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在教室里點名。阿爾莫道瓦爾、加繆、科爾尼翁、埃斯波希托、法西納、費爾南德斯、弗勒里、阿姆、勒維克、梅蒂奧尼、帕斯基耶、桑蒂亞戈、薩爾伐蒂……很少有學生曠課，連遲到都會被發現。學生們要等到許可才能坐下。冬天，鑄鐵火爐發出呼呼的聲音。每張木課桌上都有一個裝紫墨水的小瓶，裏面插著學生們的「上士牌」蘸水筆。跟學生一樣，教師們穿著黑灰色的外套，衣服邊上沾滿白色、粉色和藍色的粉筆灰。黑板緊挨著維達·白蘭士版的地理挂圖，法國及其在阿爾及利亞的海外省是用同一種顏色繪製的，施羅德·嘉魯代克版教學地圖集則將整個法蘭西帝國都用淡紫色繪出。教室的牆上掛著照片，巴黎聖母院、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勃朗峰讓貝爾古的阿爾及爾人想到了某個天堂，那裡有形形色|色的城堡、國王和革命者。

約瑟夫舅舅在鐵路上有份差事，妻子是個鋼琴教師。他可以免費乘火車，於是跑遍了北非的鄉下，買回來母雞兔子再倒賣出去，也分一些給他的母親。她將它們養在樓下的院子里。阿爾貝幫她殺雞時，他在外祖母眼裡成了一個大人。

她很會演戲，把自己關在房間里裝肚子痛，然後當著第三者的面問孩子喜歡媽媽還是喜歡外婆，兩個男孩只能在她背後悄悄咕噥兩句。桑德斯太太怪女兒不照顧她，怪兒子約瑟夫搬到外面去住。艾蒂安低聲抱怨她緊緊抓住兒女不放，埃萊娜只能嘆氣。

西班牙裔的天主教徒在狂歡節最後一天要焚燒一幅神父的畫像以示慶祝。路上遇見教士，他們會低聲咕噥：真見鬼。教士們被看作是會帶來不幸的人。加繆是在一種膚淺的天主教邊緣文化中長大的，神父們跟人談論天國，他們自己卻在人間挑撥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在巴伯·埃勒-烏埃德的西班牙居民面前，他們會用西班牙語挑撥說，那些不做彌撒的懈怠的法國人生孩子的數量不夠多。阿爾及爾的年輕人更感興趣的是大地、沙灘、陽光和大海。

貝爾古與巴伯·埃勒-烏埃德或海珊-岱一樣，信仰宗教的人有限，但舉行世俗葬禮的卻不多。如同法國南部，每逢舉行宗教葬禮的彌撒時，去墓地之前人群就會在教堂前緩慢挪動。不過，跟馬賽或布雷斯特一樣，阿爾及爾的墓地每年11月1號總是擠滿了人。當地教士的機械說教會讓年輕人產生犯罪感，神父們總要提到道德敗壞的問題。「我的孩子們，手|淫會導致耳聾，有時還會導致失明或精神錯亂。」然後念三遍天主經、兩遍聖母經。從貝爾古望過去，天主教堂似乎處在富人區那一邊。

由國家撫養的戰爭孤兒呂西安和阿爾貝享受可能獲得助學金的權利，以及得到免費醫療的權利。如果遇上戰爭，他們中的一個將被免除到危險區域服役。不過據說不會再有戰爭，因為法國已經打完了「最後最後的一次」。他們的母親在戰爭期間被一家彈藥工廠雇傭裝填子彈。女工們每天最多掙5法郎。現在，戰爭遺孀加繆太太是一名女傭，幫一些人家和商鋪做清潔，例如里昂街的那家麵包鋪。人們叫她埃萊娜，以免跟她的母親——名字也是卡特林娜——混淆。她與兩個兄弟，艾蒂安和約瑟夫，以及兩個兒子一起住在母親家裡。

為了帶學生參加獎學金資格選拔考試，穿著護腿罩的路易·熱爾曼到貝爾古來接自己的學生，陪同他們去位於阿爾及爾西邊的公立中學。他給學生們買了牛角麵包。等到考試結束后，又為他們核對答題草稿。有個孩子答錯了一道題。兩天後閱卷評委公布了成績，阿爾貝·加繆和皮埃爾·法西納都通過了。熱爾曼對加繆說：

