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的額外好處是，能夠僅僅基於成員身份而向個體提供終身的地位，使他們不必年復一年地自己去苦苦鑽營。若無體制中的地位，等到公眾發現某人貢獻了某個了不起的思想時，這一孤獨的思想家或許不久於人世，或者像尼采那樣早已撒手人寰。在體制當中，所有成員都可以分享由群星璀璨的先輩所長期積聚、由精緻典雅的建築和儀態萬方的規程所不斷強化的那種聲譽。他們可以享用某個源遠流長的頭銜，比如神父或大助祭、教授或教長，並且為了名副其實的目標而利用體制中蘊藏的資源與榮耀，這種體制平台比起個人自然更加長袖善舞、更加經久不衰。

品牌戰略的敵人是各地的各自為政。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感覺到浪漫主義理念與體制主義理念的某種對立，因為浪漫主義欣賞個體的、區域的、自產的、自發的東西所具有的魅力，而體制主義則不可能忘記各行其是所包含的風險。在體制主義者眼裡，只有從最低標準那裡令人喪氣的偏離，沒有對中庸之道所作的令人服氣的改進，他們反覆想到的總是制度的敗壞、人性的懶散、規則的走樣、初衷的失落。為了消除非標準行為，麥當勞公司給新員工的培訓手冊長達三百頁，對每一個可以想到的動作和交易環節都定下了規矩。例如，員工的名牌必須掛在哪裡，對每個顧客必須給予何種微笑，具體應該向每個最上層麵包片的底部加多少蛋黃醬，如此之類都有詳盡規定。這家漢堡包公司知道，假如放任公司員工自作主張，很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

誠然，現代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體制，事實上，它充斥著規模無敵的商業公司，公司與宗教在組織架構上共同點之多當令人嘖嘖稱奇。不過，商業公司只關心我們外在的物質性需求，只想著向我們銷售汽車、鞋子、匹薩、電話。宗教的出色之處在於，一方面它擁有跟那些推銷肥皂和土豆泥的現代公司足可媲美的集體力量，另一方面它又過問我們的內心需求，而世俗世界恰恰把這些需求留給了缺乏組織、散兵游勇的個體去處理。

這裏還有一個收入的問題。體制可以讓其中的成員避免個體經營者常會遭遇的羞辱和恐懼。體制能把資本集中起來、分配到不同項目中、令其在幾十年裡日積月累，這就使得體制中的成員能夠以豐補歉、渡過難關，並在研究、營銷、招募、技術等方面進行充分的投資。

宗教的體制特徵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基本經驗，其中之一就是，體制能夠幫助人們正當地匯聚資金、才智、地位，由此而獲得的實力和好處確為其他手段所望塵莫及。

至少就此而言，麥當勞公司與天主教會有著較多的共性。歷史上，天主教同樣花費了大量時間以竭力保證，自己龐大而分散的神職隊伍能夠提供統一規範的服務。天主教的敕令對諸多細節作了具體規定，一直涉及聖餐上應該用什麼酒、神父的鞋子應該是什麼顏色。凡此種種足以表明，教會極度重視體制中的邊緣分支也應採用的標準。英諾森三世1215年召開第四次拉特蘭公會之後，天主教頒令：「神職人員不得出席搞怪小丑、搞笑演員或其他戲子的表演；除了旅行中萬不得已外，不得涉足飯館酒肆；不得擲骰子、玩碰運氣的遊戲，也不得在場觀看。」作此訓令時，教會顯然頗為惱怒，痛感神職人員連這些基本的規矩都在經常違反。此外，因擔心有人會在自己的髮型上做文章，教會又補充道：「神職人員永遠都應剃光頭髮完全禿頂。」

體制九*九*藏*書的另一個特徵是，它有能力通過一套共同的生動語言來凝聚下屬成員各自的工作，在此問題上，宗教的策略與公司的戰略不謀而合。當看到宗教建築的側面飾有一個十字架，祭壇的布上綉著一隻羔羊，人們往往會有感而發，說基督教是現代公司所擅長的「品牌戰略」的實踐快手和高手。實際情況當然正好相反，宗教在身份標識方面早已行動在先，公司不過是亦步亦趨地採納了宗教的做法而已。

