之間關係的理論。他比較了太平洋和大西洋海水鹽分的含量，還提出了海潮的觀念，並意識到海水的溫度受海潮的影響，遠大於緯度的影響。https://read.99csw.com

洪堡早在童年時就想到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他在1802年的6月中，對欽博拉索山10英尺寬的山脊上的一隻蒼蠅產生好奇心。他7歲那年從柏林老家到德國別處拜訪親戚時就問自己：「為什麼同一類植物不能在所有的地方生長？」為什麼長在柏林周圍的樹不出現在巴伐利亞？反之也一樣。他的好奇心受到他人的鼓勵。他得到了大量關於自然界的書籍、一個顯微鏡以及數位了解植物學的家教老師的指導。他成了家中的「小化學家」，母親更在書齋的牆上貼上了他完成的植物畫作。當洪堡前往南美洲的時候，他已經嘗試找出定律，以解釋氣候和地理環境如何影響動植物。他7歲時對事物所產生的質疑感並未減弱，只是這份好奇心以更複雜的問題形式體現出來，例如：「如果北面是曝露面，那麼蕨類植物是否會受影響？」、「一棵棕櫚樹能夠生長的海拔極限有多高？」

完成南美之旅多年後，洪堡臨終前曾帶著自憐和自傲的心情埋怨：「人們常說我同時對太多東西感興趣，例如植物學、天文學和比較解剖學。但你果真能夠抑制一個人的求知慾，不讓他了解和擁抱周遭的一切嗎？」

這裏我們還碰到另一個問題：那些到過此地的探險家，在有所發現的同時卻也宣判了它們當中哪些是有意義的、哪些則沒有。久而久之，這就決定了馬德里的價值所在，並且變成了不可推翻的真理。維拉廣場屬於一星級，皇家宮殿屬兩星級，王室赤足女子修道院屬三星級，而東方廣場則一星都沒有。

在前往南美洲的船上，他已經展開研究。從西班牙航行到新格拉納達，即今委內瑞拉海岸庫馬納的途中，他每兩個小時就測量一次海水的溫度。他記錄了六分儀所測出的數據，還在船尾繫上一個魚網，然後把當中他所看到或找到的所有海洋動物記錄下來。他一踏上委內瑞拉的土地，就立即投入對庫馬納一帶植物的研究。庫馬納這座城建立在石灰質岩的丘陵地上，丘陵上長滿像蠟燭般的仙人掌，枝幹延伸出去，像是長了一層苔蘚的枝形燭台。一天下午，洪堡量了一種仙人掌的圓周，測出的數據是1.54米。他花了3個星期的時間，測量了海岸上更多的植物，然後就進入內地，轉移到新安達盧西亞的深山進行探索。他領著一頭驢子，驢子馱著一個六分儀、一支測量磁性變化的磁傾針、一個溫度計和一個測量空氣濕度的索緒爾濕度表（一種用毛髮和鯨骨做成的儀器）。洪堡對這些儀器善加利用。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我們一走進森林，氣壓計就顯示，海拔高度增加了。在這裏，樹榦形成了一個奇景：這裏的草本植物長有輪狀樹枝，像蔓藤般生長到8至10英尺高，形成環圈，在我們的前路隨風搖曳。大約下午3點，我們在一個叫做奎特普的小平原停下腳步，該平原海拔190突阿斯（突阿斯，長度單位，每突阿斯約等於1.95米）。平原上的幾間茅屋旁有一條小溪，印第安人都認為小溪的水既清新又有益健康，我們發覺溪水的確很好喝，它的溫度不過攝氏22.5度，而周圍空氣的溫度是28.7度。」