「太棒了，小傢伙，你被錄取了。」

熱爾曼希望阿爾貝能夠升上中學。他感覺這個學生挺快樂，卻不知道他有多麼貧窮。他對阿爾貝說：「你在學習時的樂趣一眼就能看出來，你的臉上表現出樂觀精神。按照平時的印象，我完全沒有想到你家裡的真實狀況，只是在你媽媽為了你申請獎學金的事來找我時，我才有所察覺。」外祖母不想要什麼獎學金，她覺得阿爾貝應該工作，像呂西安一樣給家裡掙回每星期的工錢。在埃萊娜·加繆的支持下，熱爾曼向老太太曆數了孩子的優異表現：他的讀、寫、說、朗誦都很好。獎學金能夠抵消學費，將來再念了中學，阿爾貝就能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在下層民眾中，老師代表著國民教育熱心助人的形象。他們常常會對學生說：「讓你爸爸來找我，我有話要跟他說。」「我爸來不了，他得幹活兒。」「那就叫你媽媽來。」母親大多是文盲：「上學太貴了，家裡沒有錢。」「這我知道，可孩子將來會有出息的，到那時候您就不會後悔了。您至少要幫助他拿到小學文憑。」ｈｔｔps://ｒｅａd•９９ｃｓw•cｏm

和卡龐特拉或尼斯的工人一樣，貝爾古的工人對教士的尊重少於對教師的尊重。阿爾貝受過洗禮，那在貝爾古只是跟初領聖體、結婚、臨終塗油禮類似的一種形式而已。他也曾和三百個孩子一起在阿爾及爾的聖·波納旺迪教堂接受過堅振禮。桑德斯-加繆一家人沒有誰經常去教堂，他們既不去想地獄天堂，也不去想煉獄。提起某個人死了，外祖母會說：「好了，……他不會再放屁了。」

在里昂街93號，外祖母將錢存放在一個餅乾盒裡。家中沒有存摺、沒有年息百分之三的巴拿馬債券。1921年新年，外祖母告訴阿爾貝他已經長大了，會得到「有用的」新年禮物。兩個女人很早起來去市場，在豬肉店閑聊了半天。窮人過的當然是窮日子，桑德斯太太手緊，女兒手鬆，兩個女人共同管理著家務。有軌電車經過時，里昂街的樓房都在震動。埃萊娜準備著紅酒洋蔥燒野兔和油燜蝸牛的原料。她耐心地等待蝸牛吐盡雜物，並仔細準備調味汁、肥豬油、洋蔥、番茄和胡椒，然後一個孩子將準備好的菜肴交給麵包店去上灶煮熟。

儘管家長不允許，孩子們還是要一直跑到港口，盯著看那些歐洲來的工頭以及那些搬運大煤筐的卡比爾和摩洛哥工人。加繆小小年紀就好爭鬥，一個名叫麥克斯的男孩以為他是阿爾薩斯人，就把他叫作「德國佬」，這下惹得阿爾貝要求用拳頭跟他決鬥，結果一隻眼睛被對方打得青腫，「這結結實實的一拳是經過精心瞄準的，因為它可以在好幾天里醒目地讓人記住勝利者的榮耀。」腳下穿著裂口的帆布鞋，身上穿著棉布衫褲，皮埃爾和阿爾貝在街上遊盪。春天，呂西安、阿爾貝和皮埃爾一起去看足球賽，這是由英國水手傳入阿爾及利亞的一項運動。有的時候，一場比賽開始前會舉行列隊遊行儀式，由銅管樂隊在前面開道。

教師們的任務是教育孩子、培養他們的批判精神、幫助他們取得小學畢業文憑，這個法國教育的初級文憑能讓他們在公共部門中申請工作。教師們相信社會進步說，與法國本土的教師一樣，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各種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激進黨人、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熱爾曼閱讀《自由思想》雜誌，雖然不痛恨教士，但對教會抱有戒心。公民常識教育課上，當「按照教學計劃」需要講到上帝時，他的解釋是「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要實現個人的所有權利，「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談到宗教時，他僅限於列舉那些既有的，隨即又補充說有些人「不相信任何宗教」。