故此，這裏的關鍵點是，基於對宗教體制的研究，我們應當創立能夠滿足內心需求的世俗實體，它們應該具備商業公司目前為滿足人們的外在需求而展示的全部力量和技巧。

如果說人們的內心生活甚至到今天可能還更受聖經預言家的影響，大於受到世俗思想家的影響，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俗思想家們一貫不願意創立體制平台，因此無法促使其有關心靈的想法成功地傳播到更大的受眾範圍。一部分人也想關注世俗心靈的需求，但一般而言，他們缺乏可資利用的可觀和穩定的條件與能力，於是，不可能通過大眾傳媒去宣傳自己的觀點。上躥下跳的個體戶本質上只能經營家庭作坊，只有組織起來的宗教才能憑藉體制的威力和老練，真正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

只有宗教能將心靈需求轉變為滾滾財源。

實力對於成員的招募也具有類似的效應。財力雄厚的機構能夠一呼百應，感召那些出類拔萃的優秀分子，而不單是盲目的追隨者或者狂熱的獻身者。它們可以吸引到大批身心健康的候選者，這些人既在乎人格上贏得敬重、物質上安享舒適，也同樣關心改善人類的處境。

許多公司在成功定義了自己的身份后，便著手從事工商作家所稱「品牌延伸」的工作，這指的是公司在一個商業部門取得成就后將其品牌價值延用到其他部門。例如，最初製造成衣的公司意識到，自己的品牌價值可以同樣有效地應用到皮帶和太陽鏡的設計中，而從此再轉用到傢具業中也很容易，隨後則還可拓展到餐館、公寓，甚至是整個度假休閑業務。這些公司高明地認識到，自己的客戶所忠誠的是一種精神特質而非某個具體產品，最初讓一條領帶與眾不同的那種美和善照樣可以體現於一條椅子腿、一道開胃菜、一間日光浴室中。

公司和宗教的活動可用一個方式來加以描述，即它們都採納了商品化的形態。所謂商品化指的是一個轉化過程，就是把一堆凌亂雜陳、缺乏定義的貨品轉變為有名有牌、辨認容易、貯存完好、陳列有序的商品。

不妨考察一下托馬斯·阿奎那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各自不同的人生歷程。二者命運的反差部分緣于兩人性情穩定性方面的差異，但阿奎那的平靜泰然很大程度上可歸結到他曾享有樂善好施的精神和物質氛圍，先是在他擔當主任教授的巴黎大學，后是在他協助創辦的那不勒斯神學院。相比之下，尼采覺得自己活得（用他自己的話說）「像一頭被群起獵殺、無窩藏身的野獸」。他孜孜以求用一套包含哲學、音樂、藝術的世俗意識形態去取代基督教道德，可是這一努力並未得到19世紀德國學界的響應，反而迫使哲學家跌入一種四海為家的流浪狀態。雖然尼采經常被抬舉為個人英雄主義的頂級楷模，但實際上他心中至少還是願意放棄遺世獨立的狀態，用來換取在某一學府中的職位，這種機構本可以讓尼採的思想對世人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從世俗世界浪漫主義的角度看，商品化意味著多樣化、高質量、純真性的喪失。但就其最佳方面而言，商品化過程使得生命中捉摸不定、稍縱即逝卻又意味深長的成分更容易地得到體察、更可靠地得到分享。我們固然不必秉持宗教的或者超自然的信條，但依然需要藉助固定的儀式，來更好地品味諸如友誼、群體、感恩、超然等概念。我們且莫以為能夠自行通達這些境界，大家還是要藉助體制來提醒自己心中的這些需求，並且要藉助體制以充滿魅力的方式來滿足這些需求，如此才能保證滋養我等心靈中最健忘、最缺乏自知的部分。

