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報告方式以西方的情感來看可能顯得古怪；他並不像我們所習慣的那樣去講述一個故事。我們總是會忘記我們自己的戲劇感源於一種口頭傳統——一名游吟詩人在一群煩躁、急切或飽餐一頓后昏昏欲睡的觀眾前的現場表演。我們最古老的故事：《伊利亞特》、《貝奧武甫》、《羅蘭之歌》都是供那些主要作用與首要義務為娛樂的歌手們演唱的。

伊本·法德蘭的手稿記錄了已知最早的目擊者關於北歐海盜生活及社會的描述。它是一部傑出的文稿，生動而詳細地描寫了一千多年前發生的事件。當然，這份手稿在那樣大的時間跨度中並未能完整無缺地保留下來。它自己也有一段獨特的歷史，並且不比其內容遜色。

在準備這部福勞斯-杜拉斯譯文完整的註釋本的過程中，我幾乎沒做多少改動。我刪除了一些重複的段落；這些都在文中註明了。我改變了段落的結構，按照現代慣例，每一句直接引語都另起新的一段。我省略了阿拉伯人名中的發行符號。最後，我偶爾改動了原句法，通常通過變換從句，使其含意更明白易懂。

當伊本·法德蘭終於回到了巴格達后，他以一份提交宮廷的官方報告的形式記錄了他的經歷。那份原稿早已丟失，我們必須依靠保存在較晚時期的資料中的部分片斷才能將其複原。

第二份手稿是阿明·拉茲所著，大約成稿于公元1585年至1595年之間。它以拉丁文寫成rｅaｄ.9９cｓw.ｃoｍ，而且據其作者稱，是直接從伊本·法德蘭的阿拉伯文稿翻譯過來的。拉茲手稿包含一些關於奧古斯突厥人的材料和幾個有關與迷霧怪物戰鬥的段落，在其他資料中則均未發現。

1878年，兩份新的手稿在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約翰·埃默森爵士的私人古物收藏品中發現。約翰爵士顯然是那些貪婪的收藏家之一，其對獲取本身的熱情超出了對獲取的單個物品的興趣。這些手稿於他死後被發現，沒人知道他是在哪裡或何時得到它們的。

有時，這種不動聲色是那麼令人惱怒，以致使我們未能認識到，他其實是多麼非凡的一名觀察者。在伊本·法德蘭之後的幾百年中，旅行者們的傳統是撰寫瘋狂猜測的、怪誕的記事，描寫異國令人驚奇的事物——說話的動物、長羽毛會飛的人、與巨獸和獨角獸的遭遇。近至200年前，在其他方面理智嚴肅的歐洲人還在他們的日誌中塞滿有關非洲狒狒發動對農民的戰爭等等的廢話。

伊本·法德蘭的北歐海盜形象于傳統歐洲觀念對這些人的看法有顯著的不同。最早對於北歐海盜的歐洲描述是由僧侶記錄的；他們是當時唯一會寫字的觀察者、懷著特別的恐懼看待這些沒有宗教信仰的北歐人。下面是一個典型的誇張段落，由D·M·威爾遜引自一位12世紀的愛爾蘭作者：

現在，學者們認識到這種關於北歐海盜襲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被大大地誇張了。但是歐洲的作家們仍傾向於將斯堪的納維亞人斥為血腥的野蠻人，與西方文化思想的主流毫不相干。通常這是以某一種邏輯為代價的。例如，戴維·塔博特·賴斯寫道：

福勞斯-杜拉斯的譯文究全是不加誇張的原意；在他自己給這份資料寫的序言中，福勞斯-杜拉斯說道：「華麗的譯文都不準確是語言的天性，而準確的譯文不需任何幫助就可自現其美。」

因此，文明的東方的歐洲偏見必須受到懷疑，而且對「歐洲野蠻狀態」的觀念真應該有一個新的看法。在這種考慮之下，那些野蠻的殘餘，北歐的海盜們，便有了新的重要性，而我們可以重新檢視我們對於10世紀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所已知的一切。

越是仔細地研究這些觀點，它們就越顯得不合邏輯。事實上，人們該感到奇怪，為什麼受過高等教育、擁有高度智慧的歐洲學者能感到如此自在地僅用一個點頭示意就打發掉北歐海盜？為什麼執著于北歐海盜是否有過「文明」這一語義學問題？只有當人們認識到一種起源於歐洲史前時期傳統觀點的、長期存在的歐洲偏見，這種ｒeａｄ.99ｃsw•com狀況才能得以解釋。