桑德斯-加繆一家人住一個有三間房、帶過道的套間，是以外祖母的名義租下來的。桑德斯太太住其中一間，最大的那間屋牆壁上刷過石灰，放了一張餐桌、一個書桌、一個餐櫃，地上還放了一張鋪著毯子的鋼絲床。阿爾貝和呂西安的一個舅舅，耳朵半聾的艾蒂安，就睡在那兒。這個可憐的人希望將來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埃萊娜帶著兩個兒子住第三個房間，裏面有一個帶鏡子的衣櫥、兩張鐵床。單人床母親睡，雙人床給兩個孩子睡。一個床頭櫃將兩張床分隔開，一截網眼布蓋在一個硬紙板的箱子上。艾蒂安的哥哥約瑟夫1920年從家裡搬了出去。有段時間，一個叫米奈特的表妹曾經在過道里睡過幾個月。

繼維爾莫日曆和連環畫之後，阿爾貝又在教科書中發現了文字的神奇世界。家裡一本書也沒有，艾蒂安舅舅和他的姐姐只會看報紙上的照片與插圖。

他們從里昂街17號搬到了93號居住。這裡是阿爾及爾東城貧民區貝爾古的中心地帶，挨著阿拉伯人居住的馬拉布街區。作為一條看不見的界線，里昂街橫穿貝爾古，街道以北住的是「土著」，街道以南是其他人等。桑德斯一家住在一棟兩層的樓房裡，樓下一排緊挨著理髮店、葡萄酒商店和針織品店。樓房的背後九九藏書有一棵橙樹和一棟簡陋的建築物，裏面住著理髮師和一個當市政清潔工的阿拉伯家庭，他們家的兒子與阿爾貝一塊兒玩耍。

阿爾貝知道父親是朱阿夫兵。在其訓言中於勒·費里還說：「你們要傳達給孩子的，……是人性化的智慧。」阿爾貝·加繆和同學們被教導說法國永遠代表著普世的價值，無論大戰後還是在戰前。

「他很勇敢。」艾蒂安宣布說。

食品雜貨店出售熱得已經裂開的番茄、無花果和甜瓜，以及果肉肥厚的大個兒阿爾及利亞杏。市場上的魚販向人們推薦鯛魚、鯔魚、火魚，以及賣得最貴的鯿魚。星期四與星期天，埃萊娜做了一些餐後點心，兩個兒子在廚房裡轉來轉去。她細心準備著檸檬味和橙花味的油炸糖糕。外祖母叫喊著，但並沒有把兩個男孩趕到外面去，她不希望他倆在外頭「閑逛」。總而言之，就像那些不太思考自己是幸福還是不幸的人一樣，埃萊娜在幹活兒和沉默中過著日子。她沒有再嫁，誰會娶一個帶著兩個小男孩、沉默寡言、無聲無息的女人呢？安托萬是個好心腸的馬爾他魚販，這個頭戴圓帽、手拿方格手帕的英俊男人曾向埃萊娜獻過殷勤。她搽了脂粉，換上一條鮮艷的圍裙。可她的兄弟艾蒂安就像個監視自己姐妹的阿拉伯人一樣，跟她大鬧了一場。阿爾貝察覺了他母親身邊有個叫安托萬的男人。要是埃萊娜把頭髮剪短了，母親就會罵她是婊子，不給她任何再婚的機會。

呂西安善於交往，招人喜歡，他的學習成績不如阿爾貝，但比弟弟更會踢足球。他護著阿爾貝，兄弟倆分食一罐甘草檸檬露，舔得嘴上留下一圈黃色痕迹。14歲那年，呂西安進李科姆商行當了一名跑腿的小工，每月領80法郎的初級薪水。

1923年，阿爾貝已經在沃默拉街的男校上小學。學校離家約步行10分鐘的距離，梯也爾大街將其與阿爾及爾的菜市場分隔開來。臨街一側矗立著學校嚴厲的外牆，開著三個大門，從其中一個進去是幼兒園，另外兩個分別是女子小學和男子小學。學生們上學時就像士兵經過崗亭一樣從校長辦公室的樓下穿過，然後在水泥操場上散開。低年級在底層教室，其他年級在樓上。白色大理石的樓梯通嚮往外突出的走廊，下面是栽了幾棵樹的操場。這是一所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市鎮小學。學生們一邊排隊，一邊等候老師到來。