然而，慣性和惰性，加上不必要的謙虛謹慎，卻讓最有衝勁的現代公司也未能將自己的品牌延伸到人類需求的廣泛領域，特別針對眼下所討論的話題而言，使得那些公司未能將其專長應用到馬斯洛著名的「需求金字塔」的頂端。公司相反執意沿著金字塔的底部建立門店，只對滿足我們衣食住行需求的現有服務和產品作點小修小補，卻不去理會我們要自我實現、要學習、要關愛、要修身養性的需求。例如，寶馬公司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追求最後居然止步于所製造汽車的保險杠，而不是延伸到學校或黨派的組建上；同樣，喬治·阿瑪尼的同名公司堅決排除了經辦一個診療所或經辦一所人文學院的可能性。應當說，這些都是歷史性的失策。

這些敕令固然頗有高壓的味道，但它們確立並強化了有關禮儀和行為的統一標準，信眾們隨後期待著從教會那裡得到這些標準，正如我們大家也會期待從公司那裡得到有關標準一樣。

而各路宗教之所以如此獨樹一幟，是因為它們敢於在形形色|色的廣泛領域中張揚其一致的品牌身份，從嚴格的思想和神學天地跨越到審美、服飾、烹飪等領域。基督教、猶太教、佛教都卓有成效地將有關救贖人類的宏大理念延伸到形而下的物質活動中，比如應用到對周末療養院、無線電台、餐館、博物館、演講廳、服裝設計的日常管理中。

然而，對於日本的禪宗佛教徒而言，名為「月見」的儀式已將中秋賞月活動徹底地商品化了。每年在傳統日本曆法的八月十五日，教徒們黃昏時分會集聚在專用的圓錐形觀月台，數個小時內朗讀祈福祝辭，內容都是借月亮為載體，反思禪宗關於萬物曇花一現的理念。人們會點上蠟燭，備好月見白玉米糰子，並在陌生人中分享，由此洋溢著一派其樂融融、平靜如水的氣氛。於此可見，某種情感在這裏通過儀式、建築、同伴、食物而得到寄託，也因此在每個日本禪宗教徒的生活中佔據一個可靠的位置。

然而，不幸的是，世俗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天生懷疑體制，這種懷疑植根于自19世紀至今熏染著文化生活的浪漫主義世界觀。浪漫主義教導我們嘲笑體制沉悶刻板、趨於腐敗、容納平庸的特性。知識分子的理想據說應該是一種自由精神，遊離于任何體系之外，對金錢嗤之以鼻，與俗務一刀兩斷，在私人生活中以讀不懂賬單為榮。

相信我們都有過仰望九月夜空的經歷，此時的天體運行使得皓月當空簡直近在咫尺。我們或許短暫地思考過宇宙的壯麗，及其對習以為常的地球視角所帶來的觸動。可是，大家只要不是天文學家或者宇航員，便不大可能讓自己的賞月活動規範化，除了幾分鐘的默想之外，恐怕很難再有什麼更深的思索。

許多人無疑會反駁說，現代社會必定已經擁有所需要的各種機構或體制。然而事實上，那些有志於天主教所謂「心靈護理」事業但又不用宗教方式來從事該工作的人一定會發現，自己的事業很難有大的作為，原因就在於，缺乏穩定可靠的同仁網路，缺乏一份差強人意的收入，缺乏一個可供施展身手、穩定和體面的專業平台。這表明，問題已經根深蒂固，縱使現在要給尼采提供一個廁身其中的專業場所也將是困難重重。

對於這一流程，我們了如指掌，公司在從事物質產品的交易時就是這麼做的。商貿企業早已翻來覆去地在全球範圍內查詢，尋找曾經稀缺的消費品，以便能夠穩定可期地供應茶葉和辣椒粉、木瓜和獼猴桃、純凈水和天然潤滑油。在精神服務領域，宗教展示了可以相提並論的能力。藉助禮儀的形式，宗教設法拯救了那些在其他情況下會被忽略或被遺忘的特定時刻和特定感情，並通過宗教版的商品化過程，令其得到了可資升華的名稱及在月曆牌中固定的日子。