這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由雅庫特·伊本-阿布達拉在13世紀的某個時候寫成的阿拉伯地理詞典。雅庫特收有十幾個從伊本·法德蘭的報告中逐字逐句照抄下來的段落，當時這些段落也已有300年的歷史了。人們很可能推斷雅庫特是從一份原稿上抄錄的，然而，這不多的幾個段落也已被後來的學者們沒完沒了地翻譯、再翻譯過了。

無論如何，讀者可以自己去判斷。

1934年，用中世紀拉丁文寫成的最後一份文稿在希臘東北靠近薩洛尼加的扎埃摩斯修道院被發現。扎埃摩斯手稿包含了對伊本·法德蘭與哈里發的關係以及他在北國的人們中的經歷的進一步解說。扎埃摩斯手稿的作者和所屬年代都無法確定。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北歐海盜」從不是一個清晰統一的群體。歐洲人看到的是零散的、單個結夥的航海者，來自一個廣闊的地理區域——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大於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三國的總面積——為了商業利益，或海上掠奪，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從他們各自的封建國家出航；北歐海盜與他人並無多少區別，那是從希臘到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代的許多航海者所共有的一種行為趨勢。

關於伊本·法德蘭應該有所交代。儘管過了一千多年，並經歷了許多抄寫員和譯者的過濾，他們分別來自十幾種語言及文化傳統，伊本·法德蘭仍在以一個與眾不同的聲音向我們述說著。

問題在於，關於歐洲史前史的傳統觀點在過去的15年中大部分被摧毀了。準確的碳-14年代測定技術的發展使舊的年代學成了一團糟，而正是舊的年代學支持了關於文明傳播的舊觀念。現在顯得無可爭辯的是，歐洲人在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之前正在樹立起巨石制的墳墓，巨石陣比邁錫尼的希臘文明更古老；歐洲的冶金術也許遠早於希臘和特洛伊金屬製造技術的發展。九*九*藏*書

關於他所處的社會我們了解得更多一些。在10世紀，巴格達，和平之城，是地球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在它著名的環形城牆內居住著一百多萬居民。在極為寬厚、優雅、壯麗的環境中，巴格達是知識與商業繁榮的中心。那兒有芳香的花園，蔭涼的樹木，以及一個大帝國所聚斂的財富。

對照在一千多年間以阿拉伯文、拉丁文、德文、法文、丹麥文、瑞典文和英文形式出現的這許多版本和譯文的工作是一項艱巨的宏大事業。只有一個學識淵博、精力充沛的人才會去嘗試，而在1951年這樣的一個人確實做了這工作。柏·福勞斯-杜拉斯，挪威奧斯陸大學比較文學榮譽教授，將所有已知的資料搜集在一起，並開始了大量的翻譯工作，直至他於1957年去世。他的部分新譯文出版在《1959—1960奧斯陸國家博物館公報》中，但它們沒有引起太多的學者的興趣，也許因為這份刊物的發行量有限。

伊本·法德蘭從不猜測，每一個詞聽上去都是真實的。而且每當他在以傳聞進行報告時，他都細心地言明。在作為目擊者時，他也同樣細心地詳細說明：那正是為什麼他反覆使用「我親眼所見」這一短語的原因。

同樣的態度在克拉克勛爵的看法中得到了反映：

最終，正是這一絕對真實之特性使他的故事那麼令人毛骨悚然。因為他與迷霧怪獸「食屍怪」的相遇是以對細節的關注和謹慎懷疑的態度所描繪的，而這些同樣正是手稿其他部分的特點。

這些野蠻人在等待文明到來的時候在做些什麼？無人知曉。這個問題亦很少被提及。人們強調的是傳播過程，已故的戈登·洽爾德將其總結為「東方文明對歐洲野蠻狀態的啟迪」。現代學者和在reaｄ•９９csw•ｃoｍ他們之前的羅馬及希臘學者們一樣持這一觀點。喬弗里·比畢說：「北部和東部歐洲的歷史是從西部和南部的觀點去看的，帶有那些自認為是文明人在看待他們認為的野蠻人時所帶的全部偏見。」

但是伊本·法德蘭是一名作家，他的首要目的不是娛樂。他的目的也不是頌揚某位正在諦聽的資助人，或充實他所生活的社會的神話。相反地，他是一位使節，在發表一份報告；他的語氣是一名稅務審計員的語氣，而非游吟詩人的；是一名人類學家的語氣，而非戲劇學家的。實際上，他常常輕描淡寫他敘述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而不願讓它們干擾他清晰冷靜的報道。