老大呂西安個頭長得結實，卻拒絕參与殺雞。阿爾貝的一個手指頭在學校被凳子卡住受傷流血，外祖母卻反把他痛打一頓，因為他給人添了麻煩，這不好。桑德斯太太平時顯露出的更多是粗暴而非溫情。

外祖母生硬粗暴，她有太多的親人，包括女婿、幾個侄兒，都死於戰爭。現在孀居的埃萊娜在她的9個孩子中排行第二。這個家庭祖籍西班牙的梅諾卡島，所以家裡人的名字都叫桑德斯、卡爾多納、居爾薩克或費德里克，但他們已經不講西班牙語。埃萊娜頭髮棕色，小個子，眼神憂鬱，是家裡一個嬌弱的孩子。她有些耳背，既不會寫，也不識字，只有當別人面對著她說話時，她才能看著別人的嘴唇猜出意思來。在她那一代女性中，近五分之一都是文盲。有些人認為她是啞巴或既聾又啞、頭腦遲鈍；另一些人說，那是因為她曾患腦膜炎而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阿爾貝覺得她有些耳背，並且因為得過一次傷寒或斑疹傷寒，說話時有些困難。他教她如何在一些正式文件上簽名。還有一些人說，埃萊娜是在得知丈夫的死訊時大腦受到了刺|激。她只能說一些簡單的詞彙，吐字不清，把S和X都發成噓音，將couscous發成coucou，說話時要藉助手勢，如果將雙手並在一起，就是表示某個男人和某個女人在一起。

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孩子來說，教科書帶有異國的情調，那上面提到了下雪以及牧場。在貝爾古，也有幾個阿拉伯孩子被小學錄取。熱爾曼教的二年級普通課程班上，33名學生中有3個阿拉伯孩子。這些穆斯林孩子講法語，他們的法國同學則能夠說幾句阿拉伯土語。

桑德斯太太堅持要呂西安學習小提琴，正如她堅持要阿爾貝在上中學前去參加一次領聖體。她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上中學又去教堂。她約請教區神父儘快舉行這一儀式，神父說阿爾貝應該每個禮拜四和禮拜六晚上先去聽教理課。

1924年，法國人更多地忙於準備議會選舉而不是宗教節日。左翼聯盟贏得了權力。阿爾及利亞反對教會幹預公共事務的左派在宣傳廣告上求助於聖女貞德的形象：她站在柴堆上，四周圍著要把她燒死的主教與僧侶，旁邊配有說明文字：「百姓們請記住，他們昨天是什麼人，今天也是什麼人！」思想正統的「黑衣黨」動員了一批曾經打過仗的宗教人士參与這場選戰。在針鋒相對的廣告上，一個修道士指著他的一條木製假腿表明自己的愛國，旁邊的說明文字是：「不，我們不會退出的！」天主教會和羅馬教廷不屬於下層民眾，混賬教士在貝爾古不太招人喜歡。傳說維約大人在蒙斯塔迦納下船后問一個神父做彌撒的時間是幾點，神父回答說：「您想幾點都行，沒有人上這兒來。」九_九_藏_書

每個星期四，阿爾貝都要到一個義大利木桶承包商那兒去幫舅舅幹活兒。艾蒂安是箍桶匠，他箍桶不用廢麻也不用酒椰纖維，卻能將桶板裝配得分毫不差。他教阿爾貝如何干好這門手藝。隨著工業化的出現，油罐車和油罐船開始威脅制桶業。艾蒂安常把他的兩個外甥叫作「呂呂」和「貝貝爾」。他在一次修剪葡萄枝的比賽中獲得過優勝。過去他曾給倫格公司、安特卡勒公司和李科姆商行干過活兒，這幾個家長式管理的公司曾是桑德斯和加繆兩家的靠山。誰要是不去冒犯艾蒂安的話，這個性情粗暴的人其實挺願意幫別人做事。他的脖子上系著一條薄綢巾，慢悠悠地回答別人的問題，不時推起帶舌帽子搔搔腦袋。戰爭期間，他在牆上釘了一張法國地圖，用小旗子標出前線的位置。