因為人類本是血肉之軀，既是理性的生命也是感性的動物，所以，思想觀念只有通過各種渠道作用於我身時，我們才可能受到其持久的影響。正如宗教所獨到領悟的那樣，思想觀念除了通過書本、講課、報紙得到傳輸外，還需要與我們的衣食住行結合起來，需要在我們的歌曲唱詞、房屋裝飾乃至洗浴澡池中回味強化，如此方可充分地植入心田。

一份工作單憑「有趣」決不足以吸引大量有活力、有抱負的員工。

浪漫主義讚美單槍匹馬的英雄所取得的成就，宗教卻清楚，個人如果赤手空拳單打獨鬥終將一事無成。在一個組織之外，我們也許偶爾地能為自己爭得如日中天的一時聲望，但我們永遠不可能把成就建立在一個堅如磐石的基礎之上，無法持續不斷地複製自己的真知灼見或彌補自身的內在漏洞。要想應對複雜的重大問題，寫一部書不可能是個合乎邏輯的長效解決方案。我們應當自問，為何在涉及心靈的問題上，大家繼續相信那種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的生產方式，須知，在藥品或飛機的製造中，人們早就放棄了此種生產方式。

一個品牌最關鍵的一點是要促進一貫性。體制性機構相信，標徽的出現，不管是在遼遠的山坡，在摩天大樓的頂端，還是在床單上，或者在罩衣上，都能馬上傳達一個信息，即這裏存在著某一套特定的價值理念，同時，也向世人保證，這裏存在著服務或產品的統一性和高質量。

與此相似，而且同樣可惜的是，思想運動也放棄了品牌延伸的努力。它們未能想到，自己的思想也能在物質世界創造功能互補或功能相似的服務和產品，而且，思想在擁有了物質世界的對等物后也會變得更加生動活潑。

現代世界有個特別令人遺憾的特點，即為了滿足我們日常生活中某些最細枝末節的要求，都會有一些最最用心管理的品牌，比如涉及麵食的調味汁、太陽鏡，還有洗髮膏、保濕霜等等。可是，我們的若干本質需求卻僅讓孤身隻影的人員在那裡照料著，而且照料的方式是那樣的支離破碎和全不靠譜。為深刻領會品牌戰略及相應的質量控制會帶來的不同效果，我們只需作個比較：一方是心理治療領域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另一方則是天主教信仰中行禮如儀的懺悔規程。14世紀後期以來，由於一系列教廷敕令及梵蒂岡發出的指南手冊，懺悔的每一個細節都得到了嚴格的管制，堪稱可靠性很高的全球服務產業的一個縮影，而此等嚴格性和統一性僅在20世紀中期的消費品行業中才成為一種規範。從懺悔告解室的位置安排到神父說話的音調，都有明確的規則加以規範，其之所以如此設計，是為了向從墨爾本到安克雷奇的全體天主教徒保證，他們反省心靈、贖罪自新的期望都能得到滿足。而在世俗社會中，即使在最為相近的一些活動中，都未見到應用過如此細緻的規定。目前所進行的心理治療便缺少工作環境的統一性，甚至對那些看來微不足道實則無比關鍵的細節，如治療師應答器上話語的措辭、治療師的著裝、診療室的外觀，都缺乏一致性。如此放任之下，病人可能需要忍受現場種種莫名其妙的情景，從撞見治療師的寵物或孩子，到面對汩汩流水的管道和雜七雜八的小擺設，誠可謂無奇不有。