春天，我受邀到馬德里出席一個3天的會議，會議預計在星期五下午結束。由於我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城市，而又聽說這裡有一些名勝古迹（顯然不限於博物館），我決定留下來多住幾天。接待我的朋友為我在旅館租了一間客房。這間旅館就坐落在城市東南部、一條樹木林立的大街上。從這裏可以俯視一座庭院。有時，我會看到一位個子矮小、長得很像菲利普二世的男子，站在那裡一面抽著煙，一面用腳輕叩著我想應該是通往地窖的一扇鐵門。星期五傍晚，我很早就回房休息。我並沒有向接待我的友人透露，我準備在這裏度過周末，因為我擔心那樣會增添他們的麻煩，反倒對大家都不好。不過，這意味著我的晚餐將沒有著落。在走回旅店的途中，我沒有膽子去路邊的餐館一探究竟。很多地方都是黑漆漆的木屋，好些餐館的天花板都垂吊著火腿。我害怕成為眾人好奇和憐憫的焦點，於是，我在客房的點心吧里拿了一包辣味薯片，看完衛星電視新聞后倒頭便睡。

1799年夏天，一位名叫亞歷山大·馮·洪堡的29歲德國人，從西班牙的拉科魯尼亞海港起航，踏上南美洲探險的旅程。

洪堡在抵達欽博拉索山腳的營地后，先洗了腳、午睡了一會兒，就幾乎立刻開始動筆撰寫《有關地理和植物的論述》。他在文中界定了植物在不同高度和溫度下的分佈情況。他把海拔高度分為6個區。從海平面至海拔3000英尺的高度，生長的植物有棕櫚樹和香蕉樹。蕨類植物生長至海拔4900英尺的高度，而橡樹則能生長至9200英尺的高度。接著是常青灌木（如胡椒木和鼠刺），而最高的兩個區為高山區：從海拔10150至12600英尺的高度，香草得以生長，而海拔12600至14200英尺的高處則能見到高山草和苔蘚。他還興奮地寫道，蒼蠅不太可能出現在海拔16600英尺的高度以上。

到馬德里觀光的遊客不得不對皇家宮殿產生興趣。這座18世紀的皇族居所因為其奢華的洛可可中國風格宮室而聞名，它出自那不勒斯設計師加斯帕里尼之手。然而不到一會兒，我們的視線又不得不轉向蘇菲婭王后藝術中心，這座用石灰粉飾的建築專門收藏20世紀的藝術作品，鎮館之寶是畢加索的畫作《古爾尼卡》。然而，照情理看，一位想對18世紀皇家建築風格有更深層了解的遊客在觀賞皇家宮殿後，應該前往布拉格或聖彼得堡的宮殿參觀，而不是美術館。

「我早年的時候，就有一股慾望，想要遠行到歐洲人很少涉足的地方，」他回憶道。「研究地圖和閱讀旅遊指南充滿神秘感並引人入勝，有時實在難以抗拒。」這位年輕的德國人的確很適合追求自己的理想，因為除了驚人的體力外，他在生物學、地質學、化學、物理學和歷史方面都是行家。在格丁根大學求學時，他結識了曾經陪伴庫克船長第二次出航的博物學家福斯特，並且掌握了分辨植物和動物種類的技巧。畢業后，洪堡一直尋找機會到偏遠而不為人知的地方旅遊。到埃及和麥加旅遊的計劃在最後一分鐘告吹，不過1799年的春天，他有幸遇到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並說服了國王資助他https://read.99csw.com到南美洲進行探險。

然而不幸的是，多數的景物不會讓遊客產生質疑，他們也因此失去了他們應得的刺|激和情趣。這些景物往往平淡無奇，不給人任何聯想；即便偶爾給人聯想，這種聯想也只是錯誤的聯想。在交通阻塞頻繁的聖弗朗西斯科大街的街尾，是聖弗朗西斯科大公教堂，和它相關聯的東西太多了，但是卻絲毫未能引發我的好奇。

我們未能從這份資料中尋找到足以引起好奇感的任何線索，正如同洪堡在山上見到的蒼蠅一樣，事實資料本身是不會說話的。如果一位遊客會對「教堂牆上和天花板上都飾有19世紀的濕壁畫和其他畫作」產生親切感（而不是因心虛而屈從），他必定能夠把乏味如蒼蠅一樣的事實資料與大問題聯繫起來，這也正是其好奇心的落腳處。