每天早上，阿爾貝去奧古斯特·孔德大街找自己的朋友皮埃爾·法西納。他們一起捉弄那個在垃圾桶里翻東西的西班牙流浪漢，又給那個收養棄狗的人製造麻煩。如果下雨，他們就在家裡玩。每周四和星期天，兩個男孩都要去植物試驗園爬樹。那裡有種著懸鈴木、棕櫚、竹子和桉樹的林蔭道，道路兩側是椰子樹、溫室、苗圃和養蜂場。整個植物園都是屬於他們的樂土。他們還去阿道爾夫·布拉賽爾街那個裝有鑄鐵手柄的噴泉附近玩，去磚廠和煤氣廠的空地上玩，或者去「綠地」一帶，那兒被人專門用來堆放生了銹的鐵圈和木桶架。兩個男孩練習玩窮人網球，嘴裏叼著木頭削的雪茄煙，手裡抓著臨時湊合的球拍。沿著海邊的路上，羊群正被人趕往「方屋市場」；再遠一些，有人光著身子在海里游泳。

在沃默拉街的學校，阿爾貝學會了對一門極為講究的語言的尊重，學會了區分未完成過去時、愈過去時、先將來時和虛擬式之間的細微差別。他跟同伴一樣說粗話，但知道自己說的是粗話。家裡人講的是另外一種語言，不是書上的那種，他照樣也喜歡。他的母親表達困難，給人一種超脫的冷漠感和一種單調的陌生感。

他們跟貝爾古的阿拉伯人有些來往，自以為了解他們。他們會用艾哈邁德或法特瑪稱呼阿拉伯人，這些穆斯林名字聽起來普通，但是出自法國人之口，就會將某種特殊意味隱含在一貫的居高臨下之中。法國人和阿拉伯人在海灘上分享烤羊腿，但是互不串門。下層白人和阿拉伯人對警察懷有共同的仇恨，即使是在他們彼此之間發生吵架鬥毆的時候。這些本地窮人都害怕失業，同聲指責阿拉伯人、猶太人、那不勒斯人、巴倫西亞人、科西嘉人、馬賽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排外情緒與他們彼此間的團結一致不分上下。

這一家的孩子和女人最喜歡的消遣，就是去離家不遠的繆塞電影院或同盟街的阿爾卡扎爾電影院看電影。海報上寫滿了每次上映的節目菜單：開胃湯是埃萊娜和母親都不太感興趣的新聞片，接著是喜劇短片，主菜是系列長片。佐羅之類主角在每一場放映時都會掀起高潮。桑德斯太太不識字，看不懂中間插播的片段，就對阿爾貝說：

「脫那麼光你就不害臊？你媽在哪裡？」

對於呂西安和阿爾貝兩個孩子，外祖母的話太多，母親的話太少。阿爾貝·加繆年滿7歲了。1921年5月7日，撫恤金管理部第一處第二科通知娘家姓桑德斯、現住阿爾及爾里昂街17號的戰爭遺孀卡特林娜·埃萊娜，根據1919年3月31日通過的一項法律，她將得到一份每年800法郎的終身撫恤金，她的孩子每人每年將得到撫恤金300法郎，直至年滿18歲。當時一個得到免費食宿的保姆每年工錢是1000法郎，一個礦工年薪是5000法郎，1公斤麵包1.22法郎，1公斤牛肉13.62法郎。在桑德斯-加繆家中，「買東西每次都是一點點：半斤糖，二兩黃油，5個蘇的碎乾酪」。九*九*藏*書

「每排站兩個人，我沒有說五個！」

無論與大家相處還是獨自待在一旁，這位膽小的母親都不會像外祖母那樣罵罵咧咧，她只是抱怨一位姨媽太盛氣凌人。在家人面前，埃萊娜既不大喜也不大悲，只以微笑示人。呂西安和阿爾貝爭吵時她會說：「我不喜歡煩人的事兒，我不喜歡有人爭吵。」她的手指因為風濕病而紅腫。一年四季都穿著一件黑色或灰色的寬鬆罩衫。她會將手肘撐在窗欄上，從一盆天竺葵上面往外觀望行人和有軌電車。春夏兩季在當地沒有什麼區別，一家人將椅子搬到屋前的人行道上，跟鄰居們聊天。