宗教給那些本來總是細小的、凌亂的、私人的東西賦予了規模性、系統性、外向性，為我們的內心感受充實了內容，而這些恰恰是浪漫主義喜歡順其自然的方面，因為它擔心管束之下有可能破壞渾然天成的純真性。宗教知道，書籍終究只是這個喧嚷世界中靜默無聲的物品，所以不會把我們的感情簡單地託付給詩文典籍。仲春時節，猶太教會以華茲華斯和濟慈從未動用的力量約束我們，要求信徒在樹木首次開花的時候，跟著拉比到室外聚會，一起吟誦「樹花」。《塔木德》有這麼一段感恩上帝之手創造花朵的儀式禱告詞：「https://read.99csw.com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他將這個世界創造得完美無缺，令其充滿了最好的動物和樹木，讓普天下所有人都獲得喜悅。」（《塔木德》「巴拉克霍」33:2）

當懷疑論者和無神論者在18世紀末開始攻擊宗教時，他們主要是藉助了書籍這一手段。他們在書中質疑，死人怎麼可能掀翻墓碑石，並在毫無支持的情況下上升到大氣層中呢；一個年輕女子怎麼可能以童貞之身懷上天主的孩子呢；靠天使代人祈禱真的就能打勝仗嗎；觸摸殉道者科爾內留斯的脛骨就可以治療耳痛嗎？在辯論結尾時，他們往往會展望未來某一天，屆時人類可望以理性取代迷信，此種理性見於世俗的科學、哲學、文學、詩歌作品，他們自己也為之傾倒。

雖然這些質疑者刻薄而又搞笑地批判了宗教，但他們未能充分認識到自己與對手之間的差距，沒有看到對手基本上不靠出版書籍來施加影響。換言之，宗教一方動用的是體制，即通過藝術、建築、學校、制服、標徽、儀式、紀念碑、月曆牌，集結了人山人海，讓大家步調一致地作用於世界。

在塑造並延續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方面，體制的確能夠產生廣泛的影響力。與此相比，儘管書籍可以銷售幾百冊乃至幾十萬冊，把思想寫到書中看來也算一個足夠高尚的抱負，但書本這一媒介的影響範圍終究十分有限甚至令人氣餒。柏拉圖在所著《理想國》中便基於自身經驗，頗為動情地表達了對智識者形單影隻、勢孤力薄的感嘆。他說道，除非哲學家成為國王，即所謂哲學王，不然世界就無法走上正軌。換句話說，假如一個人想要改變局面，寫書是遠遠不夠的，思想家必須學會掌握體制的力量，惟其如此，個體的思想才有可能取得對世界無孔不入的影響力。

我們需要依靠體制來培養並保護那些心中油然而生的情愫。如果沒有某種支撐平台，沒有一套積極提醒的體系，我們便會過分的心煩意亂和自由散漫，乃至沒有時間去品味這種情愫。

無論現代民主制如何誇耀自己多麼崇尚言論自由和意見多元，一個特定社會的價值觀終究跟著財大氣粗的機構在轉。哪個機構有實力支付晚間新聞播報前後每天三十秒的廣告時段，其價值觀念必然會有更大的輻射面。

我們更經常想到除臭劑和上帝，遠多於深思具體作家的理念，這反映在三個統計數字的比較中，涉及天主教會、一家消費品公司、世界上一名最盈利作者的年收益。至於其他99.9％的作者，甚至都無法在圖中標示。

柏拉圖曾在《理想國》中希望哲學家成為國王，國王則成為哲學家，這一理想在得到表述之後過了好幾百年終於被部分實現了。公元313年，經由君士坦丁大帝的努力，耶穌接過了龐大的由國家支持的基督教會的最高職位，因此成為首位準哲人統治者，從而得以藉助體制的支持來宣揚自己的信條。在所有大的宗教中，都可見到一種類似的權力與思想的結合。我們固然不必接受其中任何的意識形態，但應當仰慕這種結合併從中獲得某種啟示。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調動那些至今仍在思想王國中沉睡不醒的諸多有益想法，將其與那些多從宗教中脫胎而來的組織工具結合起來。兩相結合，將最可能讓卓越的思想對世界產生應有的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