我試圖設想一本沒有任何先入之見的馬德里旅遊指南，想想我會如何按主觀喜好對這裏的所見所聞作一次評估。就我的興趣指數而言，我會對西班牙飲食多肉少菜這一點給予三星（在這裏的最後一頓正餐中，我只吃到了幾根薄薄、白白的蘆筍，其餘的菜肴全都是肉類）。另外，我也會對普通百姓聽似高貴且冗長的姓氏給予三星的興趣指數（負責安排會議的助理，有像一列火車那麼長的姓氏，由「de」或「la」銜接，這些稱呼代表了祖先的城堡，忠實的僕人、一口舊水井和飾有紋章的外套。這與她現實中的生活形成了對比：一輛沾滿塵土的西特伊畢沙型汽車和一棟靠近機場的小型公寓）。此外，我對這裏男人長著小腳感到好奇，新市區里的建築體現出人們對現代建築風格的取捨，這也同樣令我興趣盎然。例如，我在這裏發現，一棟建築的現代性比它是否美觀更為重要，就連一眼就覺得難看的古銅色外觀也無所謂（現代性似乎是期盼已久的東西，人們需要感受到它的強烈程度，以彌補過去停滯不前的時代），如果我能夠依據好奇心的驅使決定什麼是有趣的，而不是被一本有著綠色封面、影響力極強的《米奇林馬德里道路指南》所左右，那麼我主觀上認為以上所說的，都應該名列馬德里趣事中。而那本旅遊指南具有很強的磁場作用，把讀者心中好奇的指針拉往王室赤足女子修道院內，那些走起來有回聲的走廊上一道褐色樓梯。

這種成就也許很少或者不可能是一個人一生所能完成的。

這個術語是尼采所提出的。他在1873年的秋季寫了一篇文章，他對探險家或學者們的論據收集以及運用已知論據豐富內在精神這二者進行辨析。和一般大學教授不同的是，他對前一項活動不屑一顧，對後者卻褒讚有加。在這篇名為《歷史對於生命的用途和損害》的文章中，尼采一開始便非同凡響地聲明：以類似科學的方法收集論據是徒勞無功的。真正的挑戰在於運用這些數據來升華我們的「生活」。他引用歌德的一句話說：「我厭惡所有那些只提供指示，卻未能豐富或鼓動我活動的東西。」

按尼採的說法，觀察一棟古建築的意義不過在於思考到這一點：「建築物的風格比原本以為的更加靈活。」我們可能凝望著聖克魯斯宮（「它建於1629至1643年間，為哈普斯堡式建築風格的珍品」），心中想：「如果當時能夠把它建出，為何現在不能？」這樣，我們從旅行中帶回來的，或許就不是1600種新植物，而是一系列細微、不顯著但卻能豐富人生的想法。

好奇心像是由一連串向外拓展、並且有時延伸到深遠處的小問題所引起，好奇的軸心就是幾個沒什麼來由的大問題。我們小時候會問：「為什麼有善與惡？」「大自然如何運作？」「我為何是我這個個體？」如果環境和個人性情的發展得以配合，我們在成年的歲月中會繼續探討這些問題。人們的好奇心會涵蓋更廣闊的天地，最後到達什麼都覺得新鮮，有趣的階段。那些混沌的大問題便引出了更細微和深奧的問題。於是我們開始關注生存在山坡上的蒼蠅，或者16世紀宮殿中的一幅壁畫。我們也開始關心一位早已不復存在的伊比利亞君王的外交政策，或者女人在30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

旅行的一個危險是，我們還沒有積累和具備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觀光，而造成時機錯誤。正如缺乏一條鏈子將珠子串成項鏈一樣，我們所接納的新訊息會變得毫無價值，並且散亂無章。

評判我所學的任何東西，都應以它是否讓我受益為準則，而不是考慮它是否滿足他人的利益。我對事物的發現應該讓我更具活力：它們必須以某種方式使我「生命升華」。

我坐在普羅文西亞廣場的咖啡廳，承認自己不可能再有什麼新的發現。我的旅遊指南上的一段文字更加強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