貝爾古的河左岸生活著阿爾及利亞的下層法國人，他們樂天、慷慨、愛虛榮、愛爭吵，衝動得快泄氣得也快。這些人被英國旅行家斯托特稱作「新法國人」。他們對待「土著」時的優越感會慢慢消除嗎？或者，由於他們自己就被那些來自法國本土的官員、那些享受優惠待遇的法國佬所欺負掠奪，他們體會到的應該是一種自卑感？這些貝爾古的商販、趕大車的、挖土工、建築工是無法到法國去度假的。

這一家人沒有古斯塔夫·阿庫姨父那樣的社會地位。他是一個肉店老闆，很愛讀書，妻子是埃萊娜的妹妹，夫妻倆都會寫字。阿爾及利亞的下層白人有時感覺自己處於想象中的社會等級的下方，地位低於住上等街區的人，自己的下面則是廣大貧窮的阿拉伯人。儘管如此，社會階層在阿爾及利亞的分隔看上去並不像在法國本土那麼明顯。

書上還教導說「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然而阿爾及爾的教師們並不因此就真的相信他們的阿拉伯和卡比爾學生是韋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的後代。1889至1890年的教學計劃解釋了一種通過教育同化「土著人」的意願：「……如果他們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能夠融合，土著人就會分享我們的歷史遺產，我們的祖先就成了他們的祖先。」法國人是那些如潮水般先後在北非大地上湧現過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汪達爾人、羅馬人、迦太基人的英勇的繼承者。無論對於學生還是法國教師，這些思想既不顯得有問題，也不顯得有種族主義色彩。教師們不認可種族上的等級，卻看重同樣危險的文化上的等級。課堂上會講到阿拉伯和柏柏爾藝術，但阿爾及利亞的歷史被介紹得彷彿是羅馬人和法國人兩次殖民之間一段長達13個世紀的停頓。還有一個曲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著」士兵的勇敢被看作是他們自發認同法國的一種愛國行為。

神父只得投降。阿爾貝因為在聽教理課時老講話，挨了一個教士的耳光。他很長時間都沒有忘記，遠比聽課的內容記得更久。

教師們灌輸給孩子一種共和主義的社會觀，他們頭腦中想到的是于勒·費里的那封《致小學教師的信》：「在道德教育方面，凡是對於正直的人來說不熟悉的東西你們都無須教授。……你們是家庭中父親角色的補充，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代理。」對於阿爾貝來說，熱爾曼如同第二個父親，甚至就是第一個。四年戰爭之後，熱爾曼覺得自己對戰爭遺孤們負有責任：「我一直把你不幸死去的爸爸當作我的朋友。」學期快結束時，熱爾曼隱隱懷著感情高聲朗讀了羅蘭·多熱萊的小說《木十字架》。書中描寫了戰壕生活、刺刀肉搏、受傷的士兵、戰爭的恐怖，這些都是聽寫練習的精彩題目：「一陣嘈雜聲從右側傳來，又像在叫喊又像在唱歌：『朱阿夫兵出擊了！』一發105毫米炮彈炸開來，隨著五聲鈸響，上尉大喊道：『第三組前進！』」

「我忘了帶眼鏡來，你給我念念。」尷尬的阿爾貝和旁邊的觀眾都覺得她是在編借口。

在床上方，外祖母掛了一幅自己的畫像。她梳著一絲不苟的髮髻，脖子上掛著圓形飾物，眼睛明亮而逼人，看上去呆板生硬。人們叫她「桑德斯太太」，兒女們都服從她的權威。一種令人不快的ｒeaｄ•9９csｗ•cｏｍ關係將她和女兒埃萊娜聯繫在一起：她們都是寡婦。用一句可怕的俗語說，她們作為女人的生命已經結束。1921年，外祖母60出頭，她的女兒差不多40歲。老婦人行事忽輕忽重，即使是在揮舞鞭子或牛筋條抽打兩個孩子的時候。女兒哀求她不要打得太重。每次一有事老大呂西安總是首當其衝，比阿爾貝要挨更多的鞭子。老太太對小的一個要偏愛一些。

「現在就舉行，否則阿爾貝就放棄。」桑德斯太太說。

阿爾貝是個好學生，尤其法語學得好。1924年1月開始的第二個學期里，熱爾曼因為妻子不在身邊，便每天給四個學生多上兩個小時的免費課程，這四個學生中就有12月份取得全班第一名的阿爾貝。由於被推薦申請獎學金，阿爾貝得到了家人的另眼相看。熱爾曼也對他說了些外祖母的好話：「她其實是叫得凶，並不怎麼咬人。」