另一部分片斷於1817年在俄國被發現，並在德國由聖彼得堡學院於1823年出版。這份材料包括早先於1814年由J·L·拉斯穆森出版的某些段落。拉斯穆森是從他在哥本哈根找到的一份手稿中得到那些材料的，但自那以後手稿已失，而且起源令人懷疑。在這一時期還曾有過瑞典語、法語和英語的譯本，但它們眾所周知都是不準確的，而且顯然不包括任何新的材料。

伊本·法德蘭本人很明顯是一個聰明且觀察敏銳的人。他對於所遇民族的每日生活細節和信仰都很有興趣。他所見證的大都是他認為粗俗、淫穢和野蠻的東西，但他並沒在表示憤慨上浪費時間；一旦他表達了他的不贊同，他便立即回到他那眼都不眨一下的觀察中去。而且他非凡地做到了以幾乎毫不屈尊俯就的態度報告他的所見。

每一個西方學童都被盡職地教導道，近東是「文明的搖籃」，最早的文明出現在埃及和美索布達米亞，由尼羅河及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河谷所滋養。從這裏，文明被傳播至克里特和希臘，然後到羅馬，並最終到達野蠻人的北部歐洲。

實際上，對於一個缺乏文明，「感覺不到向前看……下一場戰役更遠的東西」的民族來說，北歐海盜表現出了異常持久的、有目的的行為。作為貿易範圍廣泛的證據，阿拉伯貨幣早在公元629年就出現在斯堪的納維亞。在那之後的400年中，北歐商人-海盜的擴張遠及西方的紐芬蘭、南方的西西里和希臘（在那兒，他們在得洛斯的獅子上留下了雕刻），東方遠及俄羅斯的烏拉爾山，在那兒，他們的商人與來自通往中國的絲綢之路的商隊有聯繫。北歐海盜不九_九_藏_書是建立帝國的人，而且流行的說法是，他們在這一廣大區域上的影響是短暫的。但是這影響的持久性足以使英格蘭的許多地方因此得名，而至於俄羅斯，他們則將國名賦予了這一國家。俄羅斯（Russia）一詞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拉斯（Rus）部落。說到他們異教徒的精力、不屈不撓的活力及價值系統的更微妙的影響，伊本·法德蘭的手稿向我們展示了有多少斯堪的納維亞典型的看法保持到了今天。確實，北歐海盜的生活方式中是有些東西與現代的情調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且有些東西有著深遠的感染力。

我們對於他個人幾乎一無所知。顯然他受過教育，而且從他的功績來看，他不可能太老。他直率地表明他熟悉哈里發，而且並不太崇敬他。（在這一點上他並不孤立，因為哈里發阿爾-穆塔迪爾曾兩次被廢黜，最終被他自己的一名官員殺死。）

手稿之一是一份阿邁德·圖西所著的地誌，確實可靠地標明時期為公元1047年。這使圖西的手稿在年代上比任何其他的資料都更接近於據推斷寫于公元924至926年的伊本·法德蘭的原件。但是學者們把圖西手稿看做是所有資料中最不可信的；其文字中滿是明顯的錯誤以及內容的自相矛盾，而且雖然它長篇引用了一位造訪過北方國度的「伊本·法奇」的話，許多權威人士都對是否認可這份材料遲疑不決。

巴格達的阿拉伯人是穆斯林，並且狂熱地獻身於那個宗教。但是同時，他們也袒露在外表、行為、信仰與他們不同的民族之前。阿拉伯人實際上在那時的世界上，是最不持地方主義的民族，這使他們成為異域文化極好的觀察者。

這些發現的意義還沒有被區分整理出來，但是現在當然不可能再把史前的歐洲人看作野蠻人，無所事事地等待著東方文明的賜福。相反地，歐洲人似乎已經有了可觀的組織才幹，可以加工巨大的石塊，而且他們似乎還有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天文學知識，來製造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巨石陣。

公元921年6月，巴格達的哈里發派自己宮廷里的一個人，阿邁德·伊本·法德蘭，作為大使去保加利亞的國王那兒。伊本·法德蘭途中歷時三年，從沒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因為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夥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與他們一起經歷了許多次冒險。

從這一立場來看，斯堪的納維亞人顯然是離文明之源最遙遠的，而且從邏輯上說應是最後獲得文明的人；那麼因此，他們被恰當地認為是最後的野蠻人，對歐洲其他正試圖吸取東方智慧與文明的地區來說，他們是一根令人煩惱不已的荊棘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