艾蒂安常去離家不遠的咖啡館。貝爾古有格言說，一小杯茴香酒打舌頭上流過，就好像幼童耶穌的尿一般美妙。在吧台前，艾蒂安說笑逗樂。歐洲人用紙牌玩古安歇和拉米遊戲，「土著」則玩多米諾骨牌。阿爾貝在那兒學會了貝洛特紙牌的玩法。

里昂街上，法國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的聲音混在一起，孩子們在喊，狗在相互追逐交媾，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驢子在叫喚。春季里，每天一大早烈日就烘烤在五光十色的城市身上，熱氣中能聞見肉桂、茴香、番紅花、漂白水、大蒜、橄欖和表皮烤焦的甜椒發出的香味。演奏音樂的人帶著非洲鼓、笛子和響板從街上走過。一到下午人們就昏昏欲睡。阿爾貝討厭必須挨著外祖母睡午覺，討厭這個老婦人身上的哈喇味兒。夏天，阿爾及爾的埃勒·比阿爾、伊德阿上等街區以及市中心就像巨大的洗碗槽一樣空空蕩蕩，但貝爾古不然，放了假的孩子們滿街都是，四處捉弄商販。

「你不怕淹死？小心你媽揍你！」

樓梯拐彎處的蹲式廁所散發出臭氣。因為沒有自來水。接水得拎著水罐跑到街頭的水龍頭那裡去。盥洗就只能用家裡的洗碗槽將就。家裡人每星期在一個鋅皮大盆里沖一次澡。在最大的那個房間，餐桌正上方有一盞煤油吊燈。那個時代無論在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本土，工人家庭的生活狀況都是如此，雖非赤貧，也已處在貧困的邊緣。什麼是20—30年代的貧困？一般窮人家吃不起肉，只能吃點魚，赤貧的人則連魚都吃不起。窮人用肥皂盥洗，赤貧者則根本沒有肥皂。一般窮人尚可以計算著過日子，赤貧者則只能接受別人的施捨。

艾蒂安帶著阿爾貝和一隻名叫「布里昂」的狗去薩布萊特海灘打獵。艾蒂安很容易動怒，又跟約瑟夫發生了爭執，為了什麼誰也弄不清，反正是窮光蛋之間的不幸糾紛。約瑟夫罵他是「一頭粗暴的畜生」。工人沒有假期，一個星期要工作60個小時，儘管1919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每周工作時限是48個小時。艾蒂安精疲力竭，在用長刨幹活兒時將自己手掌上一大片肉拉了下來，只能在家養傷。

歷史、地理和公民常識教育課反覆強化法蘭西是祖國母親的觀念。1923年，二年級的普通課程都由一位名叫路易·熱爾曼的著名教師擔任。這位教師是貝爾古的一個重要人物，先後在法國卡龐特拉和里爾教過各種課程。校長古萊克先生本人教基礎阿拉伯語。熱爾曼屬於一批由知名教師構成的精英，其中有尼扎爾、戈蘭、切卡爾蒂、卡扎萊，儘管他們並非都畢業於布扎雷阿師範學校。熱爾曼是高個子，身板筆直，說起話來用詞準確。他吹奏單簧管，照著樂譜一絲不苟。有些人說「熱爾曼只會按照節拍器演奏」。他愛收集明信片，上課時打學生巴掌，用一條被叫作「麥芽糖」的紅木大尺子揍他們的屁股。無論對拼寫、標點符號還是對算術、作文的卷面要求，他都毫不通融。他組織心算比賽，每月兩次用他那架幻燈機為驚訝得目瞪口呆的男孩們放映地理和自然知識的幻燈片。

參加完領聖體儀式后，阿爾貝穿著一身水手服，炫耀地戴著領聖體的紀念臂章去學校。路易·熱爾曼見到這些領過聖體的學生，咬著牙齒對阿爾貝說：「我記得你和領聖體的同學進教室時，很為自己穿的那身衣服和慶祝過的那個儀式而快活驕傲。我真誠地為你的歡樂而高興，我想既然你去參加領聖體，那就說明你喜歡那玩意兒，既然如